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动物文化意义比较

一、英汉语动物文化涵义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彭晓燕^[1]（2020）在《中西方“猫狗”词汇的不同文化内涵》文中认为英汉语作为两种不同文化体系、历史传统、地域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英语文化中有对黑猫的忌讳,而汉语中则没有;汉语中的"狗"象征较低的社会地位,而英语中"狗"喻义多为褒义。文章将文化和语言二者结合起来,以人们熟悉的动物"猫狗"为例,分析和阐释与之相关的词汇背后的文化差异原因和不同的文化内涵。

裴妍妍^[2]（2020）在《语境视角下小说《活着》的维译研究》文中认为语境,又为语言环境。语境是语言赖以生存的根基,在语言运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译活动是两种语言之间以传达语义为主要目的的行为,传达功能是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对语境的解读和再创造。小说《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作者采用双重叙事视角的形式讲述了主人公福贵饱受苦难的一生,塑造了一个虽然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社会变革,亲人相继离他而去,仍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的形象。通过查阅知网的文献资料发现,到目前为止,对小说《活着》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有关其维吾尔语译本翻译研究文献较少,语境理论视角下《活着》维译本的翻译研究则更少了。因此本选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论文以语境理论为视角,选择小说《活着》的维吾尔语译本作为实例分析对象,从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三个方面对影响《活着》汉维语翻译的语境因素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归纳总结出各语境下的翻译方法,并对译文中存在的翻译失误进行了一些尝试性地修正。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介绍了选题依据、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献综述、研究重点难点以及研究创新点;第二章对语境理论进行阐述,介绍了语境理论的发展、定义、分类以及语境与翻译的关系;第三章在语境理论视角下对小说《活着》维译文的实例进行分析,并总结出翻译方法;第四章探寻《活着》维译本中的翻译失误,并作出尝试性地修正;第五章总结了论文撰写过程中的收获与存在的不足。本论文旨在为语境理论指导下的汉维翻译研究扩宽视野,为今后的文学翻译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明雨晴^[3]（2020）在《模因论视域下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化妆品行业所使用的新兴颜色词语。相较于传统颜色词语,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在音节数量与构词方式上均有显着区别。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中,三音节占据绝对优势,四音节次之。按照语素间的关联性,可将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划分为X+颜色语素、X+色、颜色语素+X、类颜色词语。其中类颜色词语指的是不含有表色语素或“色”,但仍具备表色功能的词语。与传统颜色词语相比,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有着鲜明的语义特征,体现在概念义潜性化、内涵义显性化、表义方式主观化、语义对应多端化这四方面。作为新事物,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具有传统颜色词语无法比拟的语用功能,它可以增添多样化的表色方式、引导消费增长、体现对人的关怀及对自然的关注。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能够愈加流行有一定的理据。从模因论的观点入手,这些词语历经同化、记忆、表达、传播的四个阶段;并明确成功模因的检验标准。依据化妆品颜色词语的模因方式,可划分为表现型模因和基因型模因。表现型的模因对象来源于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而基因型模因通过复制拥有同种色彩实物的名称、复制拥有颜色语素的词语以及复制模因对象及其规约语义顺利完胜表色任务。与此同时,其中还有一定的问题值得深思,如模因对象表意含糊、模因方式跟风显着、模因成果运用低俗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规范造词方式、加大监管力度等方式来解决。语言模因研究与新兴颜色词语研究相结合,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颜色词语变异现象,从而通过研究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给予化妆品商家、传播媒体、消费者一定的建议。

