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与理论》杂志2003年订单（论文文献综述）
卢建昊[1]（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认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车志远[2]（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吴盛杰[3]（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张程[4]（2019）在《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欧盟已经从地区一体化组织发展成了全球经济行为体与重要政治角色。但寻根溯源,经济利益并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本源性动力,是西欧的安全诉求、防务战略推动着欧洲从分裂走向了联合。然而,作为一体化的起点与最初的目标,防务领域却成为了欧洲一体化的“落后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停留在“战略自主”阶段,防务政策的决策程序至今没能挣脱政府间主义的把控。由于缺少共同预算,承载了诸多希望的战斗群概念最终仅成了一个摆设。冷战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经历了“圣·马洛声明”之后的辉煌,亦遭受了政府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52%的民众赞成脱欧。这一结果让不少“欧洲派”人士认为:“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春天来了”。然而,英国真的是导致欧洲防务一体化举步维艰的罪魁祸首吗?欧盟与北约有22个共同成员国,两大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布鲁塞尔,欧盟为什么要撇开北约另起炉灶?欧盟建设独立军事力量以来,北约与欧盟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特朗普甚至声称要退出北约,美国真的会退出北约吗?跨大西洋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本文认为,单纯从“国际权力体系”的角度出发,很难发现和平环境中导致欧盟防务合作失败的真正原因。因此,本文采取了自由政府间主义视角,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分析、论述与调整,将这个偏重于经济一体化的多因理论框架应用到了防务一体化的研究中。由于国防工业的特殊性与政府的主导地位,文章亦在理论中引入了影响防务一体化偏好密度的经济变量,搭建了全文的分析框架。虽然本研究仍将地缘政治利益作为一国防务政策的目标,但剔除了防务政策的“高级政治”属性,将防务一体化视为成员国在非强制性、信息充足的欧盟政府间谈判中取得的累加性成果,通过分析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相对博弈权力与博弈战略,对上述问题试做回答。本文以欧洲防务合作的发展为主线,梳理了欧洲国家在冷战时期、冷战后与英国脱欧公投后三个时期中,分别以西欧联盟、欧盟为制度载体的防务一体化进程,对其每一阶段中防务合作的主要内容、形式与特征进行了析论。而后,本文运用一体化偏好密度决定谈判结果、塑造一体化进程的逻辑框架,分析了成员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与国防工业利益,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大西洋派”、支持德国与法国的“欧洲派”、坚持务实主义政策的中东欧国家和爱尔兰等中立国家的防务一体化偏好,以此作为分析防务一体化相关谈判结果（西欧联盟的复苏、战斗群概念和欧洲国防工业指令等）的核心变量。最后,本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北约与欧盟关系,将北约视为一种改变欧盟成员国博弈权力的“深化联盟”策略,探讨了北约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影响,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差异与较低的偏好密度是欧洲防务合作屡次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和平环境中,成员国地缘政治目标的重合范围小,安全利益亦不受盟国政策外部性的严重影响。各成员国在欧盟防务谈判中的博弈空间较小,实施旁支付、议题联系的意愿与余地均不足,谈判也不容易取得成果。由于防务政策的特殊性,防务一体化成为了法国、德国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两国无法在谈判中以单边替代政策、“结盟替代”策略威胁对手就范,只能通过妥协换取对方的支持。因此,欧洲防务一体化成果中更多体现了“大西洋派”等国家的偏好。再者,国防工业合作、军事力量共享的经济效益虽然对成员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对依赖欧洲市场的法国、德国的影响较明显,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整体作用尚不显着。英国的退出虽然为欧洲防务合作提供了动力,但对防务一体化的影响弊大于利。欧盟不仅失去了一个军事大国、核大国,更失去了一座跨大西洋关系的桥梁。英国离开后,法国、德国将从“战友”转变为统一又对立的微妙关系。欧盟权力体系的重塑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引发的动荡可能减少成员国的防务合作意愿。虽然欧盟与北约的成员国大部分重叠,但由于成立背景、主导力量、运行机制、甚至基本章程上的差异,这两大组织无法相提并论。由于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在北约中的霸主地位,欧盟在防务问题上难以真正撇开北约,实现独立。北约作为“大西洋派”国家在谈判中的“深化联盟”策略,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额外的谈判筹码,这也使欧洲防务合作更难达成。本文认为,欧洲防务一体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北约的防务地位不会动摇,“互补”将成为跨大西洋关系发展的核心原则。
