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执行难的根源及退化措施分析

一、试析公共政策执行难的根源及降解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黄莹^[1]（2021）在《我国“限塑令”政策执行困境与破解策略研究》文中认为

张毅^[2]（2021）在《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模式以其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等特质而备受推崇,承载着政府绩效改进和政府公信力提升等美好的治理愿景。但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治理愿景与现实图景之间存在着显着鸿沟,评估过程的形式主义、评估结果的运用失力等问题使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面临局部失灵,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理想效用存在名不副实问题。如何增强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不仅成为摆在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面前的实践难题,也构成了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理论命题。本文聚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在结构-功能理论视阈下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理想功能发挥的结构性障碍,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挖掘,力图为增进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提供新的理论参考与智力支持。纵观国内外既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问题描述、原因分析与对策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视角与解释维度上的多重启发。不过,既有研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也存在诸多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既有成因阐释存在碎片化问题,缺少一个系统的分析架构。这一方面导致在理论上难以清楚区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表面原因与深层原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问题表现与问题诱因等,难以形成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与成因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不利于找准不同维度的问题症结及其相对定位,针对其结构性偏差实现定向施策。其次,在研究观点上,既有研究多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归因于政府部门或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利益偏好、目标冲突等主观动机因素,亦或必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因素,而较少系统探察其中主体能力因素,尤其是政府部门能力缺陷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独立性与权威性的客观影响。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研究多理论分析而少实证研究,有基于多案例的量化统计分析而鲜有基于典型案例过程的定性分析,缺乏在深度解剖多元行动者行为逻辑及其互动结构基础上,系统打通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各方影响因素。为此,在参鉴既有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挖掘,推进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系统性研究。本文以结构功能理论为分析视角,并融合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相关分析维度,得出了一个拓展性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组织-工具-执行”分析框架。首先,框架中的三个维度分别指向政府委托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参评政府部门三个核心行动者,以及三者在第三方评估活动中各自侧重承载的组织性功能、工具性功能、执行性功能。其次,本文在依据“三元”主体及其功能类型划分搭建的主架构基础上,将影响各主体理想功能发挥的因素归结为“选择—能力”双重维度。其中,选择维度关涉三元主体各自在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过程中的利益偏好、目标冲突等主观因素,能力维度关涉三元主体担负各自功能的客观能力因素。基于“组织-工具-执行”框架下的“三元二维”因素分析,本文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影响因素一方面进行归纳整合,从碎片化到结构化;另一方面进行细化、拓展,从片面到主客观要素兼顾,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成因的系统化挖掘与阐释。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借助实证案例A省的土地整治项目,对其第三方评估过程进行了深描,从中管窥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系统成因,发现:首先,在组织层面,政府委托部门因组织功能发挥中的政治置换与规范悬浮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异化,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价值脱嵌因素;在工具层面,第三方评估机构主要因工具性功能发挥中的自我规约与专业势差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专业性妥协,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代理风险因素;在执行层面,参评政府部门主要因执行性功能发挥中对项目信息的理性过滤和供给偏误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消解,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信息偏差因素。整体来看,价值脱嵌、代理风险与信息偏差分别在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组织、工具、执行环节,构成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阻滞因素,三方面因素兼具先后性与独立性、相互诱发且整体聚合,既分别侵蚀着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也合力构成了制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性矛盾亦给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改善设置了潜在障碍,包括主体选择因素调节的权衡性障碍、能力因素克服的客观性障碍、关键因素识别的模糊性障碍以及结构性矛盾调节的嵌入性障碍等。对此,本文在结合既有研究发现与观点的基础上,从系统性调适而非绝对管控、多元价值制衡、代理升级以及信息助推等层面,对如何通过基础理念与基本策略的优化,破解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优化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及其障碍等,进行了方向性思考。

