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与理论模型研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郝辑[1](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钱春富[2](2021)在《怒江州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 ——地理学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
范晓鹏[3](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认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赵吉峰[4](2021)在《自组织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体育强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世界体坛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下,竞技体育需要实现从“优先发展”、“赶超发展”的数量增长型发展模式向“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突破竞技体育大而不强的发展困局,承载新时代赋予竞技体育的历史使命。由于竞技体育以往发展模式过多的关注资金、行政路径等外在因素,未能有效发挥竞技体育系统内在的自组织机制,未能激活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发展结构、质量与效益并不尽如人意。2020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比《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规划完成这一目标的时间提前了15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形势下,竞技体育迫切需要探索和实施高质量发展模式,增强自主发展、主动发展的能力,激发竞技体育系统的内生活力,更好的发挥竞技体育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先导作用。高质量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新时代竞技体育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自组织的视角,依据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以及系统动力学理论,综合运用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法、灰色模型预测法、系统分析法、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从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条件和发展动力构建了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模式,旨在为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新模式借鉴,为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提供理论框架参考,推动竞技体育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自组织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模式由高质量发展观、发展目标、耗散结构条件、竞争与协同动力四部分构成。第二,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观在价值论上,要追求运动员的全面充分发展、多元利益均衡发展、可持续内生动力发展;在认识论上,它实质上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建设“大而强”竞技体育的实践活动,是新时代提升“体育强则中国强”反哺效应的实践活动;在方法论上,需要建立自组织发展方式,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走守正创新与融合创新的中国特色之路。第三,我国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三体两元双向开放的耗散系统、远离平衡态、发挥好竞技体育系统的非线性相干效应、抓住竞技体育系统的内外涨落契机。第四,竞技体育建立耗散结构的动力学临界条件是职业体育的发展要远大于专业体育的发展。它要求职业体育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方式,专业体育成为其辅助发展方式;职业体育自身造血能力要远大于专业体育;职业体育产生的负熵远大于自身与专业体育产生的正熵;职业体育产生的负熵远大于专业体育产生的负熵。第五,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核三体三元”竞争与协同的结构,其中“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融合度”是主导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序参量。第六,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之间的人才比例满足0.41<R2<1.86时,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能产生良好的协同发展效果,更有利于促进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第七,根据系统动力学的模拟仿真,竞技体育赶超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的协同发展模式、科技支撑模式是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想模式,自我造血模式是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模式,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并行发展模式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模式。第八,对于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高质量发展”能够作为可参考的新逻辑起点,“自组织学理依据-系统动力学方法-Vensim分析工具”的研究框架更符合竞技体育复杂系统特点,有助于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走向深入。
孙炜[5](2021)在《鲁南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研究 ——以枣庄市山亭区为例》文中指出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人地关系变得日趋复杂。作为探索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和新工具,可持续生计方法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探讨人类生计可持续性已成为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研究热点。山区农户因受地方发展条件的制约,生计策略受到限制,生计可持续状况堪忧。为了更好的揭示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以沿海发达省份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为研究区域,在实地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与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评价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分析影响因素,剖析影响机制,揭示存在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研究旨在系统认识发达省份山区农户生计的发展规律,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测算与评价。山亭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较低,主要集中在“低可持续”与“具有一定的可持续”,且农户间的生计可持续水平存在一定差异,非农兼务农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最高,务农兼非农农户次之,非农农户第三,纯农户最低。区域层面,核心商贸区水平最高,生态旅游区次之,生态农业区第三,生态工业区最低。区域内不同地形区农户差异较小,继而与中部、西部省份山区进行对比,发现鲁南山区农户生计水平相对较高。(2)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分析。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将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划分为生计资本、生计稳定性、生计成果三部分进行分析。生计资本指数整体偏低,生计资本比例失衡较为严重;农户整体的平均生计多样性指数偏低,多数农户的生计活动主要为1~2种;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区域农户、不同地形区农户的生计状况差异较为明显;从生计成果来看,山亭区农户的家庭收入偏低,家庭收入分布不均衡且农户间差距较大。(3)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分析。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耐用品数量、家庭收入、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林地面积及亲友任职影响了农户生计选择;农户生计稳定性产生影响的因素为耕地面积、当前生计满意度、社区组织参与度、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林地面积、家庭收入,并存在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亲友任职、家庭耐用品数量、贷款是否便利、村民的信任度、耕地面积对农户生计产生影响,仅耕地面积对农户生计成果产生一定的负向关系。(4)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优化建议。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农户生计可持续差异明显,本文结合区域发展现状、农户自身特点、外部环境的变化,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厘清农户生计存在的问题,针对农户、区域两个层级因户制宜、因地制宜的提出了针对性的生计可持续优化意见,为实现生计的改善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刘颖明[6](2021)在《基于DPSIR模型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价 ——以广安市为例》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我国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大众旅游时代,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下人们对于红色文化旅游及其周边游的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以红色文化为主旅游地的发展,成为了旅游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之一,也丰富了旅游地旅游市场容量。