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注社情民意 力求议而有果（论文文献综述）
姚迈新[1]（2021）在《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机制研究——基于“广州街坊”群防共治组织的分析》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本文在解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围绕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广州的生动实践——"广州街坊"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如何建立与完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机制,进而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政策文本向实践运作的转换。
张蓉[2]（2021）在《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文中研究指明循化厅是清朝实施特殊族群管理与民族政策的典型场域,其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复杂,由此导致社会纠纷处理领域的“地方性”特色格外突出。经由循化厅衙门处理的案件可概分为“细故”与“重案”。历史上,该区域社会内形成了各类社会纠纷照依土俗予以裁断的惯性机制。国家权力作为介入性力量,为循化厅提供了多样化的法律适用依据。然而,“细故”案件仍应视为民间调解失败后的例外情况,衙门对“细故”诉讼和息具结乐见其成,导致其大部止步于“中间阶段”既已结案。命盗重案虽深受重视,但审理却相当灵活:对涉及藏、蒙古等的重案,本应根据特别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处断,实则多参照民间习惯法罚服完结;对涉及撒拉、回、汉等的重案,本应依照《大清律例》处断,实则为律例与“番例番规”的杂糅,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群体性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部落冲突、寺院纠纷、族际冲突,亦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化为外事纠纷,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武装械斗的特点。前三类冲突频繁发生且循环往复,严重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并威胁王朝国家之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居中协调而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究其本质,官方对群体械斗与民间“细故”的处置并无不同:皆希冀借助地方权威充当乡老予以调解。虽每临以兵威,且有官员主张借机推行内地律例,但受制于“羁縻为政”总体统治框架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制约,终流于个别特例。即便涉及到“洋人”的群体性事件,被晚清政府视为头等大事者,也概莫能外。循化厅的设置,为缺乏整合而具有浓厚离散性的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为个体诉求“公平”与区域社会摆脱“无序”提供了可能和新的途径。然而,整体施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则导致了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传统民间力量依然强大,使之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社会纠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大清律例与特殊律例名存实亡,必须借助土俗与习惯法方能行之有效。这表明,缺乏高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势必难以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处置社会纠纷,就法论事、缘法而判终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
张金城[3]（2019）在《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是省人大工作中关键的行动者。在省级人大闭会期间,其常委会要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大部分职责。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党的多次重要会议及报告都将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列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任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不断改善,平均年龄逐渐降低,文化程度逐渐提高,女性成员逐渐增加,少数民族、民主党派、无党派成员保持适当规模,并实现了部分委员的专职化,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然而,也要看到,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的工作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不合理密切相关。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数量难以满足民主性、代表性和工作任务要求;年龄结构单一,总体年龄偏大,影响到了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专业背景人才较少,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不够深不够细;专职化比例较低,难以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职;官员比例偏高,难以充分反映各阶层的意见;等等。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一步推动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优化。本文力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在以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为重要任务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过程中,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基本现状是什么?省级人大常委组成人员结构上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应该如何推动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优化?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以描述现状、发现问题、分析成因和提出建议的逻辑框架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从规模、民族、党派、年龄、性别、专兼职情况、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地域背景等9个指标描述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现状,归纳出已取得的优化成效。第二部分,归纳和总结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规模、来源、年龄、专业化、专职化等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第三部分,针对研究发现的问题,就优化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提出以下建议:坚持省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任职模式;尽可能实现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专任;推动人大领导岗位从仕途“终点站”变为“中转站”;适量增加委员数量,扩大委员来源渠道;积极吸收年轻委员,形成多元化的年龄结构;努力改善委员知识结构,提高委员履职专业水平;进一步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做好专职委员的履职保障;给委员更多上升空间,打造“人大牌”干部。人大领域的改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敏感性、复杂性。优化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是一个情况比较复杂、操作比较困难的现实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坚持稳中有进的总基调。在坚持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下,努力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不断优化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
