一、对我国通信高技术研究的世纪开局的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孔贝茜[1]（2020）在《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战略目标,芯片产业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承担着日益关键的作用。国民经济各产业在凭借与芯片产业建立的产业关联迎来产业升级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会在芯片产业受到冲击时面临诱发产业脆弱性的危机。如何对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的产业脆弱性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防控产业脆弱性在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中的诱发和传播,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课题。基于此,本文首先立足于芯片和相关产业发展实际,指出了这些产业在当前存在的问题。其次,为了芯片依赖型产业筛选的目标从投入产出理论着手,构造芯片依赖度系数定向筛选出了以电机产业为首的12个芯片依赖型产业并量化了产业间的关联关系。再次,在得到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法对影响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确认。在此基础上,为深入探究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系统内的产业脆弱性静态特征和动态演化过程,通过复杂网络相关理论构建了芯片依赖型产业有向加权网络。一方面,通过静态脆弱性分析,证实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从拓扑性质上具备显着的无标度特征。通过针对产业网络节点的随机攻击和故意攻击两种模式,识别出仪器仪表产业以及雷达及配套设备、广播电视设备产业有高产业脆弱性风险,需进行重点防控。另一方面,本文通过结合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实际构建了产业动力学模型对产业脆弱性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了仿真,探究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演化规律.研究发现,产业脆弱性传播强度越强,产业对产业脆弱性传播的有限免疫能力越弱,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动态传播能力越强,网络所受损失越大。定向调控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值指标、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国际收支比率和产业应收账款净值同比增长率能够起到控制和消减产业脆弱性的动态演化的作用,是消减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的参考之策。最后,综合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研究结果,提出产业脆弱性防控、消减策略,本文研究对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的确定标准进行了界定,扩展了复杂网络在产业脆弱性研究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在实际中通过调控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主要影响因素对有效识别、防控和消减产业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进行了探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晓华[2]（2020）在《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虽然主要国家及时实施了金融救助并加大了财政刺激力度,但过去的11年里,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仍缓慢。幸运的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亮点,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最引人注意的角色,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且在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调整中发出了新兴大国的声音。《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指出,2016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保证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中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表现最为抢眼,一方面,两国正在引领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且转移速率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经济体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依赖于这两个亚洲巨人的持续需求,两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值得世界关注。然而,引起世界对中印两国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近年来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相似性,更是两国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两个初始国情相似的国家在经济增长道路上迥异,最主要的表现是两国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国通过快速的外向型工业化实现了经济增长,被称为“世界工厂”。相比之下,印度的增长经验不但没有显示出快速工业化的迹象,而且绕开工业化走上了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增长之路,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尽管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差异,但两国都抓住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机遇,都享受到了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结构红利,随着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链条整合,结构红利效应将逐渐减弱,中印两国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增长是两国面临的巨大挑战。综观前人研究成果,将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中印比较的文献比较少。但从实践发展看,两国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印两国目前都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并重的时期,研究这两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化很重要,因为它对就业和生产率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研究如何实现要素数量型增长向要素效率型增长的转变,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中大国的增长实践又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从这个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本文首先通过对中印两国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改革前后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现状进行比较,发现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初的政府主导的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使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印度则在1991年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之后,走上了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产业升级主要是市场机制下的资本流动所带动。