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

一、浅谈古代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沈思芹^[1]（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刘素娟^[2]（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王俊杰^[3]（2020）在《古风时代爱奥尼亚地区的文化贡献研究（公元前8-前6世纪）》文中提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向爱琴海东岸移民,建立了大片殖民地,这些地区被称作爱奥尼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状况让古风时代的爱奥尼亚地区在接受近东先进文明的影响下,更易产生文化成就。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哲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代表了爱奥尼亚地区的文化发展至顶峰。随着公元前6世纪后期,波斯帝国对爱奥尼亚的征服和高压统治使得爱奥尼亚的诗人、学者向西迁往雅典等城邦,古希腊文化的中心也由爱奥尼亚地区转移至希腊半岛,古风时代爱奥尼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为雅典以及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以往的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历史研究和最新的考古研究,采取追溯历史、层层挖掘的路径,由考察爱奥尼亚的文化成就入手,力图还原古风时代爱奥尼亚的社会风貌,展现古希腊人理性与智慧的发展历程。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爱奥尼亚地区的文化贡献是古风时代希腊文化的代表。在古风时代早期,爱奥尼亚的开俄斯人结合过去的历史传说和所处的东方化时代和殖民时代的历史状况,创作出了《荷马史诗》。经过一个多世纪对东方文明成果的吸收,以及爱奥尼亚地区从吕底亚引进的僭主政治和贵金属货币刺激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经济的发展,这也成为此后爱奥尼亚地区乃至整个希腊的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爱奥尼亚的米利都人率先发展出了哲学,这种新的理性的思考让爱奥尼亚的“贤哲”采用新的方法展现世界的本来面貌,开辟了以地图和文学表达地理学的方式。此外,爱奥尼亚柱式也成为古希腊神庙建设的流行风格。爱奥尼亚地区的文化成就促进了古典时代希腊历史学的产生、雅典的繁荣和希腊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本文除了导言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探究古风时代爱奥尼亚地区的僭主政制和贵金属货币经济给希腊的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二章探究爱奥尼亚哲学、地理学和建筑学成就。第三章探讨了古风时代爱奥尼亚地区为古典时代的雅典以及希腊文化的繁荣做出的贡献。

王向远^[4]（2020）在《从东方学史看百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四次论争》文中指出在20世纪初中国的东西方文化异同优劣的论争中,明确了"东洋文明-西洋文明"的划分依据及其根本差异,意识到了中国属于"东方"并且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对东西方文化的优劣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也探讨了文化互补与融合的可能性,初步建立起了现代的"东方-西方"观念。到了20世纪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方-西方"论争再次兴起。关于"河东-河西"的论争对21世纪文化世界走向做出了不同判断;围绕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展开的论争不仅涉及"东方-西方"价值观的判断,也涉及东西方观念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关系;而由此衍生的对古希腊文明乃至西方古典文化的真实性加以质疑和否定的"疑西"思潮,则是对以往"西方中心论"的反逆。这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中国的"东方学"思想,成为中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构件。