周燃[4]（2019）在《“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公共管理改革”理论渐渐受到大众和学界的关注,公众对参与社会事务抱有了更积极的态度。政府党风政风服务热线是政府为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行政效能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政府党风政风服务热线作为近年来显现出的政府公共服务品牌,其运作机理和社会意义都是公共管理领域较新的课题,当前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较浅显,系统性和专业性不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市“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却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并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热线为政府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供了便捷通道,及时解答和处置群众反映的问题,搭建了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鉴于此,本文选择“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服务热线改革作为研究内容,通过研究政府在服务群众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如何,利于改善今后政府的服务,这对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化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紧密结合当前国内政府服务热线发展趋势,对国内政府政风行风热线典型代表—成都市“成都面对面”热线的服务流程、服务载体和工作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力求获得有益启示。本文首先分析“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的概念界定;然后全文通过对案例的详细描述,包括背景、历程和主要措施。紧接着分析“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建设发展现状;总结提炼“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成都面对面”热线建设案例的典型性;文章进一步分别从服务流程、服务载体和工作体系等方面对“成都面对面”热线运营管理经验进行阐述,论述了其相应的建设内容、实施方法和所取得成效;文章最后总结“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建设的启示,探索出了促进政府和公民沟通的有效渠道。
冯志峰[5]（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黄梦娇[6]（2018）在《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指出李建勋是我国近代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他就在教育界与陶行知并称为“南陶北李”。然而,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于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研究基本阙如。李建勋的教育管理思想有大量值得挖掘和探析之处,对于其教育管理思想的研究将进一步拓宽对李建勋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民国时期的教育事业及社会面貌。本研究以李建勋的个人论着及当时与之相关的文件或公告为研究资料,采用文献研究法,力图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解读,呈现与概括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内容与特征,弥补现阶段对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研究的不足,并从中汲取教益以供当前教育管理研究与实践参考。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形成,源自其独特的成长教育经历及当时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西学东渐思潮的兴起与教育救国论的盛行,催生了李建勋去海外考察的想法。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浸染,为李建勋的教育改革思想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具体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加强立法以明确教育地位、促进教育行政工作及保障人民受教育权。同时,作为一个教育管理学者,李建勋强调必须在教育专章中加入行政组织层面的内容,如教育行政机关和人员的专业化要求。第二,为深化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李建勋提出了“省集权”和“民治制”思想。在中央对地方层面,中央适度放权以保证省教育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在政府对公众层面,人民实际参与能够促进教育行政的民主化。第三,在教育行政的专业化方面,李建勋尤其强调人才的专业化,并从教材的编写、教育行政自身的改良、督导体系的构建等方面进行改革。第四,在人才队伍管理方面,必须依靠专门途径培养教育专才并改善教师待遇。透过相关论着及其主张,我们发现其教育管理思想呈现出强烈的集权化与民主化、教育行政学术与专业化、求同存异的特征。李建勋主张在省集权的思想下追求教育民主,齐推教育行政专业化和学术化,并在吸取世界教育优势的情况下融入本土思考。李建勋的教育管理思想是中国近代教育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教育管理的重要启示价值体现为两个层面。在教育管理实践层面,它提醒我们关注集权与分权的平衡;进一步提升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化问题。在教育管理研究层面,在进行学科建设时,要坚持以中国本土为语境,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科学化为准则,如此才能推动教育管理学不断进步。
王永祥[7]（2017）在《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儒家作为传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文化派别,把修身齐家作为人生轨迹的基始性工作,特别强调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整体关联。儒家自创始以来就尤为重视家庭血缘亲情,重视对涉及家庭伦理道德等一系列家庭问题的思考,形成了众多理论特质明显、思想脉络清晰的家庭教育理性认识。本研究以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历史演进为线索,从构成理论研究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价值诉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入手,运用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注重史论结合,以展现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优秀理念。儒家学说诞生于先秦,儒家家庭教育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以萌生。“五经四书”奠定了儒家家庭教育的基本格局。孔子已经自觉地开展了家庭教育,并对家庭教育发表了诸多的见解。汉代,儒家学说受到空前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儒家学说影响力下降,但由儒家倡导的封建家庭理念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诞生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专着——《颜氏家训》。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得以丰富和发展,《帝范》的出现展示了帝王之家家庭教育的系统全面。