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掌握统计理论 提高决策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陈凯[1](2021)在《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文中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适应这一新的功能和定位,因此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预算作为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必然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角色。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础的现代预算制度,其目标是“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内容完整、编制科学、执行规范、监督有力、讲求绩效和公开透明,而现代预算制度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预决算差异作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直接结果,对于充分把握预算管理水平,发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立足于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深入分析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在系统呈现预决算差异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对其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我国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全方位、多角度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特征和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体系,分别从总量层面、结构层面、区域异质性层面等不同角度对预决算支出差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根据预决算差异背后的逻辑,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并结合我国预算功能取向,为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阶段的全周期运行特点,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两个维度梳理出可能影响预决算差异的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主体互动因素,并借助实证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法,分别利用基于R2的夏普利值分解和MQ指数测度不同因素对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探寻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来源,充分认识我国预算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第四,总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内部动态特征,结合从年初预算--调整预算--决算的预算周期,分析预决算差异在年度内普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V型模式的原因。最后,通过借鉴美、法、日等国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实践经验,更清晰认识我国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推动我国的预决算差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各级政府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且存在结构性差别。整体特征分析发现:2013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均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支成为预决算差异的突出表现形式;2011年以后预决算差异度出现下降,但绝对规模不降反增,2017年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超过2011年达到新高;地方层面的预决算差异规模和差异度均高于中央;省级预决算差异、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三者呈倒“V”形,调整差异通常为正,执行差异通常为负,但是决算数通常仍会大于年初预算数。结构特征分析发现:支出科目越细化预决算差异越大,离散程度越高;中央预决算差异稳定度更高,且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而地方在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项目支出预决算差异总体大于基本支出预决算差异。区域特征分析发现,调整差异的区域特征明显,但执行差异的区域特征并不明显,其中东部地区调整差异更小,因此总体来看东部地区预决算差异小于中西部地区。(2)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不可预知性、非对称性、成因多样性、适度性,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具有的五大属性决定了预决算差异的复杂性,因此认识预决算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导致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出发,分类视之,即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基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二维逻辑框架,将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归类为六类——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和主体互动因素。(3)通过预算管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发现,财政部门、支出部门和监督部门之间的互动行为影响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进而影响预决算差异。预算编制过程中,影响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均衡的因素有:财政部门对部门预算的削减比例、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成本、支出部门虚报预算的成本、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从程度会影响预算编制过程的均衡结果。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表明,由于预算规模既定,社会获得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总量也是一定的,而这种竞争活动是需要相应成本的,其最终结果应该是某种“负和”的社会损失。预算监督过程中,通过分析是否财政结余的博弈过程发现,均衡结果与监督部门对未及时结余的惩罚力度F、实质结余资金规模B、结余后第二年度的削减规模、支出部门选择不结余的处理成本、监督部门选择监督的成本有关。(4)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的回归发现,经济不确定程度、转移支付占比、晋升压力、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透明度会显着影响预决算差异。内部动态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各因素的作用路径不同,对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影响存在不同,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显着而执行差异中不再显着——经济预测偏差、财政收入增速和财政透明度,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不显着而预算执行差异中显着——经济不确定程度、财政分权、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人均GDP。(5)通过利用Shapely分解和MQ指数对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解,发现我国的预决算差异最主要的来源是制度因素和管理因素,并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中制度因素主要作用于影响调整差异,管理因素在执行差异中的作用更为明显。(6)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具有地区异质性,通过分析发现东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官员晋升压力、财政收入增速、财政分权;中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分权、人均GDP和转移支付占比;而西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收入增速、经济增速和转移支付占比。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延续,影响因素结构存在一些规律性变动——转移支付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预测差异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我国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预决算差异。我们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分类施策——“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执行效率,更好履行政府受托责任。要认识到我国当前阶段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是制度性因素和管理因素,以及预算调整差异和预决算执行差异性质的不同,未来需不断优化制度并强化预算管理。具体政策建议为:一是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二是加强各项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收支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提高宏观预测能力,并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加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建设,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四是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管理,规范预算调整流程,建立预算调整控制机制。五是优化制度设计,协调预算主体良性互动,完善预算监督体系,营造公开透明预算环境。六是强化绩效意识,将预决算差异纳入预算绩效管理。
邓晶艳[2](2021)在《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定了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位。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探索新思路、新路径与新方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以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面集成与广泛应用,人类逐步迈入大规模数据挖掘、运用与创新的“大数据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加强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之富有时代性、增强针对性、彰显实效性,是新时期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作为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大数据广域的信息资源、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以及全新的思维范式,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即时性、精准性、前瞻性与个性化等创新发展的新动力与新空间。将大数据思维、技术与方法全方位嵌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各环节与全过程,促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革新思维、优化供给、改进方法、重构范式,建构科学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向“精准思政”“智慧思政”转型升级,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其进一步提质增效、焕发新机的重要生长点与强劲推动力。阐释大数据内涵、价值、特征与功能,阐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并且辨析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两者的深度融合。基于此,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概念得以提出。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技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思维三个维度全面阐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论析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生成逻辑、发展动因、方法论基础与价值取向,可以明确大数据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契合点,理清大数据对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机理。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存在一些短板和弱环。运用文献资料法、大数据文本挖掘方法与访谈调研法审视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总结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并作原因剖析,同时探讨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指出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以及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教育内容体系以及教育工作的主体转型,有利于为新时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提供现实依据。通过分析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技术优势以及可能性,进一步探讨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精准画像”“规律探寻”与“超前感知”三个应用呈现。以之为基础,基于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理念滞后、模式粗放、知行脱节、供需错位等难题,提出利用大数据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由普适教育向个性化培育、由认知培育向实践养成、由需求侧适应向供给侧发力四大发展转向并详细阐述四大发展转向的实现路径。基于大数据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遵循学科规律、注重理论深化,还要坚持实践导向,致力推动大数据应用,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转化。由之,宏观上,探索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与存储、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应用与可视化、数据解释与反馈五大工作模块与应用流程;微观上,对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典型场域中的“数据画像”“精准资助”“失联告警”三个应用进行数据模型构建,从而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大数据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大数据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大数据还存在观念性、路径性与机制性瓶颈,同时,大数据是一柄双刃剑,对数据的不当应用会带来诸如“数据垄断”“数据滥用”“数据侵害”“数据冰冷”等一些可能的风险与挑战。高校尚须在思维理念、技术开发、政策支持、制度完善、机制建设、校园环境建设等方面对大数据应用作出回应与调试。不仅如此,在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高校要注重发挥教育工作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始终坚持数字技术与人文精神、数据智能与教育智慧相结合。