丁艳^[4]（2020）在《汉语植物词语研究》文中提出植物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较大的语义场。众多植物词语在传达自身的概念意义之外,还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富含民族文化意义的“能指”词。植物词语不仅是解读民族文化的一种媒介,也成为探索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出口。本文选择汉语植物词语（包括用来称说植物的名词和以植物名为构词语素构造的词语）为研究对象,以汉语相关权威字典、词典及综合性语料库中的植物词语为语料,依据传统语言学、文化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知识对植物词语从命名、语义等语言层面以及认知、文化等角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文章对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理据、意义构成、意义衍变特别是具有文化义的植物词语的语义特点及表现、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植物词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微观的描写与宏观的分析,深入探讨语言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在植物词语意义及植物隐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揭示植物词语一般特点的同时探索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勾勒出汉语植物词语系统的基本面貌;并希望借助某一类词语聚合的研究,从词汇层面上探讨一个民族的语言现实与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系。论文的研究目标为:从植物名出发,分析植物词命名理据的类型和命名的特点,探讨植物概念获得名称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它们在词义特征中的具体表现;分析植物词语的意义构成和语义特征,探讨社会文化对语义产生及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认知角度分析隐喻在植物词语词义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探讨词义的演进与隐喻的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汉语植物词语的命名理据多源,它们多方面揭示出植物词的词义特征并反映出植物的某种特点,呈现出类比性和具象性等比较突出的文化特征。汉语植物词语的词义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既有客观词义,也有主观词义,是植物概念义和深层附加义的双层叠加,词义蕴涵的民族文化色彩浓厚。植物词语文化涵义的产生和理解是建立在植物自身的特征属性和文化模式（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形式、习俗生活形式、心理文化形式）与认知模式（隐喻或转喻）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信息。隐喻的认知机制是植物命名的重要依据和途径,植物的隐喻命名从属于与植物相关的基本概念隐喻,反映出人类认知事物的过程和规律;隐喻也是植物词语词义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植物词语的语义,以相似性（或相关性）为联结点,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途径实现了语义的衍生和拓展。汉语植物隐喻涉及的层面极广,模式多样且特色鲜明。这些独具特色的植物隐喻模式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与特定的文化模式相适应。植物词语词义的演进与隐喻（包括转喻）的认知方式及其被用于语言交流的社会文化三位一体、密不可分。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对汉语植物词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论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说明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一章汉语植物词的命名。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植物词的命名理据进行分析和归类;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特点,同时对植物词中的异名同名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并从语言的内外部因素分析产生植物词异名现象的深层原因。第二章汉语植物词语的语义分析。植物词语的语义构成包括理性义、语法义和文化义。根据自身研究需要,重点分析植物词语理性义和文化义两个方面。通过索解植物词语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植物词语理性义的直接性、间接性的语义表现和产生原因;阐释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特征,指出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来源和产生途径;通过对比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语义模式,探讨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意义对应模式,分析引起这种语义模式差异的原因。第三章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认知。隐喻是植物命名的一种重要依据,也是用来描述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植物隐喻化认知表现在植物名的隐喻化上,也表现在借植物的隐喻含义来映射反映非植物域的某一概念上。