刘秀珍[5]（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肖梦黎[6]（2019）在《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风险与问责分析》文中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正经历着迅速崛起与超速发展,并且以席卷之势侵入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交易平台兼具企业与市场的双重属性,具有用网络效应吸引交易量、以高效的搜索匹配能力降低交易成本等特点。交易平台需要符合交叉网络外部性、价格结构非中性、买卖双方在市场上直接进行交易,且交易双方退出平台的成本较高四个约束条件。对网络交易平台的考察应该放置在交易平台动态演进的视角中进行。网络交易平台是交易平台演进过程的最新阶段,既具有交易平台的共同属性,也有互联网环境下的新特点。交易平台采取自我规制的原因一是在于自我规制是最自然的规制形式,二是作为他者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在交易平台所处的行业异质性较强的新兴领域会遭遇巨大的规制难题。网络交易平台不受物理疆域的限制并具有技术上的架构优势,法律不完备与执法不足很难避免。自我规制具有信息优势,可以有效减缓风险认知中的二元对立,促进被规制者的服从。使政府既达到规制目的,又无需承担规制成本与规制责任。网络交易平台自我建构了一个规范闭环,对于进入平台交易的主体均有规制效力。这也就暗合了法律多元主义的一个命题:即一定条件下,在给定的场域内,是一些非国家法的规范秩序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研究自我规制有助于了解社会自治的结构与机理,从而实现对回应型法的升级,使法律得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交易平台进行自我规制的初衷在于降低规制成本、消弭风险带来的偏在性,以更好地回应功能分化社会下“去中心”的规制体系。但风险是弥散且难以消灭的,风险已经逐渐演变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背景辐射。交易平台不但可能产生科学技术视角下的风险,即包含技术故障导致的交易异常、系统漏洞带来的数据泄露在内的技术与系统风险,也可能产生社会科学取向下可归咎于决定的风险,包含歧视性定价、搜索排名、定向广告等算法的风险,以及交易平台的失察风险与自我规制制度被滥用的风险。交易平台的自我规制产生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交易平台在自我规制的过程中建构了各种“权力”,有传统社团的刚性处罚权,也有发展到网络交易平台才逐渐兴盛的柔性“数据权”。交易平台的权力多数时候不表示为传统意义上的“压制”与“审查”,而更像是一种以“同意”为前提的,使用代码、软件、架构与协议,渗透到“最微妙的个体行为中”的权力。公民权力与平台权力互相影响;国家权力既可能被平台权力所规避,也可能型塑甚至收编平台权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平台会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不同的权力关系。交易平台利用权力建构出了“决定者”与“被决定影响者”,从而成为了各种风险产生的前提。交易平台在自我规制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类型的风险,因此需要加强交易平台、平台用户与公众间的风险沟通。平台应就自律规则的创设、修改,自律规则本身,以及自律规则的执行等方面做出说明与解释,以尝试弥合兼具专家与规制者身份的平台与公众间风险意识的鸿沟。这种说明解释义务是非强制性的,不宜由政府直接进行干预,而应由各方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平台进行自我设限并完善其风险沟通机制。风险沟通需要从寻求“公开”逐渐变为追求“透明”,“公开”往往和客观的点状或块状信息相联系,“透明”则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即希望通过民主理念的进入使得平台权利的运转变得清晰可见。若潜在风险演化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交易平台还需要承担强制性的“归因-课责”责任。对自我规制进行风险规制时需要考量无序成本与权力成本,继而在自我规制、司法介入与行政监管与国有化等规制方式中做出选择。具体归责要考虑到“规制总强度恒定”与不同类型交易平台中规制阶梯的存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交易平台应该综合风险控制与成本收益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外部介入模式,将预防原则与回复性原则的精神渗透到规制过程中,从而在尊重自我规制、保护用户权益与推动产业创新间达到一种平衡。
石启龙[7]（2019）在《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市场操纵通过虚构市场供求关系控制价格波动以制造交易价差获利的内在机理一成不变,但具体的实施策略则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市场操纵行为因被限制于单一市场而展现为传统的单市场操纵形态。随着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开启了资本市场的融通趋势,股票市场与期指市场间的价格关联效应使跨市场操纵成为新动向,并形成交易型和信息型两种实施模式。其中,交易型模式利用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直接以交易行为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信息型模式通过向市场释放信息诱导交易的时点和方向,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融合催生出利用资本市场跨境价格关联渠道实施的更为复杂、隐蔽的跨境操纵实施模式。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的波动性是市场操纵的实施基础,控制价格波动以获利的机理使操纵行为蕴含价格波动风险,风险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因被限制在单一市场内而显现非系统性。在资本市场融通趋势下,跨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沿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释放,并在金融综合经营格局下跨行业、跨机构、跨市场系统性溢出,在现有基于金融分业体制和资本市场隔绝结构的监管法律制度下产生监管盲区,威胁金融安全,隐含市场和法治的双重危机。究其原因,一是监管权创设有欠缺,现有操纵行为监管局限于行为规制和事后惩治的微观层面,缺失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二是监管权配置不合理,以证监会为绝对权威的“倒金字塔”监管结构和低效监管协调机制抑制监管效率;三是监管权运行有障碍,市场分割式的操纵禁止规范框架缺乏整体监管视阈,造成跨市场监管缝隙,而价量控制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疏离于操纵行为的实施机理和发展趋势。