李珊珊[3](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沙凌云[4](2021)在《中职旅游课程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以任务型教学及能力等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案例研究法,研究了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论文以具有代表性的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为研究案例,对该校部分学生进行了实地访谈。并从两个年级(一年级和二年级)、四个专业(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茶艺与茶营销专业和会展服务与管理专业)及两种授课类型(理论课和实操课)角度出发,去探讨中职旅游课程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本次研究得出结论:其一,中职旅游课程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有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基本能力(理解、掌握、运用知识能力、判断、分析问题能力)有积极影响;任务型教学对学生提升能力(动手操作、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合作沟通、决策、执行、探究、迁移、自主学习、思维能力)有积极影响;任务型教学对学生拓展能力(组织协调、革新、解决繁难问题能力)有积极影响。其二,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授课类型、不同任务类型视角下,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有所不同,主要包括:不同年级角度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有所不同;不同专业角度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有所不同;不同授课类型角度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稍有差异;不同任务类型角度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有所不同。本次研究拓展了任务型教学理论,也对中职旅游课程任务型教学的实际运用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邵东[5](2021)在《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逆全球化”现象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我国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出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格局中的重大推动作用。创新是当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十四五”时期直至更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为此,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但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面临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压制的双向挤压。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独立,我国企业需要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投资收益期较长的企业战略层面的选择,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塑造了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企业创新的特质,随着国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商业活动,随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并占据社会生活的主流,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聘用外籍高管人员,选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且对企业创新管理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学术、名人和外籍三种背景特征(简称学术CEO、名人CEO、外籍CEO),用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创新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逐步递进分析并对比这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边界作用、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能够为CEO影响企业战略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选聘有益于促进企业创新战略的高管团队成员提供借鉴意义。本文按以下结构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括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构建了论文的具体结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确定了具体的研究范围,梳理并总结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现有文献,为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评述,发现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引出本文的切入点。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进行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水平的作用方式和内在机理,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企业行为和结果有机结合,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本章实证检验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比学术、名人、外籍三种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作用强度,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和国籍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了企业创新的前置影响因素,为不同视角的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引入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采用CEO两职合一、CEO兼任股东企业职务;CEO薪酬激励、CEO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六个分组或调解变量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第五章,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分析。本章从创新效益的角度出发,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并对比了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深入分析,探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明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本研究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7年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整理上市企业CEO背景特征的一手数据,与企业二手数据和信息相结合,共得到16,584个“企业-年”样本。在此基础上,建立26个研究假设和70个回归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CEO名人背景特征越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强,学术背景特征次之,外籍背景特征最弱。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外籍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强于学术背景特征,而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没有显着作用,表明CEO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以维持名人地位的动机和行为造成了企业创新效率的降低。(2)CEO两职合一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CEO在股东企业兼职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CEO个人权力的增大抵消了学术CEO和外籍CEO的创新意愿,使其在面临创新风险时更加谨慎和保守,只有名人CEO会随着个人权力的增大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3)CEO薪酬激励增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在CEO学术背景特征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CEO股权激励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仅加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CEO背景特征与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股权集中度在总体上抑制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对CEO学术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对CEO外籍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作用,表明控股大股东的存在使企业更加关注当前的盈利水平,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发展;国有控股的所有权性质提高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却降低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表明学术CEO能够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而名人CEO因国企领导者的官员属性和特殊社会地位减轻了其为了保持名人地位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5)企业创新投入在CEO三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产出在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在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够在部分领导环境中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CEO能够通过加强创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再一次证实了名人CEO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在于保持其名人地位,而非切实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了企业创新资源的效率。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关于CEO背景特征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涉及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以及这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也鲜有文献对比不同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强弱关系,对此展开实证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更能够发现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企业战略产生的独特作用。因此,本文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国籍文化三个维度引入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构建了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和绩效的作用模型,这在当前学术、名人和外籍CEO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在理论上揭示三种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实际作用和强弱关系,拓展CEO特征与企业战略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本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三种理论与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有机结合,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对象,延伸了社会认同理论在企业战略中的研究内容,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第三,在现有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改良了CEO名人背景特征的测量方式,通过大量的手工搜集整理工作,获得了近十年来中国上市企业CEO社会背景的一手资料,建立起独有的名人CEO数据库,测量指标从顶级媒体所授予的奖项扩展为各个级别政府和媒体所设置的各类社会奖项和荣誉称号,并将名人效应的强弱加入到实证模型当中,打破了现有测量方式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第四,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和权变效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与现有文献和公司治理常识有所不同的结论,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差异。本文从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引入CEO两职合一、CEO在股东企业兼任、CEO薪酬和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和所有权性质六个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实证检验了治理要素在CEO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对企业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本文深入分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背景特征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内在机理,将创新投入和产出置于CEO特征情景下,揭示了不同CEO领导下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探讨了企业创新对绩效水平的实际作用,深入挖掘了创新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价值,提出了高管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可行办法。
李茵[6](2021)在《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以及大数据战略的深入实施,使得大数据成为科技创新引领与决策支撑的重要战略资源,科学研究与实践正在完成“假设驱动”到“数据驱动”的巨大转变,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利用能够为社会发展、政府治理、国家安全等提供新的动能。围绕国家大数据战略,丰富和拓展大数据应用创新领域,推动管理升级,给学术界、产业界以及政府部门带来许多新的重要课题。其中面向健康服务供给侧的决策支持、决策引导和决策创新中的数据驱动、数据价值转换问题即是管理学、数据科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更是情报学应对大数据环境开展智慧型情报服务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健康医疗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使医院管理和医院管理者的观念都随之变化。数据驱动对医院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提升医疗管理决策质量的角度出发,构建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分析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并展开实证研究,为数据驱动决策领域的研究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为促进医院精细化管理提供对策及建议。基于此,通过界定“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医院管理评价”与“数据驱动决策”等相关概念,以回顾数据驱动决策、面向医疗健康领域的数据驱动决策、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以及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调研法、半结构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扎根理论法、结构方程法、统计分析法、机器学习法分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过程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并构建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围绕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这一核心研究内容,本文第三章在已有BASM模型研究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医院管理决策场景的特殊性,探索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运行机理,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以梳理驱动的路径,理清其中的内在逻辑。该模型由处理过程模型及支持过程模型两部分构成,旨在分别回答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中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数据本身如何转化并如何嵌入到医院管理决策过程中,二是医院中能够支持并且推动数据驱动决策的途径是什么。第四章采用扎根理论进行了面向医疗管理领域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编码面向医院管理者的半结构化访谈资料,经过饱和度测试,最终识别出了四个维度的影响因素。第五章在对影响因素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一步验证影响因素,探讨相关变量的权重和关系。阐述各个因素对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关系,验证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模型。