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丁甘仁对时疫喉痧病的治疗（论文文献综述）
董乐鹏[1]（2020）在《丁甘仁治疗妇科病经验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总结丁甘仁治疗妇科病经验,进一步丰富对于丁甘仁的研究,同时指导临床实践。材料与方法:选取《丁甘仁医案》、《丁甘仁医案续编》中的妇科病类医案。对各个医案的疾病症状、药名、炮制方法、证候、中药剂量进行规范后,选取辨证明确的五种证型进行研究,分别为:血虚证、血瘀证、气滞证、阴虚证、湿热下注证。采用药物频数分析法,同时将各证型医案中所涉及药物分别录入SPSS Modeler,用Apriori算法进行药物间的关联规则分析,再结合具体医案分析,以探析丁甘仁治疗妇科病经验。结果:血虚证常用药物第一类为:白芍、当归、丹参、茺蔚子,第二类为:炙甘草、白术、党参、茯苓。常用药对为:炙甘草与党参,白术与党参,白术与炙甘草,丹参与茺蔚子,白术与茯苓。结合具体医案分析,丁甘仁治疗血虚证,在补血的基础上,注重补气健脾,,认为脾胃健运,血虚能补。血瘀证常用药物为:当归、丹参、川芎、红花、益母草、炮姜。常用药对为:当归与丹参、当归与川芎、当归与炮姜,当归与益母草。在治疗血瘀证的时候多用活血补血的当归与活血化瘀药配伍。气滞证常用药物为:香附、砂仁、丹参、茺蔚子。常用药对为:砂仁与香附、茯苓与砂仁、丹参与香附、茺蔚子与香附。治疗气滞证主张疏肝健脾行气,疏肝在运脾之先。治疗阴虚证用当归与阿胶、阿胶与白芍、当归与白芍、生地与阿胶配伍。治疗湿热下注证用海螵蛸与黄柏、白术与茯苓配伍。主张郁火宜清,利湿必兼扶土。结论:丁甘仁治疗血虚证,在补血的基础上,注重补气健脾,认为脾胃健运,血虚能补;在治疗血瘀证的时候多用活血补血的当归与活血化瘀药配伍;治疗气滞证主张疏肝健脾行气,疏肝在运脾之先。治疗阴虚证用当归与阿胶、阿胶与白芍、当归与白芍、生地与阿胶配伍,治疗湿热下注证用海螵蛸与黄柏、白术与茯苓配伍。主张郁火宜清,利湿必兼扶土。丁甘仁辨治妇科病,重视肝脾,肝脾与血的关系密切,女子以血为本,同时在气机的升降中肝主疏泄,脾为气机升降的枢纽。可见调理肝脾两脏在丁甘仁治疗妇科疾病中的重要性。
秦冰冰[2]（2019）在《丁氏内科严苍山流派咳嗽治验探讨》文中认为目的:收集并梳理海派中医丁氏内科严苍山流派及其代表性传承人严世芸、潘华信、徐燕诸位医家的咳嗽病医案,总结其治疗咳嗽病的特色方法,通过对每位医家咳嗽病治疗经验的探讨,初步探索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治咳经验的诊疗及传承规律。方法:通过对医案的准备、医案筛选与录入、利用统计学进行数据处理、最后进行结果分析以及知识的同化。收集整理了丁甘仁58例医案,严苍山74例医案,严世芸95例医案,潘华信98例医案,徐燕53例医案,将收集到的病案进行整理并录入到Excele表格中,然后运用R语言进行关联规则分析,分析数据结果,统计结果与中医药相结合,总结其治咳特色。结果:通过统计结果以及数据分析,初步总结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及代表性传人治疗咳嗽的用药特色。诸位医家善用苦杏仁、浙贝母、桑叶、枇杷叶、炙紫菀、炙款冬花、炙麻黄、黄芩、前胡、百部、桔梗、冬瓜子等药物润肺养阴止咳;并以此药物为核心组合搭配,如前胡-苦杏仁-浙贝母、苦杏仁-炙紫菀-枇杷叶、炙麻黄-苦杏仁-枇杷叶、薏苡仁-茯苓-白术等;此外严世芸、潘华信教授药喜蜜炙,如炙款冬花、炙紫菀、炙麻黄等;徐师又常加用白术、茯苓、白芍等健脾之药。结论:丁氏遵古人之验,破除拘泥,博古融今,苍山先生法古不泥,作为丁氏弟子,继承丁甘仁学术思想,二者在治疗咳嗽时注重肺燥一证,多取养阴清肺、润燥治咳之药。严世芸、潘华信教授深受严苍山诊疗思想的影响,结合当代社会、气候、生活等条件的改变,六淫、六志皆可火化、燥化之现象,常取甘润养阴、辛甘润泽之药,且药物多喜蜜炙为用,以增强其滋润效果;所用药物亦可宣发肺气而止咳。徐燕教授继承前人治咳经验,不仅注重肺阴的养护,且重视脾土的健运,临床多加用健脾之药培土生金,旨在土旺金生。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众医家治咳善取滋阴润肺,各家继承前人,又发扬创新,经验丰富,为临床治咳提供借鉴与思考。
郑言[3]（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指出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刘洋[4]（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米雪峰[5]（2014）在《丁甘仁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整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全面系统收集、整理丁甘仁相关资料,从社会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上挖掘其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教育思想的产生根源,并深入探索其代表性、原创性的理论和学说、临床上独特的诊疗经验与方法及其后世影响等,对传承和发扬丁氏医派的学术经验奠定基础。方法:采用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的方法搜集相关资料,并将文献归类,对用药经验进行统计整理。内容:1、从近50年来可搜到的主要以丁甘仁为研究主题的文献资料入手,综述其生平经历、学术教育思想及传承和临证经验研究的现状。2、生平和着作简介,首先以简短的文字,对医家的名号、籍贯、生卒年代、代表性着作、学术成就等做概括性叙述;详细论述了丁甘仁的生平经历,包括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从医经历、教育事业和医事活动等方面;然后介绍了目前所流传丁甘仁的主要13部着作以及版本、馆藏信息、着作的成书年代、内容和价值等。3、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探讨了丁甘仁主要学术思想的渊源,从重视经典,善用经方,师古不泥古;博古通今,博采众长,中西医并重:立论和缓,用药轻灵,重视顾护脾胃;切证为要,擅用反治,医外感多妙方;擅治喉痧,分期论治,自成体系;重视医学教育,革新传承模式六个方面总结了丁甘仁的主要学术思想。丁甘仁治疗各类疾病,无论外感杂病、内伤杂病、妇科、外科等都十分擅长,本论文探讨了其在治疗伤寒、风温、痉病、泄泻、中风、血证、咳嗽几个疾病的经验和用药,又总结了丁甘仁临床丸散膏丹成药的应用。4、后世影响,学派传承部分介绍了孟河医派的基本特色和下属丁氏医派的学派传承,包括丁甘仁的后人、弟子传承情况和成就业绩等;后世发挥则针对丁甘仁的学术观点与经验,介绍了后世医家,主要是丁甘仁长孙丁济万,丁门三杰程门雪、秦伯未和章次公对丁氏思想的发挥、探讨与应用情况。附录为丁甘仁故居相关的照片。结论:1、丁甘仁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师承条件和个人素质几个因素密切相关。2、丁甘仁的主要学术成是形成了具有独特的学术思想和辨证体系的孟河丁氏医派。3、丁甘仁的主要社会事业贡献是一生坚持中医传承事业和慈善事业。4、丁甘仁的主要医学教育贡献是创办了民国时期第一个由政府批准的中医专门教育机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5、丁甘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丁氏医派的传承、发展在中医界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创新点:1、研究内容上,比较全面系统地对丁甘仁的一生事迹、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教育思想和后世影响进行了梳理。从理论上,深入探索丁甘仁代表性、原创性的理论和学说、临床上独特的诊疗经验与方法。2、研究方法上,从社会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上挖掘其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的原创思维和产生根源。