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政府调整《广东省防灾减灾年鉴》编委会成员(论文文献综述)
亓军红[1](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指出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罗先锋[2](2018)在《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就世界许多国家私立高等教育而言,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是主流,但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从改革开放复兴后至今仍非常弱小,其发展迫切需要关注和研究。本论文以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为研究主题,以美国的非营利性私立院校发展为借鉴,从组织发展的视角出发,以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两个分析维度,将组织发展理论、大学组织理论和非营利组织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基础,应用历史、个案、比较的研究方法,选取美国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相同历史时期的非营利性私立(民办)高校为研究对象,就其外部发展环境、院校发展情况、院校发展成效和问题为研究内容,探究外部环境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影响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身对环境变化的回应,基于此归纳发展经验、教训,并提出发展建议和展望。本研究得出如下几点主要结论:(1)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高校发展是指学校组织与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适应协调过程中的发展变化。作为兼具非营利性组织特征和大学组织特征于一体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若想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积极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2)根据组织发展理论(本尼斯)、大学组织理论和非营利组织理论,组织发展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相互影响。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需要考虑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两个维度。其中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以及影响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高校发展的几个重要环境力量,即法律环境、政府各级组织、市场以及公立和营利性高校等组织的影响。组织自身主要关注办学理念和目标、内部治理、资源以及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的履行。(3)根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定义界定,论文对我国近代59所非营利性私立大学(国人自办38所,教会大学21所)、当代38所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同时选取当代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厦门华厦学院和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作为个案就其发展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研究发现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经验主要是民智民力兴办私学的传统传承与创新、支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制度环境形成以及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身形成了私立性、非营利性、独立性和适应性等独特品质;其面临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社会传统带来的观念障碍长久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造成的困境以及组织合法性存疑的困境等。(4)为便于借鉴,论文选取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为研究对象,就其自1636年哈佛大学成立以来近400年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研究发现其发展的经验主要是宗教慈善兴学传统的巨大影响、适宜制度环境的形成和美国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独特品质私立性、非营利性、多样性、精英性和适应性的形成;其发展的历史教训是政府干预下的私立性隐忧、过度市场导向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营利性对非营利性的侵蚀。(5)研究认为中美两国的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院校,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外部环境方面,还是在使命与价值观、治理结构和组织职能发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在面对观念变革乃是改善环境的首要之举和制度完善才是发展保障的背景下,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应积极地影响、改变和创造发展环境并直面产权问题。对于组织自身,研究建议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应明确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完善治理结构、增强争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充分发挥组织职能,以早日破解组织合法性困境。对于当前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身份的确认,研究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完善及实施、举办者规范、公益产权明确及监督机制实施。(6)基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在办学实践和社会认知方面的时间差异,本研究把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所要经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观念建立到制度建立再到社会普遍认可的阶段。目前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正处在从观念建立阶段转向制度建立的发展阶段,要想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可还需相当长的时期。研究提醒对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问题的认识不能忽视其所处的阶段性特征。(7)研究认为未来我国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改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能力也将增强。但需关注“大学公私界限模糊”可能导致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公办化”问题。目前尽管弱小的、但独具特殊发展价值和意义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群体成为一流的民办大学的愿景值得期待。
郑安兴[3](2018)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以珠海等城市的实验性探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成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文以“如何科学系统地推进城市社区的治理现代化”为研究方向,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已有研究在基础性、系统性、前瞻性、指导性上的不足与困境作为问题线索,从理论基础、概念阐释、评价体系、历史衍进与制度变迁、实验性探索案例、国际趋势与中国港澳台地区有益启示等方面,展开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实践维度的分析论述,提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模式转型和发展路径的建议,力图较全面、准确地回答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与系统性问题。现代化是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织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早期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同样以经济现代化为核心,从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展开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历经50余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现代化已经超越了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准的西方现代化”。