第六章整合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构建支持医院管理决策全过程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探讨过程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根据已构建的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进行基于DRGs分组的医疗服务能力评价和医生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实证研究,修正和完善已构建的模型。具体内容如下:(1)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基于现有的数据驱动决策机制模型,结合医院管理实践,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该模型由处理过程模型及支持过程模型两部分构成,处理过程模型包括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过程和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处理过程。决策处理过程既是数据处理过程的最后阶段,对数据处理的结果进行展示与应用,又会不断地产生新的数据,前推已有数据的老化和错误,补充和修正数据处理过程。而数据处理过程以决策处理过程中的阶段性需求为导向,能嵌入到决策处理过程的所有阶段,为决策处理的全流程服务。支持过程模型主要涉及两用户一技术。两用户包括数据分析人员和管理者,使能技术是创建和改进能够嵌入到操作系统的分析工具,这三个主体不能割裂独立,而可以互相转化并可能同时存在,共同对数据和决策进行处理,支持处理过程模型运转。(2)系统分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影响因素。对主观及客观上影响管理者数据驱动决策的因素进行整合和相关分析,确定四个核心影响因素范畴分别是医疗数据质量,信息技术,医院组织管理和管理者信息素养,构建了影响因素模型,发现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能受到管理者信息素养、医院组织管理和信息技术的正向影响,其中管理者信息素养最强,其次是医院组织管理和信息技术;医院组织管理对医疗数据质量、管理者信息素养、决策目标均有影响,对医疗数据质量的影响要强于管理者信息素养;医疗数据质量能够对信息技术产生正向影响;信息技术对决策目标具有正向影响。(3)构建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将过程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打造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将医院数据质量标准化管理贯穿于医院管理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提升医务人员的信息技术、高效化管理增效医院组织三个方面分析模型的实现,提出模型优化建议。(4)基于DRGs的肺癌医疗服务绩效分析实证研究。模拟医院管理中运用DRGs分组工具解决绩效问题的真实场景,应用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优化DRGs分组,优化绩效管理。研究最终确定性别、年龄、入院途径、离院方式、住院次数、医保付费方式、是否手术、合并症严重情况八个因素为影响肺癌医疗服务费用的因素,构建了8个DRGs分组,其中合并症严重程度、是否手术、住院次数是决策树分组的分类结点变量。选用医疗服务能力的指标(DRGs总权重、CMI)根据获取的数据进行比较,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实现基于数据驱动决策的绩效管理。
周立明[7](2021)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多重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高股权集中度、低股权制衡度的情况,这在民营企业发展初期能提升决策效率、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短期内壮大企业规模,从而为股东谋取较大利益。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特别是上市以后,企业集团实际控制人在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容易通过设置多层级子公司,使控制权层层转移,用以侵占下级企业尤其是底层企业利益。这种股权结构从顶层终极控制人到底层企业之间,形成一种类似于金字塔的结构形式,与拉波塔(La Porta)描述的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形象相契合。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顶层公司的大股东即终极控股股东是各层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一层级的公司控制着下一层级的公司,一直延续到底层公司。终极控制人容易利用金字塔式股权结构两权分离度高、股权制衡度低的结构特征,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攫取底层公司更大的控制权,通过链条输送、关联交易、操纵底层上市企业股价等方式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影响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国内外学者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这一领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包括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成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经济后果等;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与公司治理、中小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从整体来看,研究方向还比较分散,大部分研究仅针对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企业某一方面的影响,由于这种股权结构对企业的影响多重且复杂,被影响因素之间又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因此将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关联起来展开研究,才能更好的解决民营企业中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从而对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进行治理,设置合理的股权结构、均衡中小股东利益、提升企业价值与企业绩效。本文遵循“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实证分析→结论与建议”四个层面来逐步展开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多重影响的研究工作。首先,在绪论中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内涵。其次,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内在动机、角色划分、基本特征,以及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和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阐释,进而确定以影响大、相互关联度高的中小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作为研究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影响的三个角度。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以沪深交易所上市民营企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三层次优化模型,并且将模型应用到实例中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和建议。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第一,对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进行理论研究。首先对民营企业、企业价值、企业绩效、现金流权与控制权、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等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阐述了在马克思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有限理性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内部人控制理论等相关理论下,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小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介绍了股权结构以及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相关理论和现有的研究成果,以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数据为基础,对中国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股关系的内在动机、分类、角色划分、基本特征和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的不利影响,最终确定实证分析的三个角度。第二,展开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小股东利益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分析了终极控制人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因,包括股东大会制度导致终极控制人试图扩大资本多数比、法律不够完善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决策的有限理性导致终极控制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股权结构特征导致终极控制人以更低成本完成侵害。然后分析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中终极控制人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侵占的方式,包括通过链条输送侵占、通过减少红利侵占、通过增加负债侵占、采用家族管理侵占、通过企业价值损害。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从法律和外围资本两方面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渗透式保护的建议。第三,展开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分析了企业价值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账面价值、内涵价值、市场价值。本文选取市场价值作为表征变量。然后分析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影响的五种渠道,进而将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控制链条层级、控制链条数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作为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6个表征变量。最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金流权和民营企业价值的关系为倒U型曲线;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价值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价值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和民营企业价值的关系为正U型曲线;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价值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四,展开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从演进发展的角度,分别从成本、财务、发展等方向考察了民营企业绩效的表现,选择了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表征变量。然后提出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影响的六个假设,进而将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控制链条层级、控制链条数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作为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6个表征变量。最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金流权和民营企业绩效的关系为倒U型曲线;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绩效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绩效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控制链条数量对民营企业绩效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和民营企业绩效的关系为正U型曲线;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绩效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最后,借助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三层次优化模型,分析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各股权特征指标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影响的强弱。分析结果显示,金字塔最长控制链条层级、民营企业的两权分离程度、金字塔的控制链条数量、民营企业的股权制衡度四个股权特征指标的影响权重最大。再结合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将三层次优化模型运用到案例中,为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民营企业提出了具体的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工作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视角。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仅对民营企业单一经济现象展开分析,而本文以沪深交易所上市民营企业为例,深入研究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小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带来的多重影响,并作出了综合性表述,充实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理论体系。第二,通过实证分析取得了创新的研究结论,为优化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本文通过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影响渠道中,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控制链条层级、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等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一致性,而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中控制链条数量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不一致。此外,研究还发现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中,现金流权与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呈U型,一定程度解释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存在的意义。第三,通过创新研究方法,为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构建了三层次优化模型,并通过模型进一步厘清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理论推导和案例研究,提出了最终优化建议方案,为民营企业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来提升企业价值、企业绩效提供了更加可行的现实依据。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企业层面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两个角度提出了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优化建议。
