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资为何热衷开发区（论文文献综述）
刘超[1]（2020）在《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税收竞争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选址决策?鉴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家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的有利推动,各国如何制定合适的引资政策?由此形成的各国彼此间为争夺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竞拍战”对各国福利又有何影响?针对竞争流动资本的理论框架是否同样适用于分析各国之间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解决这些问题能够给政府决策层在对内招商引资、优化外资配置,为企业管理者更有效的进行海外投资决策、避免海外投资风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实际意义所在。现有文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多,但通常局限于潜在东道国的本身禀赋和政策环境,而忽略他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产生的竞争效应,即没有考虑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研究所谓的“国际税收竞争”,并不单指政府使用税收手段来争夺FDI,而是包括了各种补贴、退税、土地优惠、建立经开区等大量政策优惠手段来吸引FDI,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此,本文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解决两方面问题:在实证方面,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纳入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回答了存在国际税收竞争的情形下,跨国公司的FDI选址决策是如何确定的;在规范方面,本文将不存在国际税收竞争情况下的FDI区位选择视为基准模型,回答了国家或地区参与到国际税收竞争时各方的福利变化是怎样的。本文研究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国际税收竞争分析框架中的“企业竞拍战”（bidding for firms）模型,即H-W模型（Haufler&Wooton,1999）,而不是国际税收竞争分析常用的ZMW模型（Wilson,1986;Zodrow&Mieszkowski,1986）或者K-K模型（Kanbur&Keen,1993）,这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外商直接投资这一种生产性投资,以在东道国建厂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传统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研究对象多为流动资本,因此并不适用于本文。本文从典型事实出发,选取了政治因素、边际成本和中央政府调控三个角度,以Haufler和Wooton（1999）、Ma（2017）构建的FDI政策竞争模型为基础,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在政治因素层面,本文在考虑存在特殊利益集团游说的情况下,国际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以及福利分析,在拓展部分,进一步考虑了要素市场定价机制改变对上述结果的影响。文章在这一部分关注了国外常见的集体行为——利益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政府以改变政府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从而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影响跨国公司最终的选址结果。那么相应的,本文同时关注了东道国政府腐败程度在国际税收竞争中的表现,这是以往同类研究不曾关注过的问题。第二,在生产成本层面,本文在考虑了存在边际劳动成本差异的情况下,国际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以及福利分析,在拓展部分,进一步考虑了小国存在非自愿失业时对上述结果的影响。文章在这一部分讨论了市场规模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以及就业创造效应三者的交互作用在FDI政策竞争中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该研究结果能够为目前大量外资撤离中国、涌向东南亚国家的典型事实提供一个全新的阐述视角。第三,在多级政府结构层面,本文将传统国际税收竞争模型中常见的纵向税收引入到文章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央政府在地方引资竞争中发挥的“纠错”效应。文章在这部分更多关注的是福利分析,即中央政府如何制定均衡税收政策来避免地方政府间进行FDI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引导国家总福利实现最优目标;在拓展部分,本文进一步设计了纵向转移支付机制来解决上述结果中存在公平和效率问题。此外,该部分一个额外的发现是:以地方政府引资竞争的视角,明晰了中央政府设立经济开发区的动机,从而有助于缓解盲目重复建设经开区的问题。通过上述分析论证,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关于特殊利益集团游说、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市场规模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发现特殊利益集团游说行为增加了小国想要得到FDI的动机,因此在FDI竞争中小国有机会克服市场规模效应赢得FDI竞争;无论哪个国家得到FDI,其国家福利和全球总福利均有所下降,造成此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一国对FDI的评价超出了FDI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诱发原因是该国的政治献金数额非常高或者该国政府的腐败程度非常高;如果一国能够打破要素市场的垄断定价权,就可以降低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扭曲”的配置效率和国家福利,从而帕累托弱改进了FDI竞争均衡结果。第二,关于劳动成本差异、非自愿失业、市场规模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发现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取决于市场规模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国际税收竞争并没有改变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条件,但是影响了参与国福利,研究表明,竞争双方均有可能赢得FDI竞争且均有可能从FDI竞争中提高本国福利,但如果本国在竞争中吸引外资的相对优势不足够明显,竞争双方同样存在即使得到FDI,但损失了国家福利的情况。但无论哪种情况出现,从全球总福利视角来看,由于各国对FDI的评价等于FDI给改国家带来的福利改进,因此国际税收竞争的结果是具有配置效率的。第三,关于中央政府调控、地方引资竞争、转移支付制度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论证了中央政府能够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消除地方政府陷入“企业竞拍战”带来的福利损失,并且中央政府干预可以使FDI竞争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更加具有效率。无论地方政府以本地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还是以自身税收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中央政府均有能力在均衡中实现国家福利最优。此外,如果地方引资竞争程度较低,中央政府出于限制竞争设立经开区的动机较弱,如果地方引资竞争程度较高,那么中央政府有强烈动机出台具有差异化的建立经开区政策,以引导不同类型外资的有效配置。在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国资本开放水平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央政府运用经济手段修正“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逐底竞争”以及合理布局经济开发区选址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FDI萎靡的局面下,保持对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应是政府较为关注的目标,本文结论指出,像过去简单地依靠以激励为主的地方财政补贴和区别内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并不可取,一是由于这些政策多被地方政府所控制,缺乏透明度和游戏规则,容易引起地方政府间的逐底竞争从而扭曲市场价格,二是该做法实际上是直接牺牲本土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间接地换取GDP增加,导致资源无效率浪费。
