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施质量经营战略 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陈玥[2](2021)在《基于熵权法的我国发电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赵金凤[3](2021)在《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加快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并成为国际一流承包企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从竞争力测算、评价分析和企业自身能力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两个角度来展开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对国际工程项目和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梳理了相关基本理论,总结了企业竞争力和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国外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了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并根据其竞争力形成机理建立了相应的影响因素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TOPSIS法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对我国典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测算和评价分析,并运用面板模型对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能力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提出了提升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主要内容如下:(1)建立了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化程度、国际市场占有、市场可持续能力、盈利能力四个基于经营结果层面的因素,技术因素、创新因素、运营因素、规模因素、融资因素和人力因素六个基于企业能力层面的因素。(2)根据基于TOPSIS法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测算并评价分析了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结果表明: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差距明显;从整体角度来看,2018年整体竞争力明显低于2017年,和2016年相近,甚至有的企业低于2016年,从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整体竞争力可能依然会低于2017年,也就是说短时间内竞争力有下降的趋势。(3)对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能力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能力、创新能力、融资能力和人力能力是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融资能力与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人力能力与竞争力呈正U型关系。(4)根据研究结果,从优化海外业务体系、提升技术能力、强化创新能力、优化融资结构和提高人才质量五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提升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黄智[4](2021)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长期高于90%,为中国对外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近几年的现实观察中,一些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制造业出口增长呈放缓趋势,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内容,其出口竞争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贸环境中,如何科学地指导制造业提升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明确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并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围绕国际分工理论凝练本文理论脉络,梳理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夯实本文研究基础并拓展研究视角。第三章对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展开研究。本章从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入手,接着分析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特征和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面临高端产品竞争力不足、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第四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算和分析。本章分别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竞争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近年整体质量竞争力处于停滞状态,且传统统计模式下放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增加值贸易统计更适合当前国际分工的实际情况;细分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演化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但鲜有兼具规模和质量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证实了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综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距离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第五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通过构建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经济复杂度和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六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本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共同影响下仍然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即加深垂直专业化水平可以抵消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作用。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加快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分工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整体而言,本文可能在以下两方面形成创新点。第一,理论层面的创新。本文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对影响出口竞争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首先,本文着重突出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机制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统筹于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分工深化和经贸环境变化之间的两难问题。第二,实践层面的创新。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变化趋势,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拓展研究边际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基于全文多个结论,结合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等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脉络,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刘志虹[5](2021)在《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改变了国际生产体系与生产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企业适时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等比较优势,积极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成功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集群,在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促进就业、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尽管中国制造产品在出口规模和份额、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等方面都在迅速上升,但是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依然存在“大而不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不利的弱势地位。特别是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将《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重点发展产业作为打击对象,更是为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现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和追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加成能力的控制。国际市场上价格加成能力是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具体体现,国际市场势力不仅代表着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对产品的加价能力,而且是制造企业直接影响、控制市场变量以获得更多市场利益的能力。国际市场势力体现了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影响着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体现了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那么,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对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作用机制怎样?