黄紫琼^[3]（2020）在《政策企业家视角下落后地区“免费医疗”何以可能 ——以广东省汕尾市水唇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农村医疗体制改革尚是一项艰巨工程,强基层的目标还未实现,部分地区农民就医负担和农村基层医疗水平未得到改善。如何打破空间限制,采取有效的行动策略和制度安排,实现农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仍是我国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议题。在多地寻找改革良方的同时,经济落后的广东省水唇镇成功探索了一条“免费医疗”的惠民政策之路。短短四年内有效提升了当地就医环境,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减轻农民就医负担,取得重大社会效益。真正响应了农民对公平性医疗改革的诉求,为农村医疗体制改革和卫生资源的优化整合提供了具有可及性和可复制性的实践方案。作为广东省唯一且成功实践的落后地区,水唇镇“免费医疗”既是外部环境与资源压力向基层创新动力转化的过程,更是政策企业家积极探索的政策再造过程。本文基于政策企业家的分析框架,从主体类型、行为策略和互动机制探究水唇镇“免费医疗”实现机制。发现水唇镇“免费医疗”得益于政治型、专业型和支持型政策企业家的努力,通过主体动员、制度规范、资源整合与科学评估的行动策略,形成了主体间上下联动的动力机制,协同合作机制、资源平衡与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以制度倒逼医疗水平的提升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破解了落后地区财力不足和资源匮乏的困境。本研究还就解决“免费医疗”可持续发展在制度、资金、医疗和管理上困境,从制度化运行、质量保障、资金保障、监管评估与合作推广保障方面提出有效策略,以期为其他落后地区或农村医疗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良性发展。

陈桂君^[4]（2020）在《县级政府食品药品稽查执法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以山东省日照市D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国家软实力和政府形象的重要标志。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食品药品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仍然呈高发态势,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频被曝光,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了社会稳定。在这种形势下,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水平刻不容缓。稽查执法是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强有力的手段,是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坚强防线,而当前执法能力远不能满足新时代对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新要求。因此,如何提升食品药品稽查执法能力是当前政府亟需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论文对执法能力和食品药品稽查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基于执行力理论和组织理论的执法能力研究框架,将食品药品稽查执法能力分为准备能力、运行能力、回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五种能力。以日照市D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执法能力现状进行了调查,将五种能力进行了分解和细化,总结了能力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组织结构、组织人员、组织环境和组织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了存在问题的成因,同时相应的提出了符合县级政府实际的食品药品稽查执法能力提升的路径:一是完善县级稽查执法组织结构,凸显机构主体地位,充实执法机构人员力量,统一基层执法权限;二是提升县级稽查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包括树立为民稽查理念、合理配置稽查人才、创新培训方式、加强法制教育、强化风险排查等;三是优化县级政府稽查执法环境,理顺执法机构工作职责,增加执法专项资金投入,完善法律配套制度,提高执法装备使用效率,探索信息化执法方式;四是规范县级食品药品稽查执法制度,建立“一盘棋”稽查协作机制,构建执法监督责任体系和完善正向考核激励制度。

李毅影^[5]（2020）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研究 ——以广州市P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转化的能力高速推进,持续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在对社会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其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的现象屡见不鲜,问题十分突出。一直以来,政府部门积极探索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有效方法,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治理措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任务繁重及工作难度系数大,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本文以广州市P区农民工法律援助所遇维权问题为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原因,探寻新型、有效的治理对策。本文运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和实地观察P区农民工及法律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过程中所遇问题,发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就农民工本身而言,其基本权益无法被保障,维权意识薄弱;就维权工作上看,维权机制繁琐,机构资金、人力资源匮乏;就法律工作者现状看,援助案件基数大负担重,各方协作执行度低。存在这些问题主要因为对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还未够重视,帮扶力度不够大,在农民工劳动违法现象依然突出的情况下,法律援助相关法律法规未落实,获赔款执行问题严峻,宣传及援助工作不够接地气,缺乏合理的管理方法等等。针对以上现实困境本文提出要在国家和社会公益的各方支持下,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优化机构运行机制,拓展和规范公共服务,解决执行难问题,运用新媒体的力量对接宣传等建议,以尝试为P区农民工法律援助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孙建丽^[6]（2020）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意思自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和主线,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就没有国际商事仲裁。因此,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探讨当事人意思自治能否扩张问题,对于增强国际商事仲裁的契约和自治特性,以及夯实国际商事仲裁作为灵活、高效解纷机制的地位意义重大。然而,在国家司法不断强化对国际商事仲裁控制和干预的情况下,能否扩张以及如何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便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事人意思自治本身内涵自由价值、正义价值以及权利权利本位价值,是一种宝贵的法律资源。作为一种相对性事物,当事人意思自治虽然应当在遇有国家司法的边界处停止行使,但是在当前各国商贸往来高度全球化、各行业自治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以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渴望自由、平等和权利的客观形势下,适当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使的范围,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更多自由化内涵就成了未来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能否扩张、在何种国际商事仲裁事项上扩张以及采用何种措施达到扩张的目的,是研究当事人意思自治问题的重点。根据当前国际上既有仲裁实践,当事人意思自治扩张行使的事项主要涉及无涉外因素案件能否提交国际商事仲裁,即当事人能否在无涉外因素案件上自主决定国际仲裁地问题、当事人能否通过仲裁协议约定仲裁管辖异议终局决定权分配和能否决定仲裁程序的具体适用问题、当事人能否协议变更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法定机制问题。国际上已经对以上相关问题及其应对措施进行了部分探讨。在当事人能否对无涉外因素案件自行选择仲裁地问题上,已有研究认为应当放宽国际商事仲裁之“国际性”认定标准,严格遵循《纽约公约》地域标准规定。主张只要国际商事仲裁地和仲裁裁决执行地非位于同一公约成员国内,无论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同一国籍,均可适用《纽约公约》。