问题源于现有操纵行为本质认识囿于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下单市场操纵认知,将市场操纵监管局限于投资者保护和事后惩治等微观行为监管层面,无法应对跨市场操纵价格波动风险的系统性演变。对此,市场操纵本质把握应从关注操纵结果的价格操纵和价量控制以及操纵行为的欺诈和市场欺诈延展至操纵的实施条件。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通过行为的前提和结果表征行为的操纵性,可以重构市场操纵监管内涵,在完善市场分割、行为规制、事后惩治的微观监管制度基础上,引入全局视阈、风险治理和事前防范的宏观监管制度,构建统合性监管制度框架。首先,防范是关键。在操纵行为监管制度设计中引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和制度,在立法中确定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并顺畅其监管视阈覆盖资本市场的法律途径。然而系统性风险概念的模糊使宏观审慎监管权存在滥用可能,对此,一是在监管权配置方面贯彻以权力制衡理念,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议事机制基础上构建高效的资本市场监管协作机制,强化监管信息交流和共享,遏制监管行为偏差,构建监管资源高效配置、信息流动顺畅的“金字塔型”市场监管体系结构,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监管协作机制;二是在监管权运行方面限定监管权边界。围绕市场优势设置主动防御的信息监管制度,根据不同类型操纵行为的风险程度设置差异性的合格投资者制度;改进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重点监测市场优势投资者;设置跨市场交易大额登记制度。其次,惩治是底线。惩治的正当性依赖于规范的科学性。跨市场操纵与单市场操纵具有相同内在机理和行为结构,只是借助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将原本局限于单市场内的价格控制行为和清仓获利行为分置于价格关联市场,并无实质独立性,可以纳入现有操纵禁止规范予以治理。但应修订现有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体系以应对跨市场操纵的新动向,一是加强立法衔接,弥合跨市场监管缝隙,确定《证券法》和《期货条例》为资本市场基本法和特别法,全面覆盖资本市场操纵行为;二是平衡规范的保障和保护功能,设置以行为模式为核心的“具体规范”规制已有操纵行为,以授权裁量为核心的“授权规范”涵射未来操纵行为;三是在“可替代”原则下通过危险犯、行为犯、结果犯等构成要件差异化设置,实现对跨市场操纵的有效监管。
刘妮雅[8]（2018）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枣产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枣树是我国第一大干果树种,而枣产业已经成为全国两千万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发展枣产业对于带动贫困山区产业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发展木本粮油的战略,枣产业作为五大木本粮油产业的代表产业之一,其还具有保障国家粮油安全的战略作用。中国枣产业发展从迅速崛起到开始遭遇发展困境,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2000年后中国枣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枣受到了消费者青睐,市场价格被推升至历史最高点;随着产量迅速增加,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得到了扭转,价格也随之急速下降,至此枣产业发展进入了瓶颈期。解决枣产业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对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背景下,以中国枣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对枣产业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找出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今后中国枣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充分的决策依据。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枣产业市场供求变化情况,市场从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当前的供过于求本质上是供求结构性失衡,即低端产品供过于求、高端产品供不应求,而市场有效需求并未真正得到完全满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疆枣产区带动下的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使得消费者对枣产品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随着产量继续增加,消费需求结构开始升级,中高端需求显着增加,而供给结构并未发生改变,最终导致了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为了解决枣产业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首先需要从供给侧层面解决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问题。从中国枣产业生产情况看,生产呈现高度集中化和区域化的特点,生产重心已从传统枣产区转移至新兴枣产区新疆。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枣产区的生产成本收益得出,新疆具有发展生产的绝对优势,但也存在品种结构单一、地区发展不均衡、人工成本偏高、土壤质量退化等问题。传统枣产区虽不具有发展生产的绝对优势,然而种植枣树仍具有比较优势,亟待以提质增效为目标,创新生产发展思路,通过特色发展实现传统枣产业生产的转型升级。另外,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枣产业的流通模式得出,当前枣产业存在组织化程度低、传统流通模式单一主导、流通效率不高、利润分配不均衡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创新流通模式提高流通效率和产业组织化程度,实现不同流通主体间利润的合理分配。