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依法治国实现的条件和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艾野[1]（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依法治国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焦点内容和重要命题,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方向,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光辉成果,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及人们的对法治的意识和认知,推动了世界领域的法治文化交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整体把握、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我国未来的法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对我国法治发展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强调要继续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申和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治国理政的深刻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和人民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制度体系,并将《决定》定为我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永恒追求,也是总结前人经验后作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将其动态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之中,将其时代内涵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我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中。依法治国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的地位和治国理政的作用。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为目标,深入地研究了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习近平提出的“十一个坚持”对我国法治发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发展规律。这是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理论研究的重要推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指明方向。本文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法,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视角高度概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对依法治国的理论渊源进行系统整理,并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成就、特征、经验、优势、挑战和完善路径进行了全面研究,努力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研究提供理论素材。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组成,具体来讲:第一部分,绪论。重点分析论文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用,通过剖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形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整体认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的思路,阐述研究方法,从而搭建本研究的基本架构,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节首先从法治相关的概念进行概述,分别对法治、法制、人治、德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依法治国的内涵入手,对依法治国进行了整体概述,对其理论、核心和本质特征分别进行了论述。从整体的机构上为后续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这一部分首先,深入了解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时代价值。有利于我们准确的认识法治思想来源。其次,研究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的形成与失败的教训,这部分能有效地为我国法治实践提供依据。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法治从无到有进行整体分析。最后从我国的传统法治入手,分别对古代法制思想、近代社会法制思想展开论述。阐述了我国古代、近代法治的弊端与发展,从而对新时代依法治国产生启示作用。第四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本章是该论文的核心部分。首先深入地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地进行了概述,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次,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进行论述,这部分以法治过程中的实质转变为主要成就的依据,通过向更好的方式转变、更具体的实践操作、更先进的治理模式和更高的目标作为成就的主要表现。最后,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征展开论述,明确依法治国在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深化时代赋予的内涵。第五部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本章首先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历史地位,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补充和丰富。其次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分别从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人类的法治文化的角度对新时代依法治国进行了有效的定位和评价,从而体现出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全过程中的价值。第六部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在基本经验上,以法为主要研究目标,分别对其与党、权、民主、依规治党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党的领导、权力、民主自由、法规制度都与法无法分割,其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监督、促进和相统一的。国外法治实践的经验对中国而言是宝贵的,但对经验的学习依然要建立在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国情为基础的借鉴学习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与所想背道而驰。在优势上,依法治国发挥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大体现,人民主体、以德治国、人人平等和中国实际出发都是依法治国的在新时代的优势,依法治国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平正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最优结合,保持中国实际为基本准则才能把握依住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未来法治发展的前景。第七部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理性的分析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所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正视存在的问题,是促进依法治国再进步的最佳途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依法治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对依法治国潜力深层挖掘的契机。