刘慧[2]（2020）在《开发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进入新时代,这既是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发展转型的重要挑战。当前,中国经济既面临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频发的外部环境,也面临着国内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资源环境束紧等不利形势,再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世界主要经济体受到疫情影响增长动能不足,面对经济发展内外疲软的局面,中国亟需寻找有效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途径和手段,实现发展方式的动力转变,从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创新、结构升级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开发区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试验田和区位导向性政策的代表,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当前中国经济亟待转型升级的形势下,各地的开发区究竟有没有提升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呢?如果有的话,质量提升效应有多大,又是通过哪些渠道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显然关乎开发区政策的有效性问题。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对这一宏观问题并没有给出回答,综合运用全样本的开发区数据进行全面评估更是在文献上鲜有涉及。本文以开发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经济环境改善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系统研究开发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的影响,并探究其中的作用途径和机理。首先,本文通过对开发区与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相关的理论和文献的梳理、归纳,从而厘清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其次,探究开发区设立的历史环境与背景,回顾开发区的发展历程与脉络,展现全国开发区设立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趋势,为我们直观把握开发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奠定了分析基础。再次,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与框架,构建开发区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在数理模型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区能够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假说,并通过经济理论上的深入分析,阐释了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理论机制。又次,使用中国272个城市及以上层面的大样本数据,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开发区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揭示了其中内在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丰富的异质性分析,多方位的展示了开发区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效应,大大丰富了本文的结论。最后,基于前面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结论,结合中国各地开发区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尽可能发挥开发区的城市质量提升效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和发现:第一,通过梳理提炼开发区与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发现工业区位理论为开发区的选址提供了基本思路,产业集群理论、增长极理论为开发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而区域辐射理论、技术扩散理论和创新集群理论都暗含着开发区在设立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第二,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开发区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与总结,发现开发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但从长期来看,开发区的发展与城市经济增长、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呈现出正向的相关关系,即开发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第三,基于经济理论中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构建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数理模型,按照开发区在设立、短期、长期三个不同长度的时间段去探索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影响,理论模型的结果表明开发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现的,即开发区设立与发展的时间越长,其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突出。第四,开发区能够通过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区域创新,并且还能在促进区域创新的基础上通过示范效应、联动效应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第五,实证研究表明,开发区能对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明显的提升效应,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一致的。多维度的稳健性测试表明,基准模型十分稳健可靠,开发区可以强力提升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研究还发现:开发区的质量提升效应在西部地区最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效应最弱;相比于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普通城市的开发区质量提升效应最强烈;国家级开发区明显大于省级及以下开发区的城市质量提升效应;2003-2008年设立开发区的城市质量提升效应明显大于样本期后半段（2009-2016）。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开发区的城市质量提升效应的大小与该地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城市的制度质量或市场化程度越高,开发区带来的发展质量提升效应就越明显。同时,在样本的前半期,制度质量的影响作用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质量对开发区的城市质量提升效应有所弱化。第六,实证上检验开发区是否通过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两大主效应影响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即去探求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采用复旦大学发布的城市创新指数来表征城市的创新水平,在控制了影响城市创新的重要特征变量后,开发区仍然能促进所在城市的创新活动,显示出开发区在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方面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同时还发现,虽然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都具有显着的创新推动效应,但国家级开发区的这种创新效应更明显。（2）以测算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表征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控制了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变量后,开发区仍然能显示出优化升级所在城市产业结构的作用,暗示着设立开发区在推动城市产业高端化、合理化方面具有的深刻影响。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继续支持基准模型的发现。分开发区级别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开发区的这种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主要表现在国家级开发区上,省级及以下开发区尽管也存在这种效应,但是作用力度相对较弱。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重视开发区转型升级,强化开发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重视西部开发区建设,推动开发区的区域平衡发展;重视制度建设,为开发区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期能通过以上措施发挥并放大开发区的城市质量提升效应,显着提高开发区的经济绩效。