在当前流通模式下,本研究采用季节调整法和HP滤波法深入剖析了枣的市场价格变化规律,得出市场价格呈现整体下滑、规律性波动的特征,季节性变化特征明显,周期性波动规律呈现出波动频率逐渐增高而波幅逐渐减少的特点。枣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市场需求为基础,本研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消费者个体特征、消费行为和消费态度等需求特征,采用交叉因素法初步分析了消费者特征和偏好与枣产品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消费需求主要因素,得出消费者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均会影响其对枣产品的消费,而知名品牌产品、精深加工品和绿色有机产品更加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分别研究中国枣产业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枣产业供给和需求进行综合对比分析,采用情景分析法预测了不同消费结构下未来市场需求量,将其与供给量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枣产品消费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通过对枣产业市场供求关系的理论分析得出,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即为枣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中国枣产业要通过“控制总量、调整结构、增加供给”三步走的战略逐步实现长期供求均衡。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优化枣产业区域布局,各枣产区根据自身优势寻求特色发展;以提质增效为目标发展生产,加大对科技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市场流通体制改革,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完善利润分配机制,大力支持企业的品牌建设;开拓国际市场,弘扬中国传统枣文化;强化枣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政策支持的效率。
田孟[9]（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赵婷婷[10]（2016）在《当代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本重要的文学选刊,《小说选刊》一直积极参与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本文以《小说选刊》（1980-2010）为研究对象,借鉴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将《小说选刊》放置在当代文学场中,梳理其三十年来的发展与变迁,在文学场与政治场、经济场的互动格局中,发现当代文学场中文学自主原则的倾斜趋向,在此基础上对《小说选刊》的办刊策略进行反思,评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第一章通过对《小说选刊》在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评价三个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作用力的考察,揭示出《小说选刊》在当代文学场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代表当代文学走向的可能性。第二、三章梳理《小说选刊》从1980年创刊以来一直到2010年的办刊历程。从80年代前期《小说选刊》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动迎合到80年代后期对其的突围努力,以及到90年代以后的市场化转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场在政治场与经济场影响下的变动。第四章则在前三章的基础上,通过《小说选刊》的“纯文学”标准在历时维度下的变化以及在共时维度下与《小说月报》的比较,揭示出文学场中“文学自主原则”的倾斜,在此基础上,对《小说选刊》的办刊模式与具体办刊策略作出反思,以期《小说选刊》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维护文学场的“文学自主原则”。总之,作为文学场中的一个重要“占位”（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指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小说选刊》肩负着展示当代文学发展实绩,引导当代文学创作和审美趋向乃至建构当代文学史的重任。因此,对以《小说选刊》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反思尤为重要。
二、《改革与理论》杂志2003年订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革与理论》杂志2003年订单（论文提纲范文）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 注释 |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 注释 |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 注释 |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 注释 |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4）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表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四、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自由政府间主义的产生 |
| 一、欧盟性质的界定:地区性国家合作制度 |
| 二、自由政府间主义的逻辑与基本观点 |
| 第二节 一体化的谈判需求——国家偏好 |
| 一、国家偏好的概念与主导行为体 |
| 二、国家偏好的价值取向与塑造理论 |
| 三、国内社会视角下的内生性政策理论 |
| 第三节 一体化的谈判结果供给——政府间博弈 |
| 一、欧盟谈判的效率问题 |
| 二、欧盟谈判环境的非强制性 |
| 三、欧盟谈判环境的充足信息分布 |