通过理性思考,从八个方面完善新时代依法治国的路径,集中地将“十一个坚持”主要内涵融入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实践当中,从而将问题和挑战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总之,通过系统地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论文主要提出以下创新观点:一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时代内涵,从社会发展中蕴含的古今的哲学智慧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二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从社会主要矛盾、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新时代依法治国完善路径,深入研究我国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三是从新时代依法治国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逻辑的阐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提出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价值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吴婷[2]（2020）在《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了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又一次伟大尝试。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实践和理论基础,更是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系统阐述,使其理论思想更加成熟。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保障了新时代背景下的法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梳理了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论述,阐述了其理论渊源,研究了经典法治思想核心中国历代领导人法治思想观点,解释了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产生的必然性。其次,对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核心内涵、根本方向、政治前提、总体目标以及战略地位进行具体论述,归纳总结了其五大特点,从理论内容层面分析其制度的创新性,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论述其真理科学性,从宏观层次分析其体系的整体性,从实施推进方式展现其相对的公正性,从历史观的角度展现其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最后,对理论价值和实践路线进行剖析,论证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推动了人类法治理论的发展。关于实践路径主要从依法执政、法治改革和人民主体三方面提出具体实施方法。
姜新[3]（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离开共产党来谈国情是不现实的,党内治理牵动着国家治理的每一条神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其中约有80%的国家公务员,以及超过95%的领导干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办好中国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在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政治布局、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同时,党内腐败和思想混乱等治理窠臼问题被新媒体无限扩大,更加直白地摆在了名为信息社会的“砧板”之上。党内治理问题在削弱党的执政效力的同时,更是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整个国家的治理进程。党内治理的迫切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党内治理理论架构,以及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还处于成长时期,难以与西方现代法治和政党理论抗礼。本文以依规治党为切入点,意在回答五个问题: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以此实现巩固现有党内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更高效地转换为治理效能,丰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本文将依规治党的概念概括为:依规治党是法治思维在党内建设领域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之上,运用制度手段对党内事务、党员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治理。依规治党的本质:明确权责划分,规范权力运行。依规治党的目标:借鉴法律属性管党治党,使政党保持生机活力,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分别从政党理论、执政党理论、法治理论三方面阐释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从世情、国情、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充实依规治党的现实根据;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逐渐演变的理论架构阐释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再次,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总结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新时期、新时代四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依据总结出新时代依规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依规治党概念本身不够明确凝练。二是,依规治党的研究重点需转移,由横向思辨转向执行细节。三是,党内法规的内容和执行程序存在碎片化、不规范以及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四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期推行,法治思维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认可,依规治党出现监督不足和矫枉过正并存的现实悖论。同时,依规治党的容错纠错措施存在匮乏。五是,依规治党软环境面临信仰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最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本文从党内法规生成机制和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两方面入手,在巩固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生成领域:一是,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原则（坚持科学理论、人民立场、法治精神）。二是,提出新时代优化党内法规生成机制的切入点（法规队伍的配置、交流培训和民主参与）。三是,明确法规生成机制的未来关注点（补足合规审查机制,形成闭环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一是,通过“圆桌学习”和新的选人用人模式,实现从严治吏。二是,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下,从立法契合、过程衔接两方面,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一体化。四是,补足兜底措施,充实依规治党的救济措施。
李金泽[4]（2020）在《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司法公信力研究》文中指出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良法善治。要实现真正的法治中国,法律必须得到人们的认同与遵守,良好的司法公信力是题中应有之义。司法公信力是人们对司法活动、司法裁判的信任,对法律的尊重和确信。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司法公信力越高,司法才能更加有效的运作,司法公正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其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本文从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与发展现状出发,透析了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公信力所面临的困境,探讨了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路径。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数据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司法审判和司法监督两个层面出发,分类探究了我国司法机关在不同案件审理和监督过程中的效率与效果,从而分析当前司法公信力所面临的困境。经过研究,从全面依法治国的视域出发,目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与发展,仍然存在特殊案件处理效率较低、刑事与行政类案件审判公信力需进一步提高,以及司法监督效能有效落实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针对特殊案件的灵活审理机制,监督制度的实施重过程而轻结果、甚或有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伴随我国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与法律应用能力还不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和法治建设的要求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正确理解全面依法治国与司法公信力之间的本质关联,在认识到司法公信力建设与发展是长期过程的基础上,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公众法治意识与能力的不断增强,促进司法公开、司法权威和社会评价的全面提升。