虽然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但从现有文献看,全面系统地探究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的研究成果仍然鲜少。因此,对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背景,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揭示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内在机理,并将其用于指导管理的实践。围绕“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这一主题,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国际市场势力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详细梳理现有文献关于国际市场势力概念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国际市场势力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梳理、总结、评述,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设想。(2)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法对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现有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且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法,经过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等分析工作后,识别出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技术创新能力、渠道控制能力、网络能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环境动态性。然后,充分吸收全球价值链理论、资源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对扎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依据逻辑关系,构建了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概念模型。(3)构建了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研究模型在基于扎根理论提炼关键影响因素后,本文首先对这些影响因素(变量)的内涵和维度做了详细阐述,然后综合分析和利用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提出本文变量之间的研究假设:第一,技术创新能力、渠道控制能力、网络能力的各维度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形成呈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中介作用;第三,环境动态性在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是一种重要的情境因素,具有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4)对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研究假设展开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命题提出是否科学合理,还需通过有效的实证检验来加以验证。鉴于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之间正相关的关系,本文参考管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主观评价测量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方式采集了企业的样本数据,获取了283份有效样本数据。对样本数据通过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后,确认了样本数据能满足实证检验的要求,据此对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存在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第二,供应渠道控制能力、终端渠道控制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存在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终端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供应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供应渠道控制能力、终端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未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第三,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起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形成有正向的促进作用。(5)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启示基于前面几部分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促进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和提升的建议:第一,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二,加强企业渠道控制能力的建设;第三,重视企业网络能力的培育;第四,推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第五,建立企业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变化的监测机制。总之,本文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视角探究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拓展了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国际市场势力相关研究的内容。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如样本数据采集局限等,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闫盼盼[6](2021)在《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跨境并购不仅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获取战略性资源、加强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与推进,我国政府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进行跨境并购,跨境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持续增长。据Wind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跨境并购近十年的年度交易金额均在300亿美元以上,跨境并购活动保持活跃状态。然而,在如火如荼的跨境并购热情下,高溢价率和经营亏损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利用跨境并购“走出去”的同时,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以实现“走得远、走得顺、立得住”,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成为跨境并购研究领域的实践焦点与理论热点。围绕着“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这一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及企业层面三个角度进行解答。学者们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的客观因素,虽然制度、政治关系、文化差异、地理距离、行业特征等因素会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对企业来说都是“既定”的约束,企业更多地是被动接受,而微观层面因素的探讨则更有助于找出企业在面临相同并购环境时所呈现出差异化行为的症结所在。在微观企业层面,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因素众多,但企业管理层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管理者在企业跨境并购前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跨境并购决策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治理行为。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和企业权利结构的重要实体,是企业并购战略的决策和实施控制部门,其特征和行为与企业跨境并购息息相关,其能否有效发挥职能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直接影响。而董事的个人特质和能力决定了其能否高效率地履行职责。我国各级政府在加速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陆续出台并提供了一系列引智引才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越来越多的具有海归背景的国际化人才进入董事会。海归背景人才的海外求学或工作经历往往使其拥有广泛的境外关系网络、合理的知识结构及丰富的跨国跨文化的管理技能等资源与能力优势,这些优势都已促使海归背景人才逐步成长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具体到微观层面,上述优势作为一项弥足珍贵的资源将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已证实董事的海归背景能够促进董事会有效发挥职能,会对企业的绩效、创新、审计、战略等方面产生影响。而董事会作为企业跨境并购的决策和实施监督部门,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目前尚未有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海归背景董事这一视角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跨境并购交易的不同阶段,海归背景董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作用的强弱是否受制于具体的决策情境?尽管前期探讨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国际化决策关系的研究已经辨识了一系列情境因素(Laufs等,2016;李竞等,2017),但这些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为研究对象,目前从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治理实践出发,对何种情况下海归背景董事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较强、较弱乃至无影响进行的研究不足。