高俊^[5]（2020）在《觉知语感：论东方文化语境中油画语言的探索 ——以第三代油画家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明确提出“油画语言语感”的概念,并在东方文化语境中讨论油画语言的语感“觉知”——这一油画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油画语言的语感发生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回归对本体的觉知是拓展油画语言语感的基本途径;在油画语言相关基本对立问题的探索中运用辩证法,是深化油画语言语感的途径;对整体感的觉知,将使油画语言语感的拓展与深化得以体系化,由此形成并创立新的油画语言风格。在论证过程中,笔者运用了语言学、历史学、图像学、田野考察法等研究方法。本文分四章进行论证:第一章,从历史观的角度,通过回溯油画语言演变的历史节点,并结合中国第三代油画家对油画语言的探索过程,以论证油画语言语感随着文化语境而发生变化是历史的常态,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油画语言语感发生变化与拓展是历史的必然。第二章,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回归本体的觉知是油画语言语感的拓展途径,具体包括:对油画本体语言的觉知、油画家的本体意识自觉、油画家对自然本体的深度觉知、油画家对不同艺术共性原理的觉知、对人文精神的回归,进而阐明油画语言发展的源动力和新的语言风格的形成与演变并不在于对外在的追慕与迷茫,而在于对本体的觉知与回归。第三章,论证辩证观的运用是深化油画语言语感的途径,具体围绕油画语言若干矛盾问题（如形式与内容、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象）等进行讨论。第四章,从整体观的视角,论证整体性、系统性是油画语言语感的内在逻辑的框架结构,对整体感的觉知是新的语感觉知升华为系统表达的关键,整体感是油画家终身面对并探索的基本问题。论文的论据主要以中国第三代油画家的探索为例,其原因是油画语言在中国落地生根,与中国第三代油画家的不竭探索有密切的关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于20世纪50—60年代,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各种变化,对东西方历史、文化与艺术等均有深刻的研究与体会,在学成之后他们穷极一生致力于教学与创作,是油画语言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和探索者。因此,中国第三代油画家60余年的艺术创作实践是在东方文化语境中讨论油画语言语感的典型案例。本论文的学术创新点在于,明确提出并深入阐释油画语言“语感”这一概念,从“语感觉知”层面深入探讨油画语言风格演变的内在本质。本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选择有关东方文化语境中油画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语感觉知”这一主题,并从历史观、本体观、辩证观、整体观四种视角深入探讨并论证语感觉知的变化促成油画语言风格的演变,对学界探讨油画语言语感及艺术创作风格具有学术借鉴价值。本论文紧密结合中国第三代油画家的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在学界前辈和同仁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东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油画的走向和中国油画家的艺术探索提供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见解。