从宋代开始,文人士大夫的家庭教育实践和理论思考异彩纷呈,思想家还有意建构系统完善的家庭教育理论。明清时期是家庭教育的繁盛时期,该时期保存下来的家教文本远超历史上的其它阶段,且家教文本在体例上多有创新。晚清以来,儒家家庭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儒家家庭教育开始解体,朝着近代新式家庭教育转型。天人关系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起着塑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儒家认为人生境界、轨迹的最高行事准则就是天道,人道是对天道的遵循和践行。儒家认为人的德性是人具有的天性（天赋）。在儒家那里,天有“神圣之天”、“德性之天”、“自然之天”的分别,因而人具有不同的天性。儒家“天人合德”的理念认为人只有完善自我,才能最终成就天所赋予人的宝贵德性。儒家认为人之施教和受教都要遵从人性,家庭教育之所以必需且紧要,就在于教育本身能促进家庭成员个性的完善。儒家家庭教育首重“明人伦”,即使家人、子弟形成相亲相爱的人伦道德理念。儒家家庭教育在“亲亲”之外,还重视“尊尊”,要求家庭成员养成尊重家庭以外人员的道德意识。儒家注意到家庭成员间的亲爱有可能发展成为溺爱,故强调“知爱与知教”的结合,不能置应有的教育和引导责任于不顾。儒家家风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以循礼守制为核心的家风,以累世美德为核心的家风,以传世之学为核心的家风。儒家认为正己才能正家,只有家庭施教主体修养得法,才能培育出良好的家风。儒家尤其重视女性（特别是主妇）在家风培育过程中的作用。儒家尤其重视家庭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注重发挥家庭教育在化民导俗方面的能动作用,认为只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化两相促进,才能营造出良风美俗。“正家之道”是儒家关于和顺家庭关系的教育。儒家在父子关系上倡导“父慈子孝”,即父辈要关爱教育晚辈,晚辈则要孝敬长辈;兄弟之间要做到“兄友弟恭”,即同辈之间要相亲相爱,相互协助和睦相处;夫妻间要做到“夫义妻贤”,即夫妻双方在婚姻缔结及存续期间应该相互关爱、相互尊重,共建美好家庭;儒家强调“长幼有序”,倡导代际之间要尊长爱幼。儒家提倡的家庭美德主要有勤俭、礼让、仁爱、谦虚、忠孝、敦学、和睦等。儒家家庭教育提倡的“家国情怀”包含四方面:首先是“齐家”,一是“修身以齐家”,二是“治生以齐家”,三是“制用以齐家”。其次是“亲宗族”,一方面,儒家提倡要“周济族人”,即宗族间要扶危救困患难相恤;另一方面,要“教导族众”,加强对族人的规戒引导和教育。儒家家庭教育提倡“睦乡邻”,做到“与邻为善”、“礼待乡曲”、“里仁为美”。最后是“爱国家”,教育家庭成员要热爱国家、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惜牺牲自我以维护国家统一。家训是家庭教育过程中对施教者的一系列训诲、示教的总结。这种教育方式促进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化。家规教育把家庭教育的有关内容,用硬性规定表达出来,要求家庭成员普遍遵守。家礼教育就是通过系统全面的礼仪教育使家庭伦理道德具体化为家庭成员的行为素养。私塾也是传统中国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儒家家庭教育把人际交往看成是完善自我的重要方式,所谓“以友辅仁”说的就是这种理念。儒家家庭教育也提倡游学,主张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儒家家庭教育还注重选择合理的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宽严相济、榜样示范、说理教育、启发诱导、内省自觉等都是儒家最为普遍的家庭教育方法,这些方法是儒家家庭教育实践智慧的结晶。借鉴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现代家庭教育要注重道德涵养,要注重方法得当,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文明家风。
熊昌[8]（2016）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进路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管理国家事务的平台,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的精神。人民陪审员员制度是依法定程序选取的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参与司法审判活动,并与法官基本享有同等权利的司法制度。该制度肩负着彰显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及制约司法权专断的使命。但当下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不畅,在光鲜的外表下由于种种原因制约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其应然的价值与实然的功能。为人民陪审员制度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重归本源理念,本文乘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之东风,对我国陪审制度实践运行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力图了解人民陪审员制度当下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对困境作出理论与实务上的成因分析,找出符合我国“土壤”的可行性进路。本文内容由引言与四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对我国陪审制度发展历程及价值功能进行概述,包括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发展历程及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功能,诸如民主价值与司法功能。第二章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证分析。一是以X区法院为例来调查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状况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二是公众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认知进行调查与分析。第三章总结了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困境及其原因所在,包括民主价值弱化、制度设计上的错位与司法运行中的变异、民众公民意识缺失、审判机制及诉讼程序不配套等几个方面。第四章为探求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可行性进路,从强化人民陪审员民主功能、推行陪审员只参与“事实审”、合理设计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完善配套审判机制与诉讼程序以及强化民众陪审意识几点来改造并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周岑银[9]（2015）在《公共理性视域下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构研究》文中指出就关系公共利益的问题经由公民公共协商达成一致或共识、形成决策或治理方案的民主形式即为协商民主。一方面,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公共协商过程,把公民视作为公共决策的制定者和公共治理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协商民主又强调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遵循公共理性的原则,促使公民摈弃私利转而诉诸公共利益来给出彼此都能接受和信服的理由,以此证明其决定或主张的正当性。公共理性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共享的理性,存在于主体间相互交往和话语理解当中,适用于在正式的政治过程和非正式的公共领域中参加政治辩护的公民主体；公共理性是多元的、动态的、不确定的,需要通过平等参与、公共辩论寻求共识,因而它规范着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促使其偏好转换从而达成符合公共利益的民主决策。所以,正是公共理性开启了协商民主,也成为了协商民主的合法性基础。自从2000年以来,国内学界陆续引介协商民主理论并掀起了“协商民主热”。这期间,虽然推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着而使其受到极大程度的关注,但针对有关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即公共理性的论证和探析仍很有限。