此外,不同的海外经历及董事会职位赋予董事不同的“发声”能力和影响力,拥有直接经验和实质性话语权才有能力和动力做出更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那么,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否因其海外经历的类型及职位的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呢?本文以2009-2017年发生并购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了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并购交易前的跨境并购发起、并购交易中的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交易后取得的并购绩效的影响,明确了海归背景董事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1)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凭借其自身积累的独特资源与能力优势,提升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能力,降低企业与跨境并购相关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帮助企业以较小的成本识别出不同国家或地区中所存在的并购机会,增强企业发起跨境并购获取潜在收益的动机。而且,海归背景董事还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不利影响。从而当企业意图并购时,海归背景董事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2)海归背景董事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境并购溢价。在企业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帮助主并企业更好地开展尽职调查,提高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准确性,降低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的风险,优化跨境并购定价谈判策略,从而提高企业跨境并购定价效率,降低跨境并购溢价的支付。(3)海归背景董事可以促进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海归背景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企业跨境并购整合提供额外信息渠道和解决问题新视角的同时,还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在跨境并购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低效率行为,以此促进企业跨境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最终带来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效应存在部分的整合能力路径。(4)主并企业所处地域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以及股权性质可以调节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的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同决策情境的检验发现,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促进作用更显着;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提升的增量贡献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大。(5)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因其海外经历类型及职位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海归背景董事的分类检验发现,相较于海外学习经历,海归背景董事的海外工作经历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更显着;相较于普通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关键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和跨境并购绩效的边际效用更大;相较于具有海归背景的执行董事,具有海归背景的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更显着。综上分析,基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为:首先,从宏观政策制定者角度,政策制定者应重视海归人才的社会资本积累;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实施;完善外派留学人员的现行培养体系建设;加强我国不同区域的制度建设;完善有关董事会的制度。其次,从企业角度,企业不仅应引入海归背景董事,加强对董事会的建设,健全现行董事会治理机制;还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进一步优化跨境并购。最后,针对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其在考虑投资对象时可以将主并企业董事会中是否存在海归背景董事作为考量标准之一,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凌连新[7](2021)在《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区域旅游业合作的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经历了从协作发展到协同发展的演变历程,但是仍然面临着三对突出的矛盾:集聚效应的强大与幅射效应的弱小、合作战略的积极推动与合作效果的滞后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初步嵌入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缓慢,严重制约着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水平,原因在于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没有形成统一的“向心力”,存在着空间割裂、产业同构、诸侯经济等现象,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局。因此,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本文以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岭南—北部湾地区作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遵循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本文共包括八章内容,从逻辑上可以归纳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第一章、第二章内容,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系统论述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详细分析研究难点,总体上把握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基本框架,系统剖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基础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及价值所在。第二部分为第三章内容,厘清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深入分析构成要素,构建内在逻辑分析框架,深化认识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初始条件、构成维度、动力、影响因素及传导路径等,系统分析协同发展形态与阶段,为后面的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内容,依据史料系统梳理岭南—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及演进情况,阐述旅游业发展概况,系统分析旅游业协同发展现状,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归纳总结其突出矛盾,并提出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第四部分为第五章内容,依据理论基础构建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从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三个维度实证分析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协同发展轨迹,探索时空演变特征。第五部分为第六章内容,运用面板VAR模型、VAR模型,从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三个视角,深入分析复合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第六部分涵盖第七章、第八章内容,在深入分析客观情况与实际数据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岭南—北部湾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靶向路径与保障体系;运用简单、概括的语言对研究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凝练本文的核心思想,表明研究目的与意义,阐述研究创新点,客观地审视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进一步提出研究的发展方向。通过系统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结论:一是,构建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区域旅游业是循环发展的复合系统,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是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其中产业链是基础、创新链是重要变革力量、价值链是发展目标;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之间具有联动、共生、进化的动态交互关系,产业链拓展创新链、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价值链重构创新链,价值链优化产业链、产业链融合价值链,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的协同发展效应。二是,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轨迹分析分为复合系统、子系统两个部分,均呈现高度集聚性、较强波动性、复杂性、较低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首先是复合系统方面,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呈现不断攀升的良好发展态势,省域层面等级演化呈现三重集聚、高度波动性的特点,城市群层面呈现非均衡性、波动性的特点;其次,子系统协同发展轨迹也是呈现震荡式上升、非均衡性、复杂性的特点。三是,复合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显着,持续时间长,只是在脉冲响应路径、峰值、冲击强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从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四是,子系统之间存在着较为显着的动态交互作用,促进作用持续时间长,但是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影响程度是不对等的,而且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差异性。