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翻译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翻译的一些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孔俐颖^[1]（2021）在《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维克多·奥列格维奇·佩列文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俄罗斯青年作家中最着名、最神秘和最有争议的一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西方学者常常将他与海明威、卡夫卡等大文豪相提并论。中国学者将其比作当代着名作家王朔和莫言。还有学者认为佩列文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十分类似,二人皆成功填平了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鸿沟。佩列文在作品中体现了睿智的思想和哲学思辨能力,在这一点上甚至有评论家将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不同于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对苏维埃神话和俄罗斯传统的狂热解构,佩列文在内容上忠实地继承了关照现实的文学传统。我们认为,佩列文在创作中延续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东西方问题的论争。他擅于精准把握时代脉搏,透过荒诞的故事揭示深刻的哲理。苏联解体后人们的幻灭感和迷惘感、大众传媒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西方商品、科技、语言与文化对俄罗斯的渗透、俄罗斯在东西方间的踟蹰均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当代俄罗斯人在文化归属上的西方化倾向,佩列文以东方文化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和转型时期俄罗斯人的心理迷茫,并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下将历史、现实和人的存在本质均指向虚空,旨在放下对民族定位的执念,号召俄罗斯人以精神自由的姿态踏入新的历史道路。在本论文中,我们以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为着眼点,对俄罗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符号域特点进行了梳理,将佩列文笔下的东西方问题转换为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文化符号域和东方文化符号域,以探究不同文化符号域之间交流碰撞所产生的意义。我们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基础之上结合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拟像”论和“内爆”论,霍米·巴巴的“模仿说”和“中间地带”思想、德勒兹的“游牧空间”说等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日本“空无”思想、中国禅宗的“空观”和道家的“无为”思想等东方哲学理论对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东方文化符号域、小说人物在符号域边界地带的求索及佩列文小说中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效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文本分析。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我们简述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东西方问题的缘起,综述了俄罗斯、国内与西方学界对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难点。在第一章“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与佩列文作品的东西方问题”中,我们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进行了总结与梳理,并对“二元对立”“符号域”等概念进行重点论述,总结出东方文化符号域与西方文化符号域的特征,并以佩列文的系列作品加以比照,分析将文化符号学理论运用于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研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第二章“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中,我们结合了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霍米巴巴的模仿说等相关理论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下的俄式消费社会”“令人神往的俄式民主社会”和“人工智能打造的虚拟未来”三个层面来探究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揭示苏联解体后西方的文化、商品、政治、科技席卷俄罗斯社会的图景;在第三章“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中,我们采用了中国禅宗思想、道家思想、日本“空无”思想等相关学说从“日本实用主义和空无思想打造的理想之境”“中国禅宗的虚空之境”和“中国道家的无为之境”三个层面来探究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分析作者如何以东方文化来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并揭示俄罗斯社会的“智慧转型”的东方转向;在第四章“边界地带的求索”中,我们结合身份理论及德勒兹的游牧空间理论,从“身份的焦虑”“无望的恋情”“游牧空间下的逃逸”三个方面分析边界地带人的求索,揭示苏联解体后,面临不同模式在人的心理层面的激烈碰撞与冲击,人的心灵形成的巨大“虚空”;在第五章“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效果”中,我们主要从“虚空:东西方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多元文化共生的美学图景”两个层面进行阐释,揭示了佩列文立足“虚空”思维对俄罗斯的东西方历史地理意义进行消解,并构建了一个东西方及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学图景的过程。通过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特点、思想内涵和建构艺术的研究,我们发现佩列文以后现代主义的荒诞和文字游戏为面具,充满对生命本源的执着,对人性的诘问,对物欲横流的时代和虚拟世界的担忧,以及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紧张思索,至此,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形象跃然纸上。