中国的工业主导型模式为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条件,中国因此被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称为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并被赞誉为“中国模式”,但也为此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诸多代价。而印度的服务业主导模式使印度经济增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中高速,过去20年平均每年超过6%。印度的结构变化有利于迅速增长的服务业,但在创造就业方面远没有那么成功,这就是印度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无就业增长”的原因,而且印度制造业几乎没有增长,印度经济也存在结构性缺陷,修复起来难度较大。其次,论文对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印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速度慢于中国,而印度的产业结构高度化速度较快,主要得益于印度抓住了全球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有利时机,服务业特别是服务外包发展迅猛。再次,通过偏离-份额法对中印的部门内效应、资本转移效应和劳动转移效应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部门内效应,也就是说两国的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最大;就资本转移效应而言,中国的资本转移效应在大多数年份都低于印度,说明印度的资本利用效率稍高于中国,而中国的劳动转移效应大于印度,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低于印度。最后,论文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中印产值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印度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3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仅带动0.2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中间产品制造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41个百分点,而印度则仅带动0.1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充分印证了中国的工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和印度的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概而言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比印度更为激烈,范围也更广。两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异,其中一些差异与结构变化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密切相关。由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滞后发展将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进程,也阻碍了劳动力向服务部门的转移,因此,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中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瞿天蔚[3]（2020）在《湖南省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基于DEA-Tobit模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推行以及《中国制造2025》中“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受到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科技是一个国家兴盛强大的基础,创新是一个民族向上进步的核心。R&D活动作为高技术企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知识和新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越来越成为决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近几年湖南省大力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大对高技术企业R&D活动支持力度,2018年,湖南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占全省GDP 25%以上,但总体发展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仍未处于前列,因此对R&D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湖南省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及全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论文在界定了R&D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湖南省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利用2010年-2016年我国26个省（区）高技术企业R&D投入与产出面板数据,通过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对R&D效率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效率测度。研究发现湖南省高技术子行业企业存在R&D效率发展不平衡、企业R&D投入资源利用不充分、R&D要素投入增速放缓现象,导致综合效率效率偏低的关键因素是纯技术效率非DEA有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企业、市场、政府角度选取5个影响因素,运用Tobit模型对R&D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支持、企业规模对高技术企业R&D效率的提高有显着负向影响,而市场开放度、市场竞争程度、企业自主创新显着促进R&D效率的提升。最后分别从政府、市场、行业、企业角度提出了转换政府职能,发挥引导作用、扩大市场开放度,拓展创新平台、完善竞争机制,优化区域环境、注重技术创新,强化主体意识四个对策建议。
宗婷婷[4]（2020）在《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正处于战略性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船海上市公司作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优秀代表企业,其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体现整个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研究,能够直观地得到船海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促进船海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1）本文分析了船海工业和23家船海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研究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必要性。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在科技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船海装备制造、船海配套的共性构建了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2）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真实数据进行计算;采用熵权法进行赋权,并对各种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方法进行了内容和优缺点的介绍。（3）本文利用改进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2014-2018年我国23家船海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企业总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水平一般;从2014-2018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同时,基于TOPSIS模型计算得出2014-2018年我国7家船海装备制造上市公司和16家船海配套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排名情况,分析了各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纵向排名和发展态势,并选择两类企业中的代表企业进行横向对比分析,研究得出两类企业科创能力发展的优势和劣势。（4）依据总体评价和企业分类评价的研究结果,从整体环境和企业自身角度给出了提升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和建议;同时,结合船海装备制造和船海配套的具体研究结论也给出了相应企业的改进意见。