五是,根据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时空演变特征,提出了五条靶向路径,分别是聚焦高质量发展靶向、加快制定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靶向、提升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增强链核溢出效应、逐步掌握全球价值链话语权,挖掘数字旅游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建命运共同体。另外,从组织、政策、人才、资金、用地/用海五个维度构建了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保障体系。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构建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构成要素,深入辨析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产业链拓展创新链、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价值链重构创新链、价值链优化产业链、产业链融合价值链的动态交互作用,深入阐述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初始动力、影响因素、传导路径、发展形态与阶段等方面。(2)根据理论基础建立测度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运用现代计量方法有效地测度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从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省域层面、城市群层面三个维度揭示复合系统、子系统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时空演化特征。(3)采用PVAR模型、VAR模型现代计量方法系统地分析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实践上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制定、资源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供了客观依据,为靶向路径选择、保障体系分析夯实了客观基础。
李世斌[8](2021)在《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长期粗放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也开始集中出现,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将采取更为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日益强化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将是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重点任务。而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背景下,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解决现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必要选择。因此,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互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具体表现为目前我国在环境规制政策的选择上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长期依靠单一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我国环境规制在实现短期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技术创新激励。而近年来以信息公开和披露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开始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弥补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足问题,有必要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分析,从而通过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中国的实践进行考察,分析在技术创新现实基础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层面验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探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技术创新激励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并针对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际影响。最后,针对我国技术创新导向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上,本文认为以命令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中仅包含政府和企业两个参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共谋行为,即使在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体系下,企业仍然缺乏技术创新激励。而当社会公众以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形式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时,能够起到弱化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共谋行为的作用,从而产生源自于企业外部的技术创新激励,而社会公众参与环境行动的基础在于有效的信息供给制度。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进一步通过消费者选择和声誉机制加强了外部约束,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能够在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传统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激励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此外,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条件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有效识别企业环境风险,从而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融资约束。第二,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利用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构造准自然实验,针对2003-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环境信息公开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其稳健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确实显着地提高了城市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能够通过提高发明专利和绿色专利比重改善城市技术创新结构;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机制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区位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不大,而重污染城市中该效应的显着程度要低于中轻度以及低污染地区;城市间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间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强后衰退的特征,省界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具有较大影响。第三,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针对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检验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影响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自愿性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弱于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在对技术创新结构的影响上,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发明专利以及绿色专利占比的提高,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则对实用新型专利占比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不利于企业发明专利占比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点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同时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特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企业所处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优于其他地区,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各区域企业技术创新均不存在显着影响;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重污染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显着影响,对于非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环境信息披露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着,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中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调节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产生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第一,完善了“波特假说”中关于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梳理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这一新兴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地阐释,并通过实践分析、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考察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第二,丰富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公众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从调节传统环境规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这为采用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第三,拓展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样本数据,对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三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检验,进一步拓展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实证经验。