杨荷泉^[2]（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高莉莉^[3]（2021）在《《雅科夫的梯子》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文中研究说明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悄然成风。不同于西方后现代主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传统文学叙事的模式和特点,用后现代叙事技巧解构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构建的“社会主义乌托邦”[1]。乌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创作中常常蕴含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雅科夫的梯子》是她近年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奥谢茨基家族近百年的历史,揭露了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解构了官方文学的虚伪,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三章和结语五部分:本文绪论部分包括乌利茨卡娅和《雅科夫的梯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分析《雅科夫的梯子》的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定义、特点,以及学术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同时阐述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独特的产生条件、发展经历及其特点。不同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传统,并表现出鲜明的国别、民族特征,它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第三部分主要写《雅科夫的梯子》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本章首先通过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来展现小说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人公“英雄化”的解构,其次通过社会关系的异化来分析小说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粉饰现实”的解构,最后通过战争对人的创伤来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卫国神话”的虚假性,从而解读乌利茨卡娅对真实历史的揭露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第四部分主要分析《雅科夫的梯子》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特征。《雅科夫的梯子》运用互文、杂糅、非线性叙事的手法展现其后现代主义诗学特征。主人公雅科夫的名字就是与圣经中雅各的互文,而作品的体裁又是书信体小说与家庭记事的杂糅,作者乌利茨卡娅分别打造了以主人公雅科夫的历史空间和以娜拉为主的当代空间,这两个叙事空间又打破了传统叙事中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方式,两个空间相互交叉构成了乌利茨卡娅独特的时间叙述法则。结语部分为本论文的研究结论。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视角探究《雅科夫的梯子》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主题上,《雅科夫的梯子》通过对真实生活的揭露,解构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所构建的虚假谎言,展示了作者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在叙事策略上,乌利茨卡娅运用互文、杂糅和非线性叙事等后现代主义手法建构文本,体现了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特征。乌利茨卡娅的作品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研究乌氏作品对探究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体现,对于认识研究《雅科夫的梯子》和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流变都有重大意义。

顾盼^[4]（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认为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田钰^[5]（2021）在《中国大陆的纳博科夫批评之研究》文中提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是美国和俄罗斯文学史上着名的文学创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中国大陆对纳博科夫近四十年的批评研究史,可看作是中国文坛或文学批评在危机和反思中的发展史。据此,本论文以中国大陆对纳博科夫批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为主要对象,力争在文艺思潮、批评话语和知识谱系等变化中掌握中国大陆纳博科夫研究的脉络,并将其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1980—1989年、1990—1999年、2000年至今,考究出这三个时间段对纳博科夫批评的不同向度及背后的原因。这样不仅能使得当下中国纳博科夫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凸显,同时为纳博科夫研究维度的拓展,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本论文的正文写作包括以下四章:第一章: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萌发期:新旧批评话语并存（1980-1989年）。本章首先阐发了纳博科夫能够潜入到中国大陆的两个契机——“现代主义热”和“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接着论述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文艺转型较为缓慢,纳博科夫的作品被贴上了颓废思想的标签,而随着中后期批评启蒙的渐次复苏、文学向内转的底色以及文学理论转向语言谱系,中国大陆对纳博科夫的批评逐渐走向文学作品本身。第二章: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推进期:研究格局的拓展（1990-1999年）。这一章主要论述了1990—1999年这一时间段纳博科夫批评研究格局拓展的三个维度:首先是从作品到个人,批评者们从纳博科夫生平经历出发,考究作品中的俄罗斯性;其次是从现代派的定位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进行作品解读;最后是从对他文学创作的研究延伸到对他文学批评的研究。其背后的语境动力包括重写文学史的持续发酵、后现代主义在九十年代的撒播、形式批评的兴盛以及批评的市场化。第三章: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繁荣期:研究转向及本土话语的构建（2000年至今）。