周慧慧[5]（2019）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个县级政府的问卷调查》文中研究表明县域治,天下安。“县”作为我国城乡连接的纽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处于政府工作和依法治国的第一线,县级政府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在此背景下,县级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依法治国的全局状况和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这就将提升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摆在了更加突出与紧迫的位置。然而,考察县域治理实践,县级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非规施政现象依然存在,距离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法治政府的理想目标尚存较大差距。为此,我们不禁反思: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究竟怎么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县级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力不从心?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出发,以理性官僚制等经典组织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公共行政合法性和公共行政有效性等重要议题,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进行实证考察。首先,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尝试构建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测量模型,并在东部地区的M县和西部地区的N区两个县级政府实施问卷调查以获取样本数据。进一步针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本研究聚焦组织层面深入挖掘原因,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探讨组织层面的关键因素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本研究建构的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测量模型有效成立,借助决策、执行、监督、绩效四个指标来反映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是可靠且有效的。另外,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在组织层面上受到情境因素和行为因素的显着影响。具体而言,情境因素方面,目标清晰度和组织支持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法治型文化、威权领导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没有显着影响。行为因素方面,团队合作和政府回应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工作懈怠和工作破坏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没有显着影响。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组织目标清晰度,增加依法行政过程中的资源支持,加强县级政府内的团队合作,强化县级政府对民众和社会的回应等提升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对策建议。
郝炜[6]（2019）在《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行政执法依据选择及其路径演进,并非全部按照立法者为行政权设定的轨道运行,行政执法实践不仅存在着“无法律则无行政”,在本土行政法语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同样存在着“无法律亦须行政”的治理诉求。政策对行政主体履行行政任务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行政执法依据选择及其路径基本命题,采取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田野调查等论证方式,廓清依法律执行路径与依政策执行路径及其相互之间的行政法关系,构成全文论证主旨。伴随社会法治国时代来临,自由法治国时代所形塑行政执法活动严格遵循“无法律则无行政”的形式法治底线,但却无法达成“无法律亦须行政”的实质法治目标。行政执法依据概念具有执政性（政治立场）与执法性（法律立场）的行政法理。传统行政法奉行依法律执行的唯一路径遮蔽甚至掩盖了公共行政的复杂性,试图以法律规范作为涵摄法律与政策、政府与政党等命题的进路,难以为行政法变迁提供具有阐释力和创新力的行政法理。透过行政执法违法屡禁不止、行政执法依据彼此冲突、行政执法实效不佳的表象,进而揭示行政执法依据研究囿于“法律——政府”分析框架而忽视了行政法在“政党——政府”分析框架下对民主政治的调控功能。因此,有必要重整行政执法依据的研究立场,并重置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行政法学基本立场为出发点,将行政执法依据置于不同立场予以考察,有益于精准认识行政执法依据概念。行政执法依据的法教义学立场注重行政法的规范内涵与逻辑涵摄,着力于将社会事实、非法律规范形态一并转化、凝练为一般化的行政法规范,并透过法律解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实践实现个案正义。与之相反,行政执法依据的社科法学立场则注重经验维度的事实描述,具有注重本土化行政法认知偏好与解读行政法实践的阐释力量。在研究行政执法依据时应当避免仅从行政法教义学或社科法学立场一端审视。经过对行政执法依据构成要素逐一辨析,即分别从“行政”“执法”“执行”的宪法属性、行政法属性分析,认为行政执法依据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选择主权意志、宪法、法律、政策等作为处理公共事务、履行行政任务的执法根据。然而,这种法教义学所宣称的行政执法依据,难以回应行政法治实践的短板,这分别体现在政策元素、经验元素、事实元素对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民主政治结构的现实冲击。可见,行政执法依据及其选择研究存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紧张关系。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冲突置于一个同时符合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行政法分析框架即政府法治论命题内予以解决。其因在于,政府法治论既紧扣法教义立场的严格逻辑,又能够回应行政法学实践的经验理论从而包容社科法学立场的事实描述。立场既定,则路径趋向必然显现。针对行政执法依据的法教义学立场与社科法学立场分析,事实上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趋向,即为行政执法依据命题的规范研究与经验观察预设了不同的分析路径。一个必须交代的学术立场则是,依政策执行研究必须坚定宪法立场、必须符合行政法调控的规范要求。政府法治论为论证居于行政法教义学立场的依法律执行路径设定了合法性边界。首先,确定依法律执行概念。所谓依法律执行就是行政主体在履行既定行政决定、达成行政目标过程中,应当仅以法律为依据。“依”,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权力对公共行政初次判断权的源头所指,是行政法适用的具体体现。其次,申明依法律执行的必要性。政府依法律产生原理与政府由法律控制原理是行政主体依法律执行的行政法理依据。行政执法依据注重依法律执行已成为法治中国的常识,其必要性来自宪法规范、行政法教义学和民主政治因素的驱动。同规范主义层面原因相比,特别是行政法规范中的执政党要素,对于推动形成依法律执行路径具有更为现实的驱动作用。最后,注重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内省。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内省旨在从反证立场审视依法律执行路径的唯一性命题。