王海荣[3]（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付正[4]（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袁雅[5]（2019）在《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的文化之变 ——在棋牌室的参与式观察》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园区开发项目在我国呈现爆发式增长,且伴随着大规模的拆迁工程,迫使大量原住民脱离原来的社区,被集中安置在城市社区中。然而,原住民在心理上却尚未完成市民化的转变,城乡观念的冲突导致安置社区的文化陷入混乱,这与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理念背道而驰。作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冲突的焦点地区,安置型社区的文化建设亟需做出改变,而国内外学者对园区开发的社会影响研究尚有不足,因此,对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初步了解社区在受工程冲击后的变化特征;随后,在历时一年多的参与式观察过程中,以社区棋牌室作为观察和深入社区生活的主要场所,在与棋牌室里的原住民接触、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将观察范围延伸到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内部视角展现原住民的真实生活,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最后,针对社区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文化建设建议。通过研究发现,园区开发项目的兴建对安置型社区的社会互动、城乡文化融合、价值观念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具体总结为三个方面。1)社会互动中的文化特征:在社区活动方面,原住民对健身娱乐的文化需求增加,活动的群体性明显;在社区组织方面,原住民的社交圈较封闭,其自发形成的团体依赖熟人关系和兴趣爱好;在社区冲突方面,用地矛盾频发暴露了原住民公共意识的薄弱,赌博纠纷减少反映人们理性意识增强;在社区归属感方面,原住民之间的熟人社会是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外来人口被孤立、社区管理缺位则导致归属感降低。2)城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传统文化上,安置社区延续了传统节日的饮食文化,但也受城市文化影响而面临民俗文化的传承困境。在生活方式上,以墙角老人为代表的守旧派面临被城市边缘化的精神困境,以开荒老人为代表的适应派以农村方式实践着城市观念,而融入派则在奖励机制的引导下自然形成了文明习惯和理念。在家庭关系上,老人独居增加,其失范行为背后是生活空虚、价值丧失的精神困境;原住民家庭衍生出了“分居不分家”的新型家庭模式,形成了一种有边界的亲密关系;利益冲突则对家庭亲情和伦理构成了严峻挑战。3)价值观念的转变:在生活态度上,原住民开始追求享乐,轻视工作的价值;财富观念趋向理性,消费观念出现代际差异;并产生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自我认同上,农村老人在城市文明的压力下丧失自我认同,年轻人则因自我认同与群体背离而渴望逃离社区,原住民的阶层认同并未随着经济改善而提高。在信仰与道德方面,老年人将宗教作为精神寄托的情况增多;一些年轻人因拆迁丧失对公平、奋斗的信仰;道德约束在原住民和外来人口之间分化,原住民受到舆论的强约束,但也会因不恰当的舆论而出现集体道德失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的文化建设提出了四点建议:1)文化宣传前置,提前预防和引导,从思想源头上减少和避免无序现象的产生;2)丰富文化载体,通过增加活动场所、提高活动质量、扶持活动组织,增强安置社区的文化活力;3)分层分众,因人施策,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特征,给予针对性的文化关怀;4)妥善处理社区文化中“新”与“旧”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激励,合理疏导,真正实现城乡文化的融合与新生。本文的研究有别于传统工程社会学研究的技术范式,采用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棋牌室作为深入社区的切入点,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文化观念,以“小地方”反映“大社会”,具有独到的研究价值。不过,由于客观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以及抽样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的问题和现象,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石立春[6]（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韩文思[7]（2019）在《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研究》文中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是我国在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的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集聚区。近年来,高新区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其孵化科技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在我国高新区快速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领域,例如普遍存在的“高经济发展、低科技创新”,“重人才引入、轻人力内生”等现象,严重削弱了其孵化科技企业的核心功能。而专职孵化科技企业的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存在同质化严重、对接渠道缺失等诸多问题。只有摈弃传统孵化器模式,将高新区各种资源整合到一起,形成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才能真正提供科技企业诞生壮大的各种要素,充分发挥其孵化科技企业的核心功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综合应用企业孵化理论、科技企业创业网络理论、高新区管理运作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尝试从孵化科技企业视角去研究高新区,构建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研究如何运营孵化网络,并验证该运营方法的有效性,使人才、资金与技术等资源能精准对接科技企业,促进科技企业的衍生和持续成长。全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依据平台理论、孵化理论、创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把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看做一个大的孵化器,对其内涵进行了理论界定,建立了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理论框架;其次,从时间、空间和社会资本三方面,剖析了如何组建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分析了其结点、相关关系和特征;根据客户价值理论,分析了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价值网,深入探讨了内部和外部价值网络的结点、联接方式和流通介质;再次,分析了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的学习、演化和商业三种机理,发现孵化网络中集体学习和知识融合的重点是内生性知识的储备,提出了多主体互动下的网络流动与优化渠道;构建出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全生态圈,阐述其资本运作的具体模式;其后,根据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运用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SOM）对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发展模式进行聚类判断,进而对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过程进行了仿真分析,并运用BP神经网络构建了仿真预测系统,搭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最后,分别借助模糊评价法和马尔科夫链法,构建了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静态和动态评价模型,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从多个角度对其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并基于评价结论提出了网络运营效率的提升途径。营机理,发现了知识资本促进科技企业孵化的重要效应,进一步优化了其运营方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过程的仿真模型,发现了社会资本与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能力的螺旋上升关系,并进行了仿真预测。通过构建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模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新区建设,充分发挥其孵化科技企业功能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和科学工具。