王昭[8](2021)在《农业科技园区可持续集约技术的扩散与采用研究 ——以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长期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农业快速增长累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相继凸显,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可持续集约技术以其有效结合农业生产收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特性受到了学者和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可持续集约技术的扩散和采用对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据此,本文从空间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农业科技园区可持续集约技术扩散和采用问题,致力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首先,借鉴经济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和农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了可持续集约技术扩散与采用系统和分析框架;其次,构建了杨凌农业科技园区苹果矮砧技术扩散和采用系统,并进行了分析验证;第三,从空间视角研究了异质环境下苹果矮砧技术的空间扩散规律,从行为视角分析了新型经营主体苹果矮砧技术采用的机理;最后,基于空间扩散规律和新型经营主体采用行为机理的揭示,提出了提升可持续集约技术扩散和采用效率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农业可持续集约技术扩散与采用系统和分析框架构建。基于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扩散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的农户行为理论,构建了以农业科技园区为扩散源,以可持续集约技术为代表,以新型经营主体为技术采用者,以特定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为支撑,以技术“势差”为动力,以信息和物资的流通为条件的可持续集约技术扩散与采用系统。在此基础上,构建融合技术扩散和采用的分析框架,在对扩散环境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引入非均质空间扩散方程研究空间扩散规律;将新型经营主体苹果矮砧技术采用看成是“技术信息获取—采用意愿形成—做出采用决策”的行为过程,并对这一行为过程进行深入分析。(2)杨凌农业科技园区苹果矮砧技术扩散与采用系统构建与验证。构建以杨凌农业科技园区为技术扩散源,以苹果矮砧技术为可持续集约技术典型代表,以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为技术扩散区域,以新型经营主体为技术采用者的扩散与采用系统。通过识别新型经营主体技术来源、偏好及其与杨凌农业科技园区技术信息联系,分析技术信息联系对技术信息获取和技术采用的影响,验证了杨凌农业科技园区苹果矮砧技术扩散与采用系统的现实存在。(3)揭示了异质环境下杨凌农业科技园区苹果矮砧技术的空间扩散规律。基于扩散环境评价,引入非均质空间扩散方程展开研究,结果表明: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的技术扩散环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由气候、地形、外部交通联系等结构性因素造成;园区苹果矮砧技术在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表现出以扩展扩散为主、带状扩散和等级扩散为辅的空间扩散规律;在扩散环境质量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扩散概率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扩散表现出较强的距离衰减效应;扩散概率的衰减程度随着扩散环境质量的提升而降低,改善扩散环境可以削弱距离的衰减效应。(4)基于理性小农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建立了新型经营主体苹果矮砧技术信息获取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Tobit模型和CLAD模型检验了推广服务、社会网络、技术来源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技术信息获取的影响。结果表明,推广强度、推广质量和与技术信息联系强度均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网络规模和弱社会联系有显着促作用,社会网络密度和强社会联系有显着抑制作用;公共推广来源和大众媒体来源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和私人推广来源的影响不显着;教育和信贷获取有显着促进作用,负责人年龄、资源禀赋和经营规模的影响并不显着。(5)整合技术—组织—环境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构建了新型经营主体苹果矮砧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对技术采用意愿和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影响苹果矮砧技术采用的所有因素中,区域农业生态条件差异对采用意愿和采用决策的影响程度最大;相对优势、感知障碍和农技推广服务对采用意愿和采用决策均有显着影响,但在采用意愿阶段的作用小于采用决策阶段;管理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对采用意愿都没有影响,而对采用决策则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组织规模对采用意愿和采用决策均没有影响;采用意愿对采用决策有显着正向影响。(6)基于空间扩散规律和技术采用行为机理研究结果,从技术扩散路径优化和技术采用行为干预两方面提出了提升可持续集约技术扩散与采用效率的对策建议。技术扩散路径优化方面:要通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提升信息获取的便利性等方式改善技术扩散环境;要注重等级效应发生的区域,通过在此类区域建设实验示范站等方式扩大农业科技园区的辐射带动范围;要关注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区域,通过提升交通可达性促进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扩散的均衡发展。技术采用行为干预方面:要实施以经营者需求为导向的技术推广策略;建立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中介的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模式;要重视可持续集约技术在所推广区域的适宜性;要针对潜在采用者制定有针对性技术推广方案。
梁彭[9](2021)在《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政策倡导“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企业的转型升级和价值创造需要高层人才赋能,因而,提高高管薪酬、股权等激励无疑是吸引人才、激发高管工作积极性、缓解委托代理冲突、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然而,“天价薪酬”、“业绩降而薪酬涨”等负面新闻的不断出现使公众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高管的经营能力甚至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等问题提出质疑,引发社会舆论不满。针对国有企业,政府颁布实施了“限薪令”政策,政策的出台一方面迎合了公众对于社会公平效率与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考量,但另一方面以行政干预的方式限制高管薪酬上限,以非市场化的薪酬机制来激励约束高管的行为,其政策实施效果亦引发相关质疑。在我国目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目标要求下,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需要对科学推进激励与约束相统一、权利与收益相配比的高管激励制度的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的客观存在,股东与高管间的代理冲突始终困扰着现代企业。纵观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现状,当掌握公司控制权的高管因其期望收益无法得到满足或者收益与其实际工作表现不一致时,会进一步加剧二者间的代理冲突,进而触发高管出于“职位稳固”或其他既得利益考虑的防御动机或机会主义,由此引发其与股东利益相悖的认知与行为偏好,做出偏离股东预期的投融资决策行为,减损企业价值。根据最优契约理论,在市场化激励机制下,激励契约的订立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尽量避免因不完全契约所导致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的不合理分配而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而协调高管与股东间的关系,促使高管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而努力工作和实施投融资决策。资本结构作为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的集中体现,是企业长期融资行为所累积的结果,是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内容,高管因股东授予其公司控制权而获得相关决策的权力,因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高管的认知与融资偏好。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一个目标资本结构,此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在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同时企业绩效不断提升。已有研究表明,除了调整成本,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也是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重要因素,因此,高管的认知与调整意愿对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综上,激励性契约的合理设计,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高管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正向影响高管的认知与调整意愿,促使高管站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实施资本结构决策,提高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缩小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在调整资本结构的同时提升企业绩效。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发现高管激励在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中,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起到了中介传导的作用。通过梳理发现: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基于显性激励(即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视角考察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而对隐性激励(即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鲜有研究同时考察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偏离程度的影响,且未将各激励方式纳入整体分析框架进行对比研究,难以较为完整地刻画不同高管激励方式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和偏离程度的影响;其次,已有研究并未将三者有机结合,难以充分揭示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探讨高管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路径。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手段,高管激励作用于高管并对其认知与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反映在企业绩效上,高管激励的经济效果分析对于进一步完善激励性契约制订,激励高管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进行投融资决策,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已有文献未能针对“限薪令”这一激励机制的政策性干预因素,研究其对高管行为(即资本结构调整意愿)进而通过高管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而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收入分配制度,制定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所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立足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综合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激励理论和资本结构理论等,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构建了包含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在内的显性与隐性两个维度四种激励方式的高管激励体系,并引入中介效应检验,在宏观层面上,探讨高管激励通过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同时,利用“限薪令”政策这一外生研究契机,对其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实证检验结果如下:第一,一定范围内,随着高管激励水平的提高,委托代理冲突得到缓解,正向影响了高管的认知与融资决策偏好,被激励高管会做出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调整决策。通过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均正向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缩小与目标资本的偏离程度。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没有得到证实,但缩小了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可能原因在于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使之与资本结构调整时间上的延迟配置;第二,通过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均正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高管股权激励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可能原因在于当前股权激励制度还不够完备,高管为了达到行权条件而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反而降低了企业绩效;第三,通过研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和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区分负债水平发现,企业过度负债时,高管激励水平越高,为了提高企业绩效,高管调整实际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趋近的意愿越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间没有产生中介传导作用。第四,针对国有企业,利用“限薪令”政策这一外生研究契机,基于资本结构视角探讨薪酬激励机制的制度性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检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限薪令”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绩效,带来一定的价值降低效应,同时扩大了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说明价值降低效应部分可能是由于负向的资本结构调整所引起。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主要体现在:首先,拓展了研究范围,从显性与隐性激励两个维度四种激励方式同时考察它们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企业选择不同激励方式,了解各种激励方式的影响作用效果提供有益参考。其次,引入中介效应检验,探讨了高管激励通过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补充了对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中介传导路径检验,为企业进一步制订和完善激励契约提供经验证据;第三,基于“限薪令”政策效果的检验,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行政化干预后,高管认知与行为偏好(资本结构调整)的变化,进而作用于企业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为市场化激励与行政化干预关系处理,进一步完善政府收入分配制度,深入薪酬制度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陶源[10](2021)在《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化肥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在促进农作物产量提高、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长期过量且低效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空气质量酸化等农业面源污染和环境质量衰退问题十分普遍,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阻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切实加强环境污染防治,适当减少化肥等物质要素的投入势在必行。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和经营决策的实施者,其生产行为对面源污染的防治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农户减施化肥行为机理是减少化肥施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运用因素分解、随机前沿、结构方程、双变量Probit、二元Logit、二阶段IV Probit、内生转换和博弈等模型,在分析化肥施用现状及减量潜力的基础上,以山东省苹果种植户为例,研究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并阐明农户减施化肥行为的激励机理。同时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出农户减施化肥的政策建议,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借鉴。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990-2018年间,我国化肥施用总量和施用强度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虽然在2016年首次出现减少的态势,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从时间特征来看,我国的化肥施用强度变化趋势与施用总量类同;从空间分布来看,整体上我国化肥施用强度相对较大,基本处于中度化肥施用水平之上。并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显着,主要表现为华南、黄淮海地区和个别省份(江苏省、陕西省)存在更大的施用强度;从不同农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来看,除大豆外,其他农作物都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同时,依据我国12种农作物平均施用强度的中位数468.93千克/公顷界定高耗肥农作物和低耗肥农作物。此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发现,种植结构偏向水果、蔬菜和化肥利用效率低共同促进了化肥施用强度的增加。因此,减施化肥的重点应该放在水果和蔬菜等农作物上。