[1]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从理论上看,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综合运用警察、经济、法律、社会福利等多种方式缓和社会矛盾,成为终极的、整合社会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处于决定性地位。人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社会的交流功能、导向功能、继承发展功能在现代社会里日益凸显,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交往、竞争合作的规范也要由社会供给,促使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各要素、各系统交互作用,推动着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协调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而强调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不再独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而让位于多元主体参与共治,让渡空间给予社会、社区展开自治。社区即“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在法制化、规范化前提下,由社区党政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辖区单位以及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实施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制度框架、组织体系、规则机制和策略方法总称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其现代化并非要将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起来,而是要实现社区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化转化;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是政府对社区的管理服务能力和社区的自治能力,具体包括社区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协商能力、自治能力、执行能力、监督能力等,所谓现代化即对社区居民的组织动员方法、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设施和途径等向现代化转变。按照治理和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城市社区治理持续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描述和评估其目标状态。首先,社区治理主体更加多元与理性;第二,治理结构更加开放与科学;第三,治理方式更加民主与法治。具体评价要素应当包括:其一,社区治理理念与时俱进,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建构、组织、引导作用不断增强;其二,对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制度建构不断完善;其三,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权责明晰,协商合作,结构合理,运转协调;其四,社区文化不断强化,一些传统优秀的社区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开发和利用,新型的社区价值观树立了起来;其五,社区工作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政府向社区组织购买各类社区服务呈现增长趋势;其六,能科学应对社区问题和社区矛盾,高度重视社区的专项治理。评估维度、评价要素的进一步明确,初步形成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评价体系。以国际视野观照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社区自治与政府治理的互补混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区服务的多样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规范化;治理能力的职业化、专业化;协同治理的参与合作与贫民社区的加速更新,具有鲜明的现代化特征。梳理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历程、治理体制和治理策略,可以发现他们在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扁平化的治理体系制度设计、协商互动的施政导向、上下互动的治理方式、市场化的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以及专业化、人性化的服务标准等方面特点突出,具有启示作用。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程、治理制度变迁为历史基础与制度基础,中国各个城市纷纷展开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验性探索。广东省珠海市近10年来开展的法规制度、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公共服务、财政预算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促使社区环境和生活品质明显改善、民生福祉和公共服务显着提升、社群关系和社区认同不断增强、社会活力和创新精神持续迸发、社区安全感明显提高,在顶层制度引领、流动性社会认同、促进社区自治、完善社区协商等方面具有样本价值。北京东城、沈阳沈河、天津和平、深圳盐田、上海徐汇、广州天河等六个城区,从不同方面推动的社区治理现代化尝试,也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系列实验性案例,从实践层面显现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由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服务的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向,初步揭示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分析,充分表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的是社区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化转化,把传统资源和现代资源有机融合起来,促使社区居民的组织动员方法、参与社区事务的设施和途径的现代化转变。应以推进城市社区的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结构、社区文化、社区服务和社区专项治理的现代化为路径,立足中国国情,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
唐湘雨[4](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指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杨艺[5](2016)在《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科学技术水平显着提升,各国民防部门的职能范畴也随之不断地拓展和延伸。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防空与灾害预防相结合的民防管理体制。近年来,中国人民防空确立了“战时应战、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任务,逐步深化人防应急准备,并在探索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方面做出了许多可贵的实践。经过长期建设,尤其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广州民防体系日趋完善,但其建设现状与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的战略地位还不相适应,具有战时防空与平时防灾结合发展双重职能的民防一体化建设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与国内外民防建设的先进城市相比,广州在推进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方面也还存在差距。本文从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的现状出发,剖析存在不足,结合我国试点省市的实践经验,提出相应优化的对策建议。全文的研究架构与内容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概述研究背景,阐述研究意义,简介研究的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第二章,我国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概述,阐述我国民防部门的任务要求,回顾我国民防部门的发展历程,梳理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概况,并分析我国民防部门参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现状;第三章,概述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现状,分别介绍广州民防部门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发展情况,从中梳理广州民防与城市管理体系的融合状况,并从中剖析存在的不足;第四章,我国试点省市民防部门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的实践及启示,通过回顾、概括我国试点省市(上海市、辽宁省)民防部门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的历程与现状,从其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对构建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提供的借鉴和启示;第五章,推进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分别从观念认识、体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融合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推进广州民防部门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第六章,结论与展望,对广州民防部门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状况予以总结,并对未来紧密融合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柳颖[6](2015)在《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囿于农牧民的理念、能力等多重因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制度体系沿袭了一种消极型“救济式”、“输血式”的工作模式。