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冶金》2003年1～6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张炳旭[1]（2021）在《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任白涛幼名洪涛,曾用笔名冷公、一碧,河南南阳人士,辛亥时期开始投身新闻事业,随后致力于新闻学术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实用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的着述者,也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论文以“新闻人”任白涛为中心,系统探讨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以及抗日新闻宣传等内容,力求客观、全面地将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同时,希冀这番探索能够对民国新闻史尤其是新闻人物史研究有所补益。论文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内容主要涵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论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本章结合特定时代背景,以时间为轴线对“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生历程进行了总体概括。呈现了任白涛在南阳、开封、上海、东京、重庆、恩施等地的人生经历,着重揭示了任白涛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人生追求、理想信念以及促使他选择不同道路的内在动因。认为是在时代环境、家世背景、教育经历和个人性格特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任白涛才始终坚守着他的新闻人之路。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第二、三、四、五章,是从横向上对新闻人任白涛展开的研究,分别对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观念以及抗日新闻宣传四个方面作出考察。其中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历程。本章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划分为“在《民立报》时期”和“在《新湖北日报》时期”两个阶段。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任白涛受到个人兴趣的驱使、民主自由社会风气的熏染及对军阀政府统治的不满,毅然投身新闻事业,期望通过“新闻”这一媒介来施展个人抱负并对社会进步有所助益。抗日战争期间,任白涛作为《新湖北日报》总编辑,在民族危亡时刻再次走上新闻职业工作,把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作为践履其“新闻救国”理想的一种途径,这解释了他为何会以短暂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姿态出现在新闻界。第三章着重研究任白涛的新闻学术活动。本章从任白涛“在日本”和“在国内”两个层面对他的新闻学术活动进行展开,重点探究了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创办中国新闻学社等重要活动,认为任白涛在力图构建一种体系化的新闻学,任白涛的新闻学术研究活动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第四章主要研究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本章主要从新闻业务思想、新闻教育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四个方面对任白涛新闻思想展开重点考察,认为任白涛的新闻思想体现出了如下特征: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既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熏染,又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进行了借鉴和吸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色彩。第五章是对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的研究。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是作为“新闻人任白涛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本章首先考察了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其次,对任白涛进行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内在动因作出探析,认为根本动因是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直接动因是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再次,重点研究了任白涛关于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抗战期间,任白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新闻宣传政策及行为尤为关注,并进行了细致研究,在日本对华施加的新闻宣传政策、战时国际通讯社的机构及其作用、抗战期间的对日新闻宣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并以此作为他在抗战期间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准绳。第三部分即论文第六章,在前五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展开探讨,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升华。任白涛一生钟情于新闻事业,既从事新闻学术研究,又投身于新闻实践活动。其中,从事新闻学术研究是任白涛人生当中的主要工作,在中国新闻学的一些领域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是民国时期追求新闻理想的典型新闻人之一。本章从政治与学术的视角出发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贡献与地位作出阐述。与此同时,指出由于时代条件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以及新闻思想等也暴露出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以新闻人任白涛为镜,将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可为当前中国新闻理论建设与新闻学科发展提供镜鉴。