从路径内省的“合法性”质疑审视,依法律执行路径并不是行政执法依据的唯一路径,事实上呈现的则是立法系统漏洞丛生、依法行政实效不彰、行政分层结构冲突、裁判扩张政策空间等现象,从而影响了依法律执行的调控质效。以政府法治论为分析框架探究依政策执行命题,其目的是将依政策执行纳入行政法教义学以求法规范与法裁判的形塑。政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涉及改革开放的政策往往成为推动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主要动力。然而,行政法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关注的是学科体系内部的规范化整理,缺乏与执政党治理系统对话的技术规则。关于依政策执行研究的公法动因分析表明,依政策执行应当同时满足谨守行政法规范、回应行政法变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治理机制的要求。关于依政策执行要素的分析表明,政策为行政法提供了法政策立场、合法律转化、全覆盖治理的行政法图式,并赋予行政法调控现实政治的规范理据与实践理性,由此行政法的调控疆域实现了从公共行政向现实政治的重大跨越。在对政策行政法理探究基础上,通过评介“合法性”质疑学说,借助依法律善治原理所提供的“法律—政府”分析框架、“执政党—政府”分析框架,进而提出依政策执行的概念,即当法律对行政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根本就没有作出规定,但基于公共利益目标、行政任务时限、行政裁量考量又必须执行时,此时行政主体在宪法原则和行政法原则之下以创制型政策与执行型政策为依据来执行公共行政事务。毋庸置疑,依政策执行路径本身充满矛盾性,它内蕴“合法”与“有效”的状态分离、法律与政策的规范分离以及法律与政策治理实效重叠的张力。从行政法实践观察,依政策执行的具体调控方式主要表现为“政策主导”“正当有效”“规范替代”等类型。在依政策执行朝向法治化以法规范规整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党的政策与日常法制、党内规范与合宪合法、理想模型与日常法治等因素。为验证上述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研究的确是一个“真问题”,本文选取日常行政执法实践中常见的“打请示”,以政府法治论为分析框架,由此观察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两种不同路径的实践理性。研究显示,请示可作为分析论证韦伯式国家权力形式化构建的微创切口;透过请示现象能够证明依法律执行并非政府法治化进程的唯一轨道。针对“打请示”的行政法理探究发现,行政执法依据路径中存在着事实与规范的话语转换、法律与政策的规范替代、法律缺席与政策出场的权力逻辑。可见,依法律执行路径与依政策执行路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离与重叠为特征的交互逻辑。因此,要对行政执法依据选择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清醒认识。一方面,要实现依政策执行的理性化、民主化,同时严格控制政策在法律体系内制造例外;另一方面,依政策执行具有政治命题向法律议题转向的治理风格,而行政法律制度则是其转向的制度归宿。在宪制框架下将政治问题导向社会主体习以为常的行政法命题,需要依赖预设的并可验证的法律逻辑和法律规则,并由法律配置相应民主政治资源。“打请示”例证还显示,法律事实和法律证据有时会被有意裁剪或筛选,并且法律事实极易被经验主义所代替。因此,依法律执行路径中极难消除“法治逃逸”隐患,而行政效率价值缺失、法律规则隐藏漏洞、地方自治行为偏向、回避承担行政责任等则是其主要原因。由此,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呈现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为主的两种类型。展望未来,法治政府是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规范取向、法治政党是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实效保障。具体而言,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具有一种结构性力量,对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变迁具有阐释能力。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命题成立的原因既包括行政执法依据所蕴含的执行主权与执行法律指向,也包括来自“共产党与行政法”互动关系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关注法政策学并非是对超法政策、例外法治的鼓与呼,而是在坚持法治政府取向基础上对法政策功能的最大化运用。在执政党对行政法具有现实影响下,行政执法依据路径仍然会呈现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的实施现象。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政府”概念一向就有“法律之下的政府”与“政党之下的政府”的界分,而且能够回应与阐释日常行政法的实践法理,同时也为行政法调控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法教义分析工具。
郑君窈[7]（2019）在《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培育和提升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的重要性也愈加突出。大学生是法治建设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治意识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前景,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如何提升大学生法治意识,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价值。本文主要由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导论首先介绍大学生法治意识这个研究课题的缘起,分析研究意义以及概述研究现状,据此阐明以全面依法治国为视域的大学生法治意识塑造具有时代价值。第二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与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基本概念问题。在介绍法治意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意识的新时代内涵,并依据大学生群体特殊性,界定其法治意识的内容,为该问题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以江西省部分高校大学生法治意识调查现状结果为例,通过对实证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详细论述大学生法治意识现状及成因。第四部分为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塑造重点,包括完善大学生法律知识体系,提升大学生对法治内涵的理解,增强大学生对法治的正面情感,促进大学生参与法治实践等四个方面。第五部分,在前文理论的基础上,从校园内部建设,社会法治建设,大学生自我提升这三个维度,具体提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促进大学生法治意识塑造的路径措施。
冯嘉慧[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方略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一个方略来执行,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它突破性发展的阀门。从这时起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的发展变革推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共产党以依法治国之不变应万变,生活于其中的民众在接纳或抵触中慢慢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众、社会、国家之间的互动愈加频繁、愈加和谐,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治国方略也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贴合新的局势要求,不断调整与完善。这种有趣的互动模式对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以及其他战略的决策都有着重要的探究和借鉴作用。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史事实,把握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接触、磨合的动态,顺畅地描绘出依法治国方略形成、发展和茁壮成长的过程,通过对比不同阶段人民群众的法制成熟度,归纳总结出依法治国方略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并对此现象做出解释,最后点明依法治国方略明在治国实在治人,饱含希望与关怀。通过前期的史料搜集和梳理,按时间先后顺序将论文分为六个部分进行分析论述。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是对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以及对本文涉及概念的明确。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建设。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的发展历程。第四部分主要讨论随着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加强以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被确认后,民众、国家、中国共产党三者在此背景下的运作模式。第五部分是新时代对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更高要求,既有对过去发展成果的总结也有对未来走向的规划。第六部分为结语,通过对依法治国方略历程的回顾,领悟中国共产党法治理念中以人为本的精髓。
