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中国的可持续能源项目

一、走近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论文文献综述）

冯春艳^[1]（2021）在《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行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时代的科学教育也越来越强调实效性,科学教育的目标由只关注知识的获得转向为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观念性思考在聚合碎片化信息、解决实际问题、形成科学素养的过程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高阶思维。《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提出了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这四个学科核心素养,其中“生命观念”置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首位,生命观念最具学科特色属性,是这四个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标志和关键。然而,教师们仍未真正进入教学改革的浪潮之中,他们的教学仍旧停留于传统概念教学范式之内:重内涵轻外延、重结果轻过程、重传授轻探查、重表象轻深度。在培养学生形成核心素养的时代,高中生物碎片化教学必须要改革,传统概念教学必须要转型,那么,为落实生物学科的核心素养,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概念教学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通过生命观念这样一个概念聚合器将相关概念关联起来,交织成概念网络,从而激发学生对科学内容的深度理解。本研究聚焦于生命观念,依据概念转变理论、知识结构理论以及逆向教学设计理论构建出生命观念的认知路径和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实施流程,在实际教学中进行了三轮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行动研究,并证明了利用“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实施流程”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是可行的。首先,本研究利用文献法梳理了与学科观念、生命观念、概念教学相关的研究,并对观念、生命观念、概念教学进行概念界定,明确指出生命观念是对生命现象和生命本质的纵观性认识和理解,是在生物学事实、概念基础之上对概念之间关系的高度概括或对核心概念的概括性表述和系统阐释。其次,本研究以S学校为个案,通过访谈法、课堂观察法对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进行问题诊断,分析、概括出一线生物学教师们在落实“生命观念”学科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理解上,一线生物学教师对生命观念的内涵认识模糊;在实践上,教师们滞于传统的概念教学范畴之内:缺少促进学生自我构建观念的教学过程,缺乏对概念关系的抽象概括,探查生命观念的过程仍存在不足。再次,本研究基于对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问题诊断的深入思考,构建出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实施路径,包括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价值意蕴、目标定位、内容分析,并基于与学科观念相关的理论、逆向教学设计理论,构建出生命观念形成的认知路径和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实施流程。最后,本研究在S学校的高一年级的X班级,利用“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施流程”进行了三轮行动研究,通过“确定问题——制定计划——行动实施——效果检测——总结反思”的步骤程序,不断改进和完善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实施流程,培养学生形成“系统观”、“结构与功能观”等生命观念。通过对整个研究过程的深入总结、反思,本研究得出这样五条结论:生命观念是集知识、思想与意识为一体的结构化认识体系、生命观念是以生物学事实和概念为基础经由图式构建形成、在概念教学中培养学生形成生命观念需激发学生的主动认知、学生形成生命观念最终表现为基于概念性理解的表达与应用、在概念教学中渗透生命观念能够促进教师对教学设计的重构。提出这样四条建议:《课标》应进一步明确生命观念的基本内涵及具体内容、生物学科的师范教育应关注对师范生的生命观念的培养、学校应为教师开展生命观念素养的评价提供一定的空间、高中生物学教师应在概念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生命观念。

王少涵^[2]（2021）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的日印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印关系进入空前的快速发展阶段。日印两国的政治关系持续升级、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安全合作不断深化、社会交流更加频繁,双边关系在多方面多领域快速发展,提升了两国的综合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日印合作的层次和领域也更加广泛,制度化合作水平较高,也增加了在跨区域合作方向的关注和投入。同时,在这一时期日印在“印太”地区扩展政治影响力和平衡中国的影响都体现出双边合作显着的地缘政治指向性。日印关系发展迅速并非偶然,得益于牢固的政治基础、加深合作的经济需求、高度一致的安全利益等诸多因素。随着安倍的“印太”战略理念逐步成型,印度成为日本外交的重点方向,与此同时印度在“东向政策”驱动下向东亚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日印两国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合作上达成一致共识。此外,这一阶段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的转移,为日印强化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推动。日印关系在共同的战略目标指引下,对“印太”的地缘政治形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日印两国关系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两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存在一定分歧,在经济和安全合作中都存在一些问题。然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所加强,两国合作机制已然成熟,在未来一个时期日印关系仍将继续深化发展。日本、印度两国是中国周边的重要大国,日印关系的发展进程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形势和中国的周边环境有重要影响。对于中国来说,不仅要认识到当前日印两国和中国仍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日印关系发展对日印自身、对地区、对中国都有其合理性,还要谨慎看待日印关系发展导致地区安全环境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以及可能带来的政治、经济、安全风险。中国应在妥善处理分歧的情况下加强政治互信,拓展与日印的双边合作内容,妥善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同时应运用底线思维,保持战略上的稳定性,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李波^[3]（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肖琼^[4]（2020）在《《走近中国高铁》（节选）汉英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走近中国高铁》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铁丛书”的第一册,主要介绍了高铁的发展历史、技术与管理、社会功能等内容。本翻译项目以《走近中国高铁》第六章的第一二节作为翻译实践材料,这两节介绍了中国高铁的社会功能,以及高铁是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群建设。此翻译项目旨在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高铁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并对与高铁相关的文本翻译进行一些探讨。本报告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与连贯理论为指导,聚焦于原文本中语篇衔接与连贯两个层面的翻译问题。该报告指出在语篇衔接转换层面,对于零位主语句中主语省略问题,可采取增译手段;对于逻辑关系的处理,可采取直译与增译手段;对于词汇衔接转换,可采取意译手段。在语篇连贯转换层面,可采取语序调整和逻辑重组的翻译策略,来处理原文本中的零位主语句和流水句,实现信息流的完整传递,达到语义连贯的效果。本报告所探讨的有关语篇的翻译策略,希望能为同类型文本的翻译提供一些参考。