张宁宁[9](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指出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李东泽[10](2021)在《HD公司品牌价值提升策略研究》文中提出服装是人的生活必需品,有着强烈的刚性需求。然而,随着服装企业的不断增多,供给水平也显着提高,各服装企业为赢得同业竞争,不断制定创新战略,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意识到,要在未来服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品牌。我国一直都是服装出口大国,每年销往国外的服装数量年年攀升。然而,这种增长更多是因为我国服装价格低廉,凭借价格优势赢得的竞争。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要想真正将我国服装业做大做强,就必须打造世界服装品牌,获得品牌价值,既要认识到品牌价值的内涵,更要学会科学分析品牌价值,发挥品牌价值的优势。本文基于HD公司的实际案例,首先对品牌价值进行了国内外文献梳理,阐述了品牌及品牌价值的定义,以品牌价值理论为基础,详细分析了无形资产价值理论以及顾客价值理论。通过对品牌价值的理解,继而总结了服装品牌价值的内涵、表现以及影响因素,懂得价值评估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访谈法,并运用了Interbrand价值评估模型,对HD公司进行深入研究及品牌价值测算,对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虽然该公司品牌价值评估结果较理想,但是这不足以让HD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对该公司资产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过程中发现,HD公司的品牌保护程度、品牌行销范围、品牌支持力度、以及品牌国际能力分值不高。本文在对HD公司品牌价值进行深入分析和研判,并与同行业进行了对比分析,结合公司实际提出品牌价值提升策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建立相应的品牌保护机构;扩大品牌传播途径并获取多方的关注与支持;打造品牌个性,获取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综上所述,本文旨在通过对HD公司品牌价值的深度剖析,希望对HD公司品牌价值提升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路径,并以此为案例促进我国服装企业持续转型升级走向国际、参与国际竞争。
二、实施质量经营战略 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施质量经营战略 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国际工程项目 |
2.1.2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 |
2.2 竞争力相关基本理论 |
2.2.1 竞争力的内涵 |
2.2.2 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模型 |
2.3 企业竞争力相关基本理论 |
2.3.1 产业结构理论 |
2.3.2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 |
2.3.3 企业能力理论 |
2.3.4 动态能力理论 |
2.4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相关基本理论 |
2.4.1 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内涵 |
2.4.2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内涵 |
2.5 本章小结 |
3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 |
3.1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3.1.1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历程 |
3.1.2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现状 |
3.2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 |
3.3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 |
3.3.1 影响因素识别 |
3.3.2 确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 |
3.3.3 基于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经营结果的因素 |
3.3.4 基于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能力的因素 |
3.4 本章小结 |
4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测算及评价分析 |
4.1 评价方法的比选与确定 |
4.1.1 评价方法的比选 |
4.1.2 评价方法的确定 |
4.2 基于TOPSIS法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 |
4.2.1 模型建立 |
4.2.2 权重计算方法 |
4.3 我国典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竞争力测算 |
4.3.1 样本选择 |
4.3.2 数据处理 |
4.3.3 测算结果 |
4.4 评价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企业能力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 |
5.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2 变量定义 |
5.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 模型构建 |
5.4.1 拟合图形观察 |
5.4.2 面板模型建立 |
5.5 实证分析 |
5.5.1 面板类型选择 |
5.5.2 面板回归结果 |
5.5.3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致谢 |
(4)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 |
1.2.1 研究范式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概念界定 |
1.3.1 高质量发展 |
1.3.2 制造业及制造业出口 |
1.3.3 出口竞争力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2.1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2.1.1 古典贸易理论 |
2.1.2 新古典理论 |
2.1.3 新贸易理论 |
2.1.4 竞争优势理论 |
2.2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2.2.1 直接影响因素 |
2.2.2 间接影响因素 |
2.3 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式及相关应用研究 |
2.3.1 规模竞争力测度指标 |
2.3.2 质量竞争力测度指标 |
2.4 中国制造业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
2.4.1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
2.4.2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研究 |
2.4.3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研究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3.1.2 中国制造业现实特征 |
3.2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3.2.1 中国制造业出口总体情况 |
3.2.2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 |
3.2.3 制造业国际市场份额 |
3.3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
3.3.1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 |
3.3.2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贸易摩擦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度和评价 |
4.1 出口规模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4.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4.1.2 贸易竞争力指数 |
4.2 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4.2.1 出口技术复杂度 |
4.2.2 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经济复杂度、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5.1 经济复杂度的测算与评价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5.2.2 经济复杂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5.2.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5.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5.3.1 实证模型构建 |
5.3.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5.4 实证分析 |
5.4.1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5.4.2 中介效应的检验 |
5.4.3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6.1.2 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6.1.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6.2.1 实证模型构建 |
6.2.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6.3 实证分析 |
6.3.1 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
6.3.2 面板模型的选择和回归 |