骆媛婷[8]（2018）在《广州市政府财政视角下规划实施的历史研究（1950-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规划的意义体现在实施中。规划实施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实施规划依赖于各项城市建设,而具体的建设活动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政府如何利用手中的财政资金以推动空间资源合理配置,引导市场介入共同实施规划,使城市经济、社会活动高效、有序、持续地进行并达到规划目标,是政府在实施规划时必须面临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作为规划的制定者与主要实施者,无论是规划发展思路还是规划实施的资金投入特点都受到外部经济背景、财政体制的制约,故政府在实施规划过程中的投资建设行为具有阶段性特征,而这个特征同样反映在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厘清财政府政体制与其实施规划的历史演变中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及特点,才能更好的理解城市的现状,政府决策与实施的思路、实施特点及在其规划实施中的角色,为未来政府实施规划时提供借鉴。广州市作为历史古城,华南区域中心城市,其规划实施的历史过程更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从广州政府的财政视角切入,以规划实施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并探寻政府财政、规划实施之间的特征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将政府财政支出与规划实施的变化特征划分历史阶段,并依照制度背景——既定结果——特征解析——案例支撑的路径回答为什么会呈现这种阶段特征。首先通过数据选取以代表政府财政支出与规划实施后的城市发展状况,并根据数据的总量与波动特征进行规划实施的阶段划分,继而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出发探究其各阶段特征出现背后的原因及规划实施的基本特点。宏观角度而言,首先对1950-2010年各分期阶段的广州市财政体制背景、特点、内容、广州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状况、广州市发展目标及总体规划实施概况等进行梳理与回顾与分析,继而从微观上各时期规划实施案例作为解释与支撑,接着得出各阶段规划实施的基本特点,并解释不同阶段政府财政支出与规划实施的总体关系特征变化的原因,同时探讨了广州政府在规划实施中的作用、地位的转变及不足之处,以及政府在规划实施中财政投资效率与效益的问题。
冯志峰[9]（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毕铁居[10]（2018）在《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及转换机制研究 ——一个从分立到融合的过程逻辑》文中研究指明开发区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在特定行政区域内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工业园区等,实行政府特定优惠政策和区域治理方式;也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发展的主要驱动空间。行政区是国家为便于行政管理而分级划分的有确定界线的区域,是国家权力在空间上的划分,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主要载体。从空间上,各类开发区置于各级行政区内,并有自己特定的管理空间;从管理方式上,开发区注重驱动经济高速发展,服务企业。开发区的设立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政策之一,是制度创新的过程。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开发区进入发展成熟期,社会管理服务成为了转型创新的必要部分。开发区创新发展需要资源和权限支撑,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发挥综合城市功能。在渐进增量改革的驱动下,开发区与行政区在既有的激励约束条件开始探索多类型的融合发展。本论文主要集中研究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和转换机制研究。运用类型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和Dea-Malmqiust方法研究开发区与行政区发展的一体化融合。本论文试图将开发区的实践与制度主义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相结合,集中研究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的三种模式,探讨中国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分立与融合过程的规律,制度变迁的内在因素及外在驱动力,解析开发区的发展趋势与政策走向。同时探讨开发区管委会向行政区、区政合一与行政托管模式的转换机制。开发区与行政融和发展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理清开发区这一特殊事物的特质,为更好地引导、管理和治理开发区提出恰当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开发区与行政区理论研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充实和完善。本研究所指开发区主要是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术开发区。开发区发展来龙去脉是开发区融合发展研究的逻辑起点,分阶段梳理了开发区历史变迁中政策变换。开发区历经初始建构的放权阶段、政策的重整与优惠让利阶段、规范与普惠阶段、开发区创新转型与政策融合发展阶段。对1984至2017年间的开发区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开发区这一特殊经济政策区受政策驱动变换影响较大;开发区政策聚焦点从单一的招商引资,出口加工转向产业聚集,城市综合功能;治理方式从地方统合型向发挥市场决定作用转变,更加注重政府的有效作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所属地政府、驻地政府、开发区与开发区的权力结构及利益关系影响着开发区发展,开发区治理碎片化与复杂结构变化迫切要求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高效率是开发区特定优势,以湖北省省辖市开发区为例,运用Dea-Malmqiust指数管窥开发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历时性变化,把握开发区发展效率现实状况。开发区的目标、结构主体和外部制度性关系是开发区基本要素构成。开发区目标与结构主体利益关联产生了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开发区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基于产业的经济增长和基于城市功能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开发区目标与外部制度性关系适应互动确定了融合发展方向。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的融合发展方向是行政化方向,与准行政化方向。行政化方向意味着开发区将基于产业的经济增长和基于城市功能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并列为同等重要发展价值诉求,准行政化表明开发区将产业增长作为主要目标。融合发展方向与内容的两维度互动组合,建构了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基本模式。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上的基本模式有下列几种:开发区扩权加责,在管委会主导体制下,托管行政区;开发区与行政区合一,实现组团发展;开发区发展到后成熟期,直接设立行政区。本研究问题就是对三种基本模式进行抽象提炼建构,解读开发区融合发展模式的逻辑、现实绩效表现,并厘清不同融合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现实绩效表现与潜在的政策风险。正式设立行政区是一种干预式融合发展,体现了鲜明的战略倾向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思路;行政托管是一种吸纳式融合发展,主要目标是通过开发区“增长点”的不均衡增量增长,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秉持一种“谁的孩子谁抱走”治理思维;区政合一是一种双向互嵌式融合发展,目的是建构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资源共用的合作治理体制。正式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顶层设计色彩。该模式具有下列特征:第一,开发区体量大,辐射外溢性强。正式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中开发区层级更高,如转换为正式行政区的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均高于一般的国家级开发区,新区面积与人口也是一般的国家级开发区所不可比的。二者对区域经济带动辐射效应明显。第二,开发区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有机部分。如前所述,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都得到党和国家重视,在党和政府重要会议都曾明确提出支持其开发发展。第三,中央政府给予了有力支持。这些支持不仅仅包括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而且包括从政治行政上给予开发区法定行政区地位,用充分充足权限支持开发区加速发展。区政合一是地方调适规范性与效率的产物。双向互嵌式融合发展是区政合一模式的亮点所在。