此种研究方法对于其同时代或近现代医家的研究可能起到一定的规范性作用,并对医家学术思想传承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3、本论文核心内容和整理形式已经被《中国古代百名中医学家研究丛书·丁甘仁》所录用,该丛书预计于2014年10月份出版。由此证明,该论文对医家学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强[6]（2012）在《1949年以前岭南中医喉科眼科文献整理研究》文中指出一、研究目的岭南土地卑湿、气候炎热,湿热易熏蒸,人多易患喉疾眼病。历史上岭南地区有很多五官科名家,对喉病、眼病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他们把这些经验形诸文字,有的写成专着,有的收录在岭南综合性医着、方书、本草、医案着作中,有的发表在中医期刊上。此外,一些喉科和眼科的名着也曾在岭南刊刻出版。对本地医家产生深刻影响。总之,岭南中医喉科眼科文献是相当丰富的,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但目前的情况是这些文献分布比较零散,不利于研究。本论文旨在对岭南现存的喉科眼科文献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挖掘岭南中医喉科眼科医家的学术思想、学术源流,总结岭南医家喉科眼科方面的诊治经验,为临床提供借鉴,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岭南中医喉科眼科在国内喉科眼科学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影响。二、研究方法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调研的方法全面搜集整理岭南中医喉科眼科专着,辑录出岭南综合医着、方书、医案、本草着作中的喉科眼科文献,收集民国广东中医期刊中的喉科眼科论文,进而运用版本学、目录学和比较研究等方法考证喉科眼科专着的作者、版本和学术源流,总结岭南中医喉科眼科医家的学术思想,整理岭南喉科眼科医家诊治疾病的经验,总结岭南喉科眼科发展的历史。三、研究内容和结果论文具体分为六个章节进行撰写：第一章分萌芽、发展、兴盛和嬗变四个时期,分别概述我国古代中医喉科学和眼科学的发展史,以此为背景,研究岭南喉科眼科学的发展及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第二章主要研究现存岭南中医喉科专着和教材。专着有4种,为《喉舌备要》、《喉证指南》、《喉证图说》和《喉症全书》,分别介绍其主要内容,考证版本和学术源流,总结其学术思想。经研究发现：《喉舌备要》不同版本的内容差异较大,书中摘录了《景岳全书》和《喉科指掌》等书的部分内容,对喉病的命名参考了郑梅涧的《重楼玉钥》一书,该书重视喉痹辨证,善用甘桔汤、玉龙散。《喉证指南》的作者为余泽春,周兆璋将其与《时疫白喉证论》合刻出版,该书主张喉病慎用表药,总宜宣肺。《喉证图说》主张治喉宜降品以杀其势,忌疏散苦寒,勿食生冷慎用针火。《喉症全书》由中西医喉科书汇编而成,重视白喉病的治疗。喉科教材有古昭典、邬宝杰、钟锦涛、李藻云主编的4种,亦分别介绍其主要内容和学术思想。第三章主要研究现存岭南中医眼科专着和教材。专着有清代黄岩的《眼科纂要》、颜尔梧的《眼科约编》、邓雄勋的《眼科启明》、黄惠然的《黄乔岳眼科全集》、民国时期黄荔洲出版的《救目慈航》,教材有梁翰芬编写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眼科学讲义》。经研究发现：《眼科纂要》将主要内容撮为歌括,学术上首重经络辨证,治法上主张补水泻火,清热除湿,自创方剂较多,疗效显着。《眼科约编》提倡五轮定经,主张虚证从肾,实证从肝。《眼科启明》大部分内容源自《银海精微》。《黄乔岳眼科全集》认为新症多属火,对翳膜的诊断有独到见解。《救目慈航》将喉疾受病脏腑多归之心、肝、肾。梁翰芬的《眼科学讲义》“废五轮八廓,倡脏腑络病”,以“目之为体,应乎五脏”解释眼部的生理病理。第四章研究曾在岭南刊刻出版喉科和眼科的名着,包括《咽喉脉证通论》、《咽喉秘集》、《喉症全科紫珍集》、《白喉治法忌表抉微》、《时疫白喉捷要》、《审视瑶函》、《程松崖眼科》和《异授眼科》等,考证版本,探究他们对岭南中医喉科眼科学术发展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岭南历代综合性医着、妇科、儿科、本草、针灸、中西汇通等医着中的喉科眼科医论、病症治法、验方、治疗喉病眼病的药物等内容,研究民国时期广东的中医期刊上刊发的喉科眼科论文。基于以上内容,勾勒出岭南中医喉科眼科发展史的基本轮廓。第六章总结民国时期广州喉科名医古绍尧、钟锦涛、王俊民、李藻云、杨志仁等人的治喉经验。四、研究结论（一）岭南中医喉科眼科学术源远流长,后期发展多元。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岭南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着作,该书总结了晋以前国内的医学成就,岭南喉科眼科学术也自此开始发展。唐代一些流寓岭南的医家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喉科眼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和方药,如郑景岫的《南中四时摄生论》、刘禹锡的《传信方》。宋代南海陈昭遇参与主编的《太平圣惠方》,其中喉科眼科方剂达3卷之多；刘防的《幼幼新书》中喉科眼科的内容约有2卷,并且出现了“青盲”、“雀目”、“喉痹”、“缠喉风”等专业学术名词,说明此时岭南地区喉科眼科已独立分科,学术体系已经成形。清代是岭南喉科眼科学高速发展时期,其学术传承呈现多元化发展。随着地方刻书业的发展,历代着名医家的着作得以在广东广泛流传,对喉科眼科影响较大者为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后世甚至民国时期岭南的一些喉科眼科医家都宗其学说。此外,岭南医家还取法于《证治准绳》、《喉科指掌》、《时疫白喉捷要》、《白喉治法忌表抉微》、《银海精微》等着作。就整体而言,清代岭南喉科眼科着作在理论方面有所发挥的不多,而多注重临证实用。独创内容较多的为清代黄岩的《眼科纂要》,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学术价值较高。（二）岭南医家对喉科眼科的理论和治疗用药有独特的见解。在喉科眼科理论方面,何梦瑶、黄岩等认为任何一经得病均可以使喉部致病。任赞、何梦瑶、周兆璋等认为岭南气候炎热,咽喉之病皆属火证、热证,杨志仁认为南方人所患喉病,以热证与阴虚者较多。黄岩治喉虚实辨证,认为虚实二者,无地不有,无症不有,当分何脏何腑、在气在血。钟锦涛认为乳蛾、喉闭、缠喉等症皆为痹类。治疗喉痹,岭南医家大多尊张仲景之“甘桔汤”。郭元峰自创有一套“察目”诊断疾病病因、预后的方法,程康圃积累了一些小儿眼目看证经验。历代岭南医家创制了不少治疗喉病眼病的验方,如黄岩自制的除湿汤、新制柴连汤、消翳汤、泻肺饮等皆为眼科着名方剂,配伍严谨,疗效确凿,见收于《中医眼科学》各版教材。古绍尧的“指甲散”、王俊民的“喉科解毒汤”、杨志仁的“疏风清热汤”都是闻名于广东的秘方。用药方面,岭南医家善用本地药物。如《救目慈航》的作者常用岭南本土药物消山虎、刺仔花、龙眼叶、芙蓉叶等,古绍尧、王俊民治疗喉病常用咸竹蜂,陈定泰善于使用蜘蛛、酸梅、蠄螃、蜗牛等常见之物。（三）岭南中医喉科眼科教育专业化较早。岭南是西医传入中国的窗口,医学传教士在这里建立了现代医院、西医学校,开设解剖、西医眼科等课程。受西式教育以及近代文化思潮、时局政治的影响,岭南的一些中医界人士开始积极筹划建立中医院校,以获得中医生存空间及中医教育的话语地位,早期创办有医学求益社、医学卫生社、中医教员养成所、广东医学实习馆等机构,这在当时国内属于首创。然而这些机构所开设的课程较为零散,中医系统教育的真正建立,始自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广东光汉中医学校。这两所学校开设有专门的喉科和眼科学课程,编写了专门的教材,据笔者所查,喉科讲义有3种共5个版本,而梁翰芬编的《眼科讲义》,两个学校均使用。这些讲义是国内同类讲义中编写较早的,足见岭南中医喉科眼科教育专业化较早。（四）岭南中医喉科眼科学在近代中国具有领先地位。近代,广东作为全国开风气之先的门户,中西医汇通最早发生在这里。陈定泰的《医谈传真》中所收录的解剖图谱,最早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医学意义的咽喉、眼睛的解剖位置；陈珍阁不但吸取了西医的学术精华,而且还对中医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首次提出古传之五轮八廓学说为谬论的观点；朱沛文则通过引用《内经》、《难经》、《总录》、《类经》以及洋医对咽喉、眼部器官的解剖学解释,并结合解剖图谱的对照,去让世人自行判断孰是孰非。这些在中医近代史上都是相当有创见的举动。民国期间,广东较早建立了中医学校,开展中医喉科眼科学教育,在国内率先编写了中医喉科、眼科学教材,而且有多种版本,一举奠定了广东中医喉科眼科学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因此,建国后的全国第一版中医喉科、眼科学教材的编写花落广东也就顺理成章了。