杨圆[2]（2020）在《伪满洲国时期长春的日本人社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本自古代开始,从中国吸收了大量文化营养,成为丰富本国的重要资源,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日本实施明治维新,迅速推进近代化,而中日关系,遂发生重大的角色转换。日本明治时期开始便积极推行作为国策的“大陆政策”,逐步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使“大陆政策”由国策变为实际行动。中国东北,广袤的土地,丰厚的资源,令日本人垂涎欲滴,成为日本战略构图中的一个重要的支点,肩负着日本岛国的侵略狂想。1932年3月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成立则是日本由国际政治理论的构想转变为政治军事计划中的关键一步。伪满洲国成立后,长春被选为伪都,改称“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心脏”。日本为彰显本国实力及粉饰侵略行径,在长春实施城市建设,且在日本国内鼓吹“海外雄飞”、“日满一体”等口号。如此,为谋求海外“新天地”的日本人,包括土木建设者、官吏、商人及随行家属等涌入到了长春生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移居到长春的大批日本人踏上了撤离之路,消失在了长春的历史进程中。但是,这些日本人在伪满时期的长春留下怎样的生活足迹,他们的存在给长春社会带来何种影响。这些均是至今仍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在最具代表性的先行研究中,刘建辉作为半殖民地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以宏观视角探讨了近代上海的都市空间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关系,且其魔都上海的设定具有重要的符号学意义。王升远选取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日本文人的“北平体验”和“北平书写”,弥补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沦陷区文学?文化?思想研究的空白。柴红梅考察了20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的关系,并探讨了日本作家的殖民地都市文化体验。近年,刘建辉与日本亲历者的共同研究开创了殖民地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本论文承袭上述代表性研究,以伪满时期长春的日本人为研究对象,利用人口移动理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开展殖民地都市文化研究。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日本人社会的形成。本论文首先分析了近代日本海外移民史,总结了日本近代海外移民的两条主要路线,即:日本移民向日本势力范围外的国家或地区移入及日本移民向日本殖民地的移入。在此背景下,以日俄战争,伪满洲国成立为分界线,提出近代日本人移入长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俄战争前。这一时期进入长春居住的日本人极少,且多以俄国人为服务对象以谋生存。但在此阶段长春也出现了以踏查和获取情报为目的,短暂停留的日本人。第二阶段为日俄战争后伪满洲国成立前。此阶段的重要标志为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满铁附属地”,因此长春也逐渐形成了日本人聚集的生活及文化区域。第三阶段为伪满洲国时期。这一阶段长春的城市性质发生了变化,被选定为伪都,成为殖民地中心城市。这一时期移居到长春的日本人人口也逐年增加,占据城市中心区域,形成日本人社会。本论文以数据为主要契入点,分析长春日本人的移入目的、路径和职业等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对长春日本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实态进行了分析。伪满洲国成立后直到1937年“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的撤销,长春的行政权才出现形式上的统一。然而,长春在城市建设下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日本人居住区域逐步扩大,使中国人居住区域被差异化,边缘化。而居住在长春的日本人享受着独立生活空间和殖民果实的同时,在伪满洲国后期也面临着住宅困难,高物价等生活问题。这些均反映了日本人社会的排他性和不稳定性。2.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日本人的政治文化心态。首先,随着殖民统治的加强,长春出现了具有殖民符号特征的建筑,如:“大同大街”（现人民大街）两侧的高楼,日本人“战迹纪念碑”,“神社?神庙”等,在当时日本人制定的观光路线和文学创作中成为了长春的重要标识。在人与空间的互动中,形成了“风景-殖民美化-伪满认识”这样的思想轨迹。其次,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者鼓吹“民族共和”的同时丑化中国人形象,以领导者自居。一些日本人甚至抱着实现“民族共和”的幻想,来到伪满洲国生活。然而观念与实际的差距,使这些日本人的幻想破没。最后,本论文通过对日本人不同世代的故乡意识的探讨,揭示了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一代试图将殖民地永久化的意图及日本人二代模糊的故乡概念和片面的伪满认识。3.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日本人社会的影响。从长春社会发展来看,伪满洲国时期长春在城市建设完成后,呈现出了近代城市样貌。由于日本殖民者实施军事统治,割裂了生产力作用城市发展的关联性。因此,长春的城市特征被局限在消费功能上,工业发展滞后,且日本人社会独立空间的存在隔绝了长春整体的社会互动。这些均造成了长春的畸形发展。此外,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者即开始实施文化统合政策。本论文以至今未被深入挖掘的伪满洲国历书《时宪书》为中心,整理了13年间《时宪书》的变化,得出了其随着殖民统治逐步变化的轨迹,即由代表中国人民俗和生活文化逐渐变为以日本神道为主导思想的历书。1941年起始,《时宪书》书中的法定庆祝日全部变为具有日本色彩的节日,且直接添加了“纪元节”,“天长节”这样日本固有的庆祝日,并在1943年开始以具有强烈日本神道精神的国歌替换掉了原有的伪满洲国国歌,试图统合思想。然而,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依旧保持着固有的传统节日历法,对日本宣扬的神道具有强烈抗拒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殖民者的文化统合对象也包括在伪满洲国出生对日本全然不熟悉的日本人。因此形成了多重的文化冲突。最后,本论文利用实例,阐明伪满洲国时期的民族差别待遇,揭示了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日本人社会的存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本论文利用了大量未被使用的史料和文献,以伪满时期长春的日本人为考察对象,探讨殖民地文化问题,力图延伸和扩展殖民地文化研究的内容和视角。本论文虽然以伪满时期长春的日本人为主要对象,考察的时间跨度实际为1900-1945年,即45年的历史区间。囿于本人的研究能力,未能对这45年间长春历史中出现的日本人做出全面的考察,且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虽然试图尝试利用未被使用的档案、文集和报刊等进行说明,但还需深入探讨。今后,将会努力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对未能充分研究的问题进行补充和延伸。