这种扶贫模式固然保障了贫困者的基本生活不受威胁,但难以使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甚至会陷入贫困循环、贫困“依赖”的怪圈。21世纪以来,受世界范围内现代积极型反贫困理论和政策范式的影响,我国农村反贫困议题进入了一个理念转变与模式转型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实施与推进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少数民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视为反贫困的主战场,使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新阶段。毋庸讳言,当前民族地区反贫困制度设计处于“新老问题交织、内外矛盾重重”的交困境地,已经无法推动下一步民族地区反贫困工作的正常运行。基于此,参照国外经验教训并结合本土实践,研究、设计并推行具有适用性的新型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积极福利是当前社会福利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视角之一,这一理论兴起于对以物质救助和生活维持为核心的消极福利理念的批判和反思。其所提出的“投资性福利”、“工作福利”着眼于对福利政策客体个人能力的开发与重塑,从而构建了一种具有积极性和现代性的政策视角。积极福利的理论内涵对于急于摆脱传统制度的负面效应,走出制度建设困境的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来说具有较好的切入性与适用性。在反贫困议题中,积极福利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主体、客体和方式三个维度展开:分别是多元、协作、整合的福利政策实施主体维度;瞄准、精确、补缺的福利政策实施客体维度;赋权、增能、就业的福利政策实施方式维度。建立三者平衡循环且良性互动的渠道,最终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当然,任何一项复杂制度的更新或重构都需要对其所处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领域进行全面客观的研判,前者提供依据,而后者提供经验。因此,本研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历程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下制度发展的空间特征、政策理念嬗变和建设轨迹。研究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对当前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的运行现状与内在矛盾进行有针对性的剖析,进而对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主体责任、客体瞄准和方式选择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具体包括政府做为单一主体的局限性以及企业、社会组织的参与缺位,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低效以及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政策缺陷。吸收并借鉴与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具有相似情境和问题的国际先进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建立具有适用性的反贫困制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巴西的反贫困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责任主体关系均衡,印度在瞄准客体上体现了针对性和选择性,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反贫困资源投放方式却使土着居民形成福利依赖。上述国家在解决各自少数族群的贫困问题时,所采用的理念与政策思路较为典型的体现了积极型和消极型两种反贫困模式,所以福利效应截然相反,这就给予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制度体系重构以思考和启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定位了反贫困的战略模式,为民族地区农村提供了反贫困的方案与步骤。即通过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均衡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重构目标瞄准机制,实现反贫困客体对象精准;激发反贫困对象增能与就业,促使反贫困方式由普惠向补缺转变。在政策层面,进一步细化了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实施路径。包括通过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反贫困体系来均衡反贫困主体责任;通过资金瞄准、项目瞄准及过程瞄准来实现反贫困目标客体精准;通过提高农牧民健康素质、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发展特色农牧产业和自主创业以及完善农牧民就业福利制度,来促进反贫困方式转变。
唐方圆[7](2015)在《建国初期广西水灾及其救济研究(1950-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西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建国前是我国少数民族成分较多的贫困省份之一,加之国民党、地主、土匪大肆的剥削与压迫,导致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广西历来多自然灾害,建国初期各种自然灾害并未减少,甚至有所递增。本文透过对建国初期(1950-1957)广西水患灾害的研究,探讨其发生的特点、成因,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广西省政府与社会各界在面临严重的水患灾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各种应对灾害的措施,总结水灾救济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社会的抗灾救灾工作提供些参考和借鉴。广西历次水患灾害给农村和城镇带来严重的危害,大量的受灾人口、土地荒芜、农作物减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进程。同时,水灾造成了城镇地区工厂停工、水利设施毁坏,阻碍了经济发展。建国初期广西水灾的产生并非凭空来袭,有其特定的自然、社会因素。广西所处地形地貌,具备了水灾的天然环境;而建国初期,广西各地匪患四起,烧杀抢掠,破坏生产,也引发了人为的灾害破坏,加剧了水灾的危害;长期以来,广西经济发展落后,工农业生产水平都较低,落后的科技水平制约了人们的抗灾救灾能力。民众的防灾意识相对薄弱,毁林开荒,破坏森林现象时有出现,造成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河床淤积,终致水灾蔓延。建国初期广西的水患呈现出多样性、季节性和时空性特点。主要有山地型洪水,平原、丘陵型洪水及内涝,洪涝频率的高值区大致在桂林——蒙山——容县——合浦一线以西,时空分布上主要在4-9月份。另外,水灾过后还容易引发其他的灾害,如旱灾、虫灾、泥石流、疾病等。频繁的水灾,使大量的灾民陷于困境中,建国初期广西省政府结合中央政府的救治指示精神,以“不饿死一个人”、“救灾如救火”、“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和辅以政府必要救济”为救灾指导方针,有步骤、有重点地发放救济粮款。政府还发动广大社会群众帮扶灾民重建家园,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夯实经济基础,缓解灾民就业压力,帮助灾民渡过困难。在政府救灾基础上,社会各界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都积极参与救灾。他们发扬互助互爱的精神,各界人士捐款、捐粮,企业收购农副、土特产品,银行、贸易部门提供贷款,这些措施极大地支援了灾区民众的重建工作。此外,政府组织成立互助组,开展生产自救,还通过改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减少灾害的再次发生。1950-1957年的广西水灾救治,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从救灾方针的制订,到救灾机制的不断完善,发挥了强大的组织和领导力量,这是以往政府不曾做到的。期间,政府将社会改革与救灾紧密结合起来,甚至将救灾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有促于帮助灾民顺利渡过灾荒,甚至随后的三年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整体来看,1950-1957年广西水灾救济成效是比较显着的,既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了经济,又稳定了社会秩序,塑造了新政府的形象,巩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然,在灾害救济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出现官僚主义倾向,部分群众的防灾意识薄弱,思想观念僵硬,毁林开荒、破坏生态的意识等。这些都有待于广大民众从思想意识、社会行为等方面不断提升和加强,为今天的防灾救灾提供参考和借鉴。