这一章论述了2000年至今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三个向度:一是转向消费社会的研究视角,这与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息息相关;二是学者们积极地将纳博科夫与中国作家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与严歌苓的对比,以及作品《洛丽塔》与中国经典文学《红楼梦》的对比,背后体现出的了全球化时代流散文学逐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和比较文学中国视野的构建;三是中国学者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对纳博科夫作品中的伦理道德进行重新审视,折射出了学者们构建本土批评话语的尝试。第四章: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启示。本章首先对纳博科夫的批评研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发,接着论述了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总体特征——变与不变、未完成性,最后指出了纳博科夫批评中存在研究对象的局限性、陷入主义的陷阱导致的阐释失效这两个不足之处。

郭佳音^[6]（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研究说明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董旭^[7]（2020）在《“共谋性批判”与“历史崇高”：翁贝托·埃科历史元小说中的反讽书写 ——以《玫瑰的名字》与《波多里诺》为研究对象》文中指出本文以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历史元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把后现代主义历史元小说的反讽书写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本文的反讽主要采用琳达·哈琴的界定,即反讽不是拿一种意义去否定另一种意义,而是双重意义并置下所形成的新的意义。这一点正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元小说的核心所在,即后现代历史元小说仅仅是通过“反讽”而非拒绝来达到颠覆的目的。从埃科自身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点中寻找到契合历史元小说的反讽书写是本文选题的立足点。从第一章对“历史元小说”的界定开始,将历史元小说分别与元小说和历史小说加以观照,在此观照之中,试图把握历史元小说在具有元小说和历史小说相同质素的同时,更加表明历史元小说与二者的不同。第二章和第三章作为本文的主体部分,注重于文本分析。在埃科的《玫瑰的名字》中,作为背景叙述的元叙述层意义,与作为从修道院生发的一系列事件的故事层意义,并置而生成了新的反讽意义;同时,埃科以历史互文和文学互文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小说既可以是对外部历史陈迹的顾盼,又可以是对内部文本性的回应,模糊了历史和文学的界限;再次,作为一部反侦探小说的《玫瑰的名字》,虽然嘲弄了侦探小说的叙事成规,但是它却是在侦探小说的模式下进行的创作,由此使得侦探小说的叙事成规在反侦探小说的《玫瑰的名字》中继续延续流传。这三个层面均以一种既批判又肯定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反讽意义:“共谋性批判”。埃科的另一部小说《波多里诺》,在伊莱亚斯“历史崇高”视域观照下,也形成了对历史的反讽: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再将历史文本视为历史本身自然而然地还原和再现,他们深切地觉察到过去的历史不可还原,他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讲述历史”。历史的不在场使得后现代小说家对历史充满了渴望,然而,深知历史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省意识又使得他们在小说当中不断地延迟历史、延宕历史。在渴望与延迟的双重意义的摇摆之中便生成了一种新的反讽意义——“历史崇高”。作为历史元小说的《玫瑰的名字》和《波多里诺》,在反讽双重意义并置下而形成的新的反讽意义,暗含着埃科对待传统叙事和历史的反思。传统叙事和历史绝不是应被抛弃的赘余之物,而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理应寓托之物。而在本文的最后一章,总结回顾了全文的脉络,并对哈琴的后现代反讽理论加以反思,表明哈琴的反讽理论也仅仅是拿自己生命经验中的新语汇去否定另一种生命经验的旧语汇,是对人生经验的再描述。

邱丹^[8]（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认为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黄金^[9]（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宁乐^[10]（2019）在《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文中提出美国当代作家斯蒂芬·金以数目众多的作品闻名于世,在世界文坛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金是通俗小说家,国外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曾有过多年的争议,但目前普遍持认可的态度。现阶段,国内外对于金的作品的研究多倾向于做内部研究,即从人物形象、故事主题、文化影响等方面展开探讨。鉴于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性,对金的作品进行外部研究也十分必要。如以身体叙事为载体,将内、外部研究相融合,从文本结构与叙述机制同故事主旨与故事内涵之间的有机联系层面对金的小说创作进行探讨,从而发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则有助于提供一种审视金的创作之美学价值的全新途径。身体学的兴起和发展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身体叙事学不仅发掘了身体在现代叙述中的多种功能,而且阐释了身体元素对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两个层面的重要作用。依托身体叙事理论对金的作品进行再思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作为一种叙事元素,身体在金的小说中扮演了诸多角色。在结构上,身体是故事的基本矛盾,也是金的小说叙事的基本线索;在内容上,身体有着隐喻性质,可以起到构建故事主题和深化故事现实意义的作用。从身体学出发去考察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另一条有效途径。在金的作品中,有关身体的象征和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对人性的挖掘、对人与社会间关系的刻画都具备着文学的教诲作用。从审美角度看,金的作品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上的完美结合是其文学价值所在。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当代家庭的关注上。