黑晓卉^[5]（2019）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根本大计的战略高度,系统阐述了生态与生产力、生态与文明、生态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并就“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深刻论述,由此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思想立意高远、内容丰富、意蕴深刻、价值指向精准,为新时代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美丽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形成过程、体系特征、实践路径、理论贡献等内容,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以及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导。具体来讲,该论文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全面性,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明确的逻辑支撑与理论起点是研究其思想的必要条件。具体来讲,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生态文明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及西方生态理论的优秀成分为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根基、文化传承和国际借鉴。上述内容阐明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缘由和动力问题。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思想的时代背景与任何伟大思想都一样,既产生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必然体现那个时代的特有精神和实践特征。具体来讲,其思想是基于新时代世情趋势、国情需要以及党情变化的集中反映,是对这些层面深刻研究和反思的必然选择和理论成果。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参照习近平工作经历、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深刻变化,将其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初具生态意识的萌芽阶段、注重生态实践的探索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熟阶段。这一历史阶段,与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进程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从而形成了既传承有序,又内容丰富,且具有重要独立地位的思想体系。第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特征。主要从多维思路、核心观点的角度阐明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随着这种研究和反思的逐步推进,其思想也体现出不断深化的理论特质,表现出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时代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上述体系特征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这一理论问题。第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路径。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建设中,形成了“一融于四”的战略构架与实践操作策略,阐明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战略体系。第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上述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需要对其思想的理论贡献进行必要的理论阐释。具体来讲,其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世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武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个集时代性、创新性与系统性于一体的科学体系,是在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彰显了我们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高度自觉。可以说,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也是建设清洁美丽新世界的中国方案。

张静^[6]（2017）在《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4年5月26日,莫迪宣誓就任印度联邦政府总理。在任内三年多的时间里,莫迪在外交方面投入了巨大热情,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印度的外交理念与传统,莫迪政府基本采取了被印度战略界喻为“同心圆”的外交战略思想,将印度外交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同心圆:第一层是印度的直接邻国即南亚地区国家,第二层是“扩展的邻居”,即印度直接邻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指穿越亚洲与印度洋的国家,第三层是指全球舞台,主要关注对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其中,本文将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同心圆定义为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也是莫迪上任后积极扩展印度影响力的地域。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大周边外交政策符合印度崛起的逻辑。印度目前虽尚未成为全球性大国,但已成为最重要的地区大国,这也是新兴大国固有的发展道路。因此,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可视为印度实现“大国雄心”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与途径。印度大周边外交具体政策虽然可能因国际环境和周边事态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但外交思想和理念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探寻大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源,需追溯印度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对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按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代印度的遗产,其中广为流传并常被引用的是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包括印度沿用至今的印度中心论与寇松的“斜坡理论”和“缓冲国理论”;三是印度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主要关注于印度洋,而南亚版“门罗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的关注重点则在南亚。这些理念对于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印度外交思想的源头。除了印度的周边外交思想传统之外,具体到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其现实推动因素是不得不考量的重点之一。莫迪政府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莫迪政府对印度终须实现大国雄心的战略定位以及莫迪个人层面希望将印度崛起打上个人印记的愿望。二是安全上的双重考量,即对于陆、海双向大周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一传统安全领域,和主要关注恐怖主义、海盗威胁、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安全等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这方面的考量与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密切相关。四是大周边的软实力拓展,体现了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拥有的良好基础。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实践层面可分为五个方向:一是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南亚地区政策;二是重点在经济的“东向行动政策”;三是考虑到能源与印侨问题的“西联”政策;四是关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中亚”政策;五是拓展印度在更广阔空间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南向政策。印度大周边外交的每一个方向都存在其独特的实施背景、核心利益关切、路径选择和具体效用评估,但不同方向在印度整体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与效果,也有消极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政策积极的一面为: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增加了印度的地区影响力、提升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而消极方面则体现为三个层面,即国际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地区层面的潜在风险与国家层面面临的挑战。无疑,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发展将继续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并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政策对中印关系会造成一系列影响。在大周边视野下,印度对中国存在三重定位:地缘上的防范对象、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对此,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在双边问题上立场强硬,二是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三是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四是在周边地区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五是与日本强化合作以应对“一带一路”。鉴于印度在大周边视野下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对中印关系更应采取全局性视角,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伙伴”,即国家层面“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区域层面“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体系层面“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采用符合现实并致力于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政策举措。