因此,选择从公共理性角度来探究中国的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公共理性的分析维度既揭示了协商民主的理论依归,又诠释了协商民主的制度规范,从而有助于建构中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全文由导论、主体和结语所组成。就研究内容和行文逻辑来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基于对现代代议制民主及其个人理性的反思而提炼出公共理性原则及其协商民主规范,而后者在实现公民参与、包容多元意见、化解利益分歧和促进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适应性；第二部分是制度建构,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在考察和分析中国特定的政治结构及内含的制度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依据公共理性理论及其协商民主的规范性要求,既力图实现既有协商政治的民主化转型,又力图从政治系统和公共领域内开辟协商民主新空间。就具体内容来说,第一章揭示了公共理性对个人理性的质疑及其所开启的协商民主形式。盛行于世的代议制民主激发了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理性,而个人理性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多数原则下的公共决策过程既不能体现公共意志,也无法确保公民之间的平等,以致扭曲了民主的本质；然而,生发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理性诉诸公共利益,强调公民充分而平等的参与。公共理性理论力图取代传统的个人理性主义,主张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协商过程达成普遍共识,从而建构了一种更加真实的、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协商民主形式。第二章阐释了公共理性观念及其公共协商的合理性与适应性。一是公共理性的民主观意指公民的实质性参与,这种参与强调公共协商而非公共投票、遵循更佳论证理由达成决策而非以简单多数表决取胜；二是公共理性的协商平台呈现出结构性的包容力量,而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决策主体的普遍平等参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正和决策目的的正当合理等三个方面；三是公共理性的问题指向是利益分化和共识难题,尽管多元利益诉求导致了社会分歧不断扩大,致使政治共识成为现实性难题,但公共理性的话语交往方式促使了个体偏好转向公共偏好、利益分歧回归理性共识；四是协商民主的微观实现形式具有嵌入政治结构的渐进民主化能力,因为它既是微型的民主形式,又是柔性的民主形式,以至于不仅能够融入政治秩序,也能够与政治结构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着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第三章探讨了中国既有协商政治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转型。协商政治基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传统,是旨在征集公众信息、协调行动目标、增强决策民意基础的一种政治形式。它有助于保持政治开明、扩大民意基础以及维护统一战线政权,因而相较于个人专断来说,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在权力结构、议事方式和决策结果上与协商民主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协商民主不仅仅取决于公众意见,更关涉到权力秩序；不仅仅取决于利益表达,更关涉到公共理性所理解和论证的公共利益；不仅仅取决于公共辩论本身,更关涉到公共辩论结果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基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既有的协商政治有待于发展为协商民主。由此,借助案例分析,意在推动从人民民主的政治宣言转变为面对面的公民协商、从群众路线的走访调研转变为官民的协商对话、从咨询性的政治协商转变为决策性的协商民主、从精英化的公共决策转变为参与式的民主决策以及从随性化的民主恳谈和议事会转变为规范化的协商民主制度。第四章提出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内开辟协商民主制度新的发展空间。自从罗尔斯认肯国家制度内发展协商民主的可能性之后,哈贝马斯和德雷泽克更进一步地论证了协商民主可以发生在国家制度、公共领域等不同的层面和领域,这为协商民主制度实践提供了学理上的重要依据。拓展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空间具有三种逻辑理路：其一,将协商民主纳入到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最常规的做法；其二,中国日益开放的公共领域有助于协商民主的推广和应用；其三,借鉴域外有益的制度设计可以弥补中国特定领域协商民主制度设施的不足。当前,中国最高决策层积极倡导在全社会发展协商民主,力争建构程序合理、运行规范的协商民主体系。由此,从现实可行性和制度有效性的角度考量,借助特定的程序设计（附图表）,意在从人大立法的民主建制、司法审判的理性合意、社会组织共同的愿景和行动方案以及政府科技政策的公民认同和共识构想来相应地拓展出立法协商的双轨制、司法协商的陪审制、社会协商的愿景工作坊以及政策协商的公民会议等新的协商民主制度形式。总之,协商民主是由公共理性所规范的,它是民主制度,也是治理形式,更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发展协商民主有助于充分实现公民参与、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提升公共决策品质以及促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要使中国协商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必须进行一些有益的制度设计。
吕慧燕[10]（2015）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是我国人民民主的两种形式之一，又是我国的一项政治制度。无论是作为一种民主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这只“无形之手”的影响。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对于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中的协商民主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文化渊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西方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协商因素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中共的协商民主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执政党文化渊源。通过厘清各种文化因素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生性，进而阐释了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的路径，以期对拓展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及和谐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本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对学术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六章进行论述。第2章协商民主文化渊源概述。主要介绍了协商民主概述、文化渊源概述、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概述。关于协商民主的概述，论文主要从西方协商民主发展与内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两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文化渊源的概述，论文主要从文化界定、文化渊源两方面展开论述。最后指出理论文化渊源、西方文化渊源、传统文化渊源、执政党文化渊源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渊源的内容。第3章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文化渊源。主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统一战线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党合作思想。