该模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区政合一融合发展模式中开发区是地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开发区所在地政府并不是一家开发区,而是有多家层级不一,类型不同的开发区。能够进入到区政合一模式的开发区通常是同级别中实力强,影响大的。第二,开发区地理临近或包含于行政区,二者处于长期均衡状态。采取区政合一模式的开发区边界通常不跨越两个以上行政区,否则,行政管辖难以协调。行政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或较多的人口,行政托管会大大增加开发区社会管理服务压力。因此,开发区与行政区合一,彼此共享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分担责任,共同发展。第三,开发区资源与权限需求更加必要迫切。在为增长而竞争的驱动下,与对社会管理服务的“保底执行”策略选择截然不同,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强激励,对开发区资源与权限需求十分敏感,会积极主动借助区政合一模式满足开发区经济发展所需。行政托管表现为开发区逆向吸纳行政区,是一种吸纳式融合发展模式。该模式具有下列特点:第一,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实力不对称性。行政托管模式是开发区为主导,吸纳行政区,实现一体化发展。其前提就是开发区相对于行政区具有压倒优势,开发区有实力和能力实现对行政区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和一体发展。第二,开发区带动发展与行政区“责任转移”。开发区行政托管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开发区扩容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托管一方面满足了开发区资源空间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借此契机,实现对被扩容行政区的带动发展,也实现了被托管行政区社会管理服务等责任转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在既定地方产权框架下治权的变换或转移。第三,准行政区的实体化。开发区是经济功能区,发展至今后多数成为综合型功能区。但地域规划权、土地产权及社会管理等权限仍归属行政区实体,开发区是经济实体,而非行政实体。通过行政托管,开发区逐渐趋向实体化,拥有了一定行政权限。开发区在未来中国区域发展中仍具有重要功能地位。在多种方案选择情况下,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根据不同发展差异实现了多模式并行,渐进试点,局部成熟突破。其背后是目标治理先导性驱动,制度成本关键性驱动和资源保障性驱动等互动整合的结果。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目标战略,成本风险与资源依赖性。开发区融合发展是国家空间重组的有机部分。目标战略体现了国家空间干预策略政策,成本风险展示了权力空间组织的理性选择,资源依赖则表明国家自有资源空间配置的自主空间。从目标层次、成本风险及资源依赖建构一个开发区融合发展的转换机制解释框架。基于西方实践和语境,未来开发区最终归宿是企业化和行政化,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逐渐探索试点一种新的开发区组织形式:法定机构,这或许是开发区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二、外资为何热衷开发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资为何热衷开发区（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问题和主要观点 |
| 1.5 本文创新之处 |
| 1.6 本文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税收外部性理论 |
| 2.1.1 横向税收外部性 |
| 2.1.2 纵向税收外部性 |
| 2.2 产业空间布局理论 |
| 2.2.1 杜能农业区位理论 |
| 2.2.2 韦伯工业区位理论 |
| 2.2.3 廖什市场区位理论 |
| 2.2.4 艾萨德空间经济与区位理论 |
| 2.2.5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际税收竞争:流动资本 |
| 2.3.2 国际税收竞争:跨国公司 |
| 2.3.3 政治因素与FDI区位选择 |
| 2.3.4 劳动成本与FDI区位选择 |
| 2.3.5 国内税收竞争 |
| 2.3.6 述评 |
| 第3章 特殊利益集团游说、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研究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模型设定 |
| 3.2.1 需求、生产和政府行为 |
| 3.2.2 行动时序 |
| 3.2.3 支付 |
| 3.3 考虑单边议价的政策竞争模型 |
| 3.3.1 市场竞争行为与FDI配置分析 |
| 3.3.2 两个博弈:政府行为与特殊利益集团游说 |
| 3.3.3 福利分析 |
| 3.4 引入讨价还价的政策竞争模型 |
| 3.4.1 环境设定和初步分析 |
| 3.4.2 均衡和福利分析 |
| 3.5 若干讨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劳动成本、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研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模型设定 |
| 4.2.1 需求和生产 |
| 4.2.2 政府行为 |
| 4.2.3 行动时序 |
| 4.3 缺失政策竞争时跨国公司的选址 |
| 4.3.1 均衡分析 |
| 4.3.2 福利分析 |
| 4.4 考虑政策竞争下的FDI区位选择 |
| 4.4.1 均衡分析 |
| 4.4.2 福利分析 |
| 4.5 失业与劳动法豁免权 |
| 4.5.1 环境设定 |
| 4.5.2 均衡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引资竞争与中央政府调控效应研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模型构建 |
| 5.3 地区间不存在FDI竞争的情况 |
| 5.3.1 考虑中央政府采取对称政策 |
| 5.3.2 考虑中央政府采取非对称政策 |
| 5.4 地方政府参与FDI政策竞争的情况 |
| 5.4.1 考虑中央政府采取对称政策 |
| 5.4.2 考虑制定有利于优势地区的政策 |
| 5.4.3 考虑支持劣势地区的政策 |
| 5.4.4 部分小结 |
| 5.5 纵向转移支付 |
| 5.5.1 环境设定 |
| 5.5.2 均衡分析 |
| 5.5.3 转移支付还是地方竞争? |
| 5.6 地方政府变为收入最大化型政府 |
| 5.6.1 当中央政府采取对称政策 |
| 5.6.2 当中央政府采取支持优势地区的政策 |
| 5.6.3 当中央政府采取支持劣势地区的政策 |
| 5.6.4 比较和讨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第三章涉及的引理和命题证明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开发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研究思路 |
|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重难点与选题的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及难点 |
| 二、可能创新之处 |
| 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开发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概念 |
| 一、开发区的相关概念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开发区与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基础 |
| 一、开发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三、开发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开发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开发区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开发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开发区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特征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开发区建设的背景、条件与发展历程 |
| 一、中国开发区设立的背景 |
| 二、中国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条件 |
| 三、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中国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现状 |
| 二、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开发区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特征趋势分析 |
| 一、开发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特征趋势 |
| 二、开发区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趋势 |
| 三、开发区与城市创新发展的特征趋势 |
| 第四节 国外典型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借鉴 |
| 第四章 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型推演 |