舒莹[7]（2008）在《丁甘仁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丁甘仁（公元1865—1926）,字泽周,江苏武进孟河镇人,为清末民初的江南名医,与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一起被称为孟河四大家,孟河四大家代表了孟河医派。与费、马二位成名于孟河不同的是丁甘仁成名于上海,是四大家中成名最晚的一位医家然而又是对中医事业发展最有影响的医家之一。他对近代中医药学术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孟河医派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破除门户之见,多方拜师,虚心请教,互相交流,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丁氏学派”,尤其在外感热病、喉痧的治疗上颇具特色。丁氏对近代中医事业发展杰出的贡献是改变了培养中医师师承家传的单一方式,开创了近代中医教育的先河,然而,对这样一位中医临床大家、中医教育家的人生轨迹、学术思想特点和丰富临床经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虽然在他逝世后弟子门人等研究与纪念文章不绝于世,初步统计从60年代至今学术论文共有近50篇,这些文章有的是纪念丁甘仁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一生的文章,其中虽然也有介绍丁氏生平事略的内容,但对丁氏一生中重要的医事活动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很难让后学者全面了解丁氏的成名经历,因而也就无法领悟到成为中医临床大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另外在研究丁氏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类文章方面,如黄文东先生的“丁甘仁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对丁氏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外感病方面的成就、在疑难重症方面的临床经验等进行了总结。再如郑氏等的“《丁甘仁医案》治脾胃十四法”;职氏的“丁甘仁治疗中风方法的研究”;方氏的“《丁甘仁医案》肿胀证治试析”;管氏的“丁甘仁治痢五法”等等,从上述研究情况可以看到,这些文章基本都是研究丁甘仁某一方面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相比于丁甘仁渊博医道和对祖国医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仅仅是只鳞片爪。鉴于丁氏所处年代与我们并不遥远,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如外感热病的治疗,其自成体系的临床经验在当今临床上仍有着一定的实用性。随着近年来各种传染病的抬头,有些疾病现代医学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中医药在治疗外感热病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决定了中医药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有着现代医学无法比拟的疗效。在当前兴起的地方医学流派孟河医派的学术研究热潮中,本人有幸拜丁氏后代、目前唯一在国内行医的四世孙丁一谔为师,有机会私淑丁甘仁,研读了丁氏的许多医案医集及门人弟子的纪念、研究文章,丁甘仁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由此也萌生了全面整理、系统研究丁氏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丁一谔师父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在资料的收集、史料的提供、佐证方面给予帮助。丁老师的父亲—丁济民（丁甘仁之孙）生前不仅是一位中医专家,还是一位藏书家和历史学家,故丰富的医学资料是本项研究顺利的保证。因此,本着挖掘、传承“丁氏学派”学术思想的宗旨开展本项研究工作。首先将丁氏的《诊方辑要》、《晚年出诊医案》、及《丁氏医案》全部输入电脑,利用计算机进行频次统计,分别将丁氏所用药、所用方、所治病进行统计,功效分类,按频次大小进行排序,得出丁氏所擅用的药、方,擅治的疾病,再将这些药、方结合案例进行分析、比较,找出与现代认识的异同点;将所擅治的病总结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并从中受到启发,以指导我们临床实践。本论文从丁甘仁的医事活动、丁甘仁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两大部分对孟河医派的核心代表人物、清代末年誉满大江南北的着名中医临床家、教育家丁甘仁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丁甘仁的医事活动部分,论文回顾了出生在孟河名医之乡的丁甘仁如何从一个儒生转为医生最终成为中医界一代宗师的人生历程,展示了一位中医临床大家勤研深究中医典籍,转益多师临床学技,破除门户博采众长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为了发展中医事业,培养中医人才殚精竭虑,开创中医教育先河,成为中医教育家的崇高精神境界。丁氏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为近代上海第一所比较正规的中医高等学府,这所学校的开办对上海地区乃至全国中医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长达数十年的开办过程中,先后毕业三十届共869位学生。就学弟子英才辈出,如第一届的丁济万、程门雪、黄文东等尤为佼佼者也。他们在继承丁甘仁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又各有创新,各有所长,被称为“丁氏学派”。同时文中还总结整理了丁氏门人弟子的师承方式,形成了“丁家师承脉络图谱”,从图谱中清楚地看到近现代中医界有深刻影响的中医名家大多为丁氏学派的传人。文中还介绍了丁济万、程门雪、黄文东和徐衡之这四位在中医界有深刻影响的丁氏学派传人的学术思想。论文第二部分,在全面收集、整理、统计、分析丁氏医案、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从①丁氏对脉学的研究,如脉诊在临症时的重要性、诊脉要领及诊脉技巧,集经典与费氏脉理之长,形成了自己的诊脉特色;②丁氏临床用药七大特点如注重药材质量、用药平淡、用药量轻、擅用鲜品、擅用炭药、擅用药露和擅用食品;③对丁氏用药进行统计发现丁氏所用药总数为459味,对这些药再进行使用频次排序,得出前十味用药,也就是丁氏最常使用的十味中药:分别是茯苓、大贝母、半夏、陈皮、伏神、竹茹、杏仁、白术、连翘、赤芍,可见这些药均是性味平淡且常用之药,是化痰、健脾、清热类药。结合案例分析,得出了这十味药的用药启示,同时也反映了丁氏“轻灵平和”的用药特点;④对丁氏医集中所有用方统计发现丁氏所用方剂总数为205张,对这些方再进行使用频次排序,得出前八位用方。也即是丁氏最常使用的八首古代成方:麻杏石膏汤、小柴胡汤、五苓散、补中益气汤、归脾汤、竹叶石膏汤、桂枝白虎汤和黄芪建中汤。