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主思想，论文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思想、列宁的民主思想两方面展开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统一战线思想，论文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两方面展开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党合作思想，论文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党合作思想、列宁的多党合作思想两方面展开论述。第4章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西方文化渊源。主要介绍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嬗变、西方协商民主文化的特点、西方协商民主的启示。关于西方协商民主的嬗变，论文主要从古代雅典城邦协商民主、近代精英协商民主、现代西方协商民主三方面展开论述。关于西方协商民主文化的特点，论文主要从理性、平等性、程序性三方面展开论述。关于西方协商民主的启示，论文主要从以群众路线为引领、以培育公民精神为基础、以有序政治参与为原则、以完善制度体系为目标四方面展开论述。第5章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主要介绍了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关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论文主要从和合思想的涵义、和合思想的发展、和合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契合、和合思想的缺陷四方面展开论述。关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论文主要从中庸思想的涵义、中庸思想的发展、中庸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契合、中庸思想的缺陷四方面展开论述。关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论文主要从民本思想的涵义、民本思想的发展、民本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契合、民本思想的缺陷四方面展开论述。关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论文主要从“大一统”思想的涵义、“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大一统”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契合、“大一统”思想的缺陷四方面展开论述。第6章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执政党文化渊源。主要介绍了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现实实践与协商民主。关于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论文主要从群众路线的涵义、群众路线的发展、群众路线对协商民主的推动三方面展开论述。关于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论文主要从统一战线的涵义、统一战线的发展、统一战线对协商民主的推动三方面展开论述。关于现实实践与协商民主，论文主要从国家层面协商民主的完善、社会层面协商民主的推进两方面展开论述。第7章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主要介绍了培育公民的协商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协商参与能力、拓展协商民主的传播渠道、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关于培育公民的协商参与意识，论文主要从克服臣民意识影响、增强政治参与积极性两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提高公民的协商参与能力，论文主要从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提高公民的协商能力两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拓展协商民主的传播渠道，论文主要从提高社会教育水平、强化传统媒体作用、重视网络媒介作用三方面展开论述。关于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主要从加快程序化建设、推进制度化建设、推进多层次建设三方面展开论述。结语部分对全文的论证思路及观点进行了简要总结。
二、关注社情民意 力求议而有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注社情民意 力求议而有果（论文提纲范文）
（1）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机制研究——基于“广州街坊”群防共治组织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与价值 |
|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
|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 |
| 1. 增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共识 |
| 2. 减少政府和社会分散个体的“有限理性” |
| 3. 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践中的“软实力” |
| 二、“广州街坊”——社会治理共同体在超大城市的生动实践 |
| （一）平台打造：发挥平安建设促进会“枢纽”式平台作用 |
| （二）队伍建设：以地缘、业缘和趣缘等关系联结社会力量 |
| （三）社会“吸附”：多种形式激励社会参与 |
| （四）品牌推广：加大“广州街坊”品牌塑造与宣传力度 |
| （五）技术协同：助力“广州街坊”工作开展 |
| 三、建立与完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机制 |
| （一）打造融合共治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品质 |
| （二）运用民主协商机制，促成一致性行动共识 |
| （三）建立社会动员机制，增进社会参与度 |
| （四）强化利益共享机制，实现社会成员的风险共担 |
| （五）形成集体行动机制，突破“集体行动困境” |
| （六）依靠科技赋能机制，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
（2）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档案介绍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对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
| (二)对清代法制体系及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 |
| (三)对清代地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 |
| (四)对清代甘青涉藏地区法治状况的研究 |
| (五)对清代循化厅权力机制与社会纠纷解决的研究 |
| (六)学术史评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方法与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三)创新与局限 |
| 五、内容简介 |
| (一)范围界定 |
| (二)主要问题 |
| 第一章 循化厅的建制沿革与法律秩序 |
| 第一节 清代循化厅的地区概况 |
| 一、疆域范围与特征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清代循化厅的建制沿革 |
| 一、循化厅的历代沿革 |
| 二、雍正二年后的治理 |
| 第三节 晚清循化厅的基层社会 |
| 一、乾隆年间的“族、工、屯、寨” |
| 二、光绪年间的“汉、回、番、撒” |
| 三、两大寺院集团 |
| 第四节 晚清循化厅的法律秩序 |
| 一、法律形式 |
| 二、司法官员 |
| 三、调解角色 |
| 四、存在问题 |
| 五、诉讼类型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循化厅“细故”案件的规制与实践 |
| 第一节 大量“细故”止于诉讼“中间阶段” |
| 一、官方规制 |
| 二、衙门反应 |
| 第二节 官府对“细故”和息乐见其成 |
| 一、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
| 二、循化厅衙门的考量 |
| 三、循化厅同知的处境 |
| 第三节 民众的成本考量与民间力量的强大 |
| 一、民众的成本考量 |
| 二、民间力量的强大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循化厅藏族重案的处理办法 |
| 第一节 晚清循化厅重案审理的官方规制 |