| 一、基本假设 |
| 二、模型推演 |
| 三、模型结论 |
| 第二节 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
| 一、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二、开发区通过创新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三、开发区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
| 第五章 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一、核心变量 |
| 二、控制变量 |
|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指标选取 |
| 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估方法 |
| 三、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结果 |
| 第三节 特征事实与模型设定 |
| 一、开发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事实 |
|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
| 第四节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一、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
| 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三、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分析 |
| 四、进一步地研究 |
| 第六章 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检验 |
| 第一节 开发区影响城市创新效应实证检验 |
|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二、开发区与城市创新强度的特征事实与模型设立 |
| 三、开发区的创新(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开发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实证检验 |
|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二、开发区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事实和模型设立 |
| 三、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一、理论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检验 |
| 三、开发区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检验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重视开发区转型升级,强化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
| 二、重视西部开发区建设,推动开发区的区域平衡发展 |
| 三、重视制度建设,为开发区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
| 四、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三节 未来的扩展性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国外典型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5）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的文化之变 ——在棋牌室的参与式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内容和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社区与社区文化 |
| 2.2 社会与文化变迁 |
| 2.3 文化社会学 |
| 2.4 本文操作性概念的界定 |
| 3 基于问卷调查的社区文化特征发现 |
| 3.1 调查方案 |
| 3.2 数据处理 |
| 3.3 社区文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4 棋牌室:观察社区文化的主要场所和起点 |
| 4.1 为什么选择棋牌室 |
| 4.2 局内人:我在棋牌室 |
| 4.3 从棋牌室走向其他场所 |
| 4.4 观察记录和分析方法 |
| 5 社区社会互动中的文化考察 |
| 5.1 社区活动的特点 |
| 5.2 社区组织的类型 |
| 5.3 社区冲突的文化根源 |
| 5.4 社区归属感的群体差异 |
| 本章小结 |
| 6 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 |
| 6.1 传统节日受到冲击 |
| 6.2 生活方式出现分化 |
| 6.3 家庭关系产生变化 |
| 本章小结 |
| 7 价值观的转变 |
| 7.1 生活态度的改变 |
| 7.2 自我认同的困境 |
| 7.3 信仰与道德的分化 |
| 本章小结 |
| 8 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的文化建设建议 |
| 8.1 文化宣传前置 |
| 8.2 丰富文化载体 |
| 8.3 分层分众,因人施策 |
| 8.4 妥善处理“新”与“旧”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观察日志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孵化理论相关研究 |
| 1.2.2 科技企业创业相关研究 |
| 1.2.3 高新区运作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结构与功能 |
| 2.1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概念界定 |
| 2.1.1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内涵 |
| 2.1.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特征 |
| 2.1.3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与近似概念的区别 |
| 2.1.4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主体 |
| 2.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构成要素 |
| 2.2.1 时间网络构成的要素 |
| 2.2.2 空间网络构成的要素 |
| 2.2.3 社会资本网络构成的要素 |
| 2.3 高新区科技企业网络的价值网结构 |
| 2.3.1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内部价值网结构 |
| 2.3.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外部价值网结构 |
| 2.4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功能定位 |
| 2.4.1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功能概述 |
| 2.4.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系统功能解析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机理 |
| 3.1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学习机理 |
| 3.1.1 高新区内集体学习的组织依赖与社会属性 |
| 3.1.2 高新区知识共享网络促进科技企业孵化模型 |
| 3.1.3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知识融合与科技企业可持续发展 |
| 3.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演化机理 |
| 3.2.1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演化过程 |
| 3.2.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内部网络演化机理 |
| 3.2.3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外部网络演化机理 |
| 3.3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商业机理 |
| 3.3.1 高新区科技企业的商业特征 |
| 3.3.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商业圈 |
| 3.3.3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资本运作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仿真 |
| 4.1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要素提取 |
| 4.1.1 自组织神经网络概述 |
| 4.1.2 样本数据选取 |
| 4.1.3 仿真结构模型构建 |
| 4.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过程仿真 |
| 4.2.1 自组织SOM算法概述 |
| 4.2.2 基于SOM算法的仿真模型建立 |
| 4.2.3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模式聚类 |
| 4.2.4 运营过程仿真模型输出与结论 |
| 4.3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预测数值模型构建 |
