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陈兰馨^[1]（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赵欣楠^[2]（2021）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文中提出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事关我国国际话语权,事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面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现实任务,我们仍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大师毛泽东那里,汲取话语创新的营养,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理论借鉴。1921建党以后,党在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并不成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苏联式革命话语作为革命主流话语。然而,照搬苏式革命话语导致党内逐渐被“左”倾革命话语主导。“左”倾革命话语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文件为导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毛泽东从实践逻辑出发,批判了教条主义话语从理论规定实践的线性逻辑,以“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论作为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基础性命题,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价值立场,突破了苏联革命话语和三民主义的话语制约,建构了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新话语,实现了从苏式马克思主义话语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换,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主客观因素的合力结果。毛泽东救亡图存的理想、深入群众的人民立场,以及注重学以致用、调查研究的性格特质是他能够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要原因。就客观条件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与党内知识分子的集体智慧为话语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话语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力量。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历程,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出发建构话语,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面临的问题为中心,把人民群众作为最核心的话语对象,围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构建话语,结合世界视野与民族特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养料,主动吸收世界上代表进步潮流的文化成果,积极应对话语挑战,重视传播话语新模式建设,在回应时代问题中构建和完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时代相呼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姚春林^[3]（2020）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从人文关怀出发,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促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阻碍因素被破除,在质与量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力量总体薄弱,高校在校学生数量较少,特别是工科院校占比较低,难以满足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及服务国家建设的角度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成为新中国初期的重点任务。该时期党和政府明确了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建设的发展方向,通过对高校接管改造、颁布政策法令措施、进行院系调整、推进课程改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蕴含人文关怀的实践活动,对高校师生进行人文关怀和思想引领,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从实际效果和历史意义看,在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下,逐步确立了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提升了师生的思想觉悟和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保障了高校与高等教育的稳定与延续性,有效巩固了新政权。本文对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进行了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人学理论、列宁知识分子理论及毛泽东关心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思想出发,分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实践基础,探讨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总体设计、初步规划、实施举措和内容拓展。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国情基础进行了阐述。首先,研究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政治基础,包括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社会形态演变与过渡、政治体制初创、阶级关系和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次,探究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经济基础,包括多元的经济形态背景、严峻的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再次,分析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文化基础,包括主要阶层社会心理差异、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进行了梳理。首先,梳理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政策保障,从《共同纲领》统领高校改革到“包下来”政策,从“双百”方针指引文化发展到确定适应总路线任务的培养目标。其次,研究了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物质支撑,包括教师工资补助、学生补贴、建设投入与扶持等措施。再次,探讨了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队伍建设。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进行了评析。首先,总结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成效,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逐步认同共产党执政,青年学生牢固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布局更加成熟等方面。其次,探讨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过程及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新中国初期高校人文关怀工作存在过于简单化、苏联印记过于浓厚、过于强调政治因素等诸多不足。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价值进行了探讨。一是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丰富的人文关怀思想和精神,是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思想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二是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这主要体现在坚定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推动师资队伍的成长发展等方面。同时,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无论是新中国初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境遇下,党对高校人文关怀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高校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同时通盘考虑大学发展的综合性与延续性。结语简要回顾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并对未来深化研究作了前瞻与展望。

吴超婕^[4]（2020）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国际宣传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一些媒体和新闻机构故意扭曲、捏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有效地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息封锁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丑化歪曲,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当今讲好中国故事具有极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毛泽东国际宣传思想的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国际宣传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为了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毛泽东巧妙地抓住了外国记者到访延安的机会,积极开展国际宣传,打破了国际宣传的封闭局面,揭露出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战的恶意破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与交往,向国际社会坚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支持态度。同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逐渐稳定,并且获得了海外华侨的普遍支持,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正面形象得以广泛传播。延安时期毛泽东国际宣传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国际宣传工作、夺取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充分挖掘并吸收延安时期毛泽东国际宣传思想的精髓和内涵,采用合理有效的宣传方法,树立主动宣传的思想意识,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良好形象,练就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积极开展国际宣传活动,坚决维护中国的形象。