李国敏[5]（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指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于心可[6]（2019）在《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57年,前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自此,人类终于首次打造出可以无视国界的军用资产,进入太空新时代。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高度重视太空安全,将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将确保太空安全与稳定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强调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维护其太空安全。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战略是美国为保持其在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维护其在太空的行动自由及确保太空安全而制定的国家战略。该战略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强调在太空领域以实力求和平,提出将与私营部门和美国盟友一起,筑牢弹性能力、威慑实战、基础设施以及国内外环境4大支柱,以确保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地位和必胜态势。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行动上进一步加快太空力量建设与发展,于2019年8月正式成立了太空司令部,并加快太空军的组建进程,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有鉴于此,本文以“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战略”为研究对象,以该战略的目标、手段、实施为研究重点,聚焦战略特征,在梳理其起源动因的基础上,围绕特朗普太空战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几个主要问题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力求从中发现特点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以期弥补此前对该问题研究的空白与不足,并为后人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参考了大量官方文献,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文章从宏观视角通览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发展逻辑与特点规律,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太空战略的规律性认知,这对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和战略支援部队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框架设计上,本文主体包括四章,前三章分别对特朗普太空战略的起源动因、主要内容、特点趋势进行了梳理和研究,第四章在贯穿前三章研究的基础上,对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判,同时在吸收美国太空发展有益经验和矛盾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张秋华[7]（2019）在《基于网络DEA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主体,高新技术企业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抓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直接决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成效。并且,随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增多,高新技术企业也从过去的注重数量的扩展增加,转变为注重质量的提升,客观评价当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识别创新活动存在的不足,就成为今后高新技术企业质量提升的重要前提。简而言之就是要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本文先测算出不同行业类型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然后找出对创新绩效影响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分为开发阶段和商业转化两个阶段,并构建创新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评价指标,先对基本情况进行分析,然后运用改进的网络DEA方法（动态网络SBM模型）和传统DEA方法（独立DEA（BCC）模型）测算出我国五大行业细分的17个行业的企业创新的综合效率、开发阶段效率和商业转化阶段效率,并对比分析计算结果,验证模型的适用性。最后,识别和分析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以动态网络SBM模型测算出的创新效率值为因变量,分别对综合、开发阶段和商业转化阶段建立Tobit回归,并分析总结。最后做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展望。结果表明:第一,2011-2016年间,创新效率趋势总体比较好,航天器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等8个行业取得了有效的综合创新效率,而化学药品制造综合和分阶段效率均最差。第二,从分阶段效率来看,大部分行业企业商业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存在不足,且行业与行业之间以及两阶段之间均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商业阶段高于开发阶段效率只有飞机制造行业。第三,改进后的动态网络SBM模型对创新绩效的测算比独立DEA（BCC）模型更为准确,更适用。第四,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中,政府支持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创新绩效均有正向显着影响;所有制结构对创新绩效没有显着影响;企业利润率,只对开发阶段的创新绩效有正向显着影响,而对其他阶段影响不显着;FDI对开发阶段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着,但对综合和商业转化阶段的创新绩效有负向显着影响;企业规模对综合和商业转化阶段的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对开发阶段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着。