李扬[8](2014)在《民国太湖流域的自然灾害与应对策略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民国时期是自然灾害频发、群发时期,太湖流域是物产富饶、经济发达之区域,探讨这样一个区域的自然灾害发生机制及其应对之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民国时期太湖流域自然灾害种类多,以水灾、旱灾、虫灾为主;自然灾害发生频次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不同程度上均造成了影响。民国政府通过设立机构、实施立法,建立了系列性的防灾、减灾和救灾策略,包括急赈、工赈和农赈等,并根据具体的灾情实施不同的赈灾措施。由于政治、战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灾害应对策略成效大打折扣。在政府应对灾害的同时,民间义赈迅速兴起,显示了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在救灾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从民国时期太湖流域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初步形成了政府、社会力量共同治理自然灾害的现代气息。本文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灾害概况,整理了民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赈灾策略,分析了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与自然灾害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探究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策略,将为我国社会力量(主要是非营利组织)应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提供一定的历史启示,为现代救灾工作提供某种新思路。
施瑛[9](2014)在《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文中研究指明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文革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陈利[10](2014)在《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自然气候变化剧烈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增加,人口的大量聚集和经济活动的迅速增长,导致巨灾损失不断加重。由于农业及农业巨灾风险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复杂性,导致农业巨灾的破坏性更大。频发的农业巨灾不仅大量摧毁了农业基础设施,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大大地削弱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正成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阻碍。由于缺乏巨灾保险保障,中国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财政救灾和灾后重建。在政府财力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不仅财政压力非常大,而且财政补偿的效率也很难保证。由于对农业巨灾风险和保险的认识不足,以及缺乏有效的运行机制和财政支持,导致农业巨灾保险长期缺失,保险手段分散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现实需要日益突出,但农业巨灾保险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非常滞后。因此,加快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制度,提高保险在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和整个灾害救助体系中的作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重要课题。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是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加快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探索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本研究着眼于保险分散农业巨灾风险的现实使命,以政策性保险为定位,以推动农业巨灾保险运行为目的,以健全完善运行机制为重点,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探索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基础上的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以建立有效的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为目标,主要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采用比较分析、实证调查、期望效用和联盟博弈等方法研究农业巨灾保险运作机理。以农业巨灾保险是准公共产品为切入点,确立运作农业巨灾保险的定位。研究农业巨灾保险的可保性和供求状况,分析当前中国农业巨灾保险的运行现状、存在问题以及造成农业巨灾保险供需失衡的根源。研究农业巨灾保险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行为与运作机理,分析保险主体参与的合作方式、条件。寻找农业巨灾保险运行应满足的基础条件,探索构造运作机制和有效途径,为解决农业巨灾保险运行困境提供条件和保障。研究的主要结论:农业巨灾保险是具有双重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发展农业巨灾保险会产生多重复合效应。中国农业巨灾保险的发展正处于重视阶段,农业巨灾保险可保条件和时机逐渐成熟具备可保性。农业巨灾保险客观存在外部效应和供给主体缺失、需求主体不足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导致其长期供需失衡,而推动保险运行的有效机制非常欠缺和滞后。政府作为掌控和配置公共资源的主体,在农业巨灾保险运行中应发挥积极作用,目前政府在巨灾运行中“错位”与“缺位”并存,需要转换角色和位置。采取政府诱导的多方合作是农业巨灾保险主体参与的优化选择,实证调查表明政府财政补贴等诱导激励机制将极大提高农户的保险需求意愿。此外,诱导符合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农业巨灾保险合作组织作为第四方主体参与保险运行,可减低农户小农经营过度分散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大推动农业巨灾保险运行。农业巨灾保险的运行必须满足系列条件,政府与市场的公私伙伴合作机制,既能发挥政府机制的诱导优势,又能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共同合作能为保险运行提供有效的基础条件和保障。论文的创新点:(1)深度揭示农业巨灾保险的多重复合效应。通过深度分析揭示了农业巨灾保险的多重正外部效应:风险分散效应、金融乘数效应和社会保障效应等。(2)基于多方保险主体博弈分析提出合作保险模式。借鉴相关理论和国外实践,对保险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和运作机理进行逻辑推导、实证调查和优化分析得出: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农业巨灾保险适合采取政府、农业巨灾保险合作组织、保险公司和农户等主体共同合作的保险模式。(3)构造了政府诱导的公私伙伴合作机制。基于中国现实国情构造了发挥政府机制诱导优势和市场机制效率优势相结合的政府与市场伙伴合作机制,共同为保险运行提供条件和解决途径,以实现农业巨灾保险的供给和需求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
二、省政府调整《广东省防灾减灾年鉴》编委会成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政府调整《广东省防灾减灾年鉴》编委会成员(论文提纲范文)
(1)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五、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结语 |
附录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核心概念辨析 |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评价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第二章 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的历史回顾 |
第一节 1636-1818年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第二节 1819-1943年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第三节 1944年以后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第三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历史回顾 |
第一节 1882-1952年我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第二节 1982-2009年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 |
第三节 2010年以后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 |
第四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个案研究 |
第一节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第二节 厦门华厦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第三节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第五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理论分析与展望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第二节 历史与传承 |