6.3.3 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以加快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 |
7.2.2 高质量深化国际分工以形成制造业国内国际“良性循环” |
7.2.3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制造业创造高质量的国际发展环境 |
7.3 研究创新和未来展望 |
7.3.1 研究创新 |
7.3.2 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件1 本文行业分类、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照表 |
附件2 2019 年中国、美国、日本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按HS1992 分类) |
附件3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附件4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附件5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 |
附件6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 |
附件7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扎根理论研究法 |
1.4.3 问卷调查法 |
1.4.4 数理统计分析法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起源及其内涵的研究 |
2.1.2 全球价值链驱动力的研究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的研究 |
2.2 关于国际市场势力相关概念的研究 |
2.2.1 国际市场势力的内涵 |
2.2.2 国际市场势力与垄断势力的关系 |
2.3 关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
2.4 关于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实证的研究 |
2.5 对现有研究的简评及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
3.1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 |
3.1.1 访谈提纲的设计 |
3.1.2 访谈对象的选择 |
3.1.3 访谈的实施 |
3.2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 |
3.2.1 开放式编码 |
3.2.2 主轴式编码 |
3.2.3 选择式编码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3.3 扎根理论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4.1 相关变量内涵及变量维度 |
4.1.1 国际市场势力的维度 |
4.1.2 技术创新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4.1.3 渠道控制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4.1.4 网络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4.1.5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维度 |
4.1.6 环境动态性的内涵和维度 |
4.2 研究假设 |
4.2.1 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4.2.2 渠道控制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4.2.3 网络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4.2.4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中介作用 |
4.2.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4.3 模型构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和数据采集 |
5.1 问卷设计 |
5.2 变量测量 |
5.2.1 国际市场势力的测量 |
5.2.2 技术创新能力的测量 |
5.2.3 渠道控制能力的测量 |
5.2.4 网络能力的测量 |
5.2.5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量 |
5.2.6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5.3 问卷预调研 |
5.3.1 预调研数据的采集 |
5.3.2 预调研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方法及问卷修正方法 |
5.3.3 预调研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及问卷修正 |
5.4 正式调研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5.4.1 正式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分析 |
5.4.2 正式问卷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假设检验与结果 |
6.1 数据质量分析 |
6.1.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6.1.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6.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
6.3 假设检验 |
6.3.1 直接作用检验 |
6.3.2 中介作用检验 |
6.3.3 调节作用检验 |
6.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管理启示 |
7.2.1 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
7.2.2 加强企业渠道控制能力的建设 |
7.2.3 重视企业网络能力的培育 |
7.2.4 推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 |
7.2.5 建立企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变化监测机制 |
7.3 研究局限 |
7.3.1 样本数据采集的局限性 |
7.3.2 相关研究内容的局限性 |
7.4 研究展望 |
7.4.1 进一步完善数据采集工作 |
7.4.2 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相关研究内容 |
参考文献 |
附录1:访谈提纲 |
附录2:预调研问卷 |
附录3:正式调研问卷 |
致谢 |
(6)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 海归背景董事相关文献回顾 |
2.3 跨境并购相关文献回顾 |
2.4 文献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基础 |
3.1 高阶理论 |
3.2 资源依赖理论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影响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3 研究设计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进一步分析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影响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3 研究设计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进一步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3 研究设计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进一步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创新点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7)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思路 |
1.3 研究难点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2.1.1 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研究 |
2.1.2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 |
2.1.3 复合系统协同发展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研究 |
2.1.4 研究述评 |
2.2 理论基础 |
2.2.1 协同学理论 |
2.2.2 复合系统理论 |
2.2.3 产业链理论 |
2.2.4 创新链理论 |
2.2.5 价值链理论 |
第三章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3.1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涵与特征分析 |
3.1.1 内涵界定 |
3.1.2 特征分析 |
3.2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构成要素分析 |
3.2.1 旅游产业链 |
3.2.2 旅游创新链 |
3.2.3 旅游价值链 |
3.3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 |
3.3.1 产业链拓展创新链,创新链推动产业链 |
3.3.2 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价值链重构创新链 |
3.3.3 价值链优化产业链,产业链整合价值链 |
3.4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模型分析 |
3.5 区域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形态与阶段分析 |
3.5.1 协同发展形态分析 |
3.5.2 协同发展阶段分析 |
第四章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现状与突出矛盾分析 |
4.1 岭南—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及演进分析 |
4.2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发展概况 |
4.2.1 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夯实了客观基础 |
4.2.2 旅游收入不断提高,非均衡性突出 |
4.2.3 旅游人数逐年上升,集聚性明显 |
4.2.4 旅游景区数量不断上升 |
4.2.5 旅游企业发展态势良好 |
4.3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
4.3.1 区域旅游合作历程 |
4.3.2 分工体系初步构建,产业网络有待增强 |
4.3.3 区域合作略显成效,合作纵深化有待加强 |
4.3.4 全球价值链初步嵌入,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 |
4.4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突出矛盾分析 |
4.4.1 集聚效应的强大与幅射效应的弱小 |
4.4.2 合作战略的积极推动与合作效果的滞后发展 |
4.4.3 全球价值链的初步嵌入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缓慢 |
4.5 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是新时代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 |
