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标工业化阶段的理论批判

一、双重标准工业化阶段理论批判（论文文献综述）

王晶^[1]（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程睿^[2]（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万英^[3]（2020）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要求高校党委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意识形态漂浮在话语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有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有效果,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要有效,沿着“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的路线是争夺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因而,话语有效是高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有效的要素之一,也是其逻辑起点。基于话语对构建话语体系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文章由七部分构成,即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简要评析。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阐释核心概念、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论述有效性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概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理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在中国的渊源脉流。本章还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为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阐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从它的本质属性、对大学生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的影响、凝聚高校师生的功能,以及它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对话语权的维护作用等方面论述它的评价标准。第三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本章论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第四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大学生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影响,三重话语存在内在的张力。对于这些话语,重点是把其消极性概括出来,目的是为了规避、消解其危害性,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些话语,而是要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五章论述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诸多挑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提出从五个方面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主体能动性方面,切实发挥高校党委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责。发展动力方面,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确保话语的生命力,而创新是有原则的创新。硬实力方面,主张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以硬实力破解西方的话语迷障。软实力方面,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文化软实力夯实话语的凝聚力。话语机制方面,发挥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而转换的目的是更好的发挥各种话语的优势,而不是以一种话语否定另一种话语。

胡贝克^[4]（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杨帆^[5]（2020）在《中国本土女权主义的异化与建构 ——以“中华田园女权”现象为例》文中指出“中华田园女权”作为一个网络热词,在新媒体和自媒体井喷式发展的过程中迅速蔓延网络,借由女权主义的外壳引发诸多争议。田园女权的观点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在性别观念上鼓吹男女对立,用双重标准宣扬男性加害论,极端仇视男性,走向身份政治的极端;二是在权利观念上强调女性单方面享受权利尤其是物质利益,并拒绝履行相应义务,错误认识权利和义务关系,本质宣扬女利;三是在婚姻观念上提倡不婚不育,将婚姻和生育当作女性获得利益的筹码。田园女权常常将自己对男性敌视的观点和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类比,但后者的核心是争取女性独立而非田园女权所要求的物质利益;田园女权将自己反婚的思想解释为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婚姻制度。激进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田园女权主义最本质的区别是,前两者追求男女平等,田园女权追求女权高于男权。现实中,田园女权有巨大的影响力,挤占了真女权的话语空间,反女权者故意模糊田园女权与真女权的边界,借此批判和打压真女权主义。田园女权之所以会在中国生根发芽,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首先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清末传入中国时,中华民族正遭遇内忧外患,女性不得不和男性结成同盟抵抗外敌,妇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民族解放。革命成功以后,男女平等被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女性被国家赋予权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却并未觉醒。加之当下中国社会思潮涌动,民粹主义兴起,影响了一部分人的价值判断。而媒体和消费主义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将一些极端思想大肆宣扬,并用消费主义包装,田园女权思想在资本的推动下迅速扩散。