| 4.3.1 BP神经网络概述 |
| 4.3.2 预测模型建立 |
| 4.3.3 预测输出与验证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评价 |
| 5.1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运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
| 5.1.1 网络运营效率的内涵 |
| 5.1.2 网络运营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
| 5.2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的静态评价模型 |
| 5.2.1 网络运营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网络运营效率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 |
| 5.2.3 网络运营效率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
| 5.3 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的动态评价模型 |
| 5.3.1 网络运营效率动态评价模型的选择 |
| 5.3.2 网络运营效率动态评价模型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案例研究——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及其运营 |
| 6.1 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分析 |
| 6.1.1 东湖高新区发展概况 |
| 6.1.2 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的现状分析 |
| 6.1.3 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的机理分析 |
| 6.2 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评价 |
| 6.2.1 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静态评价 |
| 6.2.2 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的动态评价 |
| 6.3 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理论模型与数据分析 |
| 6.3.2 估计结果与经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的提升策略 |
| 6.4.1 完善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集体学习的软硬件环境 |
| 6.4.2 优化东湖高新区人力资本知识共享与融合结构 |
| 6.4.3 创新东湖高新区金融网络的演化升级 |
| 6.4.4 加强知识资本融合的网络建设 |
| 6.4.5 推动孵化网络的商业化资本运作平台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全文总结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研项目与发表论文 |
| 附录 Ⅰ: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基本情况调查提纲 |
| 附录 Ⅱ: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评价调查表 |
| 附录 Ⅲ:东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效率评价标准化数据 |
| 附录 Ⅳ:国家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过程仿真归一化数据 |
| 附录 Ⅴ:国家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过程仿真程序 |
| 附录 Ⅵ:国家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过程预测程序 |
（8）广州市政府财政视角下规划实施的历史研究（195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与边界限定 |
| 1.2.1 基本概念 |
| 1.2.2 边界限定 |
| 1.3 研究方法、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课题创新点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经济制度转变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影响 |
| 1.4.2 政府投资相关理论研究 |
| 1.4.3 国内政府规划实施的相关研究 |
| 1.4.4 国外规划实施的相关研究 |
| 1.4.5 小结 |
| 第二章 广州市政府财政投入与规划实施的关系特征 |
| 2.1 数据选取说明 |
| 2.1.1 相关概念 |
| 2.1.2 相关数据来源与阶段划分依据 |
| 2.2 广州市政府财政支出与规划实施特征的历史分析 |
| 2.2.1 总量变化与波动特征 |
| 2.2.2 结合历史背景划分阶段 |
| 2.3 阶段一：计划经济时期特征(1950-1978) |
| 2.3.1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缓慢 |
| 2.3.2 财政投入与“规划实施”趋势一致 |
| 2.4 阶段二：包干制时期特征(1979-1993) |
| 2.4.1 城市经济发展相比计划经济时期有较大提升 |
| 2.4.2 财政投入与“规划实施”相关性减小 |
| 2.5 阶段三：分税制时期特征(1994-2010) |
| 2.5.1 城市经济发展超越以往所有时期 |
| 2.5.2 财政投入与“规划实施”相关性越来越小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广州市规划实施(1950-1978) |
| 3.1 计划经济时期广州市政府财政概况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特点 |
| 3.1.2 投资审批权受上级把控 |
| 3.1.3 财政收入缓慢波动上升 |
| 3.1.4 财政支出围绕生产性的经济建设 |
| 3.1.5 土地资本属性弱 |
| 3.2 计划经济时期广州市规划实施概况 |
| 3.2.1 围绕“生产性”的城市发展目标 |
| 3.2.2 计划经济时期总体城市规划实施概况 |
| 3.3 计划经济时期广州市规划实施的总体特征 |
| 3.3.1 自主发展权小：规划实施受上级命令及时代影响大 |
| 3.3.2 行政力量主导：规划实施完全依赖政府行政与财政力量 |
| 3.3.3 实施质量低下：财政能力与城市建设需求不匹配 |
| 3.4 案例一：公助私建的华侨新村 |
| 3.4.1 案例选取说明 |
| 3.4.2 编制背景 |
| 3.4.3 实施过程 |
| 3.4.4 实施主体 |
| 3.4.5 实施方式 |
| 3.4.6 资金来源 |
| 3.4.7 土地获取 |
| 3.4.8 实施评价 |
| 3.5 案例二：私助公建的“造湖”运动 |
| 3.5.1 案例选取说明 |
| 3.5.2 建设背景 |
| 3.5.3 建设主体 |
| 3.5.4 建设评价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包干制时期的广州市规划实施(1979-1993) |
| 4.1 包干制时期广州市政府财政概况 |
| 4.1.1 基于华侨大省的特殊包干制 |
| 4.1.2 投资审批权下放 |
| 4.1.3 财政收入渐涨 |
| 4.1.4 财政支出结构调整 |
| 4.1.5 基本建设投资来源多样 |
| 4.1.6 土地资本渐显 |
| 4.2 包干制时期广州市规划实施概况 |
| 4.2.1 城市规划目标从“生产性”向“中心性”转型 |
| 4.2.2 第一个法定总体城市规划实施概况 |
| 4.3 包干制时期广州市规划实施总体特征 |
| 4.3.1 实施速度加快：特殊政策优待下城市发展速度加快 |
| 4.3.2 投资主体多元：外资力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投资者 |
| 4.3.3 市场思维出现：政府开始借助市场力量协同规划实施 |
| 4.4 政企合作开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
| 4.4.1 案例选取说明 |
| 4.4.2 规划背景 |
| 4.4.3 建设规划 |
| 4.4.4 实施主体 |
| 4.4.5 资金来源 |
| 4.4.6 发展模式 |
| 4.4.7 土地获取 |
| 4.4.8 土地有偿出让制度改革试点 |
| 4.4.9 实施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分税制时期的广州市规划实施(1994-2010) |
| 5.1 分税制时期广州市政府财政概况 |
| 5.1.1 分税制的特点 |
| 5.1.2 财政职能向“公共转型” |
| 5.1.3 投资审批权改革进一步下放 |
| 5.1.4 广州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
| 5.1.5 城市建设资金规模增大 |
| 5.1.6 土地资本属性凸显 |
| 5.2 分税制时期广州市规划实施总体概况 |
| 5.2.1 强化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地位 |
| 5.2.2 广州市城市规划实施概况 |
| 5.3 分税制时期广州市规划实施总体特征 |
| 5.3.1 城市高速发展：发展规模远超预期,具备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格局 |
| 5.3.2 建设资金多元：多元化筹资手段支撑“超财力建设” |
| 5.3.3 投资效益提高：“公共财政”下投资布局吸引更多资本进驻 |
| 5.3.4 市场力量凸显：政府善于利用市场力量,实施主体角色有所改变 |
| 5.4 案例一：多方筹资——广州地铁1号线 |
| 5.4.1 案例选取说明 |
| 5.4.2 规划背景 |
| 5.4.3 规划编制与实施成果 |
| 5.4.4 实施主体 |