| 一、逐级审转覆核制 |
| 二、州县衙门的重案审理规制 |
| 第二节 “冬至保”案及其审断特色 |
| 一、“冬至保”案的情节与背景 |
| 二、“冬至保”案的审断特色 |
| 第三节 土俗民情与特殊律例 |
| 一、循化厅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 |
| 二、循化厅的地方干预能力不足 |
| 三、当地的土俗民情与司法文化 |
| 第四节 “羁縻”为政下的法律实践 |
| 一、清朝在涉藏地区的施政理念 |
| 二、强大的地方文化权力网络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循化厅撒拉、回、汉等族重案的审理 |
| 第一节 清朝对撒拉的治理 |
| 一、撒拉的族源 |
| 二、撒拉的内地化 |
| 第二节 撒拉、回族的寻常命盗重案解决 |
| 一、“律例”和“实用”的兼容 |
| 二、遵从民间习惯法调解和息 |
| 第三节 各民族之间的寻常命盗重案 |
| 一、汉族与回、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二、回族与藏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第四节 注重实用性审断民族重案的弊端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循化厅蒙藏部落纠纷与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的诉讼与解决 |
| 一、多哇、河南蒙旗的冲突因由 |
| 二、诉讼过程 |
| 三、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多哇、河南蒙旗纠纷解决中的官府 |
| 一、处理蒙藏纠纷的行政网络 |
| 二、处理蒙藏纠纷的掣肘之处 |
| 第三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中的地方势力 |
| 一、多元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
| 二、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 |
| 三、藏族聚居区的特殊权力机制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循化厅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与纠纷解决 |
| 第一节 清政府对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 |
| 一、外国人纷至沓来 |
| 二、清政府的管控措施 |
| 三、管控措施的问题 |
| 第二节 涉藏地区的外事冲突与官方应对 |
| 一、洋人携条约自重不服管控 |
| 二、当地藏族民众浓厚的排外情绪 |
| 第三节 保安教案的发生过程与纠纷解决 |
| 一、“佛耶”冲突的累积与保安教案的爆发 |
| 二、甘肃各级政府的应对措施与解决方案 |
| 三、官府应对策略及其成因的总结分析 |
| 反思与小结 |
| 结语 |
| 一、解决机制 |
| 二、总体特征 |
| 三、总结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主题 |
| (四)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五)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描述性分析 |
| (一) 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指标划分 |
| (二) 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构现状 |
| (三) 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结构现状 |
| (四) 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特点 |
| 二、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存在的问题 |
| (一) 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构现存问题 |
| (二) 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结构现存问题 |
| 三、优化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对策 |
| (一) 优化原则与要求 |
| (二) 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构的优化路径 |
| (三) 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结构的优化路径 |
| 四、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期间科研情况及奖励 |
| 致谢 |
| 附录 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基本信息 |
（4）“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内容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内容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 |
| 1.3.2 国内研究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政府 |
| 1.4.2 热线 |
| 1.4.3 政府服务热线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公共服务理论 |
| 1.5.2 政府职能转变理论 |
| 1.5.3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1.6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6.1 主要思路 |
| 1.6.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我国政府“党风政风”热线的基本情况 |
| 2.1 “党风政风”热线的形成背景 |
| 2.1.1 党务政务公开改革的必然要求 |
| 2.1.2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渠道 |
| 2.1.3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时代选择 |
| 2.2 “党风政风”热线的重要意义 |
| 2.2.1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
| 2.2.2 健全群众信息反馈渠道,维护社会稳定 |
| 2.2.3 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 |
| 2.3 目前我国“党风政风”热线普遍存在的问题 |
| 2.3.1 群众诉求不能及时答复 |
| 2.3.2 对诉求答复不明确 |
| 2.3.3 问题解决方案难以有效落实 |
| 2.4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的典型性 |
| 2.4.1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在行政改革领域具有创新性 |
| 2.4.2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 |
| 2.4.3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建设对其他地区具有示范性 |
| 第三章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案例描述 |
| 3.1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建设背景 |
| 3.1.1 我国各地政府党风政风服务存在一系列问题 |
| 3.1.2 随时代发展社会治理工作的复杂性不断增加 |
| 3.1.3 党风政风服务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路径 |
| 3.2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建设历程 |
| 3.2.1 初步发展阶段 |
| 3.2.2 标准化整合阶段 |
| 3.2.3 大数据建设应用阶段 |
| 3.3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建设的主要内容 |
| 3.3.1 组织架构 |
| 3.3.2 运营机制 |
| 3.3.3 服务内容 |
| 3.3.4 服务理念 |
| 3.3.5 保障措施 |
| 3.4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取得的成效 |
| 3.4.1 优化了政府服务 |
| 3.4.2 满足了群众诉求 |
| 3.4.3 提升了行政效率 |
| 3.5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关键要素 |
| 3.5.1 服务平台 |