现实层面,女性并没有因为国家规定的男女平等而获得事实的平等,女性的话语权和受教育权、经济权没有得到保证。中国女性在逐渐觉醒的过程中开始要求平等权利,诞生了朴素且极端的田园女权观点。田园女权观点是中国本土女权主义的异化,为了避免它的蔓延损害中国的男女平等,应当重新思考中国女权主义应当如何发展。首先应当正确看待西方女权主义观念,它们目前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同样面临诸多挑战。我们要引入社会性别概念这一分析问题的视角,同时认识到西方男女对立的二元观念的局限性。其次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别观点,摒弃歧视女性的思想,用《周易》等经典中倡导的男女和谐的观念,代替传统西方女权的男女对立的核心观点。中国女权主义的核心应该是追求男女平等。实现性别平等的前提是先保障女性的权利,扶助弱势女性群体,对公民进行性别认知教育,以及在舆论中和田园女权、反女权论战。最后将中国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介绍到世界,让中国女权主义理论不再只是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补充,而是世界女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敏^[6]（2020）在《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文中认为拉吕埃勒从他的“非哲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性解读的成果即“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他在《非马克思主义导论》一书中。“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与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又一种新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学界应该加以开垦的新的思想园地。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四个章节对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评介:第一章致力于展现“非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践背景、理论背景以及综合论述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拉吕埃勒介入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去是在20世纪70年代,也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开始变得“声名狼藉”的时代。时代的动荡伴随着理论的纷争,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拉吕埃勒进入非哲学的成熟时期之前最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最终拉吕埃勒更多地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思想血统。在自己的非哲学理论逐步成熟之后,拉吕埃勒与阿尔都塞之间的思想张力则凸显出来。第二章主要勾勒出“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围绕辩证唯物主义是否去除了辩证法的神秘性、马克思主义中科学和哲学的二元性困境如何解决以及超级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永恒性这三个问题线索来展开。从实在的彻底内在性出发,拉吕埃勒阐述了一种单边二元性的因果关系（DLI）来反对保留了神秘性的唯物辩证法;通过揭示充分哲学原则（PSP）的存在从而否定哲学的权威,引进思想民主,拉吕埃勒为科学和哲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通过把劳动力概念解构为“自我”和“思想力”,拉吕埃勒找到了反抗作为拜物教的超级资本主义的内在途径。第三章具体论述拉吕埃勒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基本思想的重新解读。拉吕埃勒从唯心主义是所有哲学的先天印记这一判断出发,认为马克思“走出哲学”是不可能的,同时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但马克思哲学揭露了事物的异质性、生成性和暂时性真相,从而为改造世界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分析社会和历史的基本模式,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础设施/上层建筑,拉吕埃勒在把握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转化,包括从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力概念入手解析出思想力这样一种新的革命主体,从对基础设施/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用法中,发展出DLI来消除绝对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从而防止知识的教条化。对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和共产主义概念,拉吕埃勒也对它们进行了创造性的“占用”,虽然在此过程中他抛弃了阶级分析法,更改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的原本内涵,但他对普遍异化的忧虑、对无产阶级的统一性难题的“消解”、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雄心的继承都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态度的体现。第四章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拉吕埃勒运用非哲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益的理论尝试,它有助于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理解,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及其功能的理解,并阐发了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途径,强化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不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神秘性（包括实在论层面的不可知论和灵知主义）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并且它只在有限程度上实现了自己提出的理论目标。最后,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更多地暴露了出来,包括对唯物辩证法的误解、以异化理论消解革命理论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否定等。