| 5.4.5 资金来源 |
| 5.4.6 土地获取 |
| 5.4.7 实施评价 |
| 5.5 案例二：市代部建——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
| 5.5.1 案例选取说明 |
| 5.5.2 建设背景 |
| 5.5.3 部、市协商 |
| 5.5.4 规划编制与实施成果 |
| 5.5.5 实施主体 |
| 5.5.6 土地获取 |
| 5.5.7 资金来源 |
| 5.5.8 实施评价 |
| 5.6 案例三：省市共建——广州大学城规划实践 |
| 5.6.1 案例选取说明 |
| 5.6.2 规划背景 |
| 5.6.3 规划编制与实施成果 |
| 5.6.4 实施主体 |
| 5.6.5 前期协商 |
| 5.6.6 建设过程 |
| 5.6.7 土地获取 |
| 5.6.8 资金来源 |
| 5.6.9 实施评价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
| 6.1 总结 |
| 6.2 讨论 |
| 6.2.1 广州市政府在规划实施的地位、作用与不足 |
| 6.2.2 广州市政府财政投资的效率与效益 |
| 6.3 创新点与不足 |
| 6.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及转换机制研究 ——一个从分立到融合的过程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的价值 |
| 四、基本概念界定 |
| 五、研究内容 |
| 六、研究方法 |
| 七、研究的创新点与限度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总结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理论基础 |
| 一、行政分权理论 |
| 二、资源依赖理理论 |
| 三、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
| 四、公共价值管理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分析框架 |
| 一、开发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机制 |
| 二、开发区融合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开发区政策流变与政策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开发区发展与开发区政策阶段 |
| 一、开发区政策初始建构的放权阶段 |
| 二、开发区政策重整与优惠让利阶段 |
| 三、开发区政策规范与普惠阶段 |
| 四、开发区创新转型与政策融合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开发区政策演变文本量化分析 |
| 一、政策文本选择 |
| 二、政策文本数量时间序列分析 |
| 三、开发区政策主体结构分析 |
| 四、政策主体联合发文与政策网络分析 |
| 五、讨论与结论 |
| 第三章 分立形态下开发区与行政区关系、结构和效率偏离 |
| 第一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中的政府间关系 |
| 一、开发区特殊空间中的中央政府部委与开发区 |
| 二、省级政府与开发区 |
| 三、所在地政府与开发区 |
| 四、驻地政府与开发区 |
| 五、开发区准政府间的逐底竞争 |
| 第二节 开发区治理碎片化与复杂结构变化 |
| 一、混合治理与多层代理并存 |
| 二、从经济类公共产品提供转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
| 三、开发区统合治理走向嵌入式自主治理 |
| 四、开发区结构主体多元复杂,发展整体趋于成熟 |
| 五、政策权限、资源优势转向权限资源约束 |
| 第三节 开发区发展效率偏离 |
| 一、数据包络分析(DEA)与曼奎斯特指数 |
| 二、样本与变量选择 |
| 三、湖北省开发区税收收入效率评估实证分析 |
|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四章 开发区转换为行政区的干预式融合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开发区发展与地方政府干预主导 |
| 一、初始建构的第一行动人 |
| 二、发展演变中的路径依赖 |
| 三、政府权力与经济发展繁荣密切关联 |
| 四、战略与管理结构的匹配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新区转换正式行政区 |
| 一、案例概述 |
| 二、新区转换行政区:战略与结构匹配 |
| 三、新区转换行政区:城市经济需要行政权力保障 |
| 第三节 新区转换为行政区的绩效表现 |
| 一、经验的观察 |
| 二、绩效计量分析与讨论 |
| 第四节 新区建政后的现实问题与渐进调解 |
| 一、保持效率与规范的平衡 |
| 二、新区政府体制机制自主创新与依法行政的适度兼容 |
| 三、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兼顾平衡 |
| 四、行政区权力强势,寻租腐败的预防与治理 |
| 第五章 开发区行政托管的吸纳式融合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强激励与制度供给分散化 |
| 一、开发区是地方经济增长“强激励”的主要平台 |
| 二、开发区资源制度供给碎片化 |
| 三、行政托管是开发区吸纳行政区的灵活性选择 |
| 第二节 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行为:行政托管的实施过程 |
| 一、土地空间:开发区发展中的核心资源依赖 |
| 二、经验参照:经验借鉴中的渐进决策 |
| 三、利益与竞争:行政托管的双重驱动 |
| 四、可行性:领导高配与高赋权以保障融合顺畅 |
| 五、调适创新:行政区划的刚性与行政托管的柔性 |
| 第三节 武汉开发区托管行政区典型分析 |
| 一、开发区治理结构与空间约束 |
| 二、利益互惠与开发区外部激烈竞争 |
| 三、开发区既定约束下的调适性选择 |
| 四、开发区经验复制与灵活选择 |
| 五、长期均衡协同的战略考量 |
| 第四节 行政托管模式的现实绩效、内在张力与外在调适 |
| 一、行政托管现实绩效表现 |
| 二、行政托管的内在张力与渐进调试 |
| 第六章 区政合一的互嵌式融合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文献回顾与互嵌式融合发展分析 |
|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开发区脱嵌与互嵌式融合发展 |
| 第二节 融合发展制度性困境与双向互嵌理性选择 |
| 一、宏观政策的模糊、叠加、多元与开发区制度供给 |
| 二、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取向与开发区经济增长极定位 |
| 三、开发区管理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双向互嵌式整合 |
| 四、开发区权力不完全内生关联与双向互嵌融合发展 |
| 第三节 区政合一模式案例比较分析 |
| 一、案例选择 |
| 二、案例描述 |
| 三、区政合一案例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政合一模式现实问题 |
| 一、向传统行政区回归的风险增大 |
| 二、行政文化融合的渐进性 |
| 三、行政协调的三重困境 |
| 第五节 区政合一模式评价与未来走向 |
| 一、区政合一模式的经济逻辑 |
| 二、区政合一模式的政治逻辑 |
| 三、区政合一模式的社会逻辑 |
| 四、区政合一模式模式前景思考 |
| 第七章 开发区融合发展模式的转换机制 |
| 第一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模式基本特征 |
| 一、融合发展模式的共性 |
| 二、融合发展模式的差异 |
| 第二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转换的驱动力 |
| 一、开发区融合发展的目标治理先导驱动 |
| 二、开发区融合发展的制度性成本关键驱动 |
| 三、开发区融合发展的资源保障性驱动 |
| 第三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选择与模式转换解释框架 |
| 一、开发区融合发展的可能选择方案 |
| 二、既定约束下开发区融合发展模式转换 |
| 第四节 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
| 一、融合发展多模式并行互补 |
| 二、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策略组合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企业化与行政化:开发区的最终归宿? |
| 三、法定机构型:融合发展的第三条路径 |
| 四、创新超越:开发区与行政区发展的变与不变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外资为何热衷开发区（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D]. 刘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2]开发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证据[D]. 刘慧.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4]《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的文化之变 ——在棋牌室的参与式观察[D]. 袁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7]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运营研究[D]. 韩文思.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8]广州市政府财政视角下规划实施的历史研究（1950-2010）[D]. 骆媛婷.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及转换机制研究 ——一个从分立到融合的过程逻辑[D]. 毕铁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