即排除当事人国籍的适用性,允许其将无涉外因素案件提交国际商事仲裁。在当事人约定仲裁管辖异议终局决定权和仲裁程序适用问题上,国际已有研究从仲裁协议和内国仲裁立法层面对仲裁庭管辖权获得的理论来源基础进行了探讨,认为仲裁庭管辖权虽然源自内国仲裁立法规定,但是从仲裁协议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处于基础地位,以及尊重当事人程序性意思自治角度出发,可以有限度、有条件地承认当事人对仲裁管辖异议终局决定权的分配,以及认可当事人约定适用的仲裁程序。只有在当事人违反内国强行法和仲裁机构强制性仲裁规则的情况下,才对当事人程序性意思自治的行使施以限制。在当事人能否协议变更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不予承认和执行的事由上,虽然有少数观点认为可以赋予当事人订立的此类仲裁协议以法律效力,但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当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不予承认和执行的事由限定在《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范围内。只是为保证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使的自由和获得进一步的公平救济,先进仲裁国家已经允许在仲裁机制内部设置上诉制度,将当事人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享有的仲裁裁决撤销权转换为仲裁上诉选择自由。另外,在当事人修正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事由方面,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即是予以禁止。为实现《纽约公约》促进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承认和执行目的,相关国际组织已经启动对《纽约公约》具体条款解释活动,有关内国立法也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事项提供了上诉救济机制。我国仲裁立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规定相对简略,至少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能否扩张问题还没有显见于仲裁立法文件上。针对以上当事人意思自治扩张行使问题,我国现行仲裁立法相关规定要么阙如要么陈旧:首先,我国仍然在坚持适用涉外标准三要素说,这种认定标准很难将一些形式不涉外但实质涉外的案件吸纳进来,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国际商事仲裁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近年来,我国虽然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放宽了涉外要素认定的标准,但在面临无涉外因素案件提交国际商事仲裁的情形时,仲裁立法仍然未置可否;其次,仲裁法虽然确立了仲裁管辖权原则,但却将行使此种仲裁管辖权的主体界定为仲裁委员会,且在仲裁委员会与法院并行行使仲裁异议管辖权的同时,确立了法院对仲裁异议管辖的优先权。在仲裁庭不能享有自裁管辖权的情况下,当事人是否对仲裁异议管辖终局决定权享有分配自由更是无从谈起。另外,我国仲裁立法未对当事人是否享有仲裁程序决定权作出任何规定。实践中,仲裁程序决定权由仲裁庭垄断行使;再次,仲裁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对裁决撤销的申请事由,但未对该种事由所在法律条款的性质作出明确说明。当事人以该种事由之外的事由提出裁决撤销申请时,法院通常以“不在法院司法审查范围之内”为由裁定驳回。我国仲裁法也没有就裁决被驳回后如何为当事人提供救济问题作出进一步规定。最后,我国虽然确立了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的内部报核制度,但是该制度的报核程序费时、复杂,对当事人而言具有不透明和非公开性性,不利于当事人的自主参与。为积极应对已经出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扩张行使问题,我国需要结合先进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经验,对国内仲裁法中存在着的制度空白和弊端及时进行填补和革除。建议我国未来对仲裁法进行修订时,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中心,构建更加民主、自由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即赋予当事人仲裁地自主选择权、确立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和仲裁程序协同管辖原则、增设仲裁内部上诉制度、将内部报核制度改革为上诉制度,尽可能为当事人提供更多行使意思自治的自由。

何江^[7]（2019）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文中研究说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继入法,辅之以传统的环境刑事公诉和新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使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由于同一环境侵害行为往往具备多重违法属性,而环境规制路径之间亦存在功能交叉或重叠,由此导致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艰巨的程序协调难题。具体表现在:其一,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的关系;其二,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各环境公益司法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与传统的环境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多及于特定类型诉讼程序的构建与完善,而未顾及环境公益司法保护之整体性构造,亟待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角度探讨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由于对“环境公益”这一基石性概念的研究阙如,直接造成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清、模式选择混乱等现实难题。在解释论视角下,环境公益应当作“环境实体公益”和“环境制度公益”的二元界分,前者旨在恢复实体层面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并构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诉求;后者旨在救济因侵害行为而对环境秩序造成的冲击,并构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基石诉求。加之环境刑事公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均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构成要件,所以亦可纳入广义的公益诉讼范畴。鉴此,本文将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间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一个公法性质上、私法操作上的请求权,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民事性质诉讼的观点有违其公法内核,犯了“手段凌驾于目的”的归因错误,将其界定为在环境行政规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执法程序更为妥当。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类独立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诉讼类型。加上传统的环境民事/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有别,但程序上有所勾连。所以本文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同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异质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外部程序衔接的手段主要表现为“附带审理”与“合并审理”,二者在本质上均属于“诉的合并”的范畴,因此“诉的合并”理论就构成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基础理论。