张洪松[9]（2019）在《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决定了治党与治国在内在逻辑上具有统一性,这是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政治基础。党规与国法具有不同属性,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必须从制度上对党规和国法作出明确区分,确定二者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方面均取得显着成效,但两个法治子系统的发展还不够均衡、内容还不够协调、衔接还不够顺畅。新时代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要立足党规与国法的区分,以全面贯彻落实新宪法为统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抓手,在分类分层实践推进的基础上,重点理顺备案审查的衔接联动机制。
陈思明[10]（2018）在《“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法治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的法治要求。"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作为新时代的普法新路径,需要进行必要理论探究。从法治文化基础、法治运行原理、法治理论价值和法治传播价值四个方面,对"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展开分析。针对执法与普法融合的文化认同、现实条件、理论支撑、传播价值等关键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论证。通过解决普法在各个层面的重要问题,明确普法转型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这一转变带来的普法机制变革。
二、论依法治国实现的条件和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依法治国实现的条件和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难点 |
| 第2章 依法治国的相关概念 |
| 2.1 系列概念 |
| 2.1.1 法治 |
| 2.1.2 法治与人治 |
| 2.1.3 法治与德治 |
| 2.1.4 法治与法制 |
| 2.2 依法治国的内涵 |
| 2.2.1 依法治国的概述 |
| 2.2.2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
| 2.2.3 依法治国理论的本质特征 |
| 2.3 依法治国的核心 |
| 2.3.1 依宪治国 |
| 2.3.2 依法执政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3.1.2 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 |
|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法治国理论 |
| 3.2.1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端 |
| 3.2.2 从法制到法治建设 |
| 3.2.3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 |
| 3.2.4 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建立 |
| 3.3 中国传统法制思想 |
| 3.3.1 中国古代法制思想 |
| 3.3.2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 |
| 第4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 |
| 4.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概述 |
| 4.1.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 |
| 4.1.2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 |
| 4.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 |
| 4.2.1 从治国基本方略转变为全面推进 |
| 4.2.2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 |
| 4.2.3 从依法管理向治理现代化 |
| 4.2.4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建设 |
| 4.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点 |
| 4.3.1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 |
| 4.3.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创新性 |
| 4.3.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性 |
| 4.3.4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性 |
| 第5章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 |
| 5.1.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5.1.2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5.1.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理论地位 |
| 5.1.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 |
| 5.2.1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保障 |
| 5.2.2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集中体现 |
| 5.2.3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
| 5.2.4 新时代依法治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
| 5.2.5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人类法治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 |
| 6.1.1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法的关系 |
| 6.1.2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法与权的关系 |
| 6.1.3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6.1.4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6.1.5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立足国情与借鉴中外法治经验的关系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优势 |
| 6.2.1 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最大特色和优势 |
| 6.2.2 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力量源泉和重要保障 |
| 6.2.3 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客观要求 |
| 6.2.4 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实现路径 |
| 6.2.5 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重要原则 |
| 第7章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 |
| 7.1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7.1.1 法治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 |
| 7.1.2 法治发展不充分难以发挥法治的功能 |
| 7.1.3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依法治国的影响 |
| 7.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完善路径 |