但随着旅游业迅速的发展,其发展过程和结果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很早之前就被党和国家所重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口号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旅游发展乃至于经济发展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如何保障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以及对于旅游地旅游生态安全如何评价、今后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广安市作为“伟人故里”、“川东门户”、“红色旅游胜地”、“滨江之城”,其位于成渝经济圈重要战略地位,意味着其旅游市场和旅游客容量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其红色旅游资源的垄断性和唯一性,也使得其旅游发展与其他资源类型城市与众不同。为了探究其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和演变过程,现以2008—2019年为研究时段、以广安市为研究对象结合12年内广安市统计局2008—2019年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四川环境年鉴》(2008—2019年)、《四川统计年鉴》(2008—2019年)社会经济发展等相关数据,在基于DPSIR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市级领域红色旅游地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其次结合熵权法计算出每个指标因子权重,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出12年内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指数并进行分析;然后结合ARCGIS技术、空间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的等方法探究影响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并结合DPSIR模型运转模式得出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驱动机制;最后在此基础上结合2020年广安市文化旅游资源普查成果从旅游发展、旅游压力、生态环保三个方面对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孙永胜[7](2021)在《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国土空间开发方面开始出现无序乃至失控的局面,过多的资源、能源被消耗甚至枯竭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正逐渐变得不可持续。如何科学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区域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命题。限制开发区域作为我国四类主体功能区中人地关系协调的难点与问题地区,对其开展绿色发展与产业配置契合关联关系研究,不仅是适应限制开发区域保护性开发的发展要求,更是解决欠发达地区经济突破发展的自身需求的重要途径。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生态安全保障区,限制开发区域占据绝对比重,目前,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东北地区面积的77.53%,承载着46.25%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已然成为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基于此,本文选择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为典型案例区,以绿色发展效率与产业配置契合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优化调控路径,以期在理论上丰富地理学之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探索限制开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同时也为东北地区科学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的理论基础。从时代背景出发,对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以及产业配置等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述评,以及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和基本概念进行归纳和辨析,进而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案以及创新点,为全文写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2.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度。从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需求出发,综合构建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进而对实证区域绿色发展的时序演化特征及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系统性分析,同时甄选出影响实证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指标,并建立绿色发展效率关键性影响因素的识别模型,藉此揭示此类影响因素对实证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式。3.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分析。通过利用数理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技术等手段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下的实证区域产业适宜发展规模、产业结构配置以及产业空间配置进行系统性分析,重新认识和理解实证区域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重点方向,并以此确定实证区域未来产业结构调控、空间布局优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领域。4.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的适应性机制。基于适应性内涵特征,从内生动力机制和外部推动机制2个方面深入探讨资源禀赋状况、地理区位条件、路径依赖效应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人口分布合理、科学技术进步、市场条件改善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要素对实证区域产业配置的绿色适应性调整机制,并从要素相互作用视角出发,定量分析不同要素对产业配置的绿色适应性作用程度。5.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调控路径。在前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绿色发展视角下实证区域产业配置优化调控的目标和思路,并针对研究区域实情提出了促进绿色发展视角下实证区域产业配置优化调控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从绿色发展效率时序演化特征分析,研究期内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值始终在0.5088-0.6388范围内波动,属低效率和次低效率水平。分县市来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高效率与低效率水平的县市数量逐渐减少,次低效率水平的县市数量逐渐增加,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不均衡状态有所缓解,但由于高效率和低效率水平的县市仍占据绝对比重,区域两极分化现象尚未发生明显变化。2.从绿色发展效率空间格局特征分析,研究期内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正向集聚效应,但由于Moran’s I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相关性逐渐减弱,空间异质性逐渐增强。分县市来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市存在正向辐射效应,但这种正向辐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着,不仅难以通过涓滴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而且高效的绿色发展经验在其周围地区的借鉴效果也十分有限,各县市间绿色发展合作机制还需进一步加强。3.从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研究期内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差异性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调控能力、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子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解释力最强,且各因子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并不存在相互独立的因子,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复杂性的特征。4.从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适宜发展规模分析,研究期内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半数以上县市的产业聚集程度高于污染聚集程度,产业集聚呈正向外部性效应,生态效率处于高水平阶段。尽管区域生态效率整体上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基础薄弱等问题,使得区域内仍然有众多县市的生态效率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5.从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结构配置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经济产业之间的协调能力不断加强,要素资源在经济产业之间的配置不断提升,经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众多县市的经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难以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源依赖型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生产方式,同时也未能摆脱发展滞后的困境,区域差距逐渐扩大。