第三节 比较与借鉴 |
第四节 思考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完成课题情况 |
(3)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以珠海等城市的实验性探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1.2.1 国际社区研究概况及评析 |
1.2.2 国内社区研究概况及评析 |
1.2.3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现状、不足与困境 |
1.3 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重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
2.1 理论基础与指导价值 |
2.1.1 治理理论 |
2.1.2 现代化理论 |
2.1.3 国家治理与国家现代化 |
2.1.4 社会治理与社会现代化 |
2.2 概念阐释与相互关系 |
2.2.1 社区 |
2.2.2 社区治理 |
2.2.3 社区治理体系 |
2.2.4 社区治理能力 |
2.2.5 社区治理现代化 |
2.3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评价体系 |
2.3.1 评估维度 |
2.3.2 评价要素 |
2.4 基于理论逻辑与评价体系的案例研究设计 |
2.4.1 研究设计 |
2.4.2 案例选择 |
2.4.3 资料来源 |
第3章 社区治理的历史逻辑 |
3.1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历程 |
3.1.1 历史衍进 |
3.1.2 制度变迁 |
3.2 社区治理的国际发展趋势 |
3.2.1 政府与社区:互补混合 |
3.2.2 治理主体:多元化 |
3.2.3 社区服务:多样化 |
3.2.4 治理方式:法治化、规范化 |
3.2.5 治理能力:职业化、专业化 |
3.2.6 协同治理:参与合作 |
3.2.7 贫民社区:加速更新 |
3.2.8 国际社区治理发展趋势的现代价值 |
3.3 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社区治理启示 |
3.3.1 社区治理历程的启示 |
3.3.2 社区治理体制的启示 |
3.3.3 社区治理策略的启示 |
第4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
4.1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作分析 |
4.2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探索:珠海案例 |
4.2.1 珠海市情概况 |
4.2.2 珠海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背景与进程 |
4.2.3 珠海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探索 |
4.2.4 珠海市实验性探索的成效、价值与挑战 |
4.3 国内典型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探索 |
4.3.1 北京东城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 |
4.3.2 沈阳沈河区:党建引领社区综合治理 |
4.3.3 天津和平区:整体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
4.3.4 上海徐汇区:智慧社区建设 |
4.3.5 深圳盐田区:培育和规范社区社会组织 |
4.3.6 广州天河区:组织外来人员参与社区共治 |
4.4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实验性探索的分析 |
4.4.1 基本特征 |
4.4.2 未来的发展方向 |
第5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
5.1 城市社区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5.1.1 服务型政府 |
5.1.2 社区居民参与 |
5.1.3 社区民主 |
5.1.4 社区社会资本 |
5.2 城市社区治理制度的现代化 |
5.2.1 城市社区治理的正式制度 |
5.2.2 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 |
5.3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
5.3.1 社区党政组织 |
5.3.2 社区自治组织 |
5.3.3 社区服务组织 |
5.3.4 社区居民及其邻里组织 |
5.3.5 构建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
5.4 城市社区文化的现代化 |
5.4.1 社区政治文化 |
5.4.2 社区文化建设 |
5.5 城市社区服务的现代化 |
5.5.1 理顺社区服务的供给体制 |
5.5.2 完善社区服务的设施 |
5.5.3 提升社区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
5.5.4 丰富社区服务的项目体系 |
5.6 城市社区专项治理的现代化 |
5.6.1 城市社区的物业管理 |
5.6.2 城市社区突发事件的科学处置 |
5.6.3 城市社区的环境保护 |
结论与思考 |
一、基本结论:高度关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
(一)科学推进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现代化 |
(二)系统推进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现代化 |
二、未来研究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一、混乱的政局 |
二、衰败的经济 |
三、落后的习俗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小结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小结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小结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小结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小结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小结 |
结语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5)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研究思路与内容 |
二、我国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概述 |
(一)我国民防及其任务 |
(二)我国民防的发展历程 |
(三)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
(四)我国人民防空参与应急管理情况 |
三、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现状 |
(一)广州民防建设概况 |
(二)广州应急管理体系概况 |
(三)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状况分析 |
(四)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状况存在的问题分析 |
四、我国试点省市民防与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的实践及启示 |
(一)上海市民防部门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发展 |
(二)辽宁省民防部门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发展 |
(三)对推进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的启示 |
五、推进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
(一)凝聚共识,推动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 |
(二)理顺机构,建立健全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民防体制 |
(三)提高人防核心能力,主动发挥和拓展资源优势 |
(四)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民防应急救援能力 |
(五)加强协调互动,深化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发展 |
六、结论与展望 |
(一)结论 |
(二)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总结与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相关概念和理论工具 |
第一节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民族地区 |
二、贫困、贫困线 |
三、民族地区农村贫困 |
四、反贫困、积极型反贫困 |
第二节 积极福利理论概述 |
一、积极福利思想提出背景 |
二、积极福利的概念与特征 |
第三节 积极福利理论介入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意义及分析框架 |
一、积极福利理论对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议题的意义 |
二、积极福利理论的分析维度 |
第三章 传统福利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与现状 |
第一节 传统福利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变迁 |
一、救济式反贫困的起步阶段 |
二、体制改革推动的反贫困阶段 |
三、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反贫困阶段 |
四、反贫困攻坚阶段 |
五、综合扶贫阶段 |