进一步研究苹果等高耗肥农作物的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与化肥减量潜力对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可知,苹果生产技术效率为0.8645,但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仅为0.3873。这意味着在保持产量和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条件下,还能够节约61.27%左右的化肥施用量。换言之,当前苹果生产中超过一半的化肥投入是无效率的,减少化肥的投入量并不会对苹果产量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不同主产省间差异显着,但整体水平有所提升。苹果生产化肥最优施用量为21.35千克/亩,过量施用程度为63.16%,远高于粮食作物,存在较大的化肥减量潜力。不论从化肥投入技术效率还是化肥过量施用程度方面,都表明苹果生产中存在远高于粮食作物的化肥减量潜力,在农作物种植中需要着重加强对其化肥施用管理。因此,苹果生产的化肥减量增效势在必行。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行为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的基本路径,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直接影响其采纳意愿,行为态度对采纳意愿的影响较大,路径系数为0.394;主观规范对采纳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247;知觉行为控制不仅对采纳意愿有正向影响,还直接作用于农户的采纳行为,对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80和0.119,并且对采纳行为的标准化总效应,大于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效应之和。对于水肥一体化技术而言,农户的采纳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之间具有中介效应,是促进农户采纳行为顺利实现的关键点。此外,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均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仅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影响较小,并且未能达到预期的显着性水平。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节肥增收的目的。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后,样本农户能够节约化肥施用量11.79%-20.98%,提高农产品收入8.15%-9.07%,并且不同规模农户的水肥一体机技术节肥增收效应存在显着差异。对于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规模户而言,其化肥减量作用强度明显高于小规模农户。与此同时,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纳只对规模户的农产品增收有明显作用。实际调研中,47.83%的农户施用有机肥具有替代化肥的作用,但在52.17%农户的施肥行为中,出现了施用有机肥后仍不减施化肥的现象,与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常规关系发生“悖离”。从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影响中可以看出,风险感知对农户有机肥替代行为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其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社会信任在农户风险感知对有机肥替代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缓解风险感知对有机肥替代行为的负向影响。此外,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在不同农户群组中的作用差异较大。相较于种植规模,风险感知在家庭总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农户间作用差异更为显着。其中低收入与低学历农户的有机肥替代行为更容易受到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对高收入、大规模和高学历的农户而言,制度信任不仅能够降低风险感知程度而且有利于有机肥替代行为的发生。农户有机肥替代行为与化肥施用量和农产品收入相关。总体来看,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基本实现了节肥增收的目的。施用有机肥替代后,样本农户能够节约化肥施用量7.91%-10.55%,但仅提高农产品收入2.11%-2.27%,从中可看出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效应优于提高农产品收入的效应,对农户收益的改善幅度并不大。农户减施化肥行动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农户和政府,通过对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主要说明政府应该根据农户合理需求给予补偿,降低农户减施化肥的额外成本,从而提高在政府主导下农户积极主动减施化肥的有效性。在基于政府补偿的激励机理分析中,为避免逆向选择行为发生,政府应该按照不同的农户类型设计不同的补偿标准。对于低效率农户而言,政府提供的补偿标准应该小于农户的边际努力产值,以此降低高效率农户效仿低效率农户的概率;对于高效率农户而言,政府设计的补偿标准应满足向农户支付一定的超额补偿来促使农户付出较高的努力程度。这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双方能够实现的最优结果,能够保障政府在节约监督成本的同时激励农户在减施化肥行动中付出更多的努力。为避免道德风险行为发生,补偿标准的设计应使农户在不努力时获得负效用,且当农户从不努力向努力转变时能够获得正的效用增加值,从而激励农户在减施化肥行动中付出最优努力水平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使政府和农户形成双赢的局面。依据农户节肥型农业技术的采纳行为和基于政府补偿的激励机理分析,提出农户减施化肥的政策建议。从促进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政策建议来看,应当构建水肥一体化技术社会化服务机制;规范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行为控制;创建有利于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的土地规模条件;合理有效运用“助推”机制。从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政策建议来看,应该实施降低风险感知程度的多元化推进机制;营造有利于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社会认同机制;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和有效供给;实施满足异质性农户需求的差异化激励政策;完善市场流通机制下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从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补偿的政策建议来看,应该构建利益诉求响应补偿表达机制;设立多渠道的化肥减量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构建异质性动态补偿标准。
二、掌握统计理论 提高决策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掌握统计理论 提高决策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思路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思路 |
1.3 研究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4.1 预决算差异 |
1.4.2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 |
1.4.3 预决算差异度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1.5.1 本文研究创新 |
1.5.2 本文研究不足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预决算差异的文献综述 |
2.1.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2.1.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2.1.3 文献评述 |
2.2 预决算支出差异分析的理论基础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2.2.2 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 |
2.2.3 晋升竞争理论 |
2.2.4 政府预算管理相关理论 |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分析 |
3.1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制度现状分析 |
3.1.1 预算编制的制度现状 |
3.1.2 预算执行的制度现状 |
3.1.3 决算审查的制度现状 |
3.1.4 结转结余的制度现状 |
3.1.5 其它相关制度现状 |
3.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分析 |
3.2.1 全国层面 |
3.2.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3.2.3 省级层面 |
3.2.4 部门预算层面 |
3.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结构特征分析 |
3.3.1 全国层面 |
3.3.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3.3.3 省级层面 |
3.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区域特征分析 |
3.5 中国预决算差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3.5.1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立法层级不够高 |
3.5.2 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调整差异较大 |
3.5.3 公共决策与预算衔接不畅 |
3.5.4 部门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 |
3.5.5 预算管理不完善,预算执行监管不到位 |
3.5.6 约束机制不健全,未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3.6 本章小结 |
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及成因研究 |
4.1 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 |
4.1.1 普遍性 |
4.1.2 不可预知性 |
4.1.3 非对称性 |
4.1.4 成因的多样性 |
4.1.5 适度性 |
4.2 中国预决算差异的基本判断 |
4.3 预决算差异的分析框架及影响因素分析 |
4.3.1 技术因素 |
4.3.2 制度因素 |
4.3.3 政策因素 |
4.3.4 经济因素 |
4.3.5 管理因素 |
4.3.6 主体互动因素 |
4.4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客观定位 |
4.5 本章小结 |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分析 |
5.1 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概述 |
5.2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 |
5.2.1 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5.2.2 部门预算编制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
5.2.3 不完全信息两期序贯博弈(部门预算博弈策略) |
5.3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 |
5.3.1 博弈特点 |
5.3.2 策略空间 |
5.3.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5.3.4 均衡分析 |
5.4 预算监督:支出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 |
5.4.1 博弈特点 |
5.4.2 策略空间 |
5.4.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5.4.4 均衡分析 |
5.5 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启示 |
5.5.1 主体博弈因素分析 |
5.5.2 政策启示 |
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分析 |
6.1 回归模型设定 |
6.1.1 静态面板模型 |
6.1.2 动态面板模型 |
6.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6.3 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6.4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成因的实证结果 |
6.5 时空异质性分析 |
6.5.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6.5.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6.6 稳健性检验 |
6.7 本章小结 |
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成因的贡献度分解 |
7.1 测度贡献度的基本原理 |
7.1.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夏普利值分解 |
7.1.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7.2 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分解 |
7.2.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7.2.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7.3 预决算差异贡献度的内部动态分析 |
7.3.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7.3.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7.4 时空异质性分析 |
7.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7.4.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7.5 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主要成因 |
7.5.1 调整差异的成因分析 |
7.5.2 执行差异的成因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8 预决算差异的国际比较研究 |
8.1 美国 |
8.1.1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8.1.2 美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8.2 日本 |
8.2.1 日本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8.2.2 日本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8.3 法国 |
8.3.1 法国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8.3.2 法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8.4 国际经验及启示 |
8.4.1 健全法律体系,提高预算法治化水平 |
8.4.2 预算编制科学精细,预算执行规范有序 |
8.4.3 严控预算调整,强化监督问责 |
8.4.4 预算信息充分公开,提高预算管理透明度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基本原则 |
9.2.1 坚持预算法定原则 |
9.2.2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
9.2.3 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
9.2.4 坚持系统观念 |
9.3 相关政策建议 |
9.3.1 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 |
9.3.2 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项制度有效衔接 |
9.3.3 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降低预算调整差异 |
9.3.4 增强预算执行规范性,严控预决算执行差异 |
9.3.5 完善预算监督约束体系 |
9.3.6 预决算差异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2016-2019年中央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情况(59个部门) |
附录二:各国预算和决算相关数据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2)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大数据让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大数据与教育交叉研究综述 |
三、研究评析 |
第三节 逻辑结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内容框架 |
第四节 重点、难点及预期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核心概念解读 |
一、大数据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 |
一、感性对象性活动之数据生成逻辑 |
二、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之数据发展动因 |
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数据应用的方法论基础 |
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数据应用的价值取向 |
第三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自组织系统阐释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之复杂自组织系统特征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之数据转化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之数据转换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之数据工作机制 |