产业结构高度化结果表明,一方面研究期内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产业结构系统逐步从低级向高级过程演进,生产要素逐步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产业结构高度化开始步人健康、稳态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众多县市仍处于低水平与次低水平区也折射出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仍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过程。6.从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空间配置分析,产业污染物增长偏离份额结果表明,在全域尺度上,研究期内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各县市产业污染物增长偏离份额水平主要受环保设施、工艺技术等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影响较大,而产业内部结构、产业增加值、产业集聚共生等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对其影响相对较小,且区域有半数以上县市产业污染增长快于区域平均水平。在邻域尺度上,研究期内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各县市产业污染物增长偏离份额受竞争力偏离分量的影响依然大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的影响,且区域多数县市的产业污染增速高于周边邻域地区平均水平。7.从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配置的适应性机制分析,内生动力机制方面,资源禀赋状况的差异是影响和制约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的适应性调整方向的物质基础,同时地理区位条件以及路径依赖效应对区域产业配置的绿色适应性形成与演化发展起决定作用。外部推动机制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人口分布合理、科学技术进步、市场条件改善以及政府政策支持均在推动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进行适应性调整、重组和转换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外,产业配置的绿色适应性影响因素定量结果表明,政府调控能力、产业结构水平是影响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的绿色适应能力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进步、市场化条件、人口分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状况虽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但其对于区域产业配置的绿色适应能力提升依然发挥着重要贡献。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最后从产业配置的调控目标、调控思路以及调控对策出发提出了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调控路径。
蒋海舲[8](2021)在《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要素。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们在土地开发利用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凸显,高粗放、高污染、低效率的土地开发模式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工业用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何转变工业用地利用方式粗放,实现工业用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效率最大化,已成为当前政府、学界亟待解决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十四五”规划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发展理念为工业用地的可持续高效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提升工业用地的经济环境承载力,深入研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演变由来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绿色发展的内涵,建立了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中国工业用地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测算了2003—2018年间中国288个地市(州)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探究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判断其效率差异的收敛性及动态演进趋势,并在探索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识别影响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工业用地利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促进中国工业用地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1)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从总体特征来看,2003—2018年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2)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中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大于其他地区,这两个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提高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不均衡化发展差异明显,且具有集聚性特征,呈现“东高西低”逐层递减式分布特征。此外,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达到“1”的合理水平的城市从2003年的9个提高至2018年的34个,占总城市百分比由3.1%提升至11.8%,而纯技术效率值从2003年的23个提高至2018年的67个,占总城市百分比由7.9%提升至23.3%。(3)从效率分解情况来看,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各地市(州)呈现出不同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单轨”或“双轨”驱动模式。(2)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借助收敛假说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绝对收敛、条件收敛、PS收敛以及俱乐部收敛四个方面分别对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区域差距的收敛性及其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不存在σ收敛而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各地市初始条件相同地区效率存在“追赶效应”,朝着它们自身稳态水平进行收敛,但高效率与低效率地区之间的差距将长期客观存在,不会在短期内自动消弭。(3)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凭借Moran’s I指数和LISA集聚图探索了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全局及局部空间相关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局上,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2)局部上,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高—高型(H-H)聚集和低—低型(L-L)聚集的空间聚集性特征,在空间地理分布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难以摆脱当前的集聚类别。(3)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与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效应,但未表现出良好的空间协调性。(4)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在效率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将空间地理因素(空间交互效应)纳入回归分析框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发现:(1)空间地理因素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随着中国工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地区间各类要素、信息等交叉越来越频繁,各地市(州)之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依赖性明显增强。(2)全国尺度。本地区地方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工业环境污染源治理投入程度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影响,而人口聚集程度、土地财政收入、工业发展水平、工业能源消耗程度则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本地区对接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所产生的显着影响主要有土地财政收入、外商投资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3)区域尺度。每个区域的所受的影响不一样,在当前工业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应基于自身的优势条件,科学合理地规划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通过加大工业环境治理的力度、改良工业生产方式等对工业生产环境进行有效改造,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一系列措施。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从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工业用地开发格局;发挥空间溢出效应,推动跨区域联动与合作;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构建监管机制,合理控制用地规模;优化要素配置,加快技术创新;盘活土地二级市场,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综上所述,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综合考虑工业用地利用过程中面临的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为绿色发展背景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完善了效率研究的理论体系与应用。(2)研究内容上,对288个地市(州)开展多空间尺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丰富了中国工业用地多空间层面的研究。(3)研究方法上,运用前沿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如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和GML指数测算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从全局和局部探索其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经济模型(SDM)将空间地理因素纳入影响因素回归分析框架中,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