论文从两个方面即汉语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来分析植物词语的隐喻系统和隐喻文化认知,指出在植物词语语义演变的过程中,隐喻起着重构、联想和转移的认知作用。同时,文章在深入考察植物隐喻特点的基础上也指出了汉语植物隐喻生成的动因。第四章汉语植物词语的物质文化映射。意义作为一种概念系统,基于人们的认知模式而存在,词义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人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的限制,也受到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章从文化的物质层次挖掘植物词语反映的古代生产生活以及植物词语对饮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映射,通过词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的微观解读,探讨词语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五章汉语词语的精神文化观照。植物词语不仅可以反映物质文化,有些更是精神文化下的言语结晶。植物词语蕴涵着独特的礼俗文化色彩,并烙有礼俗文化的鲜明印迹。蕴含于植物词语中的大量礼俗事象,折射出汉民族的一些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植物词语也映照出民族价值观念,人们以花草树木为载体,抒发了对高尚精神人格的赞美与追求,彰显出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情感体验与共鸣,也折射出古代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结语。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分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今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杨晓琼^[5]（2016）在《意义理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英美语言哲学的视角》文中指出在有着“学科成立宣言”之称的那篇着名论文里,霍尔姆斯为翻译学拟定了两大主要目标:1按照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观察到的翻译（translating）及翻译作品（translation（s））的现象对其进行描写;2.建立能够对这些现象进行预测和解释的普遍原则。前者属于描述性翻译研究,后者属于理论性翻译研究。本文试图把英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这个“他山之石”作为普遍原则,对语际转换的可译性问题、等值问题、翻译策略/方法问题以及原作理解问题等进行再度解释,对如何看待翻译理论进行再度解释。哲学是“解释的解释”,是“科学的科学”,其特有的性质能为我们打磨翻译学这块“新玉器”提供新视角,能为译学研究注入新活力,选择“英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作为论题,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本文试图在文献细读的基础上,采取描写、分类、比较以及论证（演绎论证、事实论证和道理论证）的方法,对英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挖掘其译学价值,并主要以文学翻译为例进行了论证。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本选题的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论文架构进行了介绍。正文合计五章,分别探讨了不同语言哲学家的意义理论及其对翻译的种种启示。第一章“语言、意义理论与翻译研究”:本章首先对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哲学的界说、特点进行了介绍,然后重点介绍本论文所涉及的英美语言哲学、其研究趋向及代表性人物,目的是限定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为整篇论文的分类阐述奠定基础,最后,总结归纳了意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共同关注点,对意义的同一性、意向性、语用性及符号性的共同关注使我们借鉴“他山之石”成为可能,本论文之所以从意义的“指称论、观念—意向论、语用论、符号论”这四个方面探讨意义理论之于翻译的启示,即是以意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共性为基础。第二章“意义的指称论与翻译”:本章重点梳理了弗雷格、蒯因和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其意义观之于翻译的启示。弗雷格认为,符号的涵义决定其所指,反映客观世界的涵义具有客观性,它不随认知主体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客观涵义”具有共享性和普适性,不过,符号的涵义又具有主观性,相同的符号在不同人心目中会产生不同的“意象”。因此,符号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涉及三个层次:第一、意象;第二、涵义但不涉及所指;第三、所指。将上述理论用于分析翻译问题,即可得出以下三点:1.涵义决定所指,只要不背离原文所指,就是等值的翻译;2.符号的客观涵义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享性是可译性的基础:3.符号意象与语词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意象的相似性诠释了诗歌之不可译和可译;而尽量复制诗歌的意象是可资借鉴的译诗原则。