张金艳[8]（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王莹[9]（2019）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两阶段DEA模型及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文中认为经济转型与升级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中技术创新最为活跃的产业,已经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关键点,更是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的重要高地。提高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从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对于提升我国创新能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资金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为重点[1]”。因此,判断现实的效率水平,厘清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以便有针对性的对资源配置进行调整优化,是新形势下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十分重要且紧迫的任务。本文试图评价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现状,通过厘清有关的影响因素,寻找改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主攻方向。具体而言,本文基于技术创新与效率评价理论,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分析等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总结,首先搭建了一个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追加中间投入的两阶段DEA模型;然后,分地区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其次,在同等效率水平下,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对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探究造成效率差异的原因并探索改进的方向;最后,针对两阶段DEA模型和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的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如下:首先以国内外理论与文献为基础,从高技术产业的概念与界定入手,对创新效率评价、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两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重点介绍了本文主要运用的DEA模型与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的应用研究,由此奠定本文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然后,本文开展了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构建高技术产业两阶段效率分析框架,基于框架构建追加中间投入的两阶段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DEA模型,再运用该模型分地区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尚不十分理想,整体平均值仅为0.501,区域间的创新效率存在显着差异性;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阶段效率与成果转化阶段效率存在不协调的现象,自2008年开始,技术研发阶段的效率均高于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综合创新效率主要由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所主导;技术研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脱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都属于高技术研发效率、低成果转化效率的发展模式。其次,在创新效率测度与评价的基础上,引入模型的不确定性,在同等效率水平下,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对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探究效率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提升的方向,同时设置不同模型先验假设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研发经费投入、企业规模以及政府支持程度为最具解释能力的影响因素,研发经费投入与企业规模对高技术产业综合创新效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政府支持程度则恰恰相反。最后,根据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从研发投入、资源配置、企业规模等角度提出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展望。本文的研究成果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型城镇化约束与引导下的产业转移的模式、路径与组织研究”（71473037）的一部分。有关“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探讨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曾在2018年10月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召开的国际会议“第五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GEIC）”上宣读汇报,受到主持人的肯定和与会者的好评。
李雪冬[10]（2018）在《能源与环境约束下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变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否是长三角经济发展未来的质量和速度的决定因素,受制于要素禀赋的约束,能源及环境污染排放则一直是制造业结构升级不可规避的问题。2006年我国首次将节能降耗纳入到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分别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的战略中明确了节能降耗任务,加之近年来,人力、原材料、固定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区域环境承载的压力加大,同时环境规制也不断趋紧,长三角制造业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本研究对长三角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率进行了研究,考查了能源和环境与该区域生产率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对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产业结构采用传统的偏离-份额法、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进行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长三角各省市一些在基期占比较大的主导行业“十二五”期间增速低于“十一五”期间,一些重点城市的支柱行业竞争力在减弱。2016年制造业合理化排名靠前的分别为泰州、杭州和绍兴,制造业高级化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海、南京和苏州;其次,对长三角区域制造业的能源、环境情况进行了研究,采用投入产出法进行能耗的分解、并采用耦合度分析方法探讨了这两个因素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将长三角区域制造业的能耗分解为技术影响、结构影响和最终使用分配三方面,结构影响又分为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外贸结构三部分。结果显示,两省一市耗能排名靠前的行业,结构影响中的供给结构占比相对较高。最终使用分配继续分解后,结果最为突出的是进出口结构,江苏和浙江省的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行业的进口远高于出口。产业结构合理化与规模以上能源效率之间的耦合度、协调度2014年以后最高的为江苏。高级化与规模以上工业能效之间的耦合度在2012年以后浙江最高。环境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耦合度和协调度逐年下降;第三,分别从行业角度和企业角度对生产率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行业角度方面,采用生产率分解的方法将行业生产率分解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中,支柱行业的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劳动投入的结构效应最大的三个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角度方面,对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采用ACF（Ackerberg,Caves&Frazer）方法计算的生产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要素扭曲计算。