龚一莼[9](2021)在《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水库移民是因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产生的非自愿移民。随着172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推进,我国水库移民的人数目前已经达到2502万人次,该群体数量庞大,大部分集中分布在社会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域发展不均衡的农村地区,水库移民家庭普遍存在生产资本薄弱、生产效率低下、生计能力匮乏等问题。受非自愿搬迁安置的影响,水库移民家庭经历局部生产生活环境改变与社会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其生计活动被迫停滞或终止,生计资产受到损失;同时人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搬迁安置政策滞后等客观因素,导致水库移民家庭的贫困风险增加。目前,关于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理论支撑较为单一,研究视角较为分散,系统性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因此需要通过系统化思维对水库移民家庭在搬迁安置全过程的生计与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系统演化相关理论,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以水库移民家庭为研究单位,以搬迁安置全过程为时间尺度,按照“搬迁安置政策干预—生计系统响应—特征分析—发展预测—路径规划”的逻辑思路,并结合对QP水库移民的连续跟踪调查结果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对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是在可以与其他系统和机构进行交互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以生计资本作为输入,基于家庭自身的生计能力,采用一定的生计策略开展生计活动来满足家庭基本的生计需求,并输出生计结果的微观社会-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利用理论推导的研究方法,分析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边界范围、逻辑结构、运行机制和系统属性。通过整体系统的思维模式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为加深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过程(演化过程、发展态势、发展路径)分析与机制(运行机制、风险响应机制、发展动力机制)探讨注入全新视角、提供研究平台。(2)基于恢复力思想,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视角诠释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受到搬迁安置政策干预后的风险响应机制,分析并测度了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和差异性特征。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属性——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可以表征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吸收和抵抗生计风险、转变生计模式、主动适应安置地环境与变化的内在能力,从而诠释水库移民家庭在整个搬迁安置的不同阶段的响应行为,描述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经历缓冲风险、主动变革和适应安置地环境的演化过程,因此被视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特征;本研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的测度模型,用于计算研究区域内各家庭生计系统的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以及生计恢复力的得分结果;并根据结构动力学的思想,将生计系统内部要素分为“资本存量”、“内部控制”和“组成结构”三类,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显着影响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的核心要素的异同;同时,本研究通过对比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演化过程中一般性特征的差异,分类分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差异性特征——保守型、稳健型、创新型和灵活型,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家庭禀赋、发展需求和资源供给等内容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差异性特征的影响作用。以QP水库移民样本户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1)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属性可以解释系统状态的动态变化,测度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各水库移民样本户生计系统的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结果存在差异但分化程度不高;2)按生计策略和安置模式对303户水库移民家庭分组后,发现持久性的组间差异较适应性和可转化性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纯农户或乡内出村安置的家庭持久性均值较高,而纯非农户或县城安置的家庭持久性的均值较低,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活动和与原住地相似的安置环境对维持生计系统状态稳定方面的优势;3)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的核心因素各有侧重,说明三属性分别表征了搬迁安置不同阶段生计系统状态的变化;4)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类型的分类结果说明研究区域内水库移民家庭的生计类型以创新性居多,说明大部分家庭具备自主管理和自主调整,以应对搬迁安置风险的能力;其中纯农户和第一类兼业农户的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以保守型和稳健型为主,而第二类兼业农户和纯非农户的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以创新型和灵活型为主,说明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水库移民家庭自主优化生计策略和适应安置地新环境;5)无序多分类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生计系统四类特征的显着因素差异明显,回归分析的显着性和参数结果也可以用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类型的分类和预测。(3)基于系统演化视角,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价值转移的网络流,评估水库移民家庭搬迁安置后生计系统的发展状态;基于贫困陷阱理论,提出“发展潜力”概念和测度模型,预测水库移民家庭未来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借鉴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抽象为流量网络来刻画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态势。通过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活动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内部主要要素之间的价值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价值转移的网络流,从而计算得到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网络流的可持续性结果;其次,本研究基于贫困陷阱理论,将“发展潜力”定义为水库移民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或冲击的作用后仍能保持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的能力,选择以二阶多项式规范来构建包含可持续性一阶马尔可夫过程,以及家庭禀赋与失业风险相关解释变量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函数以及发展潜力测度函数模型。并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GMM)进行参数估计和高阶中心距的计算,从而利用互补积累密度分布函数计算得到各水库移民家庭发展潜力的结果。利用QP水库移民样本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例分析的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内的303户水库移民样本户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均远小于随机网络系统的最佳可持续性值,说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本身结构薄弱、功能简单、核心要素之间的约束能力不强,也反映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效率较低,缺乏增长的动力和发展自组织能力;本研究推断大部分水库移民样本户在搬迁至新安置点后,其生计系统尚处于自适应循环过程中的开发(r)阶段,因此建议帮扶政策需从提高系统连通性和自组织能力两方面入手,推动水库移民家庭向最佳可持续发展状态演化;2)对比四类不同生计系统特征的水库移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其各类家庭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大小的排列结果为:灵活型>创新型>稳健型>保守型。