这八首方中除归脾汤、补中益气汤不是仲景方外,其余均为仲景方,由此也可以看出丁氏临床上擅用经方的特点。将这八首方结合案例分析比较,发现这些方剂在不同疾病中的运用指征,得出对目前临床的启示;⑤丁氏对仲景《伤寒论》最有研究,推崇经方,擅用经方,在实际治疗时又与时方灵活巧妙地相结合。在205张所用方中经方50张,占总方的24.4%,经方使用频率为138次,占用方总频次的22.3%,并发现丁氏急症重症必用经方,善后调理多应用时方。⑥对丁氏所治疗的疾病种类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丁氏治病广泛,精通多科,擅长治疗的疾病除内科外,还涉及外科、妇科等,通过对每个专科所治病种案例数排序得出:内科最擅长治疗的疾病有湿温、咳嗽、风温;外科擅长治疗的病种有痈疽、咽喉病、瘰疬;妇科擅长治疗的病种有月经不调、胎前病、产后病。从内科擅治的前三位病来看以外感热病为主,这是丁氏最有治疗经验的疾病,也是他对近代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外感热病的辨治,融“伤寒”、“温病”两大学说为一炉,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泥于四时温病。在外感热病的辨证方面,运用伤寒六经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相结合的方法,建立寒温融合辨证体系。在外科病的治疗方面,丁氏注重整体观,把内科理论与外科处理有机的结合起来（即内服外治相结合）。在治疗原则上,对于外科重症当溃脓后善用健脾和胃、益气托毒、助阳托毒等方法,使正气充足而托毒外出,同时配合各种外用膏药以提高疗效。在咽喉病的治疗方面,丁氏尤其擅长烂喉痧的治疗。曾自述“临证二十余年,于此症略有心得,诊治烂喉痧不下一万多次”。临床以温病卫气营血为辨证纲领;治疗原则“以畅汗为第一要义”;治疗方法概括为初、中、末三个期。从丁氏治病广泛提示我们中医有别于西医,中医分科不能太细,太细则有碍于名中医的培养,更有碍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丁氏为全科医家,医术高超,涉及面广,这是他成为一代名医的关键。上述六个方面研究总结了丁氏的学术思想及学术特点,这其中既有他对前人临床经验的发掘、继承与弘扬,也有他融会贯通各家之长后形成的丁氏学术风格。探究他成为一代中医临床大家的成功治学经验,也为今天中医名家的造就指明了方向。由于丁甘仁成名于晚清时代,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以及他对中医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并指导着中医临床。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启迪今天中医工作者的临床思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增强中医的信心,发挥中医药在防病保健方面的作用等均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纪征瀚[8]（2008）在《古代“痧”及治法考》文中认为“痧”是具有中医文化特质的一个病证,故而难以被华夏文化圈之外的人们所理解。“痧”与刮痧疗法,为我国民间所熟悉,却难以跻身于中医大专院校教材之中。直到清初,“痧”还是很不起眼的小病种;然而此后“痧”证急剧扩张,以至于一度“无人不痧,无症不痧”;却又在清末突然衰落。原本是治疗用的刮痧法,于20世纪末又神奇地被包装为现代都市的时髦保健疗法。鉴于其中的种种矛盾与曲折,“痧”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疾病史研究对象。深入“痧”的发生发展过程,可望还原一个形成于华夏文化氛围中的鲜活的疾病史个例。查阅当代与“痧”相关的文献,尤其是当代主要的语词和医学工具书,发现其中对“痧”的定义几乎无本得同,众说纷纭。古医书亦对“痧”缺乏权威、通行的释义。因此,有必要全面系统地研究“痧”的历史,以期对“痧”作出符合历史与现状的描述和诠释。本文通过系统发掘与整理历代中医痧证相关文献,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痧（沙）有不同的含义。根据研究结果,按痧证自身的发展规律,将1911年以前划分为三个阶段,讨论不同时段痧证史上各具特色的内容。由于人们对疾病的治疗总是建立在对疾病的认识的基础上,因此本文的重心是对痧证认识的发展史,并会适时提到痧证外治法的演变。正文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部分论述。1.水虫时代的“沙”虫痧证源于水虫病说:考察明清诸家论说,乃至当代学者有关痧证起源的研究,发现其中均涉及多个水虫及相关的名称。因此本章按文字记载先后,探讨各水虫源流,缕清致病水虫之间的复杂关系。“射人”为祸之水虫——汉末以前的蜮与短狐:在汉末以前,《诗经》、《左传》等书记载了能对人造成危害的“蜮”。“蜮”在当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能“射人为疾”的动物,又名“短狐”。该物在水旁,分布于南越,也生于炎暑之地。汉代已经粗略地描述其形态“似鳖三足”,能“以气射害人”,但对其形态、特性尚缺乏清晰的认识。另一层含义则把“蜮”视为“魅蜮”,其为害类似鬼魅,并非实指致病的病原实物。含沙射影与入皮为害之水虫——三国两晋时非医药书中的射工与沙虱:三国两晋时的蜮（短狐）又名射工,或射影,据说是能含沙射影、入肌发疮的一种动物或甲虫,能以气因水射人,中即发疮,病似伤寒。沙虱为细小色赤的水中小虫,肉眼可观察到。该虫入人皮肤,如芒刺入肉,可用针挑去虫。沙虱即今恙虫,幼虫恙螨可传播立克次体,引起恙虫病（“沙虱毒”）。射工、沙虱均与“沙”字沾边,故以“沙虫”为统名。两晋南北朝间医方书中的水虫:《肘后方》记载了水中三毒,其中射工水弩毒症状如恶寒壮热、全身拘急强直、口不能语、齿间出血,病急骤而凶险,皮肤有明显创伤。其治为服药、敷疮、灸疮三法。沙虱毒初起以皮疹为主,伴有刺痛,兼有寒热头痛等症。其治采取拂、刮、挑、灸4法,赶出入皮之沙虱虫。溪毒非水虫引起,乃“水毒”所致。该病有一组症状类似“狐惑”病,以下部生疮为特征。但另一类症状描述,则类似伤寒。药物疗法与治伤寒、温病相似。药浴可促使其皮肤发出“赤斑文”。《小品方》把射工毒与溪毒合为一病,谓射工可含毒射人,其毒以七、八月最盛。中毒症状类中伤寒,亦如中尸,且有皮肤损伤。治以内服药为主,外治疮为辅,不用刮、挑法。隋唐医书中记载的水虫毒:《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中的水虫毒多转载前人之说。唐·《本草拾遗》误将溪毒、砂虱、水弩、射工、蜮、短狐合为同一水虫,谓该虫“含沙射影”,沙入人体为病,可用芋叶刮出细砂石。于是将刮出入皮沙虱虫之法,误传为刮出皮里之“沙”。本章逐一考求各水虫及其为病的历史。其中“蜮”是在春秋时已有记载能“射人为疾”的水虫,又名“短狐”。但直到汉代,对“蜮”的形态、特性尚缺乏清晰的认识。“蜮”有时也被视为“魅蜮”,非指致病的病原实物。最晚到汉末,“蜮”已被具体化为能以气射人的短狐,及能含沙射影引起肌肤作疮的“射工”。射工毒于是成了最早的水虫病。晋代出现了沙虱病,病原为沙虱。沙虱的形态、致病方式与症状都很明确。在《肘后方》等医药书中,已采用拂、刮、挑、灸法,以排出侵入肌肤的沙虱虫。溪毒也是晋代出现的一种水毒病,病状类似射工毒,却不明病原物。当时的医家治溪毒法与治疗外感热病类似。南北朝的《小品方》认识到射工是含毒射人,并把溪毒归于射工毒。隋唐医药书中的水虫病内容多属转载前代记载,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出现了混乱与误解。唐代的《本草拾遗》把含沙射影作为各种水虫病的共同特征,并误传其治当刮出皮内之砂石。晋代的刮沙虫,到唐代就误为刮沙石。痧证源于水虫病的推断,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文献中还缺乏确凿的证据。2.沙（痧）病的确立及相关论说——宋明之间沙（痧）证的演变带“沙”、“（疒少）”字的病名与病状:经考察唐代到南宋前期的某些带有“沙”、“砂”或“（疒少）”的病名。这些病名借用“沙（砂）”字来形容某些细小、松散如沙的病状,但都与“痧证”无关。宋元之间的“沙病”及其内涵:南宋·叶大廉的《叶氏录验方》（1186）最早记载了“沙病”一名,元代又有“沙子病”或“沙子证”等名。该病名的含义,在于其外治法可使患者皮肤出现紫红色的瘀点,即所谓“得沙”。