| 四、欧盟谈判中博弈权力的来源 |
| 第四节 超国家性的基础——汇集和委托主权 |
| 一、可靠性承诺解释 |
| 二、双层博弈理论 |
| 第五节 自由政府间主义的调整和本文理论框架 |
| 一、欧洲防务一体化研究的局限性 |
| 二、假设调整:政府在防务领域的主导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启动 |
| 一、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 |
| 二、冷战期间的欧洲政治合作 |
| 第二节 冷战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
| 一、欧盟框架外的防务合作——重振西欧联盟 |
| 二、欧盟框架内的防务合作——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三、欧洲国防工业一体化的发展 |
| 第三节 英国脱欧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新进展 |
| 一、《欧盟全球战略》 |
| 二、欧洲防务基金 |
| 三、永久结构性合作 |
| 第四节 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发展现状:基于务实主义的政府间合作 |
| 一、政府间色彩 |
| 二、务实主义思想 |
| 三、核心政策的缺失 |
| 四、欧盟指令的执行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与偏好密度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密度分析 |
| 一、“大西洋派”国家:深化北约 |
| 二、“欧洲派”国家:建设欧洲自主防务力量 |
| 三、中东欧国家:务实主义防务政策 |
| 四、中立国家:“有限参与” |
| 第二节 防务政策的经济效益对成员国偏好密度的影响 |
| 一、欧洲防务合作的经济效益 |
| 二、经济因素对成员国防务一体化偏好密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博弈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围绕西欧联盟的博弈 |
| 一、西欧联盟的复苏 |
| 二、欧盟成员国的西欧联盟构想 |
| 三、围绕西欧联盟重建的博弈过程 |
| 四、博弈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欧盟框架下的成员国防务一体化博弈 |
| 一、欧盟战斗群概念 |
| 二、欧盟防务相关产品转让指令 |
| 第三节 英国脱欧公投后成员国防务一体化博弈 |
| 一、英国脱欧对欧洲防务合作的可能影响 |
| 二、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北约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冷战后北约的战略转型 |
| 第二节 北约与欧盟关系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北约对欧洲防务合作的影响 |
| 一、军事能力差距 |
| 二、欧盟与北约关系发展的困境 |
| 三、北约对欧盟成员国谈判权力的影响 |
| 第四节 北约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件 |
（5）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一章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 |
| 第一节 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本土化运动下的乡土文化语境建构 |
| 第三节 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 |
| 第二章 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 |
|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的凸显与建构 |
| 第二节 边缘族群的主体意识建构 |
| 第三节 乡土意识与在地情怀的展现 |
| 第三章 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 |
| 第一节 创作主题的多向拓展与融合 |
| 第二节 都市散文: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向书写 |
| 第三节 家族散文:生命救赎与记忆书写中的反叛传统 |
| 第四节 怀旧散文:斑驳记忆的多样化呈现 |
| 第四章 散文的艺术特色及流变 |
| 第一节 散文的“出位”与虚构思考 |
| 第二节 散文艺术的创新与变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下的散文空间书写 |
| 第五章 散文作家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晃荡”的生活美学:舒国治散文论 |
| 第二节 由“纯美”到“怪咖”:周芬伶散文的另类书写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微物书写与时尚拆解—张小虹散文论 |
| 第四节 简媜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论文述及主要作家简介 |
| 附录二 台湾地区关于散文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1990-2016) |
| 附录三 九歌年度散文选目录(1981-2017)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风险与问责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在现实与理论之间:选择自我规制的交易平台 |
| 第一节 交易平台的含义与演变史 |
| 一、四重约束条件下的交易平台 |
| 二、交易平台的演变史 |
| 三、交易平台与网络交易平台 |
| 四、交易平台的功能与特点 |
| 第二节 自我规制的含义与分类 |
| 一、规制的概念与分析进路 |
| 二、自我规制的含义 |
| 三、交易平台的自我规制 |
| 第三节 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现实原因 |
| 一、法律真空与法律不完备 |
| 二、从资源竞争到规制竞争的需要 |
| 三、成本低廉与高参与度的优势 |
| 第四节 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正当性基础 |
| 一、自我规制可以消弭风险带来的偏在性 |
| 二、“去中心化”的规制发展为自我规制提供了可能 |
| 三、功能分化社会对于自我规制的尊重 |