说明高适应性和高可转化性对于水库移民家庭在搬迁后促使生计系统朝可持续方向演化的重要作用;3)对可持续性进行GMM估计的结果表明了上一期可持续性、固定资产价值、流动资产价值、非农就业率、社会网络对本期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且上述解释变量对可持续性的边际效应依次递减;失业风险、抚养比对当期的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且边际效应也依次递减;4)对可持续性方差进行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表明,水库移民家庭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将降低各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对发展潜力进行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不仅推断出可持续性具备动态的非线性发展路径的特征,也得到失业风险会显着影响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发展潜力的结论;从家庭禀赋中的人口特征和家庭资产情况看,抚养比高的家庭发展潜力较小,而非农就业率高、户主高学历、流动资产价值高,或社会网络关键节点较多的家庭一般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5)计算得到303户水库移民家庭中具备发展潜力的有254户,不具备发展潜力的有49户,其中具备发展潜力的家庭中,以创新型与灵活型的水库移民家庭居多,同时不具备发展潜力的家庭中,以保守型和稳健型的水库移民家庭居多,说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高适应性和高可转化性能够提高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网络流的增长规模和发展质量,对于水库移民家庭抵抗未来未知的生计风险并促使生计系统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至关重要。(4)基于驱动力相关理论,本研究探讨了水库移民家庭于新安置地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搬迁政策的支撑和驱动作用下,生计系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动态发展路径。本研究在分析多层级驱动力体系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和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通过设置七种政策情景,对比各类政策实施效果的仿真结果,发现多措并举的帮扶政策能够覆盖更多水库移民的发展诉求,满足水库移民的长远发展利益。尤其是在增加特色产业投入、提高生产补贴、提升村集体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频次和质量等方面应加大扶持力度,通过提高水库移民家庭主动创新的生计能力,完善村集体适应性管理水平,助力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从生计能力视角出发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主动变革发展路径,和从适应性管理视角出发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与村域人地系统协同发展的路径,为后期扶持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综上所述,本研究探寻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演化过程和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分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和发展状态的差异,揭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机制、对外部风险的响应机制和受驱动力作用的发展动力机制等内容。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分析框架,丰富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过程分析与机制探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2)基于系统演化视角,首次建立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网络流,开发了定量测度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潜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实现了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状态的评估和预测,弥补了目前对水库移民家庭动态发展方面的研究空白;(3)基于驱动力理论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解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了跨尺度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刘淼[10](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与理论模型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与理论模型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4.2.3.1 德尔菲法 |
4.2.3.2 熵值法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5.1.1 α收敛 |
5.1.2 绝对β收敛 |
5.1.3 PS收敛模型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6.1.2 Moran散点图 |
6.1.3 LISA集聚图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6.2.1 数据来源 |
6.2.2 整体态势 |
6.2.3 发展现状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6.2.5 类型评定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7.1 数据来源 |
7.2 数据处理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局限性 |
8.4 展望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表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1.2.2 研究范围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概念释义 |
1.4.1 都市圈 |
1.4.2 一体化 |
1.4.3 高质量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5.3 研究方法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1.6.2 研究特性 |
1.7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2.3.1 国外经验 |
2.3.2 国内经验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2.4.1 人本化 |
2.4.2 绿色化 |
2.4.3 创新化 |
2.4.4 网络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4.1.1 识别原则 |
4.1.2 识别思路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5.2.1 自然地理 |
5.2.2 经济社会 |
5.2.3 城镇体系 |
5.2.4 服务设施 |
5.2.5 体制机制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6.1.1 总体思路 |
6.1.2 评价方法 |
6.1.3 数据来源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7.3.1 一般模式 |
7.3.2 复合模式 |
7.3.3 模式特征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10.2 创新点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10.3 不足与展望 |
10.3.1 不足之处 |
10.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4)自组织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文献综述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1.5 研究对象、方法与思路 |
1.5.1 研究对象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思路 |
1.6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1.6.1 研究重点 |
1.6.2 研究难点 |
1.6.3 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竞技体育 |
2.1.2 模式 |
2.1.3 发展模式 |
2.1.4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模式 |
2.2 自组织理论基础 |
2.2.1 自组织理论概述 |
2.2.2 耗散结构理论 |
2.2.3 协同学理论 |
3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现实问题与转型方向 |
3.1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 |
3.1.1 集权提高阶段(1949-1978 年) |
3.1.2 集权赶超阶段(1979-1991 年) |
3.1.3 有限分权赶超阶段(1992-2011 年) |
3.1.4 转型探索阶段(2012 年至今) |
3.2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现实问题 |
3.2.1 发展成就 |
3.2.2 现实问题 |
3.3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方向 |
3.3.1 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 |
3.3.2 向自组织发展方向转型 |
3.3.3 向多主体协同方向转型 |
4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观 |
4.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论 |
4.1.1 追求运动员的全面充分发展 |
4.1.2 追求多元利益均衡发展 |
4.1.3 追求可持续内生动力 |
4.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论 |
4.2.1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
4.2.2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大而强”竞技体育的实践活动 |
4.2.3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提升“体育强则国家强”反哺效应的实践活动 |
4.3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 |
4.3.1 竞技体育自组织发展方式 |
4.3.2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 |
4.3.3 创新发展 |
5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 |