赵希悦[3]（2020）在《《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文中研究说明《河北省政府公报》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时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其研究价值,是一个有待认识和探索的问题。《河北省政府公报》由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公报股负责编辑、刊印与发行,主要刊登河北省政府下发的政令法规,各行政部门审核发布的重要命令,省政府召开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省政府一些重要的公电公函等信息。本文通过对1928年8月1日至1930年4月30日所发行的638期《河北省政府公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它所刊登的内容划分为行政组织构建、财经建设、教育建设和社会治理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可见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成立之初,由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省长和省级各厅负责人在整顿和完善政府行政体系,恢复和发展被战争所破坏的社会生产力与教育事业,以及对混乱的社会秩序进行治理等方面,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河北省政府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展和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显示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为革新地方政治和改变地方社会风貌所做的努力。通过对《河北省政府公报》上所发布的各类信息的研究,本文认为《河北省政府公报》具有传播政令、进行“三民主义”政治思想引导和对一些政务、财务信息进行公开的特色;同时它所刊登的丰富内容,可以让我们从新闻的角度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在革新政治、社会方面的举措,推行过程和实践效果。毫无疑问,《河北省政府公报》对这一时期地方区域研究和地方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此类史料的不足,例如,多官方事务少民生事务,多官方用语少通俗文字,多省内信息少外界新闻等,所以,在运用此类史料时,要通观全局,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之中进行分析研究,重点考察实际效果。
李思琪[4]（2019）在《湖北方志方言词研究》文中认为汉语方言语料可分为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两类,文献方言资料大量保存在地方志中。论文以湖北方志方言词为研究对象,其中湖北新志方言词51633个,旧志方言词299个,利用全新语料展开描写与分析。论文从新旧方言词与旧志方言词两方面展开,其中新志方言词研究角度为构词分析、比较分析,旧志方言词研究包括义类分析、音节结构分析与历史考察。论文第三章从句法构词、形态构词、修辞构词与语义构词四个方面总结湖北方志方言词的构词法,归纳出“AA神”、“A里AB”式重叠构词,前缀“幺”、中缀“里”、后缀“神”式附加构词等。论文第四章主要对湖北省新志方言词与《汉语方言大词典》的释义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了《汉语方言大词典》失收的通行区域,对方言类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所裨益。第五章为湖北省旧志方言词研究,分析了旧志方言词的义类、音节结构,并对单音节动词做了历时考察,从古代辞书的释义及古文献用例中总结出湖北旧志方言词的意义及意义变化。
黄薇[5]（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提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孙磊[6]（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冷雪梅[7]（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邹琪[8]（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益顺[9]（2014）在《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传播是在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历史格局中进行,与科学话语传播结伴而行的是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晚晴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酝酿期、萌芽期与初步形成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中酝酿期以传教士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萌芽期以维新报人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初步形成期则以辛亥报人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主。从格致话语传播到科学话语传播的嬗变,就是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格致话语与科学话语代表着两条不‘同的传播路径。一条是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路径,基本上沿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以学辅教”的宗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致”来指称Science,“科学”一词直到1905年间,《万国公报》上才开始使用“科学”词汇。传教士格致话语中的“格致”更多的是指称狭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尚属“小科学”的范畴。并概述格致的本义、方法、分类、功能与精神等方面。