第二章 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依据 |
第一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 |
一、基于大数据文本挖掘方法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困境分析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者访谈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
第二节 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 |
一、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
二、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与原则 |
三、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体系 |
四、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转型 |
第三节 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优势 |
一、大数据关键技术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
二、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数据交互 |
三、教育管理平台载体的数据智能 |
四、教育管理实践数据的跨域应用 |
第四节 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可能性分析 |
一、基于数据技术的效率提升 |
二、基于证据的日常教育管理 |
三、基于数据评价的工作改进 |
第三章 基于大数据促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转向 |
第一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应用呈现 |
一、精准画像:大数据精确反映学生行为状态 |
二、规律探寻:大数据有效呈现学生活动规律 |
三、超前感知:大数据准确研判学生活动趋向 |
第二节 基于大数据之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 |
一、线性思维 |
二、系统思维 |
三、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
第三节 基于大数据之由普适教育向个性化培育转变 |
一、普适教育 |
二、个性化培育 |
三、普适教育向个性化培育转变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
第四节 基于大数据之由认知培育向实践养成转变 |
一、认知培育 |
二、实践养成 |
三、认知培育向实践养成转变的实效性与长效性 |
第五节 基于大数据之由需求侧适应向供给侧发力转变 |
一、需求侧适应 |
二、供给侧发力 |
三、需求侧适应向供给侧发力转变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
第四章 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路径 |
第一节 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
一、以人为本原则 |
二、守正创新原则 |
三、趋利避害原则 |
四、循序渐进原则 |
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库建设与运行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采集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预处理与存储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挖掘与建模分析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可视化与应用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解释与反馈 |
第三节 利用大数据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用 |
一、数据画像 |
二、精准资助 |
三、异常告警 |
第五章 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条件保障 |
第一节 个体主观条件 |
一、培育大数据意识与大数据思维 |
二、掌握大数据知识与大数据技能 |
三、提升大数据伦理与管理理性 |
四、把握大数据应用的价值导向 |
第二节 技术条件保障 |
一、开发和搭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技术平台 |
二、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核心技术团队 |
第三节 组织与制度保障 |
一、加强组织领导 |
二、推进教育政策实施与制度建设 |
三、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
第四节 文化环境保障 |
一、优化校园网络环境 |
二、培育校园数据文化 |
三、优化校园人文环境 |
结语:数据智能与教育智慧结合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对中国新型(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二、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评价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何谓参政党 |
二、何谓新型政党制度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困难与不足 |
第一章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
第一节 参政党视角的形成 |
一、政党制度研究的西方路径 |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既有解释 |
三、参政党: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缘起与发展 |
二、本文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
三、角色定位、角色互动与功能转化: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框架 |
第二章 参政党角色定位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变迁 |
第一节 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化发展 |
一、作为组织的参政党 |
二、作为制度的参政党 |
三、治理中的参政党 |
四、参政党三种角色间的逻辑关系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 |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制度化 |
四、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
第三节 参政党角色规范化对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
一、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二、新型政党制度变迁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 |
三、参政党角色规范化与新型政党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契合 |
四、参政党文化建设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
第三章 参政党和执政党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 |
第一节 组织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模式 |
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
二、组织关系——非竞争性 |
三、组织特征——非对称性 |
第二节 制度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模式 |
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执政-参政 |
二、政党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政治协商 |
第三节治理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一、嵌入式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二、一主多元: 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机制 |
三、协商整合: 治理过程的协同互动机制 |
四、科学民主: 治理绩效的提升机制 |
第四节 参政党与执政党互动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 |
一、合作型: 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
二、参与型: 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定位 |
三、参政党政治参与对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结构的塑造 |
第四章 参政党功能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 |
第一节 体系维持: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效能 |
一、政治录用: 参政党的人才吸纳效应 |
二、政治沟通: 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交流 |
三、政治社会化: 参政党的文化传播 |
第二节 治理优化: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及政策效能 |
一、利益表达与聚合: 参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 |
二、政策制定与实施: 参政党对决策科学化的推动 |
三、职权行使、社会服务与政策监督: 参政党的政策输出与反馈功能 |
第三节 参政党功能转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积极作用 |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特点 |
二、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巩固效应 |
三、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与政策效能的优化作用 |
第五章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第一节 参政党角色缺位及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 |
一、参政党角色规范化的不足 |
二、参政党自身的结构性瓶颈 |
三、参政党的功能局限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一、国内社会环境的压力 |
二、国际局势的影响 |
第三节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
一、在执政党领导下完善参政党建设 |
二、完善政党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制度结构 |
三、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与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 |
四、增强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适应性 |
结语 |
一、理论价值 |
二、治理价值 |
三、民主价值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职旅游课程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路线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框架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第二节 研究框架 |
第三章 案例研究 |
第一节 案例情况介绍 |
第二节 案例访谈结果 |
第三节 案例访谈结果分析 |
第四章 结论、建议、不足之处及今后研究方向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建议 |
第三节 不足之处及今后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访谈提纲 |
致谢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5)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2.1.1 CEO背景特征 |
2.1.2 企业创新 |
2.1.3 公司治理结构 |
2.1.4 企业绩效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高阶梯队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3 社会认同理论 |
2.3 文献回顾 |
2.3.1 CEO背景特征相关研究 |
2.3.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2.3.3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2.3.4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2.4.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绩效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化 |
2.4.2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
2.4.3 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真实作用缺乏深入挖掘 |
2.5 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2.5.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2.5.2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第3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3.1 引言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3 研究设计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3.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3.3.3 模型设定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4.1 描述性统计 |
3.4.2 相关性分析 |
3.4.3 回归结果 |
3.5 稳健性检验 |
3.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3.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3.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4章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研究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1 CEO个人权利的作用 |
4.2.2 CEO管理激励的作用 |
4.2.3 企业股权结构的作用 |
4.3 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4.3.3 模型设定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 |
4.4.2 相关性分析 |
4.4.3 回归结果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4.5.2 稳健性检验二:使用前置一期因变量的检验方式 |
4.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5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4 创新投入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5.2.5 创新产出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5.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5.3.3 模型设定 |
5.3.4 中介作用检验方法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相关性分析 |
5.4.3 回归结果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5.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1.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6.1.2 公司治理结构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
6.1.3 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6.2 理论与实践启示 |
6.2.1 理论启示 |
6.2.2 实践启示 |
6.3 创新点 |
6.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6.4.1 研究局限 |
6.4.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和致谢 |
(6)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数据驱动决策的研究现状 |
1.3.2 数据驱动医疗健康领域决策的研究现状 |
1.3.3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研究现状 |
1.3.4 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1.3.5 研究现状述评 |
1.4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框架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1.4.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 |
2.1 医院管理相关概念 |
2.1.1 医院管理 |
2.1.2 医院管理评价 |
2.1.3 医院管理者 |
2.2 决策支持相关理论 |
2.2.1 西蒙决策理论 |
2.2.2 数据驱动决策相关理论 |
2.3 信息链理论 |
2.3.1 信息链与信息技术 |