5.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确立依据 |
5.1.1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部署要求 |
5.1.2 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 |
5.1.3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目标演化的逻辑要求 |
5.1.4 世界体坛发展格局的竞争要求 |
5.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
5.2.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目标 |
5.2.2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分层目标 |
5.2.3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可观测目标 |
6 耗散结构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研究 |
6.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自组织条件 |
6.1.1 竞技体育形成全面双向开放的耗散系统 |
6.1.2 竞技体育系统要远离平衡态 |
6.1.3 竞技体育系统要发挥非线性相干效应 |
6.1.4 竞技体育要抓住系统涨落契机 |
6.2 耗散结构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Brusselator模型 |
6.2.1 Brusselator模型的构成 |
6.2.2 我国竞技体育Brusselator动力学模型的转译 |
6.2.3 我国竞技体育Brusselator动力学模型分析 |
6.2.4 我国竞技体育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动力学判断 |
7 协同学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研究 |
7.1 竞争与协同: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
7.1.1 竞争是推动竞技体育非平衡发展的力量 |
7.1.2 协同是推动竞技体育有序发展的力量 |
7.1.3 竞技体育系统中竞争与协同的相互作用 |
7.2 协同学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序参量 |
7.2.1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快变量与慢变量 |
7.2.2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序参量的识别与确定 |
7.2.3 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融合度的内涵 |
7.2.4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序参量的演化 |
7.3 序参量役使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
7.3.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因素 |
7.3.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
7.3.3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役使动力机制 |
8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 |
8.1 建模目的与系统边界 |
8.1.1 建模目的 |
8.1.2 建模原则 |
8.1.3 竞技体育系统动力学模型的边界 |
8.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8.2.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因果回路图 |
8.2.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存量流量图 |
8.2.3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方程 |
8.3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模拟仿真 |
8.3.1 数据来源与确定 |
8.3.2 竞技体育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检测 |
8.3.3 基于仿真结果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分析 |
8.3.3.1 发展模式Ⅰ:原有发展模式 |
8.3.3.2 发展模式 2: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行发展模式 |
8.3.3.3 发展模式 3:自身造血发展模式 |
8.3.3.4 发展模式 4:专业体育与职业体育协同发展模式 |
8.3.3.5 发展模式 5:科技支撑发展模式 |
8.3.3.6 模式对比与分析 |
9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建议 |
9.2.1 竞技体育要树立高质量发展观,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潮流 |
9.2.2 举国体制要加快融合市场机制,走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
9.2.3 切实壮大职业体育,搞活竞技体育表演市场 |
9.2.4 实现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协同发展 |
9.2.5 大力培育和发展体育社会组织 |
9.2.6 提高竞技体育系统的创新驱动能力 |
9.2.7 发挥体育科技攻关与服务的杠杆作用 |
9.3 研究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习经历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鲁南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研究 ——以枣庄市山亭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1.2.1 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 |
1.2.2 生计资本研究 |
1.2.3 生计策略研究 |
1.2.4 替代生计研究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户生计 |
2.1.2 可持续生计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
2.2.3 人地关系协调论 |
2.2.4 系统论 |
2.2.5 地域分异理论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3.1 研究区概况 |
3.1.1 自然环境条件 |
3.1.2 社会经济条件 |
3.2 数据来源 |
3.2.1 调查问卷设计 |
3.2.2 实地调研安排 |
第4章 山亭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分析 |
4.1 农户生计可持续现状分析 |
4.1.1 农户生计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 |
4.1.2 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评价测算方法 |
4.1.3 可持续水平指数计算 |
4.2 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评价与比较 |
4.2.1 总体评价 |
4.2.2 不同区域间比较分析 |
4.2.3 与其他省份山区比较分析 |
4.2.4 不同类型农户间比较分析 |
4.3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分析 |
4.3.1 生计资本分析 |
4.3.2 生计稳定性分析 |
4.3.3 生计成果分析 |
4.4 存在问题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分析 |
5.1 理论框架构建 |
5.2 因素选择与模型构建 |
5.2.1 因素选择 |
5.2.2 模型选择与构建 |
5.2.3 多重共线性检验与关联度分析 |
5.3 影响因素分析 |
5.3.1 农户生计类型影响因素分析 |
5.3.2 农户生计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 |
5.3.3 农户生计成果影响因素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生计可持续性优化建议 |
6.1 优化建议 |
6.1.1 区域差别化对策建议 |
6.1.2 农户差别化发展对策 |
6.2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附录1 调查问卷 |
附录2 访谈提纲 |
附录3 调研相关照片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6)基于DPSIR模型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价 ——以广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1.1 我国步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 |
1.1.1.2 我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新阶段 |
1.1.1.3 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1.1.1.4 红色旅游发展蓬勃 |
1.1.2 .研究意义 |
1.1.2.1 理论意义 |
1.1.2.2 现实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1.1 文献分析法 |
1.3.1.2 DPSIR模型 |
1.3.1.3 熵权法 |
1.3.1.4 综合指数法 |
1.3.1.5 灰色关联度理论 |
1.3.2 .技术路线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生态安全 |
2.1.2 .旅游生态安全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2.3.1 .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
2.3.1.1 国外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
2.3.1.2 国内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
2.3.2 .国内外旅游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
2.3.2.1 国外旅游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
2.3.2.2 国内旅游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
2.4 .研究述评 |
第3章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3.1 .研究区域 |
3.1.1 .城市历史概括 |
3.1.2 .城市地理区位 |
3.1.3 .城市气候与旅游资源 |
3.1.3.1 气候 |
3.1.3.2 旅游资源 |
3.2 .数据来源 |
第4章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4.1 .指标选取 |
4.1.1 .指标选取原则 |