沙病的主症是寒热、头痛、肢冷、呕恶,闷乱,严重者能杀人。这些症状类似伤寒及疟疾,与前代医药文献的射工毒、溪毒症状有相似之处。元初孙仁存认为该病系因山岚瘴气所致。南宋时采用艾灸肌肤法以“得沙”。元代则出现了“绳擦法”、“麻戛法”,旨在使皮肤出现粟状紫色瘀血点,以开腠理郁,出邪气而愈病。元代的搅（绞）肠沙、水伤寒、水沙均为沙病内容。明代“沙”（痧）的论述及治法:本文对明代医药文献中的沙证论述进行广泛普查,发现明代医家对沙（痧）证的论述内容颇为丰富,但多集中在绞肠痧。沙证治法有许多新进展。此时“沙”字逐渐向“痧”字过渡。在对痧证的病因探讨中,有真砂病为水虫毒之说、沙为“解（亻亦）”说、沙（痧）由瘴气说。将瘴气视为沙病之因,就使得瘴疠与沙病产生了某些混杂,由此在痧证中又出现了一类与瘴气相混的新病名。痧证在明代最突出的进展,是在前人治痧的基础上,将外治法加以改进,或另创新法,使这一时期的痧证外治法精彩纷呈,计有刮、焠、针刺放血、针刺穴位、灸法、角筒法、推拿法等。这些疗法充分发挥了开腠理、行气血、散邪毒的作用。痧证在明代仍属于一个小病种,直至明末疫病大流行,使痧证的地位急剧上升。综上所述,宋、元、明三朝是痧证发展的重要时期。南宋《叶氏录验方》首次明确了“沙病”的概念。元初孙仁存认为该病的病因全非射工毒引起,而是山岚毒气所致。在治疗方法方面,元代出现了“绳擦法”、“麻戛法”,奠定了此后刮痧法的基础,并明确了这些能造成皮肤瘀点或瘀斑的外治法,目的都是为开腠理郁,行气血,出邪气。元代首次将绞肠沙作为痧病的子病名,以后又有水伤寒、水沙等病名出现。在宋元对痧证认识的基础上,明代又进一步对其病因进行探讨,除元代的瘴气说之外,又提出了水虫毒说、解（亻亦）说,对痧证分寒热进行辨证,并把痧证的疾病范围继续扩大（如将痧与惊风相联系）。在治法方面,明代痧证外治法精彩纷呈,丰富了刮痧法、针刺法的内容。3.大起大落的清代痧证清前期的痧证专着与“痧胀”:明末清初由北向南传播的大疫,催生了郭志邃的《痧胀玉衡》（1674）。该书为现存最早的痧证专着。此后续出王凯《痧症全书》（1686）、普净《痧症指微》（-1767）,是为清代三大痧书。清初郭志邃等所称的痧胀,以具有“作肿作胀”特征的疫病为主。郭氏认为痧为厉气,也可因秽气、暑气、时行不正之气等引发。故其诊断既沿袭发展了前代“沙病”察痧点、验痧筋、试痧方等旧法,又提出了“怪病之谓痧”的诊断原则。痧证之怪在无定脉、无定症,故使许多疾病（尤其是未知疫病）被归于“痧”,造成痧名混乱。臭毒、番痧、满洲病、瘟痧等,都属于痧证。痧和疫病的界限模糊,使痧证之学为之一变。清初痧胀辨证粗具规模,但多以痧胀属热,没有建立痧证特有的辨证体系。清代辨痧以辨病为主,基于“痧为百病变症”的思想,其分类及病名繁复,且与杂病混杂,甚不利于指导临床。但清初痧胀治法十分简洁,以刮、放、药三法为主。内服药以消壅除滞为大法,出现了许多新的痧方与痧药。以上清代初期痧证的特点,对此后的痧证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痧证膨胀与诸疫入痧:清初的“痧胀”以及理论,对乾隆以后的痧证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提高了社会和医学界对痧证的关注,促进了痧证范围的急速膨胀,并将此后的多种疫病纳入了痧证范围。清中期及其以后,民间以“翻”、“挣”等为名的一类病名与“痧”并行于世。“翻”、“挣”与痧的差别只是方言用词的不同。民间以“翻”、“挣”等为名的子病名大量出现,其命名法或据症状及其肖似物,或据治法。尤多见将症状拟物化,取类比象。象形命名虽通俗好记,但弊端是没有反映疾病的本质或具有特异性的主症,容易造成重复、混淆、滥竽充数。随着清代痧证已经逐渐蜕变为以疫病为主,各种旧有疫病以及新出现的疫病陆续进入痧境。羊毛痧是清代第一个进入痧证领域的疫病,首见于明万历年间。该病有红色或紫黑皮疹,又称羊毛疹,被民间指为痧证。初入痧境的羊毛痧属疫疠还是痧疹曾有争议。清中期烂喉痧进入痧证。该病由“疫毒”引起,曾与痧疹、风痧、阴阳毒以及白喉发生纠葛。清末该病逐渐被明确为猩红热,与其他病名混杂现象才逐渐消失。道光元年横行肆虐的新传染病霍乱,很快被民间赋予痧证类名称,如吊脚痧、瘪螺痧、霍乱痧等。围绕着该病与传统霍乱的鉴别诊断,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出现了多种专着。经医家们细致的观察与比较,能准确地区分吊脚痧（真性霍乱）和传统霍乱,并主要采用中医传统之辨证论治。“痧”在霍乱初起之时,发挥了积极的包容作用。乾隆中期到光绪前期,痧证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其表现是痧证随处可见,痧书充斥市场,已经到了“无人不痧,无症不痧”的泛滥地步。与此同时,痧症的外治法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这一鼎盛时期并没能延续,至清末痧证开始出现了急速的跌落。痧证的回归与跌落:清代后期,又有医家关注起“沙病”甚至“沙蜮”。19世纪西医对传染病病原的认识发展迅速,使清代伤寒、温病及痧证学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冲击。痧证未能摆脱民间医学中原始辨病的旧套,当西医探明了某些传染病的病原之后,那些原本因“怪病”被纳入痧证的疫病就相继脱身而去,痧证迅速从巅峰状态回跌。更为明显的表现是清末痧书迅速减少。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痧证本身的理论与治疗缺乏创新,不能满足多种传染病的鉴别诊断与治疗。总之,清初出现以《痧胀玉衡》为代表的系列痧证专着,其中痧胀或痧证的内容已经蜕变为疫病。这是因为这些痧书是建立在抗疫实践基础上,并以有“作肿作胀”特征症状的疫病为主要内容。其病因被认为是厉气,与疫病同;也可因秽气、暑气、时行不正之气等引发,这又与清以前的“沙病”相关。其诊断突出了“怪病之谓痧”的原则,谓痧证无定脉、无定症,使得痧与许多杂病及疫病混淆不清。多种疫病进入痧境,痧证之学为之一变。乾隆中期到光绪前期,痧证范围急速膨胀,进入了鼎盛时期。民间以“翻”、“挣”等为名的一类病名与“痧”同时行世,烂喉痧、吊脚痧等多种疫病被痧证接纳。痧书充斥市场,痧证无所不包。这种兴盛是畸形而不正常的。由于痧证自身的缺陷,也因为西医传染病学的传入,使得许多原本知之甚少的“怪病”逐渐脱离痧证的范围,促使痧证迅速从巅峰状态回跌。本文的结论是:“痧”是中医特有的一个病证,在历史上曾经兴盛过,但学术地位一直不高。人们对“痧”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了解,对痧证的发展源流、内涵亦不甚明了。本文在系统发掘与整理历代中医痧证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史学方法对痧证及其治法进行研究。鉴于古今学者的研究多将痧证起源归结为多个水虫（射工、沙虱等）,甚至认为源于恙虫病,因此本文按时代先后溯源寻流,将清代及其以前的2000多年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总结其与痧证相关的内容。①“沙虫”:三国以前的“蜮”,传说是能“射人为疾”的水虫。一名射工、短狐、射影,据说能含沙射影、入肌发疮,病似伤寒。又有水虫沙虱,细小色赤,即今恙虫。幼虫恙螨入人皮肤,如芒刺入肉,可传播立克次体,引起恙虫病（“沙虱毒”）,初起以皮疹为主,伴有刺痛,兼有寒热头痛等症。其治采取拂、刮、挑、灸等法,驱出入皮之沙虱虫。以上2虫均与“沙”字相关,称为“沙虫”。唐代《本草拾遗》误将上述多种虫病混为一谈。又附会传说中的“含沙射影”、沙入人体为病（元·孙仁存谓之“沙病”）之说,妄称可采用芋叶刮去入皮之沙,造成后世误以为“刮痧”之法即源于此。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古代“沙虫”毒中,射工（蜮、短狐）“含沙射影”乃是传闻。沙虱毒自古以来病原清楚,病状、治法明确,是一病理状态十分明了的单一疾病。刮沙虱虫法并非唐代误解的刮皮中沙法,因此,认为痧证源于沙虱毒的说法难以成立。②“沙病”:“沙病”首见于南宋·叶大廉《叶氏录验方》（1186）。元代有“沙子病”或“沙子证”之名。明代“沙”字逐渐被“痧”字替代。其命名因以物戛擦患者皮肤出现紫红色沙状瘀点,即所谓“得沙”。其主症是寒热、头痛、肢冷、呕恶、闷乱,类伤寒及疟疾,与前述射工毒与溪毒症状略似。元初孙仁存认为该病多因山岚毒气所致。治法有艾灸肌肤“得沙”,“绳擦”、“麻戛”得沙法,均旨在使皮肤出现沙状、粟状紫色瘀血点,达到开腠理郁,出邪气以愈病的目的。在该病流传过程中,搅（绞）肠沙等也被作为“沙病”。本文通过研究认为,“沙病”是一组症状（寒热、头痛、肢冷、呕恶、闷乱等）。