鉴于晚清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实指中国人的自主构建,传教士只是起着一个中介与播种的作用。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格致话语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的“《察世俗》传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科学内容很少,属于宗教期刊。另一个是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东西洋考》传统”,以科学为主,宗教次之,类似世俗期刊。首先是“《察世俗》传统”主导,然后“《东西洋考》传统”取而代之。19世纪60年代以前,“《东西洋考》传统”一直被《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等传承。《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后,两种传统共存。《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一些格致新闻、格致成果与格致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1907年终刊后,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式微,“《察世俗》传统”回归主导。但“《东西洋考》传统”并未消亡,仍然被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所传承。另一条路径是中经日本的科学传播路径。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掀起了科学话语传播的两次高潮,具有“以学辅教”之表征。内容有区别,前者重视科学知识与科学新闻的介绍,是第一阶梯传播。后者更侧重于形而上的科学话语传播,是第二阶梯传播。并使用日文中的“科学”来指称Science。国内最早使用“科学”既非康有为,也非严复,而是《实学报》（1897年11月15日）,但因未署名而难以确定身份。20世纪初“格致”与“科学”共存与混用,1905年以后,“科学”词汇才逐渐淘汰“格致”。日本成为了戊戌维新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科学话语传播的主要中介与信息来源。而日本国内的“科学”原本就有“大科学”与“小科学”两种发展趋势,但输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系统之学”的“大科学”。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主要具有信息传递、科学启蒙两项功能,与当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形成互动。一方面,科学话语传播是观念革命的助产士,也是认知图式变革的加速器,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认知的地理空间与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宏观的宇宙天体、中观的人事社会与微观的物质世界都逐渐纳入人们的认知范围,科学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逐渐被人们所内化,科学传播所催产的这种深层变革,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科学不再是奇技淫巧与旁门左道,而被正名,这是科学发展的外在要求。科学话语传播过程是近代科学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并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有五项特征,即信息源上的外源性、传播途径上的单向度线性传播、传播绩效上的局限性、生长周期上的短暂性、话语体系构建上的渐进性等。科学传播层面上,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二者一脉相承。
章建[10]（2013）在《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力量，铁路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对于社会经济增长、社会风气演变等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同样，晚清末季铁路传入中国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铁路也担当了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角色。近代安徽是中国东南的重要省份，物产丰富，农产品等大宗物品的外销迫切需要有能沟通南北、连接口岸与广大腹地的便捷运输通道，这种对于近代交通方式的诉求成为了推动铁路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铁路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自1912年津浦铁路首通，到20世纪30年代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在安徽初步形成了一个铁路运输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安徽交通格局仅以东西向的水运为主，而缺乏连通南北重要孔道的局面。在铁路以及水运等交通方式的共同努力之下，近代安徽的运输局面为之一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变迁步伐。具体而言，由于铁路的贯通和大量促进运输的政策的推行，首先使得广大铁路沿线地区以及接受铁路影响的“腹地”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出现了连片的规模化经验模式，使得以小麦、水稻、茶叶、烟草等为代表的农作物在满足农民自我消费的同时，商品化趋势发展明显。其次，铁路的运营对于工业品由沿海输入内地、由城市输入农村建构了便捷的通道，在此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工业艰难起步，同时亦通过铁路运输的作用，拥有丰富煤、铁矿藏的安徽成为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煤炭、铁矿石供应基地之一，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再次，在铁路运营的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城市化步伐加快，不仅出现了火车带来的城市，而且铁路沿线城镇的近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发轫于清代的安徽省会之“争”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铁路成为了省会确立的必要条件。第四，铁路的建成，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风气的流变，正是通过铁路这一近代交通工具，架起了安徽腹地与口岸联系的桥梁，近代旅游业逐步萌发、近代城市生活方式开始起步，社会发展呈现出外向与开放的姿态。然而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种由于铁路的贯通而带来的进步，犹如星星之火，在积淀已深的传统社会中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就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众多人们而言，社会经济变迁对他们生活影响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对于铁路在近代社会中的革命作用要有充分而适度的估计。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存在之于近代安徽的经济社会变迁，不仅是一种推动力量，更是一种促进变迁的必要条件，假以时日，必能产生类似“耦合”的充分效应，而这已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实所证明。