六、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深化发展阶段 |
第二节 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现行政策——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
一、案例选择 |
二、资料获取 |
三、内蒙古兴安盟地区反贫困政策现状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效应与存在问题 |
一、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效应 |
二、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实践中的问题反思 |
第四章 民族地区农村传统型反贫困的制度缺陷分析 |
第一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主体缺陷分析 |
一、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局限 |
二、企业、社会组织反贫困参与的缺位 |
第二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客体缺陷分析 |
一、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范围 |
二、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的困境 |
三、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缺陷分析 |
第三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方式缺陷分析 |
一、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表现 |
二、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政策缺陷分析 |
第五章 两种扶贫范式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一节 巴西印第安人反贫困主体责任关系的均衡 |
一、巴西经验借鉴的背景与依据 |
二、巴西反贫困责任主体采取的积极措施及其成效 |
三、巴西印第安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均衡对我国的启示 |
第二节 印度农村反贫困计划的选择性与精准性 |
一、印度经验借鉴的背景与依据 |
二、印度农村贫困的制度分析 |
三、印度农村反贫困项目的精准实施 |
四、印度农村反贫困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三节 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的依赖性 |
一、澳大利亚反贫困教训反思的背景与依据 |
二、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现状 |
三、澳大利亚土着民贫困的原因分析 |
四、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的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 |
第六章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设计 |
第一节 参与与均衡:反贫困主体责任架构 |
一、政府主导: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责任主体 |
二、多元架构: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 |
第二节 补缺与瞄准:反贫困客体目标选择 |
一、普惠式福利向补缺式福利的转变 |
二、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重构 |
第三节 增能与就业:反贫困政策方式转变 |
一、回应西方语境中的“福利依赖”:破除“中国式福利依赖” |
二、事前干预社会风险 |
三、推动民族地区农村“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 |
第七章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反贫困路径选择 |
第一节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反贫困体系” |
一、政府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中的主导角色 |
二、建立企业扶贫的新格局 |
三、社会扶贫的适应与兴起 |
第二节 反贫困目标瞄准路径 |
一、资金瞄准:扶贫贴息制度的完善 |
二、项目瞄准:简政放权为贫困户“量身定制” |
三、过程瞄准:对贫困户动态管理和考核评估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牧民增能与就业 |
一、农牧民健康素质与劳动力素质提高 |
二、农牧民就业福利制度完善与农牧区劳动力转移 |
三、发展特色农牧产业保障农牧民高效就业 |
四、农牧民自主创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学术论文 |
三、外文文献 |
四、学位论文 |
五、中文报纸 |
致谢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建国初期广西水灾及其救济研究(1950-195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言 |
(一)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五)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解放初期广西基本面貌 |
三、1950-1957年广西水患灾害 |
(一) 水患概况 |
(二) 水患的破坏与危害 |
(三) 水灾的形成因素 |
(四) 水灾的多样性、时空性特点 |
四、社会各界对水灾的救济 |
(一) 地方政府的救济 |
(二) 民间力量的救济 |
(三) 社会改良与灾后防治 |
(四) 广西水灾救济的特点分析 |
五、水灾救济的效果、意义和经验教训 |
(一) 水灾救济的效果与意义 |
(二) 水灾救济的经验 |
(三) 水灾救济过程中的教训 |
六、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民国太湖流域的自然灾害与应对策略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对象界定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 |
五、研究的创新 |
第一章 民国太湖流域自然灾害的考察 |
第一节 多灾之域 |
第二节 民国太湖流域自然灾害概况 |
一、水灾 |
二、旱灾 |
三、虫灾 |
四、其他灾害 |
第三节 民国太湖流域自然灾害的生成机制 |
一、自然因素 |
二、生态失衡 |
三、政治衰败 |
四、战争频仍 |
第二章 自然灾害与太湖流域社会 |
第一节 灾害与人民生活 |
一、田地荒芜 |
二、物资匮乏 |
三、农民离村逃难 |
第二节 灾害与城市经济 |
一、扰乱经济秩序 |
二、冲击工商业发展 |
三、阻碍交通运输业发展 |
第三节 灾害与社会冲突 |
一、请愿求赈 |
二、抗租抗粮 |
三、抢米争水 |
四、匪患泛滥 |
第三章 政府的防灾、减灾与救灾 |
第一节 机构与立法 |
一、赈务委员会 |
二、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 |
第二节 防灾与减灾 |
一、治理“围湖造田” |
二、水利规划、测量与管理工作 |
第三节 赈灾 |
一、赈灾程序 |
二、赈灾措施 |
第四节 政府灾害应对策略简析 |
第四章 民间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策略 |
第一节 义赈的兴起 |
一、义赈的肇兴 |
二、太湖流域的义赈 |
第二节 民间力量的崛起 |
一、华洋义赈会 |
二、太湖流域防灾会 |
第三节 灾害应对向民间化发展延伸 |
一、民间社会应对灾害的绩效 |
二、灾害应对民间化的动因 |
结语:自然灾害应对与现代化 |
一、民国太湖流域灾害应对的现代性 |
二、民国太湖流域灾害应对的启示 |
附录Ⅰ: 太湖流域建制表 |
附录Ⅱ: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自然灾害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2.1 建筑教育本体研究 |
1.2.2 建筑教育发展历程 |
1.3 研究范围 |
1.3.1 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华南地区 |
1.3.2 研究的客体对象范围---华南理工大学 |
1.3.3 研究的时间范围---(1932 年-1966 年) |
1.4 华南建筑教育研究现状 |
1.4.1 相关着作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 |
1.4.2 期刊文章研究 |
1.4.3 其他研究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6 研究技术路线与架构 |
1.7 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
1.8 研究价值 |
1.9 研究成果 |
1.10 研究创新之处 |
1.10.1 研究对象的创新 |
1.10.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1.10.3 研究成果的创新 |
1.11 文章结构 |
1.12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国外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2.1 学院派 |
2.1.1 布杂学院(巴黎美术学院) |
2.1.2 宾夕法尼亚建筑学系 |
2.1.3 苏联的学院派建筑教育 |
2.2 现代主义设计教育 |
2.2.1 德意志制造联盟 (Deutscher Werkbund) |
2.2.2 包豪斯 |
2.3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
2.4 TEAM X-反思国际现代主义建筑 |
2.5 日本早期的现代建筑教育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3.1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
3.2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
3.3 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开设建筑课程 |
3.4 中华民国教育部大学令 |