引起沙病的原因很多,古代有水虫、山岚毒气等多种说法。其外治法能通过刮擦皮肤引起局部出现沙粟状的红色瘀点,俗称“得沙”,故名病为“沙病”。刮沙可以发挥开腠理、行气血、散邪毒的作用。尽管“得沙”一说,可能是由于唐代《本草拾遗》误载而以讹传讹,但宋代所出的沙病肯定不是单纯的水虫病。③“痧证”（或痧胀）:痧证兴起于清代,虽然也包括前述“沙病”,但基本蜕变为疫病。清初第一部痧证专着《痧胀玉衡》（1674）,就是在明末清初大疫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所以《痧胀玉衡》认为痧的病因为厉气。其诊断法除传统的察痧点、验痧筋、试痧方等法外,又有“怪病之谓痧”一说,致使许多不明的疾病和疫病都被作为痧证处理。清代痧证的名称混乱异常,既有方言的不同,又有各类疾病的加盟,而有“痧为百病变症”之说。痧证范围的膨胀,使之发展到“无人不痧,无症不痧”的泛滥地步。最后在清末衰落,到20世纪中,又逐渐回归到宋元时的“沙病”。根据以上研究,在确定“痧”定义时,应该有历史眼光。本文认为,“痧”的概念应该以宋元时的“沙病”为基础,不能沿袭历史上一过性、业已消亡的痧为疫病的概念,更不能将曾经列入痧类的几种传染病（真性霍乱、猩红热等）作为“痧”的义项。本文认为的痧,其概念是:痧病名。一名沙病。症见寒热、头痛头晕、呕恶,胀闷、肢冷唇青等,或可见青紫痧筋。外用刮痧法可使皮肤出现斑点。多由感受时令不正之气,或秽浊邪毒,饮食不洁引起。历史上痧曾一度容纳多种疫病,今已罕用。本文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古代痧证的发展历史。根据调查,否定了痧证源于沙虱、射工等水虫为病的旧说,指出唐代《本草拾遗》的错误记载是造成上述错误推导的根源;进而考证出了“沙病”在宋元时期的概念所指;又指出清代的痧证实际上已蜕变成疫病,失去了早期“沙病”的意义。以上创新观点,可为疾病史、医学史研究,以及名词术语的规范、教科书与工具书的编撰等工作提供参考。
吴秀峰,章健[9]（2008）在《丁甘仁医案研究现状》文中研究说明
刘果[10]（2006）在《温病学案例教学法初探》文中指出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在国外有悠久的历史,运用案例作为教学的手段源于大约100年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19世纪90年代,哈佛医学院开始引入案例教学方法。之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育、商学教育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案例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的要求,组织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教给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道理,进而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他们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历代名医留下了丰富的医案,为案例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传统医案教学采取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观点,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况且由于中医学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同一病证有着不同的诊疗思路,很难说作者给出的就是最佳方案。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由单纯的传输式变为师生双向交流的启发式教学模式,因此案例教学法的引入也就顺理成章了本文通过对案例教学法理论和实施原则的学习,结合温病学学科的自身特色,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将案例分析法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以案例充实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实现基础课与临床基础课的区别;使教材中抽象、冗长的语句代之以生动、形象的案例,改变照本宣科及临床基础课只讲理论不讲临床的缺陷。以案例讲解与讨论带动和深化理论学习与证候辨识,同时进行立法处方的训练,以提高学生的临证水平。争取能够建立起温病学案例教学法之范式,为以后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二、试析丁甘仁对时疫喉痧病的治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丁甘仁对时疫喉痧病的治疗（论文提纲范文）
（1）丁甘仁治疗妇科病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血虚证 |
| 1.1 血虚证定义 |
| 1.2 血虚证用药分析 |
| 1.3 血虚证医案分析 |
| 2. 血瘀证 |
| 2.1 血瘀证定义 |
| 2.2 血瘀证用药分析 |
| 2.3 血瘀证医案分析 |
| 3. 气滞证 |
| 3.1 气滞证定义 |
| 3.2 气滞证用药分析 |
| 3.3 气滞证医案分析 |
| 4. 阴虚证 |
| 4.1 阴虚证定义 |
| 4.2 阴虚证用药分析 |
| 4.3 阴虚证医案分析 |
| 5. 湿热下注证 |
| 5.1 湿热下注证定义 |
| 5.2 湿热下注证用药分析 |
| 5.3 湿热下注证医案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丁甘仁及其临床经验研究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2）丁氏内科严苍山流派咳嗽治验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课题研究背景及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简介 |
| 1.课题研究背景 |
| 1.1 海派中医 |
| 1.2 流派传承意义重大 |
| 1.3 海派中医发展现状堪忧 |
| 1.4 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有待深化 |
| 2.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简介 |
| 2.1 丁甘仁简介 |
| 2.2 严苍山先生简介 |
| 2.3 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传承系谱 |
| 第二部分 咳嗽病诊治理论探索研究 |
| 1.咳嗽的现代医学诊治 |
| 2.咳嗽的中医理论历史追溯 |
| 2.1 咳嗽的病因病机 |
| 2.2 咳嗽的治法方药 |
| 第三部分 医案数据挖掘 |
| 1.医案来源 |
| 2.疾病的诊断标准 |
| 3.医案的录入与分析 |
| 3.1 数据规范化 |
| 3.2 数据录入 |
| 3.3 数据分析 |
| 第四部分 数据挖掘结果 |
| 1.丁甘仁、严苍山咳嗽病医案数据挖掘 |
| 1.1 丁甘仁医案数据挖掘结果 |
| 1.2 严苍山医案数据挖掘结果 |
| 2.严世芸、潘华信、徐燕咳嗽病医案数据挖掘 |
| 2.1 严世芸医案数据挖掘结果 |
| 2.2 潘华信医案数据挖掘结果 |
| 2.3 徐燕医案数据挖掘结果 |
| 第五部分 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咳嗽治验规律初探 |
| 1.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咳嗽治验总结 |
| 1.1 丁甘仁先生咳嗽治验浅析 |
| 1.2 严苍山先生咳嗽治验浅析 |
| 1.3 严世芸教授咳嗽治验浅析 |
| 1.4 潘华信教授咳嗽治验浅析 |
| 1.5 徐燕教授咳嗽治验浅析 |
| 1.6 丁氏内科严苍山流派润肺经验总结 |