张永安^[7]（2020）在《杰弗里·雷曼的马克思主义刑事司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刑事司法研究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方向。杰弗里·雷曼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刑事司法批判学家,通过结合资本主义犯罪控制和刑事司法体系现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比较研究,从犯罪的根源、犯罪控制的刑事与非刑事因素、刑事司法体系的意识形态等方面证实资本主义犯罪控制与刑事司法制度存在双重标准,造成穷人进监狱,富人更富的严重司法不公现象。本文以杰弗里·雷曼的马克思刑事司法批判思想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导向,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背景下的犯罪控制现状和刑事司法政策分析比较,认为杰弗里·雷曼的马克思主义刑事司法批判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犯罪及其治理具有相同的目的和方法,对我国当前的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制度需要结合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进行反思。要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需要理性的看待犯罪,犯罪与刑事政策要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犯罪学相关理论,丰富和完善当前的刑事司法政策,赢取犯罪治理的胜利,促进依法治国的全面发展。

王思楠^[8]（2020）在《赫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伦理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关于政治伦理问题的探讨,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因某些原因,导致政治伦理遭遇过“寒冬”,但随着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经受了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等极端政治思潮的威胁,政治伦理问题不断凸显,因而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思考和探讨。20世纪以来,关于政治伦理问题的探讨呈现出从宏观层面逐渐向微观层面转变的态势,思想家们越来越关注于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关注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主张多元化、差异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因经历过两次极权主义政权的迫害而极为关注政治伦理问题,从微观层面的政治伦理向度,探讨人的生存状态,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以及思考人类的未来走向,从而形成了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人道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从总体上来看,赫勒政治伦理思想就是反思现代性历史背景下人类政治生活的状态,探寻政治生活回归伦理本质的路径。赫勒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运用宏观与微观、实然与应然、内在与外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方式方法,一方面探讨了政治中的自由、正义、平等等价值中所蕴含的道德内容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特征,另一方面探究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准则。赫勒以后现代视角反思现存世界,揭示出现存世界陷入危机和困境之中,现代政治生活失去了伦理本质,因此赫勒站在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的激进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探寻一种能够实现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机会的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进而促进新的生活方式的生成,满足人们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求。为此,赫勒从探究人的存在问题出发找寻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能够走向人道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为民主政治建构了以好公民为基础的政治伦理规范,强化了政治生活的伦理本质和道德内容,并从社会生活的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个性伦理相结合的视角探寻了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揭示了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与多元化的良善生活之间互为前提的关系。赫勒的这一政治伦理构想使得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论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能够具体地体现出来,彰显出较强的现实可操作性和可参照性。

郭彦迪^[9]（2020）在《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研究》文中指出萨米尔·阿明是着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阿明一生致力于依附理论的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呼喊,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的变化是阿明依附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经济危机的频发、国际间的不平等交换是阿明依附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阿明的依附理论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殖民地理论、拉美经委会的世界经济体系两极学说、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中心-外围”关系的阐述为起点,以不平等交换理论为主要内容,着重分析了“中心-外围”国家间的依附关系,阐述了不平等交换的实质,分析了不发达国家欠发达的原因,探究了外围国家摆脱对中心国家依附的方式,探索了外围国家改变不发达状态的出路。“脱钩”是阿明依附理论中外围国家摆脱中心国家剥削与控制的重要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不发达国家受制于中心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始终依附于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围国家要想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脱钩”战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探求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阿明的依附论有其理论贡献但也有局限性。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另一方面,阿明的依附论在方法论上具有外因决定论的倾向,不符合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他的“脱钩”战略也并不能使外围国家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改变其不发达的状态。但就整体而言,阿明是站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为第三世界发声的。他的依附论为第三世界国家改变不发达的状况提供了理论借鉴,为第三世界国家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做了有益探索,也对目前中国如何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处理好中美外交关系,坚定“四个自信”,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潇洒^[10]（2020）在《论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沈大伟是美国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政府的外交关系顾问,他专注中国问题近40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我们通过沈大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的研究,可以窥斑见豹,了解当下美国学者、智库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深化对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认识。而批判和指正沈大伟的错误认知有助于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优越性,有助于中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助于让美国人民准确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从沈大伟多年来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入手,将沈大伟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问题的认识进行归纳整理,初步梳理了沈大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理论内容和发展趋势,揭示了沈大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特点。沈大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存在一些错误,本文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和澄清。最后本文论述了从沈大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得出的启示。沈大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是对错混杂的。正确的认知来源于沈大伟对中国的多年观察调研,是沈大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切身感受,这些从实践中得出的理性认识是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错误的认识一部分来源于沈大伟的认识局限,一部分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一部分来源于欧美国家学者对中国所固有的傲慢。因此,在对待沈大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成果时,必须要明辨是非。首先要理性看待沈大伟的研究成果,不可全盘否定,也不可全盘接受,要以事实说话;二是要澄清批判沈大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认知,有理有节的批判才能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优越性;三是要批判地吸收沈大伟提出的意见建议,博采众长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更繁荣昌盛。

二、双重标准工业化阶段理论批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双重标准工业化阶段理论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本土女权主义的异化与建构 ——以“中华田园女权”现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杰弗里·雷曼的马克思主义刑事司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赫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四、双重标准工业化阶段理论批判（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D]. 万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4]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中国本土女权主义的异化与建构 ——以“中华田园女权”现象为例[D]. 杨帆.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F·拉吕埃勒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研究[D]. 吴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7]杰弗里·雷曼的马克思主义刑事司法思想研究[D]. 张永安.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8]赫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王思楠. 黑龙江大学, 2020(12)
• [9]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研究[D]. 郭彦迪. 江苏大学, 2020(06)
• [10]论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D]. 王潇洒.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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