| 7.2.1 科学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 |
| 7.2.2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
| 7.2.3 公正司法是现代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防线 |
| 7.2.4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
| 7.2.5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
| 7.2.6 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治军全盘考虑 |
| 7.2.7 全面贯彻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 |
| 7.2.8 国家、地方、个人协调一致共同发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论文主要内容及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出场语境和理论渊源 |
| 一、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出场语境 |
| (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 |
|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法治保障 |
|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
| 二、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三)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一、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一)核心内涵:“新十六字方针” |
| (二)政治前提:坚持党的领导 |
| (三)根本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四)总体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 (五)战略地位:习近平新时代“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之一 |
| (六)基础前提:以德治国,以道德滋养法治 |
| 二、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 |
| (一)创新性 |
| (二)科学性 |
| (三)整体性 |
| (四)公正性 |
| (五)时代性 |
| 第三章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 |
| 一、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
| (一)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 |
| (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
| (三)丰富了世界法治理论 |
| 二、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实践路径 |
| (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强化制度优势 |
| (二)推进法治领域改革,确保司法公正 |
| (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依规治党研究现状评析 |
| 二、国外政党建设研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及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概念意涵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语义 |
| 一、“依”阐释理论出发点 |
| 二、“规”意指法律性规范 |
| 三、“治”强调治理落实 |
| 四、“党”表明治理对象 |
| 第二节 依规治党的构成要素 |
| 一、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依规治党的前提 |
| 四、依规治党的治理切入点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概念界定 |
| 一、依规治党的概念 |
| 二、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概念辨析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根据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社会根据 |
| 一、国际社会新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国情 |
| 三、国内外实践经验 |
| 第二节 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 |
| 一、政党理论 |
| 二、执政党理论 |
| 三、法治理论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 |
| 一、依法治国框架下依法执政建设 |
| 二、依治国框架下的依规治党建设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教训 |
| 第三节 新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新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总结 |
| 第四节 新时代依规治党的创新探索 |
| 一、新时代依规治党创新性发展 |
| 二、新时代依规治党成效总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价值和核心范畴 |
| 一、依规治党的价值理念需凝练 |
| 二、依规治党的核心范畴需转移 |
| 第二节 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和内容方面 |
| 一、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不够严谨 |
| 二、党内法规的内容有待规范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执行效力方面 |
| 一、执行落实不到位 |
| 二、法治思维、规矩意识不足 |
| 三、监督、救济体系制待完善 |
| 四、依规治党的软环境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 |
| 一、明确党内法规的生成原则 |
| 二、优化党内法规制定队伍 |
| 三、充实党内法规生成环节 |
| 第二节 提高依规治党的执行力 |
| 一、以用人为切入点,从严治吏 |
| 二、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 |
| 三、坚持法治原则,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协同推进 |
| 四、完善党内救济机制,补足依规治党的兜底环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司法公信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全面依法治国与司法公信力概述 |
| 2.1 全面依法治国概述 |
| 2.1.1 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 |
| 2.1.2 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容与特征 |
| 2.2 司法公信力概述 |
| 2.2.1 司法公信力的概念界定 |
| 2.2.2 司法公信力的特征 |
| 2.2.3 司法公信力的构成 |
| 2.3 全面依法治国与司法公信力的关联 |
| 2.3.1 全面依法治国与司法公信力的内在统一性 |
| 2.3.2 全面依法治国下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特点 |
| 3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 |
| 3.1 司法案件的效质情况分析 |
| 3.1.1 案件审理效率分析 |
| 3.1.2 案件审理质量分析 |
| 3.2 司法监督情况分析 |
| 3.2.1 纠正违法行为情况分析 |
| 3.2.2 受理举报、控告和申诉案件情况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司法公信力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4.1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司法公信力存在的问题 |
| 4.1.1 疑难案件审判效率低下 |
| 4.1.2 刑事与行政案件审判质量有限 |
| 4.1.3 司法监督贯彻实施不足 |
| 4.2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司法公信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特殊案件的处理经验不足 |
| 4.2.2 案件审理过程内外协调不足 |
| 4.2.3 司法监督程序不完善 |
| 5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路径 |
| 5.1 完善司法体制、创新法律运用 |
| 5.1.1 建立省统管的一体化管理体制 |