第五章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测度与发展轨迹分析 |
5.1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 |
5.1.1 评价体系构建 |
5.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2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轨迹分析 |
5.2.1 复合系统协同发展轨迹分析 |
5.2.2 子系统协同发展轨迹分析 |
第六章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6.1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说明 |
6.1.1 模型构建与估计 |
6.1.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6.2 复合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 |
6.2.1 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 |
6.2.2 省域层面 |
6.2.3 城市群层面 |
6.3 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 |
6.3.1 岭南—北部湾地区层面 |
6.3.2 省域层面 |
6.3.3 城市群层面 |
第七章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靶向路径与保障体系分析 |
7.1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靶向路径选择 |
7.1.1 聚焦高质量发展靶向,制定协同发展规划 |
7.1.2 聚焦创新驱动靶向,提高协同发展水平 |
7.1.3 增强链核溢出效应,掌握价值链话语权 |
7.1.4 挖掘数字旅游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
7.1.5 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建命运共同体 |
7.2 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保障体系分析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研究不足 |
8.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选择相关研究 |
1.2.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行为及绩效影响相关研究 |
1.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1.2.4 现有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主要创新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环境规制 |
2.1.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 |
2.1.3 技术创新 |
2.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与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2.2.2 信息不对称下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2.2.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2.3.2 波特假说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现实基础 |
3.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实基础 |
3.1.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3.1.2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状特征 |
3.1.3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3.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实基础 |
3.2.1 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支持背景 |
3.2.2 中国技术创新现状 |
3.3 中国技术创新现实问题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可能发挥的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
4.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4.1.1 基于公众参与的分析 |
4.1.2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 |
4.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4.2.1 基于对传统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分析 |
4.2.2 基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5.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效应 |
5.1.1 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1.3 进一步分析 |
5.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邻地效应 |
5.2.1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相关性检验 |
5.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5.2.3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6.1 模型构建与数据介绍 |
6.1.1 模型构建 |
6.1.2 数据介绍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1 基准回归结果 |
6.2.2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6.2.3 基于技术创新结构的分析 |
6.2.4 分位数回归结果 |
6.2.5 异质性分析 |
6.2.6 中介效应分析 |
6.2.7 调节效应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管理体系 |
7.2.2 充分发挥各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
7.2.3 发挥公众参与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7.2.4 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7.2.5 发挥市场机制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9)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结构 |
1.2.3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3.2.4 “污名化”效应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4.1.1 测算方法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5.5.3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6.1.2 数据来源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6.3.2 基准检验 |
6.3.3 稳健性检验 |
6.3.4 差异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HD公司品牌价值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际意义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服装品牌提价值基础理论 |
第一节 品牌价值理论 |
一、无形资产价值理论 |
二、顾客价值理论 |
第二节 服装品牌价值 |
一、服装品牌价值的内涵 |
二、服装品牌价值的表现 |
三、服装品牌价值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品牌价值评估 |
一、服装品牌价值评估的必要性 |
二、品牌价值评估方法 |
第三章 HD公司品牌价值现状分析 |
第一节 HD公司基本情况概述 |
一、HD公司简介 |
二、HD公司品牌现状 |
三、HD公司品牌发展战略 |
第二节 HD公司品牌价值评估 |
一、评估方法选取 |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
三、评估过程 |
四、评估结果差异分析 |
五、HD公司品牌价值比较分析 |
第四章 HD公司品牌价值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HD公司品牌价值存在的问题 |
一、品牌个性不够突出 |
二、品牌保护意识薄弱 |
三、品牌传播途径单一 |
四、国际化程度较低 |
第二节 HD公司品牌价值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缺乏创新及适应目标群体的文化价值观 |
二、滞后性的追责体制不能防患于未然 |
三、传统的宣传手段限制了品牌受众范围 |
四、国际竞争力不足 |
第五章 HD公司品牌价值提升策略 |
第一节 HD公司品牌价值提升策略 |
一、打造HD公司品牌个性,促使其在国际市场获取竞争优势 |
二、做好产品定位,锁定目标消费市场需求 |
三、增强HD公司品牌保护意识,建立品牌保护基金 |
四、扩展HD公司品牌传播途径,获取多方关注与支持 |
五、推进企业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
第二节 HD服装品牌价值提升保障措施 |
一、采取多方参与、综合管理机制 |
二、成立专项公司品牌价值工作组 |
三、构建品牌持续运营社群制度 |
四、寻求政府职能部门的扶持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实施质量经营战略 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熵权法的我国发电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D]. 陈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1
- [3]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研究[D]. 赵金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4]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D]. 黄智. 广西大学, 2021(12)
- [5]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D]. 刘志虹.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D]. 闫盼盼. 吉林大学, 2021(01)
- [7]岭南-北部湾地区旅游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D]. 凌连新. 广西大学, 2021(12)
- [8]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李世斌. 吉林大学, 2021(01)
- [9]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10]HD公司品牌价值提升策略研究[D]. 李东泽.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