胡宇蒙^[6]（2018）在《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研究（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用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展开研究,揭示丝路沿线文化的分布、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形与时段特征,尝试分析促进或干扰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因素,以明确丝路畅通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以及这一时段在丝路文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一、阐明选题缘由并界定研究的时空范围,就选题研究时段内与丝绸之路及丝路沿线地区的相关成果、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现状整理回顾,指出本文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并简要介绍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与民族政权。二、选取希腊文化作为沿丝路东渐的文化之代表,按照文化传播扩散的层级顺序论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的东传以及希腊传统遗产的余波和渗透,指出在此背景下丝路西段贵霜、帕提亚的文化流变。通过对秦汉文化里西来因素的分析强调希腊文化与秦汉文化接触的间接性,并进一步探讨西亚、中亚和欧洲文化东渐的方式、渠道及与丝路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总结得出前2世纪至2世纪丝路文化东传的特点。三、分析丝路开通初期汉文化的西传进程。指出匈奴在西域未通之前于汉文化西传的意义,剖析通西域后汉文化如何作用于西域文化的形成,同时点出游牧部落、民族迁徙对汉文化西传的贡献。通过对丝路西段贸易的分析,认为贵霜和帕提亚因其中转贸易而成为传播汉文化的重要存在,并指出该时段汉文化西传的特征。四、综合考虑划分文化区的各种要素并参考已有成果,总体上把丝路沿线文化区初步划分成为丝路东段文化区和丝路西段文化区,并对丝路东段文化区和西段文化区进行进一步细分。考察在文化边缘区的中亚、新疆两个文化交汇地,分析其文化内涵以及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地的原因。五、总结影响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丝路沿线文化交流的客观因素及主观因素,阐明文化的交流格局。最后点明丝路畅通于文化交流的作用以及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在丝路文化交流发展史和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徐旭^[7]（2014）在《民国保守主义的新文化异托邦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从反思现代化的角度出发,重新界定中国保守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首次明确地提出民国保守主义的概念,从而为中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研究过程中,本论文首次从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的副文本的角度切入民国保守主义,从而为中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论文又首次在宏观上、整体上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尤其是运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对民国保守主义进行跨学科研究,从而为中国保守主义的研究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福柯曾在多种场合、多种论着作中阐释其异托邦理论,从中可以抽象出异托邦多种多样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与民国保守主义者表现出的如何取舍中西文化以重构新文化而实现其救亡图存宏愿的思想文化主张存在着诸多契合之处。民国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化的阐发,从宏观上看就是建构了一个新文化异托邦,而这个新文化异托邦在微观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又使其可分别被称为危机异托邦、监视异托邦、调适异托邦以及补偿异托邦。论文第一章基于危机异托邦的特点而展开论述,即结合异托邦所天然具有的危机意识或灾难色彩阐释民国保守主义者在建构新文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忧国忧民之心。民国保守主义者的新文化建构固然始于他们对现代化——尤其是西方化的反思,但他们阐释其思想文化主张的第一步则始于绘制一个充满忧患和危机的社会图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然充分暴露西方文化之弊端而传统文化的价值又一直被埋没的情况下,民国保守主义者为崇尚西化之风和贬抑传统之潮而忧心忡忡。最为重要的是,崇尚西化之风与贬抑传统之潮双双加剧了伦理失范和道德沦丧,而这显然有碍于救亡图存。客观而言,民国保守主义者绘制的社会图景颇具“过虑”成份,像现实又不完全现实,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异托邦。论文第二章、第三章分别基于监视异托邦的特点和调适异托邦的特点而展开论述。前者结合了异托邦有限度地对外开放的特点,后者则结合了异托邦注重保持自身特有属性而又顺应时势的特点。二者分别阐释了民国保守主义者在建构新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地反思西方文化、反省传统文化的评判态度和以应时需地借鉴西方文化、延续传统文化的取舍原则。在评判、取舍西方文化方面,民国保守主义者既批判西化的思想行为所存在的误区,又重新阐释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进一步拓展国人所认知的西方文化的外延,并积极取其所急需的内容,同时刻意舍弃或遮蔽其所不需要的内容。因之,民国保守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既不排斥也非来者不拒,从而使其建构的异托邦时刻监视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至于在评判、取舍传统文化方面,民国保守主义者在纠正时人刻意误读并刻意贬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还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真义,大力倡导承继或延续传统文化——尤指传统的伦理道德。民国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倡导侧重于揭示其应时对景的价值意义,从而使其建构的异托邦表现出一种顺应时势而又契合时势的调适性特征。其实,监视异托邦对西方文化的取舍以及调适异托邦对传统文化的抉择是民国保守主义者所建构的新文化异托邦的一体之两面,其最终的走向则是建构和合中西文化的新文化以引导中国摆脱救亡图存之困境。这种新文化既比照着纯粹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又比照着纯粹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从而在对比之中呈现自己的优势或裨补自己的缺陷。但是,民国保守主义者建构新文化的主要目的不是展现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而是借鉴他者文化并改造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所以,论文第四章基于补偿异托邦的特征而展开论述,即结合异托邦往往比照着现实空间污浊不堪或混乱无序的特点,侧重于阐发民国保守主义者和合中西文化以重构新文化的崇高理想,同时展现民国保守主义者对不同的西方形象的想象性描写。通过论述民国保守主义副文本中的异托邦建构,本论文揭示出民国保守主义者在保守的外衣下所潜藏着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爱国思想。民国保守主义者其实并不保守,而这种不保守一方面表现为民国保守主义者倡导延续的传统文化是改良后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传统文化而非一成不变的完全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民国保守主义者虽极力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却并不排斥有选择、有限度地吸收确实具有借鉴意义的西方文化。可以说,民国保守主义者极为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腐蚀和侵害,同时又极具前瞻性地预见到建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之,民国保守主义者所建构的新文化异托邦有助于唤起或重申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以及隐藏于二者之后的国际竞争意识。