| 2.咳嗽病润肺治疗的历史追溯 |
| 3.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治咳润肺的时代背景 |
| 4.经典医案举舆 |
| 5.结论 |
| 6.问题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海派中医丁氏内科流派严苍山支派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思考 |
| 参考文献 |
（3）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丁甘仁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综述 丁甘仁文献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生平和着作简介 |
| 第一节 生平简介 |
| 第二节 生平经历 |
| 第三节 着作简介 |
| 第二章 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
| 第一节 学术渊源 |
| 第二节 学术思想 |
| 第三节 临床经验 |
| 第三章 后世影响 |
| 第一节 学派传承 |
| 第二节 后世发挥 |
| 总结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1949年以前岭南中医喉科眼科文献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我国中医喉科眼科学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我国中医喉科学发展概况 |
| 一、萌芽时期 |
| 二、发展时期 |
| 三、兴盛与嬗变时期 |
| 第二节 我国中医眼科学发展概况 |
| 一、萌芽时期 |
| 二、发展时期 |
| 三、兴盛时期 |
| 四、嬗变时期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岭南中医喉科专着研究 |
| 第一节 《喉舌备要》 |
| 一、《喉舌备要》的主要内容 |
| 二、《喉舌备要》的主要版本 |
| 三、《喉舌备要》的学术源流 |
| 四、《喉舌备要》的学术思想 |
| 第二节 《喉证指南》 |
| 一、《喉证指南》作者及版本考辨 |
| 二、《喉证指南》的学术思想 |
| 第三节 《喉证图说》 |
| 一、《喉证图说》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喉证图说》的学术思想 |
| 第四节 《喉症全书》 |
| 一、《喉症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喉症全书》的学术思想 |
| 第五节 散佚的岭南中医喉科专着 |
| 一、《南北喉证辨异》和《喉科大全订正》 |
| 二、《喉科施治图》 |
| 第六节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喉科讲义》 |
| 一、《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喉科学讲义》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喉科学讲义》的学术思想 |
| 第七节 《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喉科讲义》(邬宝杰) |
| 一、《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喉科讲义》(邬宝杰)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喉科讲义》(邬宝杰)的学术思想 |
| 第八节 《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喉科讲义》(钟锦涛) |
| 一、《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喉科讲义》(钟锦涛)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喉科讲义》(钟锦涛)的学术思想 |
| 第九节 《私立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耳鼻喉科学》 |
| 一、《私立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耳鼻喉科学》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私立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耳鼻喉科学》的学术思想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岭南中医眼科专着研究 |
| 第一节 《眼科纂要》 |
| 一、《眼科纂要》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眼科纂要》的学术思想 |
| 第二节 《眼科约编》 |
| 一、《眼科约编》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眼科约编》的学术思想 |
| 第三节 《眼科启明》 |
| 一、《眼科启明》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眼科启明》的学术源流 |
| 三、《眼科启明》的学术思想 |
| 第四节 《黄乔岳眼科全集》 |
| 一、《黄乔岳眼科全集》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黄乔岳眼科全集》的学术思想 |
| 第五节 《救目慈航》 |
| 一、《救目慈航》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救目慈航》的学术思想 |
| 第六节 散佚的岭南中医眼科专着 |
| 一、《眼科备览》 |
| 二、《眼科摘要》 |
| 第七节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眼科讲义》 |
| 一、《眼科讲义》的主要内容和版本 |
| 二、《眼科讲义》的学术思想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岭南出版的外地喉科眼科专着研究 |
| 第一节 岭南出版的外地喉科专着研究 |
| 一、《咽喉脉证通论》 |
| 二、《咽喉秘集》 |
| 三、《喉症全科紫珍集》 |
| 四、《白喉治法忌表抉微》 |
| 五、《时疫白喉捷要》 |
| 第二节 岭南出版的外地眼科专着研究 |
| 一、《审视瑶函》 |
| 二、《(古歙槐塘)程松崖眼科》 |
| 三、《异授眼科》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岭南医着和中医期刊中的喉科眼科文献研究 |
| 第一节 晋唐时期岭南医着中的喉科眼科文献研究 |
|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岭南医着中的喉科眼科文献研究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岭南医着中的喉科眼科文献研究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广东中医期刊中的喉科眼科文献研究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广州喉科名医治喉经验研究 |
| 第一节 古绍尧治喉经验 |
| 一、喉证总方清咽散 |
| 二、喉风症多用清咽利膈汤 |
| 三、外用吹药冰硼散、珍珠捷妙散、辛乌散 |
| 四、方多出名家,但不泥古 |
| 第二节 钟锦涛治喉经验 |
| 第三节 王俊民治喉经验 |
| 一、外感喉肿痛 |
| 二、治热毒喉痈 |
| 三、乳蛾 |
| 四、重舌 |
| 五、虚寒喉痹 |
| 六、梅核气 |
| 七、喉癣、喉痧、喉风 |
| 八、声嘶 |
| 第四节 李藻云治喉经验 |
| 一、各种喉病辨证治法精详 |
| 二、自制多种秘方 |
| 三、采用民间验方 |
| 四、方药多出自名着 |
| 第五节 杨志仁治喉经验 |
| 一、外感风热 |