二、《河南冶金》2003年1～6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南冶金》2003年1～6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研究的理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现有研究述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文献评析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创新点及困难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困难 |
| 第一章 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家世与早年求学生涯 |
| 一、家庭与家学 |
| 二、从私塾到学堂 |
| 三、上海问医兼求学 |
| 第二节 涉足报界到东渡日本 |
| 一、初入新闻界 |
| 二、东渡日本留学 |
| 三、与周恩来成为莫逆之交 |
| 四、参与留日学生运动 |
| 第三节 在杭州与上海间辗转 |
| 一、置身版权纠纷 |
| 二、投身左翼文化运动 |
| 第四节 因抗战而逐流的年代 |
| 一、赴重庆寻找党组织 |
| 二、从事战时宣传工作 |
| 三、抗战后的清贫生活 |
| 第二章 任白涛的新闻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在《民立报》时期的新闻实践 |
|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新闻界 |
| 二、任白涛《民立报》记者经历考证 |
| 三、《民立报》上的“河南通信” |
| 四、任白涛新闻通信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在《新湖北日报》时期的新闻实践 |
| 一、《新湖北日报》的创刊背景及过程 |
| 二、《新湖北日报》的编务人员与栏目设置 |
| 三、任白涛主编期间的《新湖北日报》言论分析 |
| 四、毅然离开《新湖北日报》 |
| 第三节 任白涛新闻实践的主要特征 |
| 一、以兴趣支持事业 |
| 二、将新闻用作武器 |
| 三、为言论自由大声疾呼 |
| 四、为民族解放坚守阵地 |
| 第三章 任白涛的新闻学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从事新闻学研究的背景 |
| 一、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
| 二、20 世纪20 年代前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任白涛在日本的新闻学研究 |
| 一、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 |
| 二、着述《应用新闻学》 |
| 三、《应用新闻学》的出版经历 |
| 第三节 任白涛在国内的新闻学研究 |
| 一、创办中国新闻学社 |
| 二、《综合新闻学》的诞生 |
| 三、与学术界同仁的交往 |
| 四、进行体系化的新闻学研究与构建 |
| 第四节 任白涛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
| 一、以改善我国新闻事业为目标 |
| 二、以指导实践为主要目的 |
| 三、以构建体系化新闻学为追求 |
| 四、以引领学术为意识 |
| 第四章 任白涛的新闻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渊源 |
| 一、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熏染 |
| 二、西方新闻学理论的影响 |
| 三、自我新闻实践活动的提炼 |
| 第二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任白涛的新闻业务思想 |
| 二、任白涛的新闻教育思想 |
| 三、任白涛的新闻伦理思想 |
| 四、任白涛的新闻舆论思想 |
| 第三节 任白涛新闻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 |
| 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 |
| 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 |
| 第五章 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 |
| 第一节 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 |
| 一、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
| 二、中国新闻界的抗日新闻宣传热潮 |
| 三、任白涛对日本新闻界的早期关注与研究 |
| 第二节 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动因 |
| 一、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 |
| 二、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 |
| 第三节 任白涛对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 |
| 一、关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宣传政策的认识 |
| 二、关于日本对华新闻宣传工具侵略本质的揭示 |
| 三、关于中国反对日本新闻侵略的主要原则 |
| 四、关于中国对日新闻宣传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特征 |
|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
| 二、注重新闻的宣传功用 |
| 三、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 |
| 四、将学术研究融入抗战实践 |
| 第六章 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评价 |
| 第一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历史定位 |