| 第二章 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风险 |
| 第一节 风险的概念与分类 |
| 一、风险话语的流变 |
| 二、科学技术取向下的风险——概率的风险 |
| 三、社会科学视角下的风险——决定的风险 |
| 第二节 交易平台的自身风险 |
| 一、技术故障与系统故障的风险 |
| 二、定向算法引发的风险 |
| 三、平台垄断:真的风险还是被虚构的风险 |
| 第三节 交易平台的规制风险 |
| 一、审核不足导致的失察风险 |
| 二、自我规制目标未实现产生的制度风险 |
| 三、涉及与政府治安管理衔接的规制风险 |
| 第四节 交易平台自我规制产生风险的原因 |
| 一、双重角色带来的利益冲突 |
| 二、规制能力与规制责任的不匹配 |
| 第三章 交易平台自治与他治间的互动 |
| 第一节 自我规制的核心:平台权力 |
| 一、权力概念的变迁:从“统治”到“互动” |
| 二、权力的核心要素:不对称的控制能力与资源占有 |
| 三、权力主体的扩展:从国家到私主体 |
| 第二节 刚性权力:交易规则中的处罚权 |
| 一、交易平台处罚权的种类 |
| 二、交易平台处罚权的权力来源及性质 |
| 三、交易平台如何实现处罚权 |
| 第三节 柔性权力:隐微的数据“权” |
| 一、平台数据的类型变迁 |
| 二、关于数据的两个悖论:保护隐私和获得更完备的服务 |
| 三、交易平台建构的“数据权” |
| 第四节 平台权力与公民私权力的互动 |
| 一、消费者评价的设立初衷:降低事后交易成本 |
| 二、消费者评价的影响:塑造了“信誉”的价值 |
| 三、权力生成:对消费者评级的规范与操纵 |
| 第五节 平台权力与政府公权力的互动 |
| 一、平台规范对国家权力的排除 |
| 二、国家权力对平台权力的型塑 |
| 三、国家权力对平台权力的收编 |
| 第四章 风险沟通:实现公众对交易平台的问责 |
| 第一节 :风险、问责与公众参与 |
| 一、责任与问责 |
| 二、风险为问责提供了界定标准 |
| 三、依据风险的问责对公众参与的呼唤 |
| 第二节 公众对交易平台进行问责的内容与限度 |
| 一、区分公开与透明 |
| 二、风险沟通的具体要求 |
| 第三节 公众与交易平台间的风险沟通图谱 |
| 一、规则是否存在以及用户知晓规则的可能性 |
| 二、是真的知道还是仅仅点击了“同意”? |
| 三、用户如果明确知晓相关规则,是否参与了规制的制定与修改? |
| 四、对交易平台说明与解释“责任”履行的评述 |
| 第四节 交易平台主动进行的风险沟通及其效果 |
| 一、规则制定阶段的公众参与:规则众议院 |
| 二、规则执行阶段的公众参与:大众评审制度 |
| 三、交易平台主动沟通的效果及问题述评 |
| 第五章 划界与制裁:政府公权力对交易平台的问责 |
| 第一节 对自我规制的规制:迈向被规制之路? |
| 一、交易平台中的规制阶梯 |
| 二、从自我规制到规制自我规制:交易平台的制度推演 |
| 三、行政监管还是司法介入?对交易平台的规制选择 |
| 第二节 针对平台自身行为产生的风险进行归责 |
| 一、系统故障、交易异常等风险引发的归责问题 |
| 二、定向算法的风险引发的归责问题 |
| 三、风险规制路径:预防原则的修正性适用 |
| 第三节 对交易平台的规制行为进行的归责 |
| 一、规制过度引发的归责 |
| 二、规制不足引发的归责:“规制总强度恒定”理论 |
| 三、自我规制产生的新型风险引发的归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实证分析法 |
| 1.3.2 规范分析法 |
| 1.3.3 历史研究法 |
| 1.3.4 比较分析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跨市场操纵的可行性问题 |
| 1.4.2 跨市场操纵的本体论问题 |
| 1.4.3 跨市场操纵的监管法律制度 |
| 1.4.4 经济法理念和制度治理跨市场操纵的优势 |
| 1.5 研究逻辑思路与内容(图) |
| 1.6 难点与贡献 |
| 1.6.1 难点 |
| 1.6.2 创新 |
| 1.7 不足与展望 |
| 第2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的基本模式 |
| 2.1 跨市场操纵的生成逻辑 |
| 2.1.1 跨市场交易的界定 |
| 2.1.2 跨市场交易的类型 |
| 2.1.3 跨市场操纵的生成 |
| 2.2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2.1 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 |
| 2.2.2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2.3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之一:操纵指数权重股 |
| 2.2.4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之二:操纵期指合约 |
| 2.3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3.1 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机制 |
| 2.3.2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3.3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 |
| 2.4 跨境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4.1 资本市场国际一体化进程 |
| 2.4.2 跨境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4.3 跨境型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 |
| 第3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的系统性风险演变 |
| 3.1 单市场操纵所蕴含风险的非系统性:以股票市场为例分析 |
| 3.1.1 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 |
| 3.1.2 单市场操纵风险的表现 |
| 3.1.3 单市场操纵风险的特质 |
| 3.2 衍生品市场操纵蕴含风险的系统性端倪:以期指市场为例分析 |
| 3.2.1 期指市场的诞生 |
| 3.2.2 期指市场的特有属性 |
| 3.2.3 期指市场操纵风险的特质 |
| 3.3 跨市场操纵风险的系统性演变 |
| 3.3.1 资本市场的融通变革 |
| 3.3.2 跨市场操纵风险系统性演变的机理:跨市场信息传导机制 |
| 3.3.3 跨市场操纵风险系统性演变的渠道:跨市场价格关联机制 |
| 3.3.4 跨市场操纵风险的系统性展现 |
| 第4章 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的失灵 |