傅玉娟^[8]（2014）在《木下杢太郎日本文化论研究》文中指出本稿在既有的木下杢太郎研究的基础上,沿着对木杢太郎思想进行研究的新趋向,在大文学观的视角下对木下杢太郎文学进行了整体性考察,从中分析解读了木下杢太郎的日本文化论。本研究以木下杢太郎的日本文化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为主线,着重考察了其日本文化论的具体内涵以及思想意义。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木下杢太郎如何从一个憧憬欧洲,以同化于欧洲人为志向的青年转变为以重新书写日本文化史为使命的日本文化论者,并分析了木下杢太郎的初期日本文化论的特点。木下杢太郎思想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有1911年与德国美术史家克鲁特·格拉扎的相遇以及他自身思想的成熟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木下杢太郎产生了重新书写日本文化史的使命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从“忘却”到“忆起”的转变。他的初期日本文化论在这一时期形成,主要具有积极入世、富于文明批判色彩、重视日本文化的外来性、以对历史的回溯作为观照日本文化的方法等特点。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以木下杢太郎的日本文化论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中国时期和欧洲时期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木下杢太郎的日本文化论在这两个时期的发展,并阐述了在经过这两个时期的发展之后,木下杢太郎的日本文化论形成了怎样的内涵。其中,第二章以1916-1920年的中国时期为考察对象,具体分析了木下杢太郎以佛像艺术为线索追寻日本文化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过程。在经过这样的追寻之后,木下杢太郎形成了以批判侵略思想为基础的东亚文化同源思想,在日本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这一框架内,为日本文化确定了作为东方文化一员的身份。第三章以1921-1924年的欧洲时期为考察对象,具体考察了木下杢太郎如何以欧洲时期对欧洲文化的亲身体验为基础,回过头来反思日本文化与欧洲文化、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并分析了在欧洲时期结束之后,木下杢太郎最终形成了怎样的日本文化论。踏上自己向往已久的欧洲的土地却发现自己不能理解欧洲文化的经历,令木下杢太郎开始反思自己在日本国内的教育体系下所接受的欧洲文化的完整性,并由此发现了“另一个”在日本国内被无视的欧洲,即希腊拉丁文化。这种反思一方面令他对日本文化吸收欧洲文化的片面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并从日欧文化交流史中找寻到了这种片面性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他中国时期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照,使得他对中日文化同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经历了欧洲时期之后,木下杢太郎的日本文化论趋于成熟。他在1925年的演讲《日本文明的未来》中对其进行了完整阐述。木下杢太郎在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的大框架下,将日本文化定位为先后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化,并认为东西方文化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化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日本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于吸收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并以此为基础建设新的日本文化。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在木下杢太郎人生的最后20年,他的日本文化论的嬗变与坚持。嬗变的一面表现为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对日本国民的优越性和日本文化的固有性的宣扬。坚持则表现在一如既往地对日本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考察,并一以贯之地提倡要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日本文化。这种嬗变与坚持反映了木下杢太郎思想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笔者尝试从木下奎太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和时代环境影响的角度对他思想嬗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木下杢太郎的日本文化论的意义在于,他在以关于日本文化的固有性的论述占主流的近代日本开启了一个讨论日本文化身份的新角度。他从与他者文化的“关系”中定位了日本文化的身份,使得日本文化的身份不再是固定的、绝对的,而是流动的、相对的,是处于“关系”之中的。他的日本文化论是战后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的日本杂种文化论的先行理论,同时也为近代以来摇摆于东西方文化夹缝间的日本文化指明了一条以共存融合为方向的道路。

孙鹏辉^[9]（2012）在《东方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探析》文中提出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便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然而在形成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进程当中,东方古代文化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谓是功不可没。东方古代从科学技术、语言文字、哲学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通过旅游、贸易、战争和殖民等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对古希腊文化带来了影响。本文结合东方古代文化及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深入的探究了东方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李胜伟^[10]（2012）在《浅析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文中指出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的罗马文明。虽然经过后来的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演变,但古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打下的基础是无法动摇的。而古希腊罗马文明在产生和演变过程中,东方文明对其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尤以文化影响最为巨大和深远。本文从东方文化中的语言文字文化、文学文化、审美文化和哲学文化四方面来解析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

二、浅谈古代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古代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古风时代爱奥尼亚地区的文化贡献研究（公元前8-前6世纪）（论文提纲范文）

（4）从东方学史看百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四次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5）觉知语感：论东方文化语境中油画语言的探索 ——以第三代油画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研究（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保守主义的新文化异托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木下杢太郎日本文化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浅析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谈古代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2]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3]古风时代爱奥尼亚地区的文化贡献研究（公元前8-前6世纪）[D]. 王俊杰.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4]从东方学史看百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四次论争[J]. 王向远. 山东社会科学, 2020(04)
• [5]觉知语感：论东方文化语境中油画语言的探索 ——以第三代油画家为例[D]. 高俊.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6]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研究（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D]. 胡宇蒙.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民国保守主义的新文化异托邦研究[D]. 徐旭. 武汉大学, 2014(01)
• [8]木下杢太郎日本文化论研究[D]. 傅玉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9)
• [9]东方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探析[J]. 孙鹏辉. 青年文学家, 2012(20)
• [10]浅析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J]. 李胜伟. 作家, 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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