2.3.2 “信息”上溯到“数据”带来的变化 |
2.3.3 信息链视域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 |
2.4 BASM模型 |
2.4.1 BASM模型的产生 |
2.4.2 BASM模型的研究现状 |
2.4.3 基于BASM模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研究 |
2.5 相关研究方法 |
2.5.1 扎根理论 |
2.5.2 结构方程模型 |
2.5.3 决策树算法--CHAID |
2.6 相关应用场景 |
2.6.1 医疗服务绩效 |
2.6.2 DRG在医疗服务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构建 |
3.1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驱动过程模型 |
3.1.1 数据驱动决策模式运行机制 |
3.1.2 BASM的过程模型 |
3.1.3 基于BASM过程模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构建 |
3.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要素分析 |
3.2.1 驱动要素 |
3.2.2 需求要素 |
3.2.3 支持要素 |
3.2.4 要素间关系 |
3.3 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中数据处理过程 |
3.3.1 医疗数据存在的问题 |
3.3.2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原则 |
3.3.3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过程 |
3.4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运行机制 |
3.4.1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信息链转化过程 |
3.4.2 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制定过程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研究问题与研究程序 |
4.1.1 研究问题 |
4.1.2 研究方法 |
4.1.3 研究程序 |
4.2 研究设计 |
4.2.1 研究对象选取 |
4.2.2 资料收集 |
4.2.3 信效度检验 |
4.3 编码分析 |
4.3.1 开放式编码 |
4.3.2 主轴编码 |
4.3.3 选择性编码 |
4.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4.4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与阐释 |
4.4.1 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构建 |
4.4.2 影响因素分析 |
4.4.3 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5.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变量选择与界定 |
5.1.1 医疗数据质量维度 |
5.1.2 信息技术维度 |
5.1.3 医院组织管理维度 |
5.1.4 管理者信息素养维度 |
5.1.5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维度 |
5.2 相关研究假设 |
5.2.1 医疗数据质量 |
5.2.2 信息技术 |
5.2.3 医院组织管理 |
5.2.4 管理者信息素养 |
5.3 调查问卷的编制与问卷修正 |
5.4 数据获取与统计分析 |
5.4.1 研究对象 |
5.4.2 样本量的选择 |
5.4.3 信度分析 |
5.4.4 样本分布 |
5.4.5 样本数据相关性 |
5.5 效度分析 |
5.5.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5.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6 基于结构方程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检验修正 |
5.6.1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5.6.2 模型基本适配评估 |
5.6.3 假设检验的结果 |
5.7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5.7.1 影响因素强度分析 |
5.7.2 医疗数据质量对信息技术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5.7.3 信息技术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5.7.4 医院组织管理对医疗数据质量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5.7.5 医院组织管理对管理者信息素养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5.7.6 医院组织管理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5.7.7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医疗数据质量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5.7.8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信息技术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5.7.9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5.8 本章小结 |
第6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研究 |
6.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构建 |
6.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机制 |
6.2.1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目标 |
6.2.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特征 |
6.2.3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过程 |
6.3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6.3.1 医疗数据质量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6.3.2 信息技术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6.3.3 医院组织管理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6.3.4 管理人员素养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6.4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对医院管理的提升策略 |
6.4.1 提升医疗数据质量 |
6.4.2 发挥信息技术使能作用 |
6.4.3 发挥医院组织管理支持作用 |
6.4.4 提高管理人员信息素养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实证研究 |
7.1 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 |
7.2 原发性肺癌患者的DRGS分组 |
7.2.1 数据基础 |
7.2.2 数据纳入 |
7.2.3 术语映射 |
7.2.4 DRGs分组结果对比 |
7.3 基于DRGS细分组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估 |
7.3.1 基于决策树的原发性肺癌患者DRGs细分组模型 |
7.3.2 基于DRGs细分组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估指标 |
7.3.3 医生医疗服务绩效指标统计结果 |
7.3.4 科室医疗服务绩效指标统计结果 |
7.4 讨论 |
7.4.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 |
7.4.2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创新 |
8.1 结论 |
8.2 研究创新点 |
8.3 研究局限 |
参考文献 |
附录1 病案组DRGS分组情况 |
附录2 医生组DRGS分组情况 |
附录3 访谈提纲 |
附录4 调查问卷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与致谢 |
(7)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多重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步骤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步骤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本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1.4.1 本文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民营企业与国内上市民营企业 |
2.1.2 企业价值、企业绩效 |
2.1.3 股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 |
2.1.4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 |
2.1.5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产权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3 有限理性理论 |
2.2.4 不完全契约理论 |
2.2.5 内部人控制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股权结构及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文献综述 |
2.3.2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关系的文献综述 |
2.3.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与中小股东利益的文献综述 |
2.3.4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与企业价值的文献综述 |
2.3.5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与企业绩效的文献综述 |
2.3.6 研究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3 中国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剖析 |
3.1 中国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的现状 |
3.1.1 中国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统计数据 |
3.1.2 三类股权结构的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分析 |
3.1.3 中国民营企业采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内在动机 |
3.2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分类与角色划分 |
3.2.1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分类 |
3.2.2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的角色划分 |
3.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基本特征及研究角度 |
3.3.1 基本特征的描述 |
3.3.2 从中国民营企业观察到的经营管理问题 |
3.3.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不利影响 |
3.3.4 确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影响实证分析角度 |
3.4 本章小结 |
4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小股东利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的中小股东利益概述 |
4.2 终极控制人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方式分析 |
4.2.1 终极控制人通过链条输送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
4.2.2 终极控制人通过减少红利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
4.2.3 终极控制人通过增加负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
4.2.4 终极控制人采用家族管理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
4.2.5 终极控制人通过企业价值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4.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中小股东利益被侵害的原因分析 |
4.3.1 股东大会制度导致终极控制人试图扩大资本多数比 |
4.3.2 法律不够完善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
4.3.3 决策的有限理性导致终极控制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
4.3.4 股权结构特征导致终极控制人以更低成本完成侵害 |
4.4 终极控制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实证分析 |
4.4.1 实证分析的设计思路 |
4.4.2 实证分析的模型设计 |
4.4.3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 |
4.4.4 实证分析的结论分析 |
4.5 中小股东利益渗透式保障机制的建立 |
4.5.1 渗透式保护机制的框架 |
4.5.2 基于法律体系因素的保护机制 |
4.5.3 基于外围资本因素的保护机制 |
4.6 本章小结 |
5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民营企业的企业价值表现形式 |
5.1.1 民营企业的账面价值 |
5.1.2 民营企业的内涵价值 |
5.1.3 民营企业的市场价值 |
5.2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假设 |
5.2.1 现金流权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正向影响 |
5.2.2 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负向影响 |
5.2.3 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负向影响 |
5.2.4 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负向影响 |
5.2.5 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正向影响 |
5.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影响民营企业价值的变量设计 |
5.3.1 实证分析的方法选择 |
5.3.2 实证分析的变量设计 |
5.3.3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5.4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影响民营企业价值的实证分析 |
5.4.1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
5.4.2 各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
5.4.3 现金流权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5.4.4 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5.4.5 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5.4.6 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5.4.7 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5.4.8 控制变量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6.1 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关系 |
6.2 企业绩效的考察角度分析 |
6.2.1 从成本评价角度考察企业绩效 |
6.2.2 从投资收益角度考察企业绩效 |
6.2.3 从发展角度考察企业绩效 |
6.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假设 |
6.3.1 现金流权与民营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 |
6.3.2 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
6.3.3 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
6.3.4 控制链条数量对民营企业绩效不存在明显影响 |
6.3.5 股权集中度与民营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 |
6.3.6 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
6.4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变量设计 |
6.4.1 方法选择和变量设计 |
6.4.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6.5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6.5.1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
6.5.2 各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
6.5.3 现金流权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6.5.4 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6.5.5 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6.5.6 控制链条数量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6.5.7 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6.5.8 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7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优化 |