蒯因是意义的怀疑论者,他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决定意义的是人本身的经验,因此,任何本体论承诺都是相对的,意义仅存在于整体之中,而观察意义的基本单位是整个科学体系。蒯因的意义怀疑论破解了存在“唯一正确翻译”的神话,借鉴其怀疑论中所折射的本体论承诺和整体论思想,即可推导出以“所有翻译理论作为一个集合体共同面对经验法庭”为核心思想的“整体主义翻译观”。普特南认为,个人的心理状态或涵义不能完全决定语词的指称,对指称的确定有着重大影响的是语言劳动分工和环境。语言劳动分工的观点佐证了合作翻译的科学性,而客观环境对语词意义的决定作用要求我们在翻译时不仅要重视意义的移植,还要重视语境的移植。第三章“意义的观念论与翻译”:本章解读了格莱斯、塞尔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其意义观之于翻译的启示。格莱斯在区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了着名的“合作原则”。这就要求我们从文学文本的字面意出发去扑捉产生文学效果的“说话者意义”,选择以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忠实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让读者在“文字游戏”的恍然大悟中获得类似于原语读者阅读原作时的艺术体验。同时,格莱斯的合作原则还可作为翻译质量评估的一个参照模式,从量、质、关联和方式上衡量译文是否与原文保持一致。塞尔认为,语句的表征能力源于心灵的意向性,心灵有意向性地把心理状态得以满足的种种条件赋形于语言（文字或语音）,语言因此获得“意义”。由于前意向背景对意向状态的制约,一个特定意向只能是它所是的那种意向。从意向性的视角来看,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寻求与原作者的意向性相契合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译者在理解原作时,始终要兼顾语言规则和作者意向这两个因素。不过,明了作者意向性的译者,若是选择尊重原作者的意向性,则会通过对意指方式的翻译来复制原文的字面意义;若是选择对原作者的意向性加工改造,则会追求形变而神似的创造性翻译。戴维森从意向维度的客观性出发,把一个句子的意义与经验世界的“真”相联系,借鉴塔斯基外延性的真之定义“约定T”构建了适合自然语言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不同语言可以表达相同的、客观的真之概念,而共享客观的真之概念是语言交流的基础,也使翻译成为可能。同时,语句意义的成真条件为翻译中的“信”和“真”提供了一种更为客观、更为直观的解释。在翻译实践中,以共享客观真之概念必须坚持的宽容原则和整体论原则为指导,才能真正践行利科所倡导的“语言友好”。第四章“意义的语用论与翻译”:本章解读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和奥斯汀的意义观,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其意义观之于翻译的启示。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像游戏一样,都受规则的制约——它服从于那些产生于各种生活活动之中的规则,服从于语言游戏的规则。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家族相似是语言游戏的共有特征。语词在语言游戏中展现其意义,语词在实践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因此意义即使用。把翻译置于语言游戏的框架下,我们就应该从语言游戏中展现的生活形式去理解原文、再现原文,把用途对等作为衡量翻译的标准,而作为语言游戏的翻译也只能追求“家族相似”意义上的功能对等,即相对等值。奥斯汀认为,意义寓于言语行为之中,一个言语行为通常包含三种赋义于形的行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其中,以言行事行为构成了指称、意义、意向以及效果的叠区,语言各层次的意义都与“以言行事的力量”密切相关。受奥斯汀言语行为意义观的启发,笔者提出了对翻译有实用价值的两种模式:“（言语行为）手段→（言语行为）目的”的理解模式和“（言语行为）目的→（言语行为）手段”的翻译模式。并指出,“语用等效”作为一条原则,对翻译实践有着具体指导作用,而“语用等效”作为一条标准,则把以“真”或“信”为基础的传统等值观提升到言语行为层面,从客体文本间的“抽象”对等上升到原言语行为与目的语言语行为之间的对等。第五章“意义的符号论与翻译”:本章梳理了皮尔斯、莫里斯、奥格登和理查兹的符号学意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其意义观之于翻译的启示。皮尔斯认为,符号、对象和解释项共同构成符号的三元,符号由对象所决定,符号以对象为媒介物作用于符号接收者的心灵,产生解释项,符号、对象和解释项共同参与符号的意指过程,三者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意义之生成。解释项是在符号的意指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因此,符号的意义生成始终是动态的,符号的无限衍义始终潜在地存在。如果没有用另一个符号来解释或翻译某种符号,那么某种符号的意义就无法生成,因此,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到语言符号所代表的实际对象（意义）,而符号的无限衍义说明翻译只有相对对等,没有绝对对等。莫里斯将符号的意义归于三种关系的总和: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及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于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意义的三个层次意味着,对原文意义的翻译,实质上就是对原语符号文本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翻译,而翻译对等也应该是这三层意义上的对等,“三对等”之叠加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等翻译。