研究发现,长三角存在劳动、资本市场配置扭曲的情况;第四,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将制造业按结构属性分组考察了生产率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及门限效应。研究发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能源消费影响为正、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影响为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能源消费影响不稳定。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密集型行业分类组别下,在资本和出口交货值门限范围之内,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能源消费影响为正,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大,超越门限范围则影响程度减小。在外资占比门限条件下,两类行业能源消费、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表现为超越门限后统计显着。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着在一定门限范围内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影响为正的情况。区域分组后,在行业出口交货值门限下上海和浙江表现为能源消费影响为正、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影响为负的影响,且小于门限时影响程度最大。外资比例门限下,上海在一定门限区间内,表现为能源消费影响为正,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负向影响,且两个系数在整个区间内最大,江苏则在超越第二门限之外统计显着。浙江则表现为低于第一门限时,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影响的显着且均为正的特点。资本门限条件下,江苏表现为能源消费为正、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负,且资本小于门限值时,影响最大。浙江在第一和第二门限之间时,仅能源消费影响显着为正。最后本研究在节能减排,提高生产率基础上结构优化的政策思路下,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对我国通信高技术研究的世纪开局的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国通信高技术研究的世纪开局的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芯片产业 |
| 2.2 产业脆弱性 |
| 2.3 产业关联理论 |
| 2.4 复杂网络理论 |
| 2.5 复杂网络上的相继故障 |
| 2.6 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理论 |
| 3 我国芯片及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中国芯片产业及相关产业现状 |
| 3.2 陕西省芯片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现状 |
| 3.3 芯片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的筛选 |
| 4.1 芯片依赖型产业筛选思路 |
| 4.2 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的改进 |
| 4.3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筛选模型 |
| 4.4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筛选结果分析 |
| 5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识别 |
| 5.2 基于回归分析的我国各芯片依赖型产业主要影响因素的确定 |
| 6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静态分析 |
| 6.1 芯片依赖型产业系统的网络特性和网络描述 |
| 6.2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模型构造 |
| 6.3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拓扑性质分析 |
| 6.4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静态分析 |
| 7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产业脆弱性动态演化分析 |
| 7.1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动态演化机理与演化效应测度 |
| 7.2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动态传播的影响因素 |
| 7.3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动态传播阈值 |
| 7.4 产业脆弱性传播动力学模型 |
| 7.5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动态传播仿真与分析 |
| 8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防控策略的政策建议 |
| 8.1 健全芯片依赖型产业综合发展支持体系 |
| 8.2 建立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动态反馈平台 |
| 8.3 着力突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强化国际尖端技术话语权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论文主要工作与结论 |
| 9.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产业依赖度汇总表(2017) |
| 附录二 中国产业芯片依赖度汇总表(2018) |
（2）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1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2 印度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3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比较研究现状 |
| 1.2.4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简评 |
| 1.3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简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难点和不足之处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1 传统的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1.1 配第—克拉克定理 |
| 2.1.2 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优化变动法则 |
| 2.1.3 钱纳里的跨国模型 |
| 2.1.4 工业化内部结构合理化标准——霍夫曼定理 |
| 2.2 现代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
| 2.2.2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过程比较 |
| 3.1 中印产业结构的初始状况比较 |
| 3.2 建国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产业结构变动比较 |
| 3.2.1 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产业结构变动 |
| 3.2.2 印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产业结构变动 |
| 3.2.3 中印建国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初产业结构变动比较小结 |
| 3.3 中印改革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及产业结构变动比较 |
| 3.3.1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动 |
| 3.3.2 印度改革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动 |
| 3.3.3 中印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变动比较小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印产业结构现状比较及原因分析 |