7.1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三层次优化模型设计 |
7.1.1 股权结构三层次优化模型的构建 |
7.1.2 模型中各指标的符号配置 |
7.2 基于层次分析的股权结构优化指标评价 |
7.2.1 层次分析法 |
7.2.2 数据采集和整理 |
7.2.3 优化指标权重分析 |
7.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优化模型的应用 |
7.3.1 案例选取 |
7.3.2 指标对比分析 |
7.3.3 存在的问题及优化方案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建议 |
8.1 结论 |
8.2 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优化建议 |
8.2.1 从民营企业自身角度出发优化股权控制关系 |
8.2.2 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几点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8)农业科技园区可持续集约技术的扩散与采用研究 ——以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拟解决关键科学问题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回顾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可持续集约技术 |
2.1.2 苹果矮砧技术 |
2.1.3 农业技术扩散 |
2.1.4 农业技术采用 |
2.1.5 农业科技园区 |
2.1.6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2.2 理论基础 |
2.2.1 空间扩散理论 |
2.2.2 行为地理学理论 |
2.2.3 社会网络理论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2.3 文献回顾与研究评述 |
2.3.1 农业技术扩散研究 |
2.3.2 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
2.3.3 文献评述 |
2.4 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 |
2.4.1 技术扩散与采用系统构建 |
2.4.2 分析框架 |
第三章 研究区选择与数据分析 |
3.1 研究对象及研究区选择 |
3.1.1 杨凌农业科技园区 |
3.1.2 杨凌农业科技园区主推技术 |
3.1.3 苹果矮砧技术—典型可持续集约技术 |
3.1.4 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 |
3.1.5 苹果生产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情况 |
3.2 实地调研及数据获取 |
3.2.1 调研安排 |
3.2.2 调研内容 |
3.2.3 空间及统计数据收集 |
3.3 数据分析 |
3.3.1 样本特征分析 |
3.3.2 新型经营主体苹果矮砧技术来源及偏好 |
3.3.3 技术来源和技术信息获取相关性分析 |
3.3.4 技术信息联系和技术信息获取相关性分析 |
3.3.5 技术信息联系和技术采用的相关性 |
3.3.6 技术信息获取和技术采用的相关性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杨凌农业科技园区苹果矮砧技术空间扩散 |
4.1 技术扩散环境评价及HSDM参数确定 |
4.1.1 扩散环境质量评价 |
4.1.2 HSDM应用于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扩散的思路 |
4.1.3 HSDM应用于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扩散参数的确定 |
4.2 技术扩散环境空间分布特征及技术扩散规律 |
4.2.1 技术扩散环境的空间分布特征 |
4.2.2 技术的空间扩散规律 |
4.2.3 扩散概率和扩散环境的相互关系 |
4.3 扩散机理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型经营主体苹果矮砧技术信息获取 |
5.1 技术信息获取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
5.1.1 推广服务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
5.1.2 社会网络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
5.2 技术信息获取影响分析的方法和变量 |
5.2.1 技术信息获取影响分析的计量模型 |
5.2.2 技术信息获取影响分析的变量界定 |
5.3 公共推广服务、社会网络和技术信息获取相关性分析 |
5.3.1 公共推广服务与技术信息获取的相关性 |
5.3.2 社会网络与技术信息获取的相关性 |
5.4 技术信息获取的影响因素 |
5.4.1 影响因子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
5.4.2 模型结果对比 |
5.4.3 公共推广服务的影响分析 |
5.4.4 社会网络的影响分析 |
5.4.5 技术来源的影响分析 |
5.4.6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型经营主体苹果矮砧技术采用 |
6.1 技术采用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
6.1.1 技术背景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
6.1.2 组织背景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
6.1.3 环境背景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
6.1.4 采用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
6.2 影响因素分析的方法和变量 |
6.2.1 影响因素分析的计量模型 |
6.2.2 影响因素分析的变量选取 |
6.3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与分析 |
6.3.1 结构方程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6.3.2 结构方程模型的假设性检验 |
6.4 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6.4.1 技术属性的影响分析 |
6.4.2 组织特征的影响分析 |
6.4.3 自然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分析 |
6.4.4 采用意愿的影响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对策与建议 |
7.1 技术扩散路径优化 |
7.1.1 改善技术扩散环境 |
7.1.2 加强技术扩散网络节点建设 |
7.1.3 提高技术扩散滞后地区的交通可达性 |
7.2 技术采用行为干预 |
7.2.1 实施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扩散策略 |
7.2.2 建立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中介的园区技术扩散模式 |
7.2.3 重视可持续集约技术扩散的区域适宜性 |
7.2.4 制定针对性的技术扩散方案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内容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内容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高管激励 |
1.2.2 企业绩效 |
1.2.3 “限薪令”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意义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意义 |
2 基础理论与研究综述 |
2.1 基础理论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3 不完全契约理论 |
2.1.4 激励理论 |
2.1.5 资本结构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高管激励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文献综述 |
2.2.2 高管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文献综述 |
2.2.3 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
2.2.4 文献述评 |
3 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3.1 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理分析 |
3.2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3.3 高管激励、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3.4 “限薪令”政策驱动下高管认知、努力与决策的机理分析 |
3.5 “限薪令”政策驱动下高管激励、资本结构与绩效的作用关系变化 |
4 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2 研究设计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2 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4.4 本章实证结论 |
5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2 研究设计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2 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5.3.3 进一步研究 |
5.4 本章实证结论 |
6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中介效应研究 |
6.1 中介效应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3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6.3.2 研究设计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4.2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 |
6.4.3 进一步研究 |
6.5 本章实证结论 |
7 “限薪令”政策及相关影响分析 |
7.1 “限薪令”政策的改革历程 |
7.2 “限薪令”政策产生的原因分析 |
7.3 “限薪令”政策的经济后果分析 |
7.4 “限薪令”政策冲击 |
7.4.1 双重差分法 |
7.4.2 “限薪令”政策对高管激励的影响 |
7.4.3 “限薪令”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7.4.4 “限薪令”政策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影响 |
7.4.5 基于“限薪令”政策的双重差分检验 |
7.5 本章实证结论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研究 |
1.2.2 关于化肥投入技术效率及最优施用量的研究 |
1.2.3 关于农户节肥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1.2.4 关于农户技术采纳效应研究 |
1.2.5 关于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政策研究 |
1.2.6 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化肥施用强度 |
2.1.2 化肥投入技术效率 |
2.1.3 水肥一体化技术 |
2.1.4 有机肥替代化肥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2.2.2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
2.2.3 计划行为理论 |
2.2.4 外部性理论 |
2.2.5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现状分析 |
3.1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变化趋势 |
3.1.1 化肥施用总量变化分析 |
3.1.2 化肥施用强度变化分析 |
3.2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的区域特征 |
3.3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的农作物结构特征 |
3.3.1 不同农作物化肥施用强度差异分析 |
3.3.2 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区域化肥施用强度差异的耦合关系 |
3.3.3 种植结构对化肥施用强度的驱动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4 农户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与减量潜力分析 |
4.1 农户化肥投入技术效率分析 |
4.1.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4.1.2 化肥投入技术效率测算 |
4.2 农户化肥减量潜力分析 |
4.2.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4.2.2 化肥减量潜力测算 |
4.3 本章小结 |
5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行为及其效应分析 |
5.1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决策机理分析 |
5.1.1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技术属性分析 |
5.1.2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路径分析 |
5.1.3 农户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需求分析 |
5.1.4 农户响应水肥一体化技术行动分析 |
5.2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意愿与行为分析 |
5.2.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5.2.2 数据来源、样本分析与模型构建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节肥增收效应分析 |
5.3.1 理论分析 |
5.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及其效应分析 |
6.1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机理分析 |
6.1.1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动机 |
6.1.2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特征 |
6.1.3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模式 |
6.1.4 农户特征与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 |
6.2 风险感知、社会信任与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悖离分析 |
6.2.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6.2.2 样本分析与模型构建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 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节肥增收效应分析 |
6.3.1 理论分析 |
6.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农户减施化肥行为的激励机理分析 |
7.1 农户减施化肥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7.1.1 农户的利益诉求与行为取向 |
7.1.2 政府的利益诉求与行为取向 |
7.2 农户与政府的利益博弈分析 |
7.2.1 博弈模型构建 |
7.2.2 博弈均衡分析 |
7.3 信息不对称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7.3.2 逆向选择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7.3.3 道德风险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促进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 |
8.2.2 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 |
8.2.3 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补偿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山东省苹果种植户减施化肥行为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掌握统计理论 提高决策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D]. 陈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0)
- [2]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邓晶艳.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4]中职旅游课程任务型教学对学生多层次能力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为例[D]. 沙凌云.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02)
- [5]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 邵东. 吉林大学, 2021(01)
- [6]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研究[D]. 李茵. 吉林大学, 2021(01)
- [7]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多重影响研究[D]. 周立明. 四川大学, 2021(12)
- [8]农业科技园区可持续集约技术的扩散与采用研究 ——以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为例[D]. 王昭. 西北大学, 2021(10)
- [9]高管激励、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 梁彭.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10]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D]. 陶源. 山东农业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