| 5.1.2 强调特殊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的正确运用 |
| 5.2 增强司法公开、促进民众参与 |
| 5.2.1 加强司法人员综合素养建设 |
| 5.2.2 推进司法公开 |
| 5.3 细化司法监督、强调监督效果 |
| 5.3.1 细化司法监督程序 |
| 5.3.2 强调监督效果的有效贯彻 |
| 5.4 完善司法责任制,保障司法权公正行使 |
| 5.4.1 改革应当注意现实条件约束,分步骤推进 |
| 5.4.2 案件管理建立可操作的司法责任制 |
| 5.4.3 合理设定司法责任制与司法监督制度 |
| 6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个县级政府的问卷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依法行政能力的基础性研究 |
| 2.1.1 关于政府治理能力的研究 |
| 2.1.2 依法行政的内涵理解 |
| 2.1.3 依法行政能力的内涵理解 |
| 2.2 依法行政能力的测量 |
| 2.3 依法行政能力的影响因素 |
| 2.3.1 个体层面 |
| 2.3.2 组织层面 |
| 2.4 评价与启示 |
| 第3章 研究设计和方法 |
| 3.1 分析框架 |
| 3.2 基本概念 |
| 3.2.1 依法行政 |
| 3.2.2 依法行政能力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情境因素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影响 |
| 3.3.2 行为因素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影响 |
| 3.4 变量的操作化 |
| 3.4.1 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 |
| 3.4.2 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影响因素 |
| 3.5 研究方法 |
| 3.5.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5.2 分析单位 |
| 3.5.3 抽样方案 |
| 3.5.4 资料收集和数据分析方法 |
| 第4章 问卷数据的质量检验 |
| 4.1 问卷数据 |
| 4.1.1 调查概况 |
| 4.1.2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
| 4.2.1 信度分析 |
| 4.2.2 效度分析 |
| 4.3 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测量模型检验 |
| 4.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第5章 实证分析结果 |
| 5.1 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
| 5.2 情境因素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影响 |
| 5.3 行为因素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影响 |
| 5.4 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与其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检验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合理现象的理论解释 |
| 6.3 提升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对策思考 |
| 6.4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
（6）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题、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行政执法依据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内涵变迁 |
| 一、从“行政”到“执法” |
| 二、从“执法”到“执行” |
| 三、行政执法依据的概念分析 |
| 第二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本土实践 |
| 一、行政执法依据与政策 |
| 二、行政执法依据与经验 |
| 三、行政执法依据与事实 |
| 第三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法治论”的要义勾勒 |
| 二、“政府法治论”的介入理据 |
| 第四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路径选择 |
| 一、路径解析 |
| 二、路径面向 |
| 第二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律逻辑——依法律执行 |
| 第一节 依法律执行的概念界定 |
| 一、依法律执行的概念分析 |
| 二、依法律执行的理念融合 |
| 第二节 依法律执行的设定缘由 |
| 一、宪法规范约束 |
| 二、行政法教义学限定 |
| 三、民主政治驱动 |
| 第三节 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外观 |
| 一、形塑法治政府的构建逻辑 |
| 二、营造法治政府的法律生态 |
| 三、确立法治政府的救济体系 |
| 四、构建法治政府的顶层设计 |
| 第四节 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反思 |
| 一、路径反思的“合法性”质疑 |
| 二、路径反思的教义学评价 |
| 第三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政策逻辑——依政策执行 |
| 第一节 依政策执行研究的公法动因 |
| 一、行政法教义空间狭仄 |
| 二、规制派规范研究欠缺 |
| 三、执政党法治实践诉求 |
| 第二节 依政策执行概念的行政法理 |
| 一、政策的行政法意涵 |
| 二、依政策执行的法概念界定 |
| 三、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依政策执行路径的现实挑战 |
| 一、依政策执行路径的矛盾性 |
| 二、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必要性 |
| 三、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可行性 |
| 第四节 依政策执行内核的规范重整 |
| 一、党的政策与日常法制 |
| 二、党内法规与合宪合法 |
| 三、理想模型与日常法治 |
| 第四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选择的互动与冲突: 基于个案的验证 |
| 第一节 背景说明 |
| 一、街道办事处的职权演变 |
| 二、项目开竣工时间的法律规定 |
| 第二节 请示及其类型化的法律之维 |
| 一、作为载体的请示 |
| 二、作为公文的请示 |
| 三、作为惯例的请示 |
| 第三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交互逻辑 |
| 一、行政法事实与行政法规范的话语转换 |
| 二、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的规范替代 |
| 三、法律缺席与政策出场的权力逻辑 |
| 第四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治挑战 |
| 一、行政效率价值缺失 |
| 二、法律规则隐藏漏洞 |
| 三、立法规制选择偏好 |
| 四、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
| 五、回避承担行政责任 |
| 第五章 行政执法依据选择路径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规范取向 |
| 一、路径选择的权利逻辑 |
| 二、行政执法的政治驱动 |
| 三、政策功用的权利指引 |
| 四、权利指向的行政执法 |
| 第二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实效保障 |
| 一、选择依据的价值目标 |
| 二、党的领导权的实现方式 |
| 三、党的执政权的行政法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 |
| 1.1.1 研究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的理论问题 |
| 2.1 法治意识的概念及发展 |
| 2.1.1 法治意识的内涵演变 |
| 2.1.2 法治意识与相关概念辨析 |
| 2.1.3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的法治意识 |
| 2.2 全面依法治国对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时代要求 |
| 2.3 我国大学生法治意识的主要内容 |
| 2.3.1 明确大学生法治意识主要内容的依据 |
| 2.3.2 程序意识 |
| 2.3.3 平等意识 |
| 2.3.4 权利义务意识 |
| 2.3.5 诚实信用意识 |
| 3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的现状分析 |
| 3.1 大学生法治意识实证调查 |
| 3.2 大学生法治意识的主要特点 |
| 3.2.1 法律知识体系亟待完善 |
| 3.2.2 权利与义务观念失衡 |
| 3.2.3 权力制约意识欠缺 |
| 3.2.4 规则程序意识淡薄 |
| 3.3 大学生法治意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传统法制思想影响下法治文化基础薄弱 |