| 4.1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 |
| 4.1.1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三次产业划分角度 |
| 4.1.2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27 个部门划分角度 |
| 4.2 中印产业结构质量比较 |
| 4.2.1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
| 4.2.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 |
| 4.2.3 印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
| 4.2.4 印度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 |
| 4.3 中印产业结构差异性原因分析 |
| 4.3.1 需求因素 |
| 4.3.2 供给因素 |
| 4.3.3 政策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印经济增长绩效及驱动因素比较 |
| 5.1 中印经济增长绩效比较 |
| 5.1.1 中印两国改革前后的GDP和 GDP增速比较 |
| 5.1.2 中印两国改革前后的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速比较 |
| 5.1.3 中印失业状况比较 |
| 5.1.4 中印劳动生产率比较 |
| 5.1.5 中印通货膨胀情况比较 |
| 5.1.6 中印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 |
| 5.2 中印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比较——产业结构变动视角 |
| 5.2.1 领先的“中国制造”和落后的“印度制造” |
| 5.2.2 中国侧重“制造业”而印度侧重“信息通讯业” |
| 5.2.3 领先的“印度服务”和后起之秀的“中国服务”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6.1 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
| 6.1.1 结构红利假说 |
| 6.1.2 结构主义的资源逐效率配置论 |
| 6.1.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组织演进论” |
| 6.1.4 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的创新论 |
| 6.2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结构效应——扩展的偏离-份额法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2.3 对印度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
| 6.2.4 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启示 |
| 7.2.1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之根本 |
| 7.2.2 市场在产业结构变动及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 |
| 7.2.3 政府在产业结构变动及调整的政策和引导上“有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湖南省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基于DEA-Tobit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R&D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
| 1.2.2 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
| 1.2.3 R&D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相关概念 |
| 2.1.1 高技术企业 |
| 2.1.2 R&D活动及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内生增长理论 |
| 2.2.3 数据包络法(DEA) |
| 第三章 湖南省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现状分析 |
| 3.1 R&D投入现状分析 |
| 3.1.1 人力投入 |
| 3.1.2 资金投入 |
| 3.1.3 设施投入 |
| 3.2 R&D产出现状分析 |
| 3.2.1 专利申请数 |
| 3.2.2 新产品销售收入 |
| 3.3 湖南省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R&D投入产出效率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
| 4.1 传统DEA测度效率方法 |
| 4.1.1 国内外研究中传统DEA测度R&D效率模型 |
| 4.1.2 本文改进思路 |
| 4.2 本文R&D投入产出效率模型的构建 |
| 4.2.1 R&D投入产出效率BCC分析 |
| 4.2.2 R&D投入产出效率Malmquist指数分析 |
| 4.2.3 R&D投入产出效率Tobit回归分析 |
| 4.3 指标选取及描述 |
| 4.3.1 指标选取的原则 |
| 4.3.2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
| 4.3.3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湖南省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实证分析 |
| 5.1 数据准备 |
| 5.2 DEA-BCC模型测度高技术企业R&D效率 |
| 5.2.1 相关性分析 |
| 5.2.2 DEA-BCC模型R&D效率测度过程及内容 |
| 5.2.3 DEA-BCC模型效率测度结果结论 |
| 5.3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 |
| 5.3.1 Malmquist效率测算的过程及内容 |
| 5.3.2 Malmquist模型效率测算结论 |
| 5.4 湖南省高技术企业R&D外部影响因素Tobit分析 |
| 5.4.1 Tobit模型回归分析过程及内容 |
| 5.4.2 Tobit模型回归分析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转换政府职能,发挥引导作用 |
| 6.2.2 扩大市场开放度,拓展创新平台 |
| 6.2.3 完善竞争机制,优化区域环境 |
| 6.2.4 注重技术创新,强化主体意识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3.1 研究局限性 |
| 6.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科技创新能力相关理论概述 |
| 2.1.1 科技创新能力 |
| 2.1.2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2.2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方法 |
| 2.2.1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2.2.2 TOPSIS法 |
| 2.3 产业集群理论概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
| 3.1 我国船海工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
| 3.1.1 船海工业的界定 |
| 3.1.2 船海工业的现状 |
| 3.1.3 船海工业的发展特点 |
| 3.2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发展现状及特点 |
| 3.2.1 船海上市公司的界定与选取 |
| 3.2.2 船海上市公司的发展特点 |
| 3.3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
| 3.3.1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 |
| 3.3.2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设计 |
| 4.1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设置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模型构建 |
| 4.2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过程 |
| 4.2.1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2.2 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评价 |