苏超^[7]（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杜昌建^[8]（2014）在《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是有效提高人口素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重要途径。建设生态文明,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在提高人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相关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可以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发展的进程,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大力发展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质,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关键环节。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生态理念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生态主张的基础上,以国内外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严峻现实与当前我国公民整体生态文明素质不高的现状为出发点,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途径,以多种教育方式、方法提高公民生态文明素质为落脚点,借助理论论证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手段,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结构,以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生态观、培养生态公民为最终目标,对我国生态文明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观点和主张。论文导言部分对相关研究现状作出了评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及创新点等。第一章着重分析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特点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第二章在梳理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同时深入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存在种种问题的原因。第三章则梳理了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渊源,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生态文明思想、我国古代与西方现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等方面阐述了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生态文明教育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同时明确了生态文明教育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培养生态公民,并把这一目标细化,进而围绕教育目标确立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第五章首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方面对生态文明教育进行体制建构,其次从保障机制、动力机制与评价机制三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教育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施教队伍、教育方式和区域差异等方面确立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原则。第六章在前一章宏观体制机制建构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生态文明教育实施的三大途径——家庭生态文明教育、学校生态文明教育与社会生态文明教育,进而给出了生态文明教育落实的一些具体方法。论文的结束语在简要总结全文的基础上,预测了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趋势。针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研究中对教育目标界定不一的现状,本文从教育的本质与生态文明教育的性质方面把生态文明教育的最终目标确立为培养具备科学生态观及相关行为能力的生态公民,并对科学生态观与生态公民的内涵进行界定。同时,本文从人的心理结构与知行关系角度把这一目标进行细化,以利于在实践中操作。文中还强调要把生态文明教育列入我国正规国民教育体系,以使其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增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此外,本文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对我国生态文明教育进行体制机制建构,从理论上为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提供有效的制度设计。

杜文娟^[9]（2013）在《祥瑞草原——走进鄂托克前旗》文中研究指明前言这里是歌的海洋这里是舞的故乡这里是牧人的天堂这里是朋友相聚的地方……这是一首草原牧歌中的几句歌词。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草原,还是花海如潮的伊犁草原,甚至是夏季青草萋萋、秋季金色无垠的藏北那曲草原,这些盛产油画和史诗的烂漫之地,无论如何赞美都不为过。但是,如果你从千里之外万里之遥、从江南水乡或是雪域高原走进毛乌素沙漠腹地,拜谒了神圣的苏

陈金陵^[10]（2010）在《绿色呼唤——中国环保NGO启示录》文中研究指明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以保护环境为己任为平台,默默在祖国大地上与环境污染的罪恶搏击,与忽视环境安全的陋习抗争。他们是介于公众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第三种力量,有着老百姓的身份,建立着组织起来投身环保事业的功绩。从上世纪初开始的一两个组织,直到今天遍布祖国各地3000多家民间社团;从大西南的长江源区、大西北荒漠高原,到首都北京、紫金山下、黄埔江边;从保护单一物种黑嘴鸥、藏羚羊,到关注生物多样性。他们是一群有着特殊理想、信念和执着的人,为着祖国大地天蓝水清地美,为着民族的美好家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老百姓叫他们民间环保组织,简称环保NGO。

二、走近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走近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论文提纲范文）

（1）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的日印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走近中国高铁》（节选）汉英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绿色呼唤——中国环保NGO启示录（论文提纲范文）

四、走近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论文参考文献）

• [1]指向生命观念形成的高中生物学概念教学行动研究[D]. 冯春艳.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的日印关系研究[D]. 王少涵. 国际关系学院, 2021(08)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4]《走近中国高铁》（节选）汉英翻译实践报告[D]. 肖琼. 湘潭大学, 2020(02)
• [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黑晓卉. 西安理工大学, 2019(01)
• [6]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D]. 张静.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7]“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8]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研究[D]. 杜昌建.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9]祥瑞草原——走进鄂托克前旗[J]. 杜文娟. 中国作家, 2013(16)
• [10]绿色呼唤——中国环保NGO启示录[J]. 陈金陵. 中国作家, 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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