奥格登和理查兹认为,符号必须通过思想才能与所指对象建立联系,获得意义。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符号运用六原则对翻译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意义的十六条定义,十六条C组十条意义定义与符号直接相关,用这十条来审视翻译,翻译就是符号发出者的意义与符号解释者的意义的对等转换。用“符号三角”来解释翻译的这种对等转换,就是要力求从“所指”所涉及的两个方面的意义关系上寻求“能指”的对等转换,经过转换过后的两种“能指”,尽管有着不同的形态载体,却指向同一个“所指”。因此,翻译中的对等就表现为符号在“所指”上的一致性或连贯性。在谋求对等转换时,译者要在甄别符号的逻辑意义和非逻辑意义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或直译或意译,或者是在直译与意译这两端之间寻求最佳的翻译方法。结语部分对上述意义理论之于翻译的启示做了概括性总结:语言哲学意义理论加深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翻译中的永恒主题——可译性、等值等效、翻译的标准/本质、翻译的策略、方法以及如何通达对原作的理解等问题——在意义理论的视角下得到了多维度的新解读和新诠释。同时,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意义也作了简要阐述。

张茜,李延林^[6]（2015）在《英汉语中“虎”及其习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文中研究表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动物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的"虎"文化历史悠久,汉语中虎为百兽之王。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对虎产生了敬畏、崇敬、膜拜等错综复杂的情感,并在此基础上赋予虎多样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成为了文化特有的成分。但因中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及民族特色的不同,虎这一动物形象在中西方文化中也不尽相同,因此深入了解英汉语文化背景的差异,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真正理解和翻译虎的文化内涵,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刘建树^[7]（2013）在《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迦梨陀娑（Kalidasa）是印度古代梵语文学黄金时期的文学大师,《沙恭达罗》是迦梨陀娑享誉世界的戏剧名作。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称迦梨陀娑为“印度的莎士比亚”；德国大文豪歌德说一部《沙恭达罗》尽显四季色彩、人生精华；佛门诗人苏曼殊对《沙恭达罗》极尽赞誉之词。对这样一部享誉世界的戏剧经典,虽然中外学界已进行长时间研究,却鲜见在印、英、中三种文化、英汉两种语言语境下译本研究的文学研究成果。《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就是通过运用译介学、文本细读法、文学接受学、形象学以及文学变异学等相关研究方法,在对《沙恭达罗》英汉经典译本历时梳理的同时,以文本与副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选择剖析《沙恭达罗》英汉经典译本变异中的典型案例,在着重分析不同文化语境下各种译本变异历程的同时,也试图借重印度梵语戏剧理论解读《沙恭达罗》的艺术魅力。绪论部分主要通过对《沙恭达罗》的作者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及国内外《沙恭达罗》英汉译本研究现状的梳理,对《沙恭达罗》英汉译本研究方法进行探索,包括对文中核心概念的阐释。迦梨陀娑虽然不像莎士比亚那样给后世留下丰富的戏剧和诗歌作品,但他同样是印度梵语文学史上戏剧与诗歌创作方面首屈一指的文学巨匠,《沙恭达罗》则是他最杰出的剧作。就《沙恭达罗》英汉译本研究而言,汉语的《沙恭达罗》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依托译本的文本评价研究,极少涉及译本研究。综观国内外《沙恭达罗》研究现状,通过《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不仅有望进一步更好地从戏剧内部理解中印戏剧关系,更有望创造与英语世界《沙恭达罗》研究对话交流的机会；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出发,逐步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肯定,从而促成不同文化之间更好的交流与理解。正是在跨文化的视角下,本文以梳理译本变异为主线,通过对各种译本内外因素变异过程的梳理以及变异内外因的分析与探索,试图部分地揭示《沙恭达罗》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第一章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沙恭达罗》原本在印度本土文化中的创生与衍变展开。《沙恭达罗》在印度本土文化中的衍变主要表现为《沙恭达罗》以《摩诃婆罗多》史诗插话为基础的剧本创生过程,与剧本的英汉译本变异几乎形成逆向衍生。本章主要考察了剧本与插话的异同关系,迦梨陀娑创作《沙恭达罗》对于本土文化营养的吸收,《沙恭达罗》对于剧作家其他剧作的超越,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沙恭达罗》变异中的多种传本。