方华^[5]（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李国亮^[6]（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刘成喆^[7]（2020）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同与历史性尊崇,并指出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认识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党的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总结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启示,是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进程分置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百年来的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等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的表现及其深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客观的评述,阐明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意义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除引言外,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为起始点,以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阶段节点。选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阶段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经历了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和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两个时期虽然略有差异,但并未出现大幅度变化,因此将1921-1937年作为第一个考察阶段是比较科学的。第二章,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起始于193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重要历史节点。第三章,对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为节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一曲折过程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为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重新步入科学、理性的轨道,并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为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五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尊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新时代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深入解析,阐明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本章所总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秉持“去粗取精”方针、坚持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等经验启示,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性、客观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陈湘君^[8]（2020）在《浅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会通 ——以毛泽东和梁漱溟的论争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与梁漱溟,他们就如何“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等问题发生过多次论争,由于二人的思想渊源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他们之间的论争也就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而是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个典型的缩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交融和会通的缩影。毛泽东主张对于古代文化要分清精华和糟粕,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梁漱溟对追求自我人格完美执着得近乎偏执,这是他后来与毛泽东发生争执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和梁漱溟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既是思想差异,也是立场差异,但他们在救亡图存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比较一致,同时思想中还存在着很多契合因素。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是今后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支柱。

樊桓伯^[9]（2020）在《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与中国体育》文中研究指明《体育之研究》是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论述体育运动的着作,也是中国完整讨论体育的性质、作用、意义的一部着作,是由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主席撰写,得到杨昌济先生赞赏并认可,于1917年4月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体育之研究》为中华民族体育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标准,文章的中心内容在于如何进行体育运动,如何开展体育运动,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哪几个方面开展等。同时《体育之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关于体育的着作,文中也对近代中国人民的体质为什么衰弱,该如何改善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在借鉴曾国藩的体育观点、杨昌济的体育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华民族体育是世界体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世界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7年正值《体育之研究》发表一百周年,这一百年来中国体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国力羸弱到全民健身,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落后到强大,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直到成为体育大国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已经不再是“东亚病夫”,开始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在新时代的今天正向逐步实现体育强国梦而努力。本文基于《体育之研究》及相关文献,以《体育之研究》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百年意义、一些重要人物对毛泽东早期和后期的影响以及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与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联系五大板块为中心,展开论文写作。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第二部分从第二章至第六章,即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和百年意义部分,以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为中心进行讨论,主要探讨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形成的过程及背景,以及撰写过程中用了哪些方法;第三部分从第七章开始至第十一章,将重心转移到中国体育上来,即中国体育部分,但仍以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为基础,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如何做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带领中国百姓富起来和习近平带领中华民族强起来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将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体育的发展概况,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最后结合前文将探讨《体育之研究》对新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以上作为本文的思想框架,在本文思想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内容,以中国体育在世界大赛上的成绩,以中国女排和中国男篮为例,从奥运会和世界杯两大世界性赛事出发,主要通过中国在奥运会和世界杯的表现,以及取得的成绩进行简述,发表自己的观点;并通过真实的例子,得到从事体育运动、中国人民应具备怎样的人格精神,通过对得到的观点和认识进行论述,完成论文的写作。

孙少寒^[10]（2020）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时期,亦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上不断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现实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化的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初步认识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淀。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相对稳定的局部执政环境、青年知识分子的大量涌入、毛泽东自身的良好素质以及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其提供了现实条件。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以进步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立足本国,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必须面向世界,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必须制定、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间的关系。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成熟与完善、推进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提高了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思想觉悟,增进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而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知识分子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吸收、借鉴延安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保党带领人民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

二、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延安时期毛泽东国际宣传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浅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会通 ——以毛泽东和梁漱溟的论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与中国体育（论文提纲范文）

（10）延安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 赵欣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3]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D]. 姚春林. 扬州大学, 2020(04)
• [4]延安时期毛泽东国际宣传思想研究[D]. 吴超婕. 北方工业大学, 2020(02)
• [5]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D]. 方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7]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D]. 刘成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浅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会通 ——以毛泽东和梁漱溟的论争为例[D]. 陈湘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9]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与中国体育[D]. 樊桓伯.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10]延安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研究[D]. 孙少寒.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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