| 5.1 船海上市公司指标权重 |
| 5.2 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评价 |
| 5.3 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评价结果分析 |
| 5.3.1 指标权重结果及原因分析 |
| 5.3.2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及原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分类评价 |
| 6.1 船海装备制造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6.1.1 船海装备制造上市公司指标权重 |
| 6.1.2 船海装备制造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6.2 船海配套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6.2.1 船海配套上市公司指标权重 |
| 6.2.2 船海配套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 6.3 船海装备制造上市公司和船海配套上市公司对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策 |
| 7.1 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环境方面提升对策 |
| 7.1.1 促进技术政策落地实施 |
| 7.1.2 优化创新环境合作机制 |
| 7.1.3 推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
| 7.1.4 加强产业技术联盟建设 |
| 7.2 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企业自身提升对策 |
| 7.2.1 船海上市公司总体提升对策 |
| 7.2.2 船海上市公司具体提升对策 |
| 7.3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研究结论 |
|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2014年我国船海上市公司原始数据 |
| 附录2 2015年我国船海上市公司原始数据 |
| 附录3 2016年我国船海上市公司原始数据 |
| 附录4 2017年我国船海上市公司原始数据 |
| 附录5 2018年我国船海上市公司原始数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详细摘要 |
（5）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起源和动因 |
| 第一节 美国太空战略形成的历史演进 |
| 一、初步形成阶段 |
| 二、全面发展阶段 |
| 三、调整转型阶段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形成的现实动因 |
| 一、太空环境本身的特殊性 |
| 二、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
| 三、中俄对美国太空霸权的挑战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目标 |
| 一、经济目标:推动新型产业发展,带动美国经济的繁荣 |
| 二、科技目标:催生新的尖端技术,确保美国太空技术的绝对领先 |
| 三、安全目标:以实力求和平,保障美国国家和人民安全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手段 |
| 一、增强弹性能力 |
| 二、注重威慑实战 |
| 三、改善基础设施 |
| 四、塑造国内外环境 |
| 第三节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实施 |
| 一、太空力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二、太空力量组建的阶段演进 |
| 三、太空作战体系的构成和发展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主要特点 |
| 一、以“美国优先”为根本原则 |
| 二、以“太空军事化”为发展方向 |
| 三、以“太空弹性”为评价标准 |
| 四、以“作战体系化”为建设目标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发展趋势 |
| 一、太空开发从火星重返月球 |
| 二、太空领域公私伙伴关系走向战略化 |
| 三、“太空军”组建在波折中继续推进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主要影响及对我启示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的影响 |
| 一、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
| 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政治领域:注重太空战略的顶层设计,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
| 二、军事领域:抢占太空技术制高点,适当保持战略威慑 |
| 三、外交领域:加强太空领域合作,不断扩大我国在太空领域的影响力 |
| 四、经济领域:大力推进军民融合,推进太空科技的军民双向转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基于网络DEA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高新技术企业 |
| 1.2.2 创新绩效的定义及范围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概念框架 |
| 1.3.2 研究的关键问题及创新点 |
| 1.3.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章节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选择 |
| 2.1 创新绩效测度方法评述 |
| 2.2 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述评 |
| 2.3 研究方法选择述评 |
| 2.3.1 数据包络分析(DEA) |
| 2.3.2 DEA的优势特点和本文选择依据 |
| 2.3.3 DEA方法的发展述评 |
| 2.3.4 DEA的主要模型 |
| 2.4 研究方法模型构建 |
| 2.4.1 模型构建思路 |
| 2.4.2 构建模型介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DEA测度 |
|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数据处理 |
| 3.2 变量指标选取 |
| 3.3 创新绩效评价的实证结果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1 总体基本情况 |
| 3.3.2 按行业分类统计基本情况 |
| 3.3.3 按地区分类统计基本情况 |
| 3.3.4 创新绩效评价指标统计基本情况 |
| 3.4 创新绩效效率实证结果分析 |
| 3.4.1 动态网络SBM模型的创新绩效效率分析结果 |
| 3.4.2 独立DEA(BCC)模型的创新绩效效率分析结果 |
| 3.4.3 动态网络SBM模型的创新绩效效率分析结果特点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综合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
| 4.3 开发阶段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
| 4.4 商业转化阶段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
| 4.5 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汇总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两阶段DEA模型及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概念与行业界定 |
| 2.1.1 高技术产业概念 |
| 2.1.2 高技术产业的界定 |
| 2.2 创新与创新效率的研究 |
| 2.2.1 创新与技术创新 |
| 2.2.2 创新效率的测度 |
| 2.3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研究 |
| 2.3.1 DEA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 2.3.2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4 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
| 2.4.1 模型的不确定性 |
| 2.4.2 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框架与DEA模型构建 |
| 3.1 基于DEA模型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框架 |