3.5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
3.6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 |
3.7 东北大学建筑系 |
3.8 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 |
3.9 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系 |
3.10 国立重庆大学建筑工程系 |
3.11 私立之江大学建筑系 |
3.12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
3.13 香港早期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3.14 解放后的中国建筑院校早期“老八校” |
3.14.1 清华大学建筑系 |
3.14.2 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
3.14.3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
3.14.4 天津大学建筑系 |
3.14.5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 |
3.14.6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3.14.7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3.14.8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
3.1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华南建筑教育创立与探索时期 |
4.1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学系(1932-1933) |
4.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4.1.2 教学体系 |
4.1.2.1 教学思想 |
4.1.2.2 教学计划 |
4.1.2.3 师资情况 |
4.1.2.4 学生情况 |
4.1.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4.1.3.1 开启华南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4.1.3.2 广东全省教育展览会 |
4.2 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1933-1938) |
4.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4.2.2 教学体系 |
4.2.2.1 教学思想 |
4.2.2.2 教学计划 |
4.2.2.3 教材建设 |
4.2.2.4 教学方法 |
4.2.2.5 教学条件 |
4.2.2.6 师资情况 |
4.2.2.7 学生情况 |
4.2.3 学术科学研究 |
4.2.3.1 科研论文与着作 |
4.2.3.2 教授演讲 |
4.2.3.3 对外交流 |
4.2.4 建筑工程实践 |
4.2.4.1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校园建筑设计 |
4.2.4.2 勷勤大学石榴岗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
4.2.4.3 其他建筑实践 |
4.3 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抗战时期(1938-1945) |
4.3.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4.3.2 教学体系 |
4.3.2.1 教学思想 |
4.3.2.2 教学计划与教材建设 |
4.3.2.3 教学方法 |
4.3.2.4 师资情况 |
4.3.2.5 学生情况 |
4.3.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4.3.3.1 举办展览 |
4.3.3.2 中英文论文竞赛 |
4.3.4 建筑工程实践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华南建筑教育定位与起步时期 |
5.1 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广州复课(1945-1952) |
5.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5.1.2 教学体系 |
5.1.2.1 教学思想 |
5.1.2.2 教学计划 |
5.1.2.3 教材建设 |
5.1.2.4 教学方法 |
5.1.2.5 教学设施建设 |
5.1.2.6 师资情况 |
5.1.2.7 学生情况 |
5.1.3 学术科学研究 |
5.1.3.1 论文着作 |
5.1.3.2 举办、参与展览 |
5.1.3.3 访问交流 |
5.1.4 建筑工程实践 |
5.1.4.1 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 |
5.1.4.2 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工学院图书馆) |
5.2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建筑学系)(1952-1966) |
5.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5.2.2 教学体系 |
5.2.2.1 教学思想 |
5.2.2.2 教学计划 |
5.2.2.3 教材建设 |
5.2.2.4 教学方法 |
5.2.2.5 师资情况 |
5.2.2.6 学生情况 |
5.2.3 学术科学研究 |
5.2.3.1 科研机构 |
5.2.3.2 展览会 |
5.2.3.3 调查测绘 |
5.2.3.4 民居调查与研究 |
5.2.3.5 举办校内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 |
5.2.3.6 科学报告会 |
5.2.3.7 学术论文与着作 |
5.2.3.8 设计竞赛 |
5.2.3.9 对外学术互访和交流 |
5.2.4 建筑工程实践 |
5.2.4.1 生产实践的机构 |
5.2.4.2 人民公社规划与建筑设计 |
5.2.4.3 典型工程实践 |
5.3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成就和特色 |
(一) “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华南建筑教育理念 |
(二) 教学成就与特色 |
(1)创立华南地区第一个大学级别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 |
(2)建立起以“全面型”建筑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标准 |
(3)建立了注重基础训练、重视建造技术、知识结构完备的课程体系 |
(4)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专业人才 |
(5)为华南建筑教育的后续发展积蓄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
(三) 学术研究成就与特色 |
(1)开启了华南建筑教育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2)树立了注重调查,理性分析的学术研究传统 |
(3)确立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学术研究方向 |
(4)取得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建筑降温措施研究的丰硕成果 |
(四) 建筑实践成就与特色 |
(1)坚持功能实用、合理经济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 |
(2)广泛运用适应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降温措施 |
(五) 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二、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文化特质 |
(一)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呈现的开放多样性 |
(1)师资的开放性 |
(2)对外交流的开放性 |
(3)学科建设的多样性、全面性 |
(二)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包容并蓄性 |
(1)教学思想的包容性 |
(2)教学内容的兼容性 |
(三)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务实性 |
(1)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的务实性 |
(2)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敏锐性 |
(四) 华南建筑教育的锐意创新性 |
(1)“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 |
(2)基于地域特色的学术科研创新性研究 |
三、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历史沿革 |
附录.2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大事记 |
附录.3 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谭天宋生平 |
附录.4 调研访谈录 |
附 4.1 金振声访谈 |
附 4.2 陆元鼎、魏彦钧访谈 |
附 4.2.1 第一次访谈 |
附 4.2.2 第二次访谈 |
附 4.3 何镜堂访谈 |
附 4.4 蔡德道访谈 |
附 4.5 邓其生访谈 |
附录.5 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之历届系主任、院长 |
附录.6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之历届毕业生名单 |
附录.7 教师担任历界中国建筑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名单(1993 年以前)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农业巨灾风险研究综述 |
1.2.2 农业巨灾保险研究综述 |
1.3 研究目标和思路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特色和创新 |