|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始终怀揣强烈责任感的新闻人 |
| 二、对中国早期新闻学建构有开创性贡献的新闻学者 |
| 三、对抗日宣传做出一定贡献的新闻斗士 |
| 第二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历史局限性 |
| 一、过分地看重新闻事业的力量和作用 |
| 二、未能充分地将自己的新闻主张贯彻于实践 |
| 第三节 新闻人任白涛的现实启示 |
| 一、新闻人应当具有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
| 二、新闻学术研究应与当下时代需要相结合 |
| 三、应当理性看待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 |
| 结语 |
| 附录:新闻人任白涛生平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2）伪满洲国时期长春的日本人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凡例 |
| 序章 |
| 一、问题提起 |
| 二、先行研究 |
| 三、研究方法と研究意义 |
| 四、用语と研究范囲解説 |
| 五、论文の构成 |
| 六、独创と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日本の海外移民史概観 |
| 第一节 海外移民を促した社会変动 |
| 第二节 海外移民の主要なルートと特徴 |
| 小括 |
| 第二章 伪満洲国成立前の长春と日本人 |
| 第一节 长春の由来と初期の日本人の流入 |
| 第二节 长春の「満鉄附属地」の日本人 |
| 第三节 「九?一九」长春の陥落 |
| 小括 |
| 第三章 伪満洲国时期の长春の日本人社会の形成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の「渡満」を左右するダイナミックス |
| 第二节 データに见る长春の日本人社会の(6郭と特徴 |
| 第三节 生活空间と生活状态 |
| 小括 |
| 第四章 伪満洲国时期の长春の日本人の政治?文化意识 |
| 第一节 记号化されたランドマークと民族主义の高扬 |
| 第二节 「民族协和」への幻想とその幻灭 |
| 第三节 故郷意识と郷愁 |
| 小括 |
| 第五章 伪満洲国时期の长春の日本人社会の影响 |
| 第一节 畸形の都市発展 |
| 第二节 生活文化の交错と统合―时间の视座から |
| 第三节 苦难に陥った中国人 |
| 小括 |
| 终章 |
| 一、近代长春の日本人移住の三段阶 |
| 二、异文化の冲突 |
| 三、殖民都市社会発展の限界 |
| 四、示唆と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付録 |
| 付録1:长春文史史料目録(1982-2016) |
| 付録2:纪年対照表 |
| 付録3:长春市市街名対比表 |
| 付録4:伪満洲国时期の长春の関连団体と同窓会一覧表 |
| 付録5:関连略年表(1865-1945) |
| 谢辞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学术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创办 |
| (一)河北省政府的成立与《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创办 |
| (二)《河北省政府公报》的编辑出版与发行 |
| 二、1928-1930 年河北省各级行政机构与人事制度的建立 |
| (一)颁布条例,完善行政机构建制 |
| (二)整顿吏治,制定人事任用制度 |
| 三、1928-1930 年间河北省政府的财务整理与地方经济恢复 |
| (一)整理财政,充裕省库 |
| (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四、1928-1930 年间河北省教育事业的恢复与改进 |
| (一)全省教育事业的恢复阶段 |
| (二)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阶段 |
| 五、1928-1930 年间河北省的社会治理与改造 |
| (一)剿匪清乡,成立地方保卫团 |
| (二)禁止烟毒,改善社会风气 |
| (三)废除陋习,改良社会习俗 |
| (四)抚恤救济,稳定社会秩序 |
| 六、《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历史作用与价值 |
| (一)《河北省政府公报》具有的历史作用 |
| (二)《河北省政府公报》的珍贵史料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教育厅行政机构设置及其职掌 |
| 附表2:行政人员的考试资格和考试科目表 |
| 附表3:河北省训政学院课程纲目 |
| 附表4:视学人员及各学校与各县应改进事项 |
| 附表5:男女师范学校招生区域 |
| 附表6:河北省各县筹办救济院情形总表 |
| 后记 |
（4）湖北方志方言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1.1 湖北省建制沿革 |
| 1.1.2 湖北省地方志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湖北省地方志研究 |
| 1.2.2 湖北方言研究 |
| 1.2.3 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1.3.1 为汉语方言史研究提供佐证 |
| 1.3.2 拓展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新领域 |
| 1.3.3 对湖北省地方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1.4.1 穷尽式调查和系统描写相结合 |
| 1.4.2 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结合法 |
| 1.4.3 数理统计法 |
| 第二章 湖北方志方言词资料概况 |
| 第一节 湖北新志方言资料概况 |
| 2.1.1 新志方言资料总说 |
| 2.1.2 新志方言资料特点 |
| 第二节 湖北方言分区 |
| 2.2.1 方言分区概况及差异 |
| 2.2.2 方言志中的方言分区 |
| 第三章 湖北新志方言词的构词法 |
| 第一节 方言构词法及研究 |
| 3.1.1 汉语方言构词法研究的成果 |
| 3.1.2 汉语方言构词法研究的趋势和特点 |
| 第二节 方言词句法结构构词分析 |
| 3.2.1 并列式 |
| 3.2.2 偏正式 |
| 3.2.3 动宾式 |
| 3.2.4 主谓式 |
| 第三节 湖北新志方言词形态构词分析 |
| 3.3.1 重叠 |
| 3.3.2 附加式 |
| 3.3.3 重叠附加式 |
| 第四节 湖北新志方言词修辞手段构词分析 |
| 3.4.1 比喻构词法 |
| 3.4.2 借代构词法 |
| 3.4.3 婉曲构词法 |
| 第五节 湖北新志方言词语义构词分析 |
| 3.5.1 “事物—性状”语义框架 |
| 3.5.2 “事件—关系/动作—处所”语义框架 |
| 3.5.3 “事件—关系—事物”语义框架 |
| 3.5.4 “事件 1—关系—事件 2”语义框架 |
| 第四章 湖北方志方言词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湖北方志方言词与普通话的比较 |
| 4.1.1 词形比较 |
| 4.1.2 语义比较 |