4.1.2 .指标初步筛选 |
4.1.3 .指标最终选取 |
4.2 .指标说明 |
4.3 .权重确定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演变及分析 |
5.1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测度及等级划分 |
5.1.1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 |
5.1.2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
5.1.3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总体特征 |
5.2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各准则层综合指数演变分析 |
5.2.1 .驱动力综合指数演变 |
5.2.2 .压力综合指数演变 |
5.2.3 .状态综合指数演变 |
5.2.4 .影响综合指数演变 |
5.2.5 .响应综合指数演变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发展建议 |
6.1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 |
6.1.1 .灰色关联度研究方法 |
6.1.2 .指标因素关联度计算及影响因子确认 |
6.1.2.1 从整体关联度方面分析 |
6.1.2.2 从关联度强度排名方面分析 |
6.1.2.3 从主要影响因素方面 |
6.2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驱动机制分析及发展建议 |
6.2.1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准则层灰色关联度分析 |
6.2.2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驱动机制 |
6.2.3 .广安市旅游生态安全未来发展建议 |
6.2.3.1 在旅游发展方面 |
6.2.3.2 在旅游压力方面 |
6.2.3.3 在生态环保方面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不足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历及申请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限制开发区域研究进展 |
1.2.2 绿色发展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
1.2.3 产业配置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1.3 研究内容、方案及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3.2 研究方案 |
1.3.3 创新点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与辨析 |
2.1.1 限制开发区域 |
2.1.2 绿色发展 |
2.1.3 产业配置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主体功能区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产业结构理论 |
2.2.4 产业生态学理论 |
2.2.5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第3章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3.1 研究区概况 |
3.1.1 研究区域界定 |
3.1.2 研究区域发展概况 |
3.2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
3.2.1 研究方法 |
3.2.2 绿色发展效率时序演化特征分析 |
3.2.3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
3.3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3.3.1 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
3.3.2 地理探测器模型 |
3.3.3 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分析 |
4.1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适宜发展规模分析--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例 |
4.1.1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
4.1.2 产业集聚水平分析 |
4.1.3 产业集聚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
4.2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结构配置分析--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例 |
4.2.1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 |
4.2.2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 |
4.2.3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结构高度化分析 |
4.3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空间配置分析--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例 |
4.3.1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空间优化布局测度 |
4.3.2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污染物增长分析 |
4.3.3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污染物增长全域偏离份额分析 |
4.3.4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污染物增长邻域偏离份额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的适应性机制 |
5.1 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的适应性 |
5.1.1 适应性内涵 |
5.1.2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配置的适应性 |
5.1.3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配置的适应性定量分析--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例 |
5.2 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的适应性调整机制 |
5.2.1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配置的适应性内生动力机制 |
5.2.2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配置的适应性外部推动机制 |
5.3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配置的适应性影响因素定量分析--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例 |
5.3.1 研究方法 |
5.3.2 绿色发展视角下产业配置的适应性影响因素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调控路径 |
6.1 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调控目标 |
6.1.1 实现产业系统生态化转型 |
6.1.2 促进产业要素合理流动 |
6.1.3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6.1.4 推进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
6.2 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调控思路 |
6.2.1 效益至上 |
6.2.2 内生增长 |
6.2.3 资源拓展 |
6.2.4 生态重塑 |
6.3 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调控对策 |
6.3.1 强化要素资源保障,激发区域发展活力 |
6.3.2 推进产业系统多元化,增强产业系统适应能力 |
6.3.3 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力度,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 |
6.3.4 健全体制机制建设,强化政策引导与财政支持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基本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1.5 论文结构 |
1.6 本文创新点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工业用地 |
2.1.2 效率 |
2.1.3 环境效率 |
2.1.4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2.2.1 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
2.2.2 关于土地利用评价的研究 |
2.2.3 关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
2.2.4 关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
2.2.5 研究述评 |
2.3 相关理论 |
2.3.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3.2 投入产出理论 |
2.3.3 区位理论 |
2.3.4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2.3.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4 分析框架 |
2.4.1 理论分析 |
2.4.2 实证分析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3.1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方法与模型构建 |
3.1.1 静态效率方法与模型构建 |
3.1.2 动态效率方法与构建 |
3.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3.2.1 研究区概况 |
3.2.2 数据来源 |
3.2.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3.3 基于超效率EBM模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3.3.1 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3.3.2 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
3.4 基于GML指数的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3.4.1 总体分析 |
3.4.2 差异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 |
4.1 收敛性理论及其方法类别 |
4.1.1 收敛性理论 |