| 3.5.2 运行体系 |
| 3.5.3 考核制度 |
| 第四章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服务平台分析 |
| 4.1 服务平台的内容 |
| 4.1.1 服务平台的概念界定 |
| 4.1.2 党风政风服务平台建设的基本内容 |
| 4.2 服务平台的主要载体 |
| 4.2.1 平台网站 |
| 4.2.2 热线简报 |
| 4.2.3 媒体连线 |
| 4.2.4 来信选登 |
| 4.3 服务平台的建设成效 |
| 4.3.1 促进了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 |
| 4.3.2 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
| 4.3.3 推动了政府服务模式的创新 |
| 第五章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运行体系分析 |
| 5.1 运行体系的内容 |
| 5.1.1 运行体系的概念界定 |
| 5.1.2 党风政风服务运行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
| 5.2 运行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
| 5.2.1 工作组 |
| 5.2.2 分中心 |
| 5.3 运行体系的建设成效 |
| 5.3.1 构建了专业的热线服务渠道 |
| 5.3.2 提升了热线平台的服务效率 |
| 5.3.3 打造了标准化的运营流程 |
| 第六章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考核制度分析 |
| 6.1 考核制度的内容 |
| 6.1.1 考核制度的概念界定 |
| 6.1.2 党风政风服务考核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 |
| 6.2 考核制度的主要方面 |
| 6.2.1 工作态度的考核 |
| 6.2.2 工作能力的考核 |
| 6.2.3 工作绩效的考核 |
| 6.3 考核制度的主要成效 |
| 6.3.1 完善了平台服务管理标准 |
| 6.3.2 提高了平台服务的满意度 |
| 6.3.3 提升了工作人员服务积极性 |
| 第七章 对其他地区党风政风热线建设的启示 |
| 7.1 服务平台是政府服务热线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 |
| 7.2 运行体系是政府服热线取得实效的重要抓手 |
| 7.3 制度考核是政府服热线评价监督的重要手段 |
| 第八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教育管理历史研究方式的提出 |
| (二) 关于民国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
| (三) 关于李建勋师范教育思想的研究 |
| (四) 关于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研究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李建勋的生平与其教育管理思想之渊源 |
| 一、李建勋的教育人生 |
| (一) 受启蒙教育时期 |
| (二) 受高等教育时期 |
| (三) 担任教育管理者时期 |
| 二、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时代背景 |
| (一) 西学东渐思潮的兴起 |
| (二) 教育救国论的盛行 |
| 三、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历史溯源 |
| (一)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 |
| (二) 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浸染 |
| 第二章 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
| 一、立法为基:构建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 |
| (一) 需要:宪法内为何须有教育专章 |
| (二) 性质:教育专章内应包有何项事宜 |
| 二、体制为本:改革教育管理组织形式 |
| (一) 省集权——中央统筹、地方负责 |
| (二) 民治制——大权在民、发扬民主思想 |
| 三、专业为用:实现专人管理以确保行政胜任 |
| (一) 编写教育行政的专门教材 |
| (二) 改革教育行政自身弊病 |
| (三) 构建专业化的督导体系 |
| 四、人才为要:加强各级各类人才队伍管理 |
| (一) 注重培养教育专门人才 |
| (二) 提倡改善教师待遇 |
| (三) 以专门途径塑造人才 |
| 第三章 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集权与民主并存 |
| (一) 追求民主 |
| (二) 适度集权 |
| 二、专业与学术齐头并进 |
| (一) 推动教育行政专业化 |
| (二) 推动教育行政学术化 |
| 三、世界影响与本土思考交融 |
| (一) 取世界教育之优势 |
| (二) 合中国社会之需要 |
| 第四章 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对教育管理实践的启示 |
| (一) 重构教育治理体系 |
| (二) 提升教育治理能力 |
| 二、对教育管理研究的启示 |
| (一) 以“中国本土”为语境 |
| (二) 以“问题解决”为导向 |
| (三) 以“科学性”为准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7）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问题说明 |
| （一）家庭 |
| （二）教育 |
| （三）家庭教育 |
| （四）儒家家庭教育思想 |
| 第一章 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 |
| 一、周公家教：以《康诰》、《大诰》与《酒诰》为中心 |
| 二、孔子家教 |
| 三、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基本经典：“五经”与“四书” |
| 第二节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发展 |
| 一、刘邦《手敕太子文》 |
| 二、董仲舒的家庭教育思想 |
| 三、司马谈的《命子迁》 |
| 四、诸葛亮的《诫子书》与《诫外甥书》 |
| 五、古今家训之祖：《颜氏家训》 |
| 第三节 唐宋时期：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完善 |
| 一、李世民的家庭教育思想 |
| 二、范仲淹的家庭教育思想 |
| 三、包拯的《包拯家训》 |
| 四、欧阳修的家庭教育思想 |
| 五、司马光的家庭教育思想 |
| 六、朱熹的家庭教育思想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儒家家庭教育的繁盛及转向 |
| 一、王阳明的家庭教育思想 |
| 二、古代最着名的《朱子家训》 |
| 三、千古第一家训《曾国藩家训》 |
| 四、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近代转向 |
| 第二章 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理论起点 |
| 第一节 儒家天人关系中的人 |
| 一、天人合一与人的属性 |
| 二、天人合德对人的本质规定 |
| 第二节 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
| 一、人性 |
| 二、人性之善恶 |
| 三、人性之善何以可能 |
| 第三章 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价值诉求 |
| 第一节 明人伦 |
| 一、人伦 |
| 二、亲亲与尊尊 |
| 三、知爱与知教 |
| 第二节 正家风 |
| 一、家风 |
| 二、正己正家 |
| 三、宜其家人 |
| 第三节 美风俗 |
| 一、家风与世风 |
| 二、厚俗与新民 |
| 第四章 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基本构成 |
| 第一节 正家之道 |
| 一、父慈子孝 |
| 二、兄友弟恭 |
| 三、夫义妻贤 |
| 四、长幼有序 |
| 第二节 家庭美德 |
| 一、勤俭 |
| 二、忍让 |
| 三、仁爱 |
| 四、谦虚 |
| 五、忠孝 |
| 六、重学 |
| 七、和睦 |
| 第三节 家国情怀 |
| 一、齐家 |
| 二、亲宗族 |
| 三、睦乡邻 |
| 四、爱国家 |
| 第五章 儒家家庭教育的方式与方法 |
| 第一节 儒家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 |
| 一、家训教育 |
| 二、家规教育 |
| 三、家礼教育 |
| 四、私塾 |
| 五、交游 |
| 第二节 儒家家庭教育方法 |
| 一、因材施教法 |
| 二、循序渐进法 |
| 三、宽严相济法 |
| 四、榜样示范法 |
| 五、说理教育法 |
| 六、启发诱导法 |
| 七、内省自觉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进路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问题的提出 |