| 4.1 监管权配置的失衡 |
| 4.1.1 市场操纵监管主体的梳理 |
| 4.1.2 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缺位 |
| 4.1.3 监管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
| 4.1.4 监管体制的“倒金字塔”结构 |
| 4.2 监管权运行的失范之一:操纵禁止规范滞后 |
| 4.2.1 市场操纵禁止规范的梳理 |
| 4.2.2 缺失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基本规则 |
| 4.2.3 市场分割的规范体系 |
| 4.2.4 逻辑混乱的规范结构 |
| 4.3 监管权运行失范之二:操纵行为实质认知失当 |
| 4.3.1 市场操纵实质界定的梳理 |
| 4.3.2 立法中价量控制界定的“似是而非” |
| 4.3.3 实践中交易量控制界定的“舍本逐末” |
| 第5章 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及监管创新 |
| 5.1 域外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考察 |
| 5.1.1 欺诈理论 |
| 5.1.2 市场欺诈理论 |
| 5.1.3 价格操纵理论 |
| 5.2 既有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困境 |
| 5.2.1 疏离于市场操纵的实施机理 |
| 5.2.2 隐含监管权力滥用的危险 |
| 5.2.3 局限于对市场操纵的微观监管 |
| 5.2.4 聚焦于对操纵者的事后惩治 |
| 5.3 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 |
| 5.3.1 对价格控制能力的关注 |
| 5.3.2 市场优势与操纵行为的关联 |
| 5.3.3 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 |
| 5.4 统合式监管框架设计及实施路径 |
| 5.4.1 统合式监管框架设计思路 |
| 5.4.2 统合式监管框架的实现路径 |
| 第6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构建 |
| 6.1 跨市场操纵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6.1.1 宏观审慎监管释义 |
| 6.1.2 宏观审慎监管与跨市场操纵的契合 |
| 6.1.3 跨市场操纵宏观审慎监管的展开 |
| 6.2 域外跨市场操纵监管主体的梳理 |
| 6.2.1 美国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2.2 英国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2.3 日本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3 跨市场操纵风险监管体系设计 |
| 6.3.1 建立资本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 6.3.2 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协作机制 |
| 6.3.3 改进资本市场的微观监管结构 |
| 6.3.4 推进资本市场跨境监管协作机制 |
| 6.4 跨市场操纵防御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设计 |
| 6.4.1 设置差异性的资本市场合格投资者制度 |
| 6.4.2 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 |
| 6.4.3 改进跨市场大额交易登记制度 |
| 第7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
| 7.1 域外立法规制跨市场操纵的样本梳理 |
| 7.1.1 设置专门的跨市场操纵禁止规范 |
| 7.1.2 统合市场操纵禁止规范 |
| 7.1.3 改进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 |
| 7.2 跨市场操纵的实质独立性分析 |
| 7.2.1 跨市场操纵策略的理论纷争 |
| 7.2.2 跨市场操纵的理论类型 |
| 7.2.3 跨市场操纵策略的独立性分析 |
| 7.3 我国跨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法律制度改进 |
| 7.3.1 弥合市场分割立法体系的监管缝隙 |
| 7.3.2 优化市场操纵禁止规范框架 |
| 7.3.3 设置多元化市场操纵行为构成要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枣产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说明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3 中国枣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枣产业发展概况 |
| 3.1.1 发展历史 |
| 3.1.2 产量和面积 |
| 3.1.3 品种结构 |
| 3.1.4 区域布局 |
| 3.1.5 市场流通 |
| 3.1.6 产品加工 |
| 3.1.7 国际贸易 |
| 3.2 传统枣产区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产量波动增长 |
| 3.2.2 种植面积稳定 |
| 3.2.3 具有生产优势 |
| 3.2.4 品种资源丰富 |
| 3.2.5 栽培区域集中 |
| 3.3 新兴枣产区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新疆各地市发展现状分析 |
| 3.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现状分析 |
| 3.3.3 新疆各地市和生产建设兵团比较分析 |
| 3.4 传统枣产区与新兴枣产区的比较分析 |
| 3.4.1 资源禀赋优势比较分析 |
| 3.4.2 专业化程度比较分析 |
| 3.4.3 组织管理方式比较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枣产业发展问题分析 |
| 4.1 供大于求结构失衡 |
| 4.2 缺乏科技创新引领 |
| 4.3 品种结构单一,亟需更新换代 |
| 4.4 加工产品初级,技术水平落后 |
| 4.5 流通效率较低,利润分配不均衡 |
| 4.6 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龙头企业引领 |
| 4.7 国际市场亟待开发 |
| 4.8 本章小结 |
| 5 中国枣产业生产成本和收益分析 |