| 3.3.2 高校普法教育与“法育”理念相脱节 |
| 3.3.3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阻碍法治意识提升 |
| 3.3.4 网络媒体虚假新闻信息传播误导 |
| 4 我国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重点 |
| 4.1 完善大学生法律知识体系 |
| 4.2 提升大学生对依法治国的理解 |
| 4.3 增强大学生对法治的正面情感 |
| 4.4 促进大学生参与法治实践 |
| 5 我国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途径 |
| 5.1 高校内部法治建设完善 |
| 5.1.1 推进“依法治校”,促进高校管理法治化改革 |
| 5.1.2 保障大学生申诉途径,营造民主平等校园文化 |
| 5.1.3 完善法律教育内容,提升高校普法教育水平 |
| 5.2 社会法治环境完善 |
| 5.2.1 净化网络传播环境,强化媒体法治责任 |
| 5.2.2 鼓励大学生权利保护,加强大学生权利救济 |
| 5.3 大学生法治意识自我提升 |
| 5.3.1 主动学习法律知识 |
| 5.3.2 明确自身权利义务 |
| 5.3.3 积极提升用法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方略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建国初期“依法治国”主题的研究 |
| 1.2.2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依法治国”主题的研究 |
| 1.2.3 20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时期“依法治国”主题的研究 |
| 1.2.4 党的十五大至党的十八大时期“依法治国”主题的研究 |
| 1.2.5 2012年至今“依法治国”主题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史论结合法 |
| 1.3.3 比较法 |
| 1.4 依法治国方略的概念界定 |
| 2 改革开放初期“原子化”的群众与中国法制建设的健全 |
| 2.1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背景分析 |
| 2.1.1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 |
| 2.1.2 “原子化”的人走出原来严格的“单位”控制 |
| 2.2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 2.2.1 宪法及相关法的出现与建立 |
| 2.2.2 经济法的出现与建立 |
| 2.2.3 刑法的出台与通过 |
| 2.2.4 社会法的出现与建立 |
| 2.3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 |
| 2.3.1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认识 |
| 2.3.2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 |
| 3 无“法”的群众与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培养 |
| 3.1 中国共产党培养法制观念工作的背景分析 |
| 3.1.1 法制宣传教育的政治环境 |
| 3.1.2 无“法”群众的基本状况 |
| 3.2 学校课程教育——法制建设的核心力量 |
| 3.3 领导干部培训——法制建设的关键环节 |
| 3.4 “一五”普法教育展开——法制建设的“全民参与” |
| 3.4.1 全民参与普法教育的心理状态趋于健全 |
| 3.4.2 全民参与法制教育的早期实践 |
| 3.4.3 普法教育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展开 |
| 4 初步“法智”化民众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认 |
| 4.1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背景 |
| 4.2 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 |
| 4.3 依法执政: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与党的执政方式的完善 |
| 4.4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 5 成熟法制化民众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与发展 |
| 5.1 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必然性 |
| 5.1.1 健全的法制体系 |
| 5.1.2 人民群众“法智”与意识的成熟 |
| 5.1.3 中国共产党执政综合素质的提高 |
| 5.2 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的新要求 |
| 5.2.1 “全面”的“空间”要求 |
| 5.2.2 “无限”的“时间”要求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统筹的政治基础:政党与国家建设 |
| (一) 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引领和保障 |
| (二) 依法治国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和依托 |
| 二、国家治理的分工:党规国法的区分 |
| (一) 党规与国法的区分 |
| 1. 形式上的区分 |
| 2. 实质上的区分 |
| (二) 国家治理中的分工 |
| 1. 党务关系入规 |
| 2. 国务关系入法 |
| 三、统筹的现实运作:双规并行的实践 |
| (一) 格局的均衡性 |
| (二) 内容的协调性 |
| (三) 衔接的顺畅性 |
| 四、统筹的实现方式:优化路径的展开 |
| (一) 以全面贯彻落实新宪法为统领 |
| (二)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抓手 |
| (三) 以分类分层的实践推进为基础 |
| (四) 以备案审查的衔接联动为重点 |
| 五、结语 |
（10）“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法治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法治文化基础 |
| (一) 应对问题:政治化运作向法治化运作转型 |
| (二) “以吏为师”的传统法律文化是“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传统文化基础 |
| (三) 执法的动态实践性提供了“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现实文化条件 |
| 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法治运行原理 |
| (一) 应对问题:外部需求向内部需要转型 |
| (二) 以法社会学视角增强普法责任制的规制效果 |
| (三) 以柔性法治视角发挥普法责任制的全面协调性 |
| 三、“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法治理论价值 |
| (一) 应对问题:司法审查模式向公共服务模式转化 |
| (二) 普法责任制的行政主体变革 |
| (三) 普法责任制的行政行为推进路径 |
| 四、“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的法治传播价值 |
| (一) 应对问题:法治传播内容的部门化向体系化转化 |
| (二) 权力行使者和权力行使过程一体化监督的法治传播 |
| (三) 党内法规等软法与国家法律互动性的法治传播 |
四、论依法治国实现的条件和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 艾野.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研究[D]. 吴婷. 大理大学, 2020(06)
- [3]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D]. 姜新. 华侨大学, 2020(12)
- [4]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司法公信力研究[D]. 李金泽. 西安工业大学, 2020(05)
- [5]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个县级政府的问卷调查[D]. 周慧慧.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6]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D]. 郝炜. 山东大学, 2019(02)
- [7]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问题研究[D]. 郑君窈.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方略演进研究[D]. 冯嘉慧. 海南大学, 2019(01)
- [9]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J]. 张洪松.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1)
- [10]“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法治思考[J]. 陈思明. 行政法学研究, 2018(06)
标签：法律论文; 依法行政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