本文以“3.0版本”的“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为基础,构造出一种广义的诉的合并理论,认为应当通过赋予法院以诉的合并自由裁量权保障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并通过对举证规则、管辖规则和既判力规则等的改造,使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程序协调能够在契合诉讼法理的前提下实现对环境法益的整全性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构造出一种“法院——责任人”的直接规制路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则构造出一种“法院——政府——责任人”的间接规制路径,二者在维护环境公益这一核心取向上是殊途同归的,由此引发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竞合。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可以通过设计不同情形下的诉讼模式选择方案、完善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来具体展开。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功能重叠、过罪化倾向和检察机关“双重代位”引发的主体不适格质疑,可以通过构建以“先民后刑”模式为原则,以“刑民分离”模式为补充的审理策略,并同时通过附带诉讼时的公告豁免、管辖级别冲突时的“就低”策略等手段来应对程序整合面临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紧密式衔接”和“松散式衔接”两条路径,鉴于前者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语境下面临着较大的“转轨成本”,“松散式衔接”模式则具有成本低廉而成效显着的优势,因此选择“松散式衔接”模式破解“双轨制环境诉讼”附带的弊端更具可行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争点分隔和中间裁判的方式实现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效率提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也面临两条路径,即基于解释论的视角通过受案范围、诉前程序、起诉顺位、诉讼请求和证据融通等方面的制度改造实现程序衔接,以及基于建构论的视角赋予行政机关以责令修复、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权力,以契合行政和司法相协同的“环境共治”理念。

徐浩^[8]（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艾烨^[9]（2019）在《公共政策执行公平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频发,利益冲突加剧,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也是调节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一直被看作实现政策目标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公共政策的效果,也是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政策执行中包含政治过程,同样有对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不仅仅关注效率理性。政策公平是不仅仅是政策制定阶段的重要问题,而且同样是政策执行阶段的重要问题,非常具备系统讨论和分析的价值。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试图回答保障公共政策执行公平性的问题。文章的总体思路是要探讨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公平性的相关因素,并分析了目前采用的典型保障政策执行公平的模式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根据这一思路,全文分为以下部分:第一章是导论。在导论中引入了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论题的意义,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如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执行作了界定,并在对已有研究观点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可能有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进行了一般性阐述,从而为正文部分的展开作出铺垫。第二章分析“公平”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公平”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多层次性,也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而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公平具有多重性和调和性,即政策必须考虑到多重利益关系即整体与部分、个体与长期的利益的调和,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扶助,而不能仅仅采用简单的“一刀切”公平法则;同时,政策公平不同于个体的公平,还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第三章探讨了政策公平的四个执行特点:信息公平、行政行为公平、机会公平、公众感受公平。讨论了政策执行中不公平的现象、不公平现象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如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政策执行外部条件等等。第四章则从历史理论渊源、现实运行机制各个方面讨论了各种保障政策执行公平的代表性模式,并分析了几种模式的有效性和不足。第五章强调和分析了中国政策执行中党政体制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起到的政治保障的作用。第六章是案例分析,以高等教育公平这个党和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重要政策领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入学政策和学生资助政策,主要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和保障机制。第六章以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和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为考察对象,从政策的发展历程、变迁以及具体案例入手,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公平性的因素和典型模式。第七章主要总结了前文所分析的较为重要的结论,提出了形成保障政策执行公平性的合力。本文分析的较为重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政策执行一般被看作是行政领域的问题,但本文认为政策执行中包含政治过程,同样有对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不仅仅关注效率理性。政策公平是不仅仅是政策制定阶段的重要问题,而且同样是政策执行阶段的重要问题,非常具备系统讨论和分析的价值。第二,本文认为公平在实践中具有多层次性,因此平均主义“一刀切”看似公平,实质却不公平。政策执行中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公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第三,政策执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策的再制定,是对宏观性指导性政策的细化过程;二是具体政策的直接面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操作过程。本文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政策执行内容、政策执行外部条件等要素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公平的原因,政策执行不公平不仅仅是一般政策执行研究中提到的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不透明或者政策执行主体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问题（尽管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而且存在着公平问题由于其复杂性难以达成共识、政策执行能力有差距等等更为复杂的情况。本文讨论了几种在实践中应用广泛的保障政策执行公平的典型模式,认为几种模式各有有效性和有限性。第四,本文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影响政策执行公平性的几种因素和现有保障政策执行公平性的机制的有效性与不足,综合采取措施,即形成政策执行主体的合力、塑造整个社会的公平共识、加强信息能力的建设、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网络。