1.5.1 研究特色 |
1.5.2 研究创新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巨灾与农业巨灾 |
2.1.2 农业巨灾保险 |
2.1.3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 |
2.2 巨灾风险可保性理论 |
2.2.1 风险平衡理论 |
2.2.2 风险分散理论 |
2.2.3 风险分解理论 |
2.2.4 风险期望理论 |
2.3 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理论 |
2.3.1 风险感知理论 |
2.3.2 行为选择理论 |
2.3.3 风险感知与行为决策 |
2.4 协同与合作博弈理论 |
2.4.1 协同理论 |
2.4.2 合作博弈理论 |
2.5 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理论 |
2.5.1 外部性理论 |
2.5.2 公共产品理论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可保性和效应分析 |
3.1 农业巨灾保险的属性与定位分析 |
3.1.1 农业巨灾保险的特殊属性 |
3.1.2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定位 |
3.2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可保性分析 |
3.2.1 巨灾风险可保条件的现实弱化 |
3.2.2 巨灾风险可保的逻辑推导 |
3.3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效应分析 |
3.3.1 农业巨灾保险的风险分散效应 |
3.3.2 农业巨灾保险的金融乘数效应 |
3.3.3 农业巨灾保险的社会保障效应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
4.1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供给分析 |
4.1.1 农业巨灾保险供给的测算 |
4.1.2 农业巨灾保险有效供给不足的特殊性分析 |
4.1.3 农业巨灾保险供给增加的可能性 |
4.2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需求分析 |
4.2.1 农业巨灾保险需求的测算 |
4.2.2 农业巨灾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特殊性分析 |
4.2.3 农业巨灾保险需求增加的可能性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历程与现状 |
5.1 中国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发展历程 |
5.1.1 试验阶段的运行机制 |
5.1.2 恢复阶段的运行机制 |
5.1.3 萎缩阶段的运行机制 |
5.1.4 重视阶段的运行机制 |
5.2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发展现状 |
5.2.1 中央引导建立巨灾保险机制 |
5.2.2 各地实践财政支持运行机制 |
5.2.3 初步建立税收激励机制 |
5.2.4 探索建立风险分散机制 |
5.2.5 创新产品刺激市场需求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问题及根源 |
6.1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
6.1.1 保险主体合作机制不足 |
6.1.2 风险防范机制严重滞后 |
6.1.3 风险转移分散机制缺乏 |
6.1.4 保险运行激励机制欠缺 |
6.1.5 风险控制与监督约束机制尚需健全 |
6.2 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缺陷及根源 |
6.2.1 政府在巨灾运行中定位不准 |
6.2.2 巨灾保险供给主体缺失 |
6.2.3 巨灾保险需求主体动力不足 |
6.2.4 巨灾保险市场发展滞后 |
6.2.5 农业巨灾保险法律基础薄弱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比较与启示 |
7.1 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实践 |
7.1.1 政府主导的运行机制 |
7.1.2 市场主导的运行机制 |
7.1.3 政府与市场合作的运行机制 |
7.2 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经验总结 |
7.2.1 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共性分析 |
7.2.2 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差异比较 |
7.3 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教训 |
7.3.1 政府主导运行的不足与教训 |
7.3.2 市场主导运行的不足与教训 |
7.3.3 政府与市场合作运行的不足与教训 |
7.4 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启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政府诱导型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实证分析 |
8.1 政府诱导型公私合作机制的构造 |
8.1.1 政府诱导型公私合作机制的逻辑分析 |
8.1.2 政府诱导型公私合作机制的运作机理 |
8.2 巨灾保险主体合作行为选择的条件分析 |
8.2.1 农户投保行为选择的条件分析 |
8.2.2 保险公司承保行为选择的条件分析 |
8.2.3 政府支持保险行为选择的条件分析 |
8.3 政府诱导型机制对农户保险需求的影响分析 |
8.3.1 农户保险需求调查的基本假定 |
8.3.2 农户保险需求意愿与行为选择调查 |
8.3.3 政府诱导的需求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 |
8.4 政府诱导型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联盟博弈分析 |
8.4.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8.4.2 联盟博弈模型的运算 |
8.4.3 联盟博弈的实证分析 |
8.4.4 联盟博弈的结果启示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政府诱导型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培育与完善 |
9.1 确立培育完善机制的指导原则 |
9.1.1 政府诱导与市场合作 |
9.1.2 因地制宜与循序渐进 |
9.1.3 保障性与效益性平衡 |
9.2 明晰培育完善机制的基本思路 |
9.2.1 加快扩大保险承保面,增大风险的聚合与分散 |
9.2.2 科学安排分担额度和比例,构建有效的风险共担机制 |
9.2.3 加强风险划分与费率分区,合理厘定保险费率 |
9.2.4 建立长期稳定的保险合作,促进巨灾保险的持续运营 |
9.3 明确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 |
9.3.1 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 |
9.3.2 健全的市场主体 |
9.3.3 理性的可保风险 |
9.3.4 专业的人才与技术 |
9.3.5 充分的巨灾风险保险信息 |
9.3.6 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摊机制 |
9.4 政府与市场伙伴合作完善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条件和机制 |
9.4.1 加快农业巨灾保险法律制定,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
9.4.2 政府诱导培育市场保险主体,完善农业巨灾保险市场 |
9.4.3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降低巨灾保险运营成本 |
9.4.4 建立风险分散机制,共同分摊巨灾保险损失 |
9.4.5 建立融资机制,提高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 |
9.4.6 建立支撑机制,合作为运行创造公共条件 |
9.5 本章小结 |
第10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10.1 主要结论 |
10.2 政策建议 |
10.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的成果 |
四、省政府调整《广东省防灾减灾年鉴》编委会成员(论文参考文献)
- [1]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2]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D]. 罗先锋. 厦门大学, 2018(02)
- [3]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以珠海等城市的实验性探索为例[D]. 郑安兴. 吉林大学, 2018(12)
- [4]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5]广州民防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融合研究[D]. 杨艺. 兰州大学, 2016(08)
- [6]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D]. 柳颖. 南京大学, 2015(07)
- [7]建国初期广西水灾及其救济研究(1950-1957)[D]. 唐方圆.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8]民国太湖流域的自然灾害与应对策略研究(1912-1937)[D]. 李扬.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4)
- [9]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D]. 施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
- [10]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研究[D]. 陈利. 西南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