《沙恭达罗》剧情的生成过程是在史诗插话基础上不断变异的过程。从《摩诃婆罗多》插话故事到《沙恭达罗》剧本,主要发生了戏剧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变异。《舞论》、《爱经》、《摩奴法论》等理论着作与社会风情的记录文献等,也都是迦梨陀娑发挥艺术创造力创作《沙恭达罗》时运用的重要素材。在《沙恭达罗》剧作成长的过程中,前代作家以及迦梨陀娑本人的戏剧创作也是《沙恭达罗》剧作赖以诞生的重要艺术资源。而《沙恭达罗》在流传后世的过程中,它的变异集中体现为《沙恭达罗》以“天城体传本”与“孟加拉传本”等为代表的四种传本的出现；它们对后来的译本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沙恭达罗》翻译有关不同传本选择之争成为译本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二章是《沙恭达罗》英语译本变异的梳理与剖析。《沙恭达罗》在英语世界的变异,经历了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印度民族主义等不同思潮的影响,以及几种思潮的更替与彼此间的抗衡。威廉·琼斯译本的产生是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早期文化殖民的副产品。该译本及其副文本都流露出东方主义的痕迹,但威廉·琼斯译本客观上对英国乃至欧洲文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廉姆斯译本产生时正值英国殖民统治转型期,英国对印度文化的态度也从对异国色彩的欣赏过渡到以实用主义为主导、利用文化进行统治的阶段,因此他的译本更多地表现了宗主国成员面对殖民地文化的高傲。印度本民族《沙恭达罗》英译本部分地纠正了这一文化取向,奠定了印度英译本《沙恭达罗》抗衡宗主国译本的基础。早期的印度英译本《沙恭达罗》,即使在印度民族独立之后的曲折翻译进程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印度译者的民族情结直接、间接地反映在不断涌现的各种译本及其副文本之中。《沙恭达罗》作为印度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来争取自己在宗主国文化中的地位的抗争行为,集中地反映在作为译本变异延续部分的《沙恭达罗》在英美舞台的搬演进程中。第三章主要围绕《沙恭达罗》的汉译本变异中编译者主体、时代更替等对《沙恭达罗》变异的介入展开论述。卢前、糜文开等人的译本从一开始就承载着编译者自身比较戏剧研究的愿望,以及借戏剧研究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实用主义目的。而王维克译本虽然脱离时代的政治色彩与文化制约,沿着追求艺术价值的道路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因为编译者个人的社会角色而赋予文本浓重的编译色彩。以上几种转译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沙恭达罗》的艺术魅力。季羡林的梵汉直译本在背负沉重历史使命的同时,首次实现了非佛教内容的印度戏剧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历史性突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第四章在英汉《沙恭达罗》译本变异平行比较的框架内,通过对两种文化语境下文本、舞台两个层次的差异比较,在分析翻译者主体和客观环境对于文本变异影响的基础上,揭示了英汉两种文化在与印度文化碰撞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英语世界中,英美文化对印度文化采取疏离的态度,因而在文本与舞台变异中客观上表现出对文本去印度化处理的价值取向,异化的色彩更强烈。《沙恭达罗》的各种汉译本和舞台搬演,在表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同时,尽力保留《沙恭达罗》的印度文化色彩,同时也特别关注了泰戈尔在《沙恭达罗》英汉变异中的重要角色。囿于东西方文化的客观差异,以及文化交流的不同取向,《沙恭达罗》的英汉译本,与《舞论》等印度经典文论观照下的《沙恭达罗》,在主题、情节、文化、情味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本文通过两种语言、三种文化的《沙恭达罗》译本研究,不仅在时空上比较全面地把握了《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的过程及外部特征,而且通过多维视角、多文本比较,结合不同的戏剧传统以及不同的变异语境,从戏剧艺术层面对《沙恭达罗》进行了研究。在对经典多义性的阐释中,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具有各自的立场,各自的戏剧艺术传统,以及具体的文本变异环境,对源文化的理解水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个阶段的英汉《沙恭达罗》译本变异过程；另一方面,国内外对印度文化、印度文论研究的深入,使得《沙恭达罗》经典阐释有了更可靠的理论工具。必须指出的是,在《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中,印度英译本在主观意向上突出印度民族文化独立思想的同时,客观上更充分地展现了剧本的文化内涵及其艺术魅力。本文通过对《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的历时梳理,第一次全面性梳理国内三个《沙恭达罗》英语转译本,梵语直译本,以及国外《沙恭达罗》的经典英译本。研究所涉猎文本的丰富性是国内同类研究所未及的；本文在注重译本变异过程梳理的同时,特别注意纠正与梳理以往译本研究中疏漏的译本过滤与译本变异,从而赋予文章以文本细读为主、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品质；本文所采用的比较研究中的第三种视角将《沙恭达罗》置于英、印、中三种文化,英汉两种语言的语境下,在多重视野下考察《沙恭达罗》的译本变异,也更有利于解读作品的艺术魅力；本文不仅关注了译本的变异,还在比较视野下对译本的舞台搬演与舞台变异予以了充分的研究。本文是对国内有关印度文学的世界影响研究的进一步充实,是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为促进文学之间、文明之间理解与交流,进而促进多元化全球语境下不同文学背景、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的理解、交流、和谐共处的一份贡献。