| 第二节 湖北方志方言词与《汉语方言大词典》词语的比较 |
| (一)增收《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词已有方言区的通行地区 |
| (二)增收《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词的缺失的方言区和通行地区 |
| 第五章 湖北旧志方言词研究 |
| 第一节 旧志方言资料概况 |
| 5.1.1 旧志方言资料总说 |
| 5.1.2 旧志方言资料的特点 |
| 第二节 旧志方言词的义类 |
| 第三节 旧志方言词的音节结构 |
| 第四节 旧志方言词的历时考察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湖北方志文献版本信息表 |
| 附录2 湖北旧志方言词统计 |
| 附录3 《湖北省志·方言》方言词统计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切入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使用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上篇 基础研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概况及成书原因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类别 |
| 一、道德教化 |
| 二、应缘 |
| 三、修炼 |
| 四、精神需求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 |
| 一、宗教救度 |
| 二、开坛阐教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成书原因 |
| 一、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 |
| 二、成书“因缘”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特色研究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渗透的“科学” |
| 第一节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一、“科学”的概念及源头 |
| 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 |
| 第二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的态度 |
| 一、认可和尊重科学 |
| 二、科学不是万能的 |
| 三、“道”高于“技” |
| 第三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态度之原因探析 |
| 一、农耕文明的影响 |
| 二、“天下归仁”的儒家传统 |
|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及其途径 |
| 第一节 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 |
| 一、自然科学知识 |
|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三、女性的科学启蒙知识 |
| 第二节 大理善书中科学知识的传播途径 |
| 一、善坛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三、家庭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的地方社会新气象 |
| 第一节 社会观念的变迁 |
| 一、经济观念 |
| 二、“四民”观念 |
| 三、婚育观念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 |
| 二、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 |
| 引言 |
| 第一节 成善宗坛的基本情况 |
| 一、成善宗坛的建坛 |
| 二、成善宗坛的迁移 |
| 第二节 成善宗坛举办的重大法会 |
| 一、学校竣工庆祝大会 |
| 二、圆通斋 |
| 三、葭旁开街大斋 |
| 四、供奉地藏像袪瘟 |
| 五、做家斋 |
| 六、中元普渡大会 |
| 七、吕祖会训斥杨庆昌 |
| 八、沿村宣讲圣谕 |
| 九、为杨宗震送葬 |
| 十、最后的法会 |
|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 成善宗坛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成善宗坛敦化寺平面图 |
| 附录三 成善宗坛牌位图 |
| 附录四 成善宗坛敬奉的神像牌位图 |
| 附录五 成善宗坛职事人员名单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编目 |
| 凡例 |
| 一、大理士绅撰写的善书编目 |
| 二、大理士绅抄写或刻印的外地善书编目 |
| 致谢 |
（8）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缘起 |
| 二、概念与说明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框架与方法 |
| 五、重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酝酿期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晚清传教士中文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一、传教士报人的创刊活动概述 |
| 二、格致话语传播的宗旨 |
| 三、格致话语的传播者 |
| 四、格致话语传播的体例与内容 |
| 第二节 晚清传教士中文期刊中的格致观念 |
| 一、格致概念的阐述 |
| 二、格致分类的认知 |
| 三、格致功能的体认 |
| 四、格致方法与格致教育的阐述 |
| 五、格致文化观的探讨 |
| 六、格致与迷信及其他 |
| 第二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萌芽期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戊戌维新时期创刊及其宗旨 |
| 一、维新报人自主创刊活动 |
| 二、格致话语传播的宗旨 |
| 第二节 萌芽期期刊格致话语传播的栏目与内容 |
| 一、《时务报》与《知新报》的栏目与内容 |
| 二、《湘学新报》与《实学报》中的栏目与内容 |
| 三、“另类期刊”中的栏目与内容 |
| 四、其他地方期刊的栏目与内容 |
| 第三节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萌芽期期刊中的格致思辩 |
| 一、维新报人格致思辩的思想资源 |
| 二、“科学”出现与格致概念及分类 |
| 三、“富强之基,本诸格致” |
| 四、“黜伪崇真”与格致文化观 |
| 第三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期期刊中的科学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的背景与创办 |
| 一、辛亥报人传播科学话语的背景 |
| 二、辛亥报人的创刊活动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宗旨、体例与内容 |