在《凯丽》中,凯丽的“身体问题”是贯穿故事的主要矛盾,凯丽的悲剧是她身体的内部力量与单亲家庭、校园暴力、宗教信仰危机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凯丽》的教诲作用则在于用凯丽的“身体悲剧”揭露了美国社会在教育、宗教和家庭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惊鸟》中的女性身体是故事的核心叙事要素,引领着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多萝丝与维拉的“身体遭遇”是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文学书写,她们在身心上承受的伤痛也代表着女性反抗男权制度下的不幸婚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惊鸟》的政治美学价值则在于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上的戕害;《一号书迷》以身体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安妮“女魔鬼”的形象,安妮和保罗对“身体控制权”的矛盾也是不断推进叙事的动力。金通过保罗和安妮你死我活的斗争表达了对当代西方社会男女性别气质失衡后果的思考;《噩兆》中家庭成员的“欲望身体”是引发悲剧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情感、婚姻和财务上出现的种种危机均来自美国社会固有的问题,《噩兆》的文艺美学价值与政治美学价值统一于由身体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之中;《宠物公墓》中美国中产家庭成员的“身体危机”是故事的核心矛盾,金通过普通人的离奇遭遇透视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神秘火焰》中的身体叙事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体现在金揭露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极端身体政治策略,批判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性;《死亡区域》中约翰尼的身体与自我身份之间从妥协到抗争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叙事线索,约翰尼不断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的遭遇也反映了冷战后期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质疑、对冷战、越战、水门事件构成的政治环境所持的悲观情绪;《迷雾》中的身体叙事具有烘托主题的作用,其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在于反映冷战时期由军事试验和环境污染给美国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也体现在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担忧上。《漫漫长路》中的身体元素在建构人物和推进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事的内涵在于借助人性弱点探索人的异化问题,同时抨击了“美国梦”的虚伪性;《奔跑的人》中以理查为首的民众抵抗自己身体被“物化”的过程是故事的主线,金借反乌托邦社会中身体成为“消费品”的事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揭示出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手机》中被手机控制的人类身体是对现代人被科技异化的隐喻,其中人类对工业空间的反抗则象征着现代人在后工业时代面对的生存困境。金的小说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得以广泛传播有着多种因素。金不仅继承了哥特式小说与惊悚小说使用恐怖、悬疑、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的创作形式,而且秉承了后现代思潮下的文学创作理念,其作品以身体叙事等后现代的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哥特小说和惊悚小说的藩篱,产生了后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价值;金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隐喻、对两性平等的追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人类未来的关注足以支撑起作为“严肃文学”的内涵;金的作品由教诲功能体现出的伦理价值也对人类思考如何应对自身的未来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金的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极高的政治美学价值。总体上,金的小说在叙事形式上拥有很高的文艺美学价值,在故事内涵和教诲作用上也存在很高的政治美学价值,二者统一于以身体叙事为主要手段的后现代书写之中,形成了文学的文艺美学价值对其政治美学价值的“增值”,因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能够备受读者与批评家的青睐。

二、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翻译的一些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翻译的一些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雅科夫的梯子》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4）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大陆的纳博科夫批评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7）“共谋性批判”与“历史崇高”：翁贝托·埃科历史元小说中的反讽书写 ——以《玫瑰的名字》与《波多里诺》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8）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翻译的一些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D]. 孔俐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3]《雅科夫的梯子》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D]. 高莉莉.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大陆的纳博科夫批评之研究[D]. 田钰.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6]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7]“共谋性批判”与“历史崇高”：翁贝托·埃科历史元小说中的反讽书写 ——以《玫瑰的名字》与《波多里诺》为研究对象[D]. 董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8]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10]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D]. 宁乐. 吉林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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