马祥云^[8]（2013）在《英汉动物词汇文化内涵对比分析与跨文化交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的不同折射着文化间的差异。词汇,是语言的最基本要素,不同文化间差异的最重要载体。本文从英汉语言中丰富的动物词汇着手,分析英汉动物词汇在文化内涵方面的差异,并探讨其对跨文化交际的意义。

张朝阳^[9]（2013）在《英汉动物词汇文化内涵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动物与人类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人类常常借用某些动物来表达某种情感,于是许多与动物有关的词汇在各民族的语言中除了字面意义外,还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本文结合实例来分析动物词汇在英汉文化内涵中的异同,有利于人们恰当进行跨文化交流。

张东东^[10]（2012）在《英汉动物词语文化内涵的对比研究》文中指出不同民族的语言使世界上的文化呈现出万千姿态。词汇系统是语言系统中最能动活跃的要素,能直接反映特定的社会文化。动物词语作为词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会赋予其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汉语和英语动物词语存在相同与相异的文化内涵:相同的文化内涵可以由不同的英汉动物词语来表示,相同的动物词语在汉语和英语中又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这种相同与相异反映出作为人类文明的共性以及民族文化、审美、心理以及文学创作的个性。动物词语文化内涵的异同对帮助人们更顺利、更恰当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英汉语动物文化涵义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汉语动物文化涵义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中西方“猫狗”词汇的不同文化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2）语境视角下小说《活着》的维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模因论视域下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汉语植物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意义理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英美语言哲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英汉语中“虎”及其习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7）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英汉动物词汇文化内涵对比分析与跨文化交际（论文提纲范文）

（9）英汉动物词汇文化内涵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英汉语动物文化涵义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西方“猫狗”词汇的不同文化内涵[J]. 彭晓燕.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20(04)
• [2]语境视角下小说《活着》的维译研究[D]. 裴妍妍.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3]模因论视域下化妆品新兴颜色词语研究[D]. 明雨晴. 渤海大学, 2020(05)
• [4]汉语植物词语研究[D]. 丁艳.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5]意义理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英美语言哲学的视角[D]. 杨晓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4)
• [6]英汉语中“虎”及其习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J]. 张茜,李延林.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5(08)
• [7]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英汉译本变异研究[D]. 刘建树.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7)
• [8]英汉动物词汇文化内涵对比分析与跨文化交际[J]. 马祥云. 青春岁月, 2013(19)
• [9]英汉动物词汇文化内涵对比研究[J]. 张朝阳. 长治学院学报, 2013(01)
• [10]英汉动物词语文化内涵的对比研究[A]. 张东东. 2012西南地区语言学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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