| 一、科技期刊的宗旨、体例与内容 |
| 二、以“科学”栏目为中心 |
| 三、以“格致”栏目为中心 |
| 四、《新民丛报》的科学栏目及其内容 |
|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与社会转型的互动 |
| 一、科学话语传播催生观念革命 |
| 二、科学话语传播推进认知图式变革 |
| 第四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期期刊中的科学认知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中的科学观念 |
| 一、从“格致”到“科学” |
| 二、辛亥报人的科学分类说 |
| 三、辛亥报人的科学功能认知 |
| 四、辛亥报人的科学方法论 |
| 五、辛亥报人的科学精神说 |
| 第二节 《新民丛报》中的科学诉求 |
| 一、《新民丛报》对科学本质及分类的认知 |
| 二、《新民丛报》对科学功能与科学方法的阐述 |
| 三、《新民丛报》对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的探讨 |
| 四、《新民丛报》科学话语传播的特征 |
| 第三节 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观念刍议 |
| 一、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文化观 |
| 二、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教育观 |
| 三、“科学为工艺所从出” |
| 四、科学是改良社会的利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近代安徽铁路的建设与运营 |
| 第一节 近代安徽发展的铁路诉求 |
| 一、 近代安徽基本省情及客观的铁路需求 |
| 二、 沿线民众修建铁路的愿望与态度 |
| 第二节 近代安徽铁路的建设 |
| 一、 近代安徽三条铁路的修建 |
| 二、 铁路的建成改善了安徽南北交通格局 |
| 第三节 近代安徽铁路的运营 |
| 一、 近代安徽三条铁路的运营 |
| 二、 铁路的运营没有根本改变传统运输格局 |
| 第二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农业 |
| 第一节 铁路当局积极开展农产调查及品种改良 |
| 一、 民国前期安徽农业生产的曲折发展 |
| 二、 铁路沿线农产品生产状况的调查 |
| 三、 铁路与农业品种的改良和推广 |
| 第二节 铁路与农产品商品化 |
| 一、 铁路全力推动农产品外运与外销 |
| 二、 铁路对近代安徽茶叶生产及外销的影响 |
| 三、 铁路时代洋烟对近代安徽烟草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铁路与土地整理和宣城华侨垦殖事业 |
| 一、 民国时期土地调查整理与土地陈报工作的源起 |
| 二、 安徽省土地调查整理工作的开展 |
| 三、 铁路与安徽华侨垦殖事业的发展 |
| 第三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工矿业 |
| 第一节 近代安徽工矿业的起步和发展 |
| 一、 近代中国铁路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延伸 |
| 二、 晚清时期安徽工矿业的艰难起步 |
| 三、 民国时期安徽工矿业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煤矿业 |
| 一、 近代以来安徽煤矿业的发展 |
| 二、 淮南铁路与淮南煤矿的开采 |
| 三、 津浦铁路与烈山煤矿的兴衰 |
| 第三节 矿山铁路与近代安徽铁矿 |
| 一、 近代安徽铁矿石的开采及在全国的地位 |
| 二、 矿山铁路对铁矿石开采及其外运的作用 |
| 三、 铁路与马鞍山中央钢铁厂的筹建 |
| 第四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市化 |
| 第一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镇布局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市的发展 |
| 一、 铁路沿线各城市经济格局的形成 |
| 二、 铁路沿线城市近代金融业的兴起 |
| 三、 铁路沿线城市邮政通信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火车带来的城市——蚌埠 |
| 一、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空间布局的初步形成与发展 |
| 二、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人口的集聚与盐粮经济的发展 |
| 三、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 |
| 第四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的省会之“争” |
| 一、 安徽建省以及省会的“艰难”确立 |
| 二、 铁路与民国时期的省会之“争” |
| 第五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乡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铁路与新型生活方式 |
| 一、 铁路沿线新型生活方式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
| 二、 铁路沿线城乡社会的落后面相依然存在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旅游业 |
| 一、 各条铁路建成后系统地进行了沿线旅游资源的调查 |
| 二、 铁路推动近代安徽旅游业发展的各项举措 |
| 三、 名人政要旅游对安徽铁路沿线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河南冶金》2003年1～6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D]. 张炳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伪满洲国时期长春的日本人社会研究[D]. 杨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D]. 赵希悦.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湖北方志方言词研究[D]. 李思琪.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5]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7]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9]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D]. 李益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10]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D]. 章建. 苏州大学,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