| 3.1.1 技术研发阶段 |
| 3.1.2 成果转化阶段 |
| 3.1.3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分析框架的改进——追加中间投入 |
| 3.2 创新效率评价指标选取与构建 |
| 3.2.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2.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确立 |
| 3.3 DEA模型构建 |
| 3.3.1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
| 3.3.2 数据包络分析基础模型 |
| 3.3.3 追加中间投入的两阶段DEA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DEA模型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度与分析 |
| 4.1 数据来源与效率测算 |
| 4.1.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1.2 综合系统和子阶段创新效率测度 |
| 4.2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分析 |
| 4.2.1 综合创新效率水平及变化分析 |
| 4.2.2 子阶段创新效率水平及变化分析 |
| 4.3 基于子阶段效率的创新效率模式分析 |
| 4.4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1 高技术产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5.2 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说明 |
| 5.2.1 模型不确定性与BMA基本原理 |
| 5.2.2 设定参数的先验分布 |
| 5.2.3 设定模型的先验分布 |
| 5.2.4 模型筛选 |
| 5.3 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 |
| 5.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模型构建 |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10）能源与环境约束下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变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及研究界定 |
| 1.2.1 制造业结构与分类界定 |
| 1.2.2 长三角区域的界定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内容概要和结构安排 |
| 1.4.1 内容概要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制造业产业结构理论演进与研究脉络 |
| 2.1.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演进与研究脉络 |
| 2.1.3 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 |
| 2.2 环境、能源与产业结构 |
| 2.2.1 环境与产业结构 |
| 2.2.2 能源与产业结构 |
| 2.3 环境、能源与全要素生产率 |
| 2.3.1 环境与全要素生产率 |
| 2.3.2 能源与全要素生产率 |
| 2.4 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结构 |
| 2.5 研究述评 |
| 2.5.1 环境、能源与产业结构 |
| 2.5.2 环境、能源与全要素生产率 |
| 2.5.3 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
| 2.6 本研究的主要方向 |
| 第三章 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研究 |
| 3.1 长三角总体发展态势 |
| 3.2 长三角制造业结构现状分析 |
| 3.2.1 长三角制造业细分行业结构 |
| 3.2.2 长三角各城市制造业结构 |
| 3.3 长三角制造业结构变动情况分析 |
| 3.3.1 长三角制造业结构偏离-份额法分析 |
| 3.3.2 长三角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分析 |
| 3.3.3 长三角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能源与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结构分析 |
| 4.1 长三角制造业能源与产业结构分析 |
| 4.1.1 长三角制造业能源消费异质性分析 |
| 4.1.2 各区域能源消费变动分解 |
| 4.1.3 长三角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耦合度分析 |
| 4.2 长三角制造业环境与产业结构分析 |
| 4.2.1 长三角环境污染程度测算 |
| 4.2.2 长三角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耦合度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长三角制造业生产率与产业结构互动及双三角对比研究 |
| 5.1 基于行业角度长三角制造业生产率与产业结构分析 |
| 5.1.1 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及分解方法 |
| 5.1.2 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及分解结果分析 |
| 5.2 基于企业角度双三角制造业生产率与产业结构研究 |
| 5.2.1 制造业要素配置与生产率研究综述 |
| 5.2.2 双三角制造业分行业现状描述性统计 |
| 5.2.3 双三角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分析 |
| 5.2.4 双三角制造业投入要素配置分析 |
| 5.2.5 双三角制造业要素质量对生产率影响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长三角环境、能源约束与生产率、产业结构的门限效应研究 |
| 6.1 研究设定 |
| 6.1.1 能源与环境对长三角生产率测算的影响 |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3 核心变量设定 |
| 6.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 基本模型结果与分析 |
| 6.3 扩展模型分析 |
| 6.3.1 异质性行业结果与检验 |
| 6.3.2 异质性区域结果与检验 |
| 6.4 制造业结构分组下生产率门限效应分析 |
| 6.4.1 异质性行业门限效应分析 |
| 6.4.2 异质性区域门限效应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策建议 |
| 7.1 节能减排与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结构优化相结合的政策思路 |
| 7.2 关于制造业结构优化与生产率提高的建议对策 |
| 7.3 关于长三角制造业节能减排的建议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对我国通信高技术研究的世纪开局的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研究[D]. 孔贝茜.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2]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D]. 孙晓华. 吉林大学, 2020(08)
- [3]湖南省高技术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基于DEA-Tobit模型[D]. 瞿天蔚. 湖南工业大学, 2020(02)
- [4]我国船海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D]. 宗婷婷. 江苏科技大学, 2020(04)
- [5]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特朗普政府太空战略研究[D]. 于心可.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 [7]基于网络DEA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D]. 张秋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两阶段DEA模型及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D]. 王莹. 东南大学, 2019(03)
- [10]能源与环境约束下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变动研究[D]. 李雪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