| 5.1 调研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1.1 调研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说明 |
| 5.1.3 调研问卷设计 |
| 5.2 不同枣产区生产成本收益分析 |
| 5.2.1 成本比较分析 |
| 5.2.2 收益比较分析 |
| 5.3 与其他农作物的比较分析 |
| 5.3.1 新兴枣产区的比较分析 |
| 5.3.2 传统枣产区的比较分析 |
| 5.4 影响中国枣产业成本收益的因素分析 |
| 5.4.1 自然因素 |
| 5.4.2 技术因素 |
| 5.4.3 经济因素 |
| 5.4.4 政策因素 |
| 5.5 案例分析:酸枣产业 |
| 5.5.1 酸枣产业发展概述 |
| 5.5.2 酸枣产业成本收益分析 |
| 5.5.3 酸枣产业成本收益影响因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枣产业的流通与市场价格分析 |
| 6.1 中国枣产业的流通现状分析 |
| 6.1.1 流通主体 |
| 6.1.2 流通渠道 |
| 6.1.3 流通模式 |
| 6.1.4 主要流通模式对比分析 |
| 6.1.5 主要流通模式案例分析 |
| 6.2 流通环节的利益分配 |
| 6.2.1 传统流通模式的利润分配 |
| 6.2.2 “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利润分配 |
| 6.2.3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的利润分配 |
| 6.2.4 网络平台模式的利润分配 |
| 6.3 市场流通特征分析 |
| 6.4 市场价格波动分析 |
| 6.4.1 数据来源 |
| 6.4.2 市场价格水平描述性分析 |
| 6.5 基于HP滤波法的市场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
| 6.5.1 研究方法 |
| 6.5.2 季节调整法下的价格特征分析 |
| 6.5.3 基于HP滤波法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分析 |
| 6.6 市场价格波动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6.6.1 市场价格波动规律 |
| 6.6.2 市场价格波动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中国枣产业的消费需求分析 |
| 7.1 调研设计与数据说明 |
| 7.1.1 调研方法 |
| 7.1.2 数据来源说明 |
| 7.1.3 调研问卷设计 |
| 7.2 枣产品的消费现状与特征分析 |
| 7.2.1 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
| 7.2.2 消费行为变量分析 |
| 7.2.3 消费态度变量分析 |
| 7.3 枣产品的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实证模型构建 |
| 7.3.2 交叉因素分析 |
| 7.3.3 变量选择说明 |
| 7.3.4 模型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中国枣产业市场供求均衡分析 |
| 8.1 有效需求分析 |
| 8.1.1 市场需求现状与需求特征分析 |
| 8.1.2 基于情景分析法的市场需求量预期 |
| 8.1.3 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
| 8.2 市场供给分析 |
| 8.2.1 供给总量激增,增速呈放缓趋势 |
| 8.2.2 低端初级加工品供应过多 |
| 8.2.3 高端精深加工品供应严重不足 |
| 8.3 市场供求均衡理论分析 |
| 8.3.1 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分析 |
| 8.3.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的市场供求关系分析 |
| 8.4 市场供求均衡路径分析 |
| 8.4.1 市场供求的差距分析 |
| 8.4.2 市场供求均衡的路径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承担科研情况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详细摘要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10）当代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 |
| 第一节 《小说选刊》与文学生产 |
| 第二节 《小说选刊》与文学传播 |
| 第三节 《小说选刊》与文学评价 |
| 第二章 1980-1989: 生机与隐忧的双重变奏 |
| 第一节 80年代前期政治场政治场影响下的文学场 |
| 第二节 80年代中后期文学场对政治场的突围 |
| 第三节 80年代后期经济场对文学场的压迫 |
| 第三章 1995-2010: 从积极探索到大胆改革 |
| 第一节 办刊内容的变化 |
| 第二节 办刊理念的改变 |
| 第三节 经营策略的改变 |
| 第四章 三大场域博弈下《小说选刊》的再造 |
| 第一节 文学自主原则的倾斜 |
| 第二节 两难困境下的自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改革与理论》杂志2003年订单（论文参考文献）
-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2]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4]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D]. 张程. 山东大学, 2019(02)
- [5]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风险与问责分析[D]. 肖梦黎.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石启龙. 辽宁大学, 2019(05)
- [8]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枣产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D]. 刘妮雅. 河北农业大学, 2018(04)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10]当代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D]. 赵婷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