| 二、外感风寒 |
| 三、燥邪犯肺 |
| 四、肺火 |
| 五、气滞痰瘀 |
| 六、阴虚 |
| 七、气虚 |
| 附录：部分喉科医家简介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附录1：《眼科启明》整理本 |
| 附录2：岭南中医喉科眼科专着序跋汇编 |
| 附录3：岭南中医喉科眼科文献图片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丁甘仁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医事活动 |
| 第一节 书香门第,清寒出身 |
| 第二节 蒙学乡里,初涉岐黄 |
| 第三节 拜师访贤,悬壶姑苏 |
| 第四节 东移沪上,转益多师 |
| 第五节 仁济善堂,医术崭露 |
| 第六节 救治喉痧,名震沪申 |
| 第七节 办学建院,广传薪火 |
| 1、办学建院 |
| 2、广传薪火 |
| 2.1 声震上海的丁氏嫡传—丁济万 |
| 2.2 深研经典,尤重临床的中医大家—程门雪 |
| 2.3 中医界泰斗,内科学宗师—黄文东[12]] |
| 2.4 现代中医血液病学科的开拓者—徐衡之教授[13] |
| 第八节 博施济众,千古流芳 |
| 引用文献 |
| 第二章 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 |
| 第一节 审察疾病,重视诊脉 |
| 第二节 临床用药,轻灵平和 |
| 1、丁氏用药统计 |
| 2、丁氏擅长使用的药 |
| 3.1 注重药材质量 |
| 3.2 用药平淡 |
| 3.3 用药量轻 |
| 3.4 擅用鲜品 |
| 3.5 擅用炭药 |
| 3.6 擅用药露 |
| 3.7 擅用食品 |
| 第三节 擅用古方,变通灵活 |
| 1、丁氏所用成方统计 |
| 2、丁氏最擅长使用的八首成方 |
| 3、擅长经方、灵活配伍 |
| 第四节 治病广泛,精通多科 |
| 1、最擅治疗的内科疾病 |
| 1.1 湿温病 |
| 1.2 咳嗽病 |
| 1.3 风温病 |
| 2、最擅治疗的外科疾病 |
| 2.1 痈疽病 |
| 2.2 咽喉病 |
| 2.3 瘰疬 |
| 3、最擅治疗的妇科疾病 |
| 3.1 经事失调 |
| 3.2 胎前病 |
| 3.3 产后病 |
| 引用文献 |
| 小结 |
| 附录 |
| 丁甘仁年表 |
| 孟河医派丁家师承脉络图谱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8）古代“痧”及治法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前言 |
| 1.1 "痧"的文化特质与尴尬处境 |
| 1.2 当代工具书对"痧"证名义的认识 |
| 1.3 痧证史上的众多疑问 |
| 1.4 关于本文撰写的若干说明 |
| 2.水虫时代的"沙"虫 |
| 2.1 痧证源于水虫病说 |
| 2.2 "射人"为祸之水虫——汉末以前的蜮与短狐 |
| 2.3 含沙射影与入皮为害之水虫——三国两晋时非医药书中的射工与沙虱 |
| 2.3.1 射工(射影)与蜮(短狐) |
| 2.3.2 沙虱 |
| 2.4 两晋南北朝间医方书中的水虫 |
| 2.4.1 《肘后方》中的水中三毒——射工水弩毒、沙虱毒、溪毒 |
| 2.4.2 《小品方》中的射工、溪毒 |
| 2.5 隋唐医书中记载的水虫毒 |
| 2.5.1 《诸病源候论》关于水虫病的传承 |
| 2.5.2 孙思邈医着中转载的水虫病 |
| 2.5.3 《本草拾遗》中水虫病的混乱与误解 |
| 3.沙(痧)病的确立及相关论说——宋明之间沙(痧)证的演变 |
| 3.1 带"沙"、"痧"字的病名与病状 |
| 3.2 宋元之间的"沙病"及其内涵 |
| 3.2.1 "沙病"的首次确立 |
| 3.2.2 沙子病病因与治法原理 |
| 3.2.3 沙病与搅(绞)肠沙等病 |
| 3.3 明代"沙"(痧)的论述及治法 |
| 3.3.1 痧的名称与绞肠痧 |
| 3.3.2 痧证的病因探讨 |
| 3.3.3 痧证新出子病名 |
| 3.3.4 痧证外治法的发展 |
| 4.大起大落的清代痧证 |
| 4.1 清前期的痧证专着与"痧胀" |
| 4.1.1 早期三大痧书及其影响 |
| 4.1.2 "痧胀"名义与病因 |
| 4.1.3 "痧胀"的诊断 |
| 4.1.4 "痧胀"的相关病名 |
| 4.1.5 "痧胀"辨证与分类 |
| 4.1.6 "痧胀"的治法 |
| 4.2 痧证膨胀与诸疫入痧 |
| 4.2.1 翻、挣诸名考 |
| 4.2.2 翻、挣诸子病之命名特点及弊端 |
| 4.2.3 诸疫入痧之一:羊毛痧 |
| 4.2.4 诸疫入痧之二:烂喉痧 |
| 4.2.5 诸疫入痧之三:吊脚痧 |
| 4.2.6 "无人不痧,无症不痧" |
| 4.2.7 痧证外治法的新进展 |
| 4.2.8 痧书的翻刻与汇编 |
| 4.3 痧证的回归与跌落 |
| 4.3.1 沙蜮与沙病的回归 |
| 4.3.2 西医传入及其对痧证的影响 |
| 4.3.3 痧书剧减引起的反思 |
| 5.讨论 |
| 5.1 "痧"史中的古代民间医学背景 |
| 5.1.1 关于"含沙射影" |
| 5.1.2 刮沙(痧)的古老源头 |
| 5.2 "痧"运兴衰的几点思考 |
| 5.2.1 痧的历史作用与先天缺陷 |
| 5.2.2 刮痧在当代再度兴起的思考 |
| 5.3 对"痧"定义的思索 |
| 5.3.1 历史文献中"痧"定义的评述 |
| 5.3.2 本文给予"痧"字的新定义 |
| 6.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丁甘仁医案研究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 1 学术特点 |
| 2 时病 |
| 3 杂病 |
| 4 妇科病 |
| 5 时疫喉痧病 |
| 6 膏方 |
| 7 养生 |
| 8 小结 |
（10）温病学案例教学法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案例教学法概述 |
| 1. 案例的定义 |
| 2 理论基础 |
| 3. 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
| 4. 案例教学法的局限性 |
| 5. 实施原则 |
| 6. 需要注意的问题 |
| 第二部分 中医医案发展史、教育史及医案教育现状综述 |
| 第三部分 课堂教学实践 |
| 教学纲目 |
| 案例来源及加工过程 |
| 结论 |
| 问题与讨论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1：调查表 |
四、试析丁甘仁对时疫喉痧病的治疗（论文参考文献）
- [1]丁甘仁治疗妇科病经验研究[D]. 董乐鹏. 滨州医学院, 2020
- [2]丁氏内科严苍山流派咳嗽治验探讨[D]. 秦冰冰.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9(03)
- [3]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
- [4]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5]丁甘仁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整理研究[D]. 米雪峰.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4(04)
- [6]1949年以前岭南中医喉科眼科文献整理研究[D]. 郭强.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09)
- [7]丁甘仁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研究[D]. 舒莹.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08(05)
- [8]古代“痧”及治法考[D]. 纪征瀚.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8(01)
- [9]丁甘仁医案研究现状[J]. 吴秀峰,章健. 江西中医药, 2008(03)
- [10]温病学案例教学法初探[D]. 刘果.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