4.1.2 收敛性分析方法类别 |
4.2 绝对收敛性检验 |
4.2.1 σ收敛检验及结果 |
4.2.2 绝对β收敛检验及结果 |
4.3 条件收敛性检验 |
4.3.1 条件收敛检验方法 |
4.3.2 条件收敛检验结果 |
4.4 PS收敛检验 |
4.4.1 PS收敛检验方法 |
4.4.2 PS收敛检验结果 |
4.5 俱乐部收敛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5.1 空间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
5.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5.2.1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5.2.2 空间权重矩阵选择 |
5.3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检验 |
5.3.1 空间分布特征 |
5.3.2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分析 |
5.4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
6.1 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6.2 空间计量模型和方法 |
6.2.1 空间面板模型概述 |
6.2.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方法 |
6.2.3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及模型选择 |
6.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3.1 变量选取及处理 |
6.3.2 数据来源 |
6.3.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6.4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1 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和选择 |
6.4.2 全国尺度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
6.4.3 区域尺度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不足之处 |
7.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生计问题相关研究进展 |
1.3.2 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现状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案例与数据来源 |
1.6.1 研究案例概况 |
1.6.2 研究数据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
2.1.1 可持续生计理论缘起与内涵 |
2.1.2 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及应用 |
2.1.3 可持续生计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启示 |
2.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2.2.1 适应性循环:管理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方法 |
2.2.2 恢复力思想:诠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动力学关系 |
2.2.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观点梳理与启示 |
2.3 系统演化及相关理论 |
2.3.1 上升性理论 |
2.3.2 驱动力及相关理论 |
2.3.3 系统演化理论的启示 |
2.4 贫困陷阱理论 |
2.4.1 贫困陷阱理论思想内涵 |
2.4.2 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应用与启示 |
2.5 理论分析框架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建构 |
3.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基本内涵 |
3.1.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概念及边界范围 |
3.1.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基本特性 |
3.1.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功能 |
3.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逻辑结构与运行机制 |
3.2.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逻辑结构 |
3.2.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机制 |
3.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机理与演化路径 |
3.3.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机理 |
3.3.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路径 |
3.4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 |
3.4.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持久性 |
3.4.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可转化性 |
3.4.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适应性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机制与特征分析 |
4.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机制 |
4.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特征分析 |
4.2.1 一般性特征分析 |
4.2.2 一般性特征测度模型构建 |
4.2.3 一般性特征测度结果与影响因素分析 |
4.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差异性特征分析 |
4.3.1 差异性特征分类分析 |
4.3.2 差异性特征的分类结果 |
4.3.3. 差异性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与发展潜力分析 |
5.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
5.1.1 基于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系统评价原理 |
5.1.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网络分析 |
5.1.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结果分析 |
5.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潜力预测 |
5.2.1 发展潜力理论模型构建 |
5.2.2 发展潜力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节 |
第6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机制与路径分析 |
6.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
6.1.1 驱动力体系框架 |
6.1.2 驱动力作用机制 |
6.1.3 驱动力作用路径 |
6.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 |
6.2.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型结构分析 |
6.2.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型检验 |
6.2.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情景设定与仿真 |
6.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分析 |
6.3.1 基于生计能力视角的主动变革路径 |
6.3.2 基于适应性管理视角的协同发展路径 |
6.4 本章小节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创新 |
7.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水库移民样本户问卷调查表 |
附录2 水库移民样本村问卷调查表 |
附录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各项生计资本之间的货币价值转移方式调查 |
附录4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流图中所有方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2.1.1 区位理论 |
2.1.2 结构理论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4.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与理论模型研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2]怒江州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 ——地理学的视角[D]. 钱春富.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3]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4]自组织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模式研究[D]. 赵吉峰.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5]鲁南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研究 ——以枣庄市山亭区为例[D]. 孙炜.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6]基于DPSIR模型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价 ——以广安市为例[D]. 刘颖明. 桂林理工大学, 2021(01)
- [7]绿色发展视角下东北限制开发区域产业配置研究[D]. 孙永胜.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1(02)
- [8]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蒋海舲.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9]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D]. 龚一莼.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10]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长江经济带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