李波^[10]（2018）在《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由于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农村地区已经成为环境危害的重灾区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因此,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元共同体的乡土性塑造了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模式,有效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进入工业社会后,伴随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持续渗透,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形成了管控式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践特征表现为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硬任务、以行为限制为准则的硬方式、以政府选择为主导的硬供给。基于河长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呈现出“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即上级党政领导将农村环境治理提升至“中心工作”的政治高度,然后将其作为下级党政领导必须按期达成的“约束性指标”,从而形塑了以各层级、各部门、各区际全员参与的“合力式治理”以及展示政绩和忠诚、保留晋升资格的“资格锦标赛”策略。尽管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弥补了传统科层体制常规化治理的不足,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但是由于该模式过于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政治权威,并且倾向于将权威惯式延伸至对市场和社会的管控中,把社会公众作为管理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不仅容易忽视农民的意愿,损害农民的利益,降低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会产生成本过高、资源浪费、治理低效、难以持久等不良后果。基于西方国家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借鉴以及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农村环境治理有必要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指导,重视挖掘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发挥农民参与的主体作用。而作为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逻辑起点,农民参与又是嵌入在新乡土社会结构中并受到其严重制约的。首先,农民“个体化”以及乡村精英“谋利化”共同加剧了村庄“离心化”趋势,逐渐导致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集体意识”的消解弱化了农村环境参与的义务感;其次,新中国政权打碎了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强自治组织,建立了政社一体化的强管控组织。而在乡政村治时期,从人民公社体制脱离出来的农民却没能实现自组织的理想目标,反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分散的农民难以维护自身环境权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维护环境公共秩序;再次,新时期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资源下乡”的方式推动的,但是由于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出现淤塞,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被乡村精英群体所编织的“分利秩序”瓜分,很难同步实现项目资源有效配置、农村环境改善、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为此,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加强乡村社会的内涵建设,发展壮大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重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格局,从而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能力以及有效性。总而言之,只有不断改革政府管控式治理模式,努力优化农民参与的乡土社会结构,才能形成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模式,从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农民共同分享环境政策制定、环境资源配置、环境利益分配的权力,以便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公共精神和参与理性,形塑以农民环境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有效回应农民理性维护环境权益的现实需求。从实践层面看,推进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共识;改进农村环境硬法治理,加强农村环境软法治理;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二、试析公共政策执行难的根源及降解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公共政策执行难的根源及降解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2）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政策企业家视角下落后地区“免费医疗”何以可能 ——以广东省汕尾市水唇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县级政府食品药品稽查执法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以山东省日照市D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研究 ——以广州市P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意思自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9）公共政策执行公平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析公共政策执行难的根源及降解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限塑令”政策执行困境与破解策略研究[D]. 黄莹.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D]. 张毅. 吉林大学, 2021(01)
• [3]政策企业家视角下落后地区“免费医疗”何以可能 ——以广东省汕尾市水唇镇为例[D]. 黄紫琼. 暨南大学, 2020(07)
• [4]县级政府食品药品稽查执法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以山东省日照市D区为例[D]. 陈桂君.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5]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研究 ——以广州市P区为例[D]. 李毅影.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意思自治问题研究[D]. 孙建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D]. 何江. 重庆大学, 2019(05)
• [8]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9]公共政策执行公平性问题研究[D]. 艾烨.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D]. 李波.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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