|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陪审制度发展历程及价值功能概述 |
| 第一节 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功能 |
| 一、人民陪审制度的民主价值 |
| 二、人民陪审制度的司法功能 |
| 第二章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证调查范围及对象 |
| 一、样本地区的基本情况 |
| 二、样本的考查方式：调查对象、调查方式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状况：以X区法院为例 |
| 一、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与培训 |
| 二、人民陪审员的考核与经济补助 |
| 三、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情况 |
| 第三节 公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认知及分析 |
| 第三章 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困境及其原因 |
| 第一节 民主价值弱化 |
| 一、选任缺乏民主代表性 |
| 二、参审权利淡化 |
| 第二节 制度设计上的错位与司法运行中的变异 |
| 一、选任“门槛高”、培训法律化 |
| 二、任期、考核形式行政化 |
| 三、经济补助依附性强 |
| 第三节 审判机制及诉讼程序不配套 |
| 第四节 民众公民意识缺失 |
| 第四章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可行性进路 |
| 第一节 强化人民陪审员民主功能 |
| 一、降低选任资格条件、扩大选任范围 |
| 二、变更人民陪审员主管机构 |
| 三、减化参审次数，真正落实随机抽取原则 |
| 四、强化陪审员陪审职责，实现权与责的统一 |
| 第二节 推行陪审员只参与“事实审” |
| 第三节 合理设计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 |
| 一、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 |
| 二、明确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 |
| 三、落实当事人陪审选择权 |
| 第四节 完善配套审判机制与诉讼程序 |
| 第五节 强化民众陪审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公共理性视域下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限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假设与论证思路 |
| 第一章 公共理性对个人理性的质疑与协商民主的兴起 |
| 第一节 基于选举的代议制民主及其个人理性 |
| 第二节 个人理性对民主本质的扭曲 |
| 第三节 公共领域与公共理性 |
| 第四节 公共理性对协商民主的呼唤 |
| 第二章 公共理性观念及其公共协商的合理性与适应性 |
| 第一节 公共理性的民主观：“参与”比“投票”更民主 |
| 第二节 公共理性的平台：结构性的包容力量 |
| 第三节 公共理性的问题指向：利益分化和共识难题 |
| 第四节 协商民主：嵌入政治结构的渐进民主化能力 |
| 第三章 从协商政治到协商民主的制度转型 |
| 第一节 从人民民主的政治宣言到面对面的公民协商 |
| 第二节 从群众路线的走访调研到官民的协商对话 |
| 第三节 从咨询性的政治协商到决策性的协商民主 |
| 第四节 从精英化的公共决策到参与式的民主决策 |
| 第五节 从民主恳谈和议事会的随性化到规范化 |
| 第四章 协商民主制度试验空间的拓展 |
| 第一节 双轨制：立法协商的民主建制 |
| 第二节 陪审制：司法协商的理性合意 |
| 第三节 愿景工作坊：社会协商的愿景与行动设计 |
| 第四节 公民会议：政策协商的共识构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协商民主文化渊源概述 |
| 2.1 协商民主概述 |
| 2.1.1 西方协商民主发展与内涵 |
| 2.1.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 |
| 2.2 文化渊源概述 |
| 2.2.1 文化界定 |
| 2.2.2 文化渊源 |
| 2.3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概述 |
| 第3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文化渊源 |
| 3.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主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思想 |
| 3.1.2 列宁的民主思想 |
| 3.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统一战线思想 |
| 3.2.1 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 |
| 3.2.2 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 |
| 3.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党合作思想 |
| 3.3.1 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党合作思想 |
| 3.3.2 列宁的多党合作思想 |
| 第4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西方文化渊源 |
| 4.1 西方协商民主的嬗变 |
| 4.1.1 古代雅典城邦协商民主 |
| 4.1.2 近代精英协商民主 |
| 4.1.3 现代西方协商民主 |
| 4.2 西方协商民主文化的特点 |
| 4.2.1 理性 |
| 4.2.2 平等性 |
| 4.2.3 程序性 |
| 4.3 西方协商民主的启示 |
| 4.3.1 以群众路线为引领 |
| 4.3.2 以培育公民精神为基础 |
| 4.3.3 以有序政治参与为原则 |
| 4.3.4 以完善制度体系为目标 |
| 第5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
| 5.1 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 |
| 5.1.1 和合思想的涵义 |
| 5.1.2 和合思想的发展 |
| 5.1.3 和合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契合 |
| 5.1.4 和合思想的缺陷 |
| 5.2 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
| 5.2.1 中庸思想的涵义 |
| 5.2.2 中庸思想的发展 |
| 5.2.3 中庸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契合 |
| 5.2.4 中庸思想的缺陷 |
| 5.3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
| 5.3.1 民本思想的涵义 |
| 5.3.2 民本思想的发展 |
| 5.3.3 民本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契合 |
| 5.3.4 民本思想的缺陷 |
| 5.4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 |
| 5.4.1 “大一统”思想的涵义 |
| 5.4.2 “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
| 5.4.3 “大一统”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契合 |
| 5.4.4 “大一统”思想的缺陷 |
| 第6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执政党文化渊源 |
| 6.1 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 |
| 6.1.1 群众路线的涵义 |
| 6.1.2 群众路线的发展 |
| 6.1.3 群众路线对协商民主的推动 |
| 6.2 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 |
| 6.2.1 统一战线的涵义 |
| 6.2.2 统一战线的发展 |
| 6.2.3 统一战线对协商民主的推动 |
| 6.3 现实实践与协商民主 |
| 6.3.1 国家层面协商民主的完善 |
| 6.3.2 社会层面协商民主的推进 |
| 第7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的培育和发展 |
| 7.1 培育公民的协商参与意识 |
| 7.1.1 克服臣民意识影响 |
| 7.1.2 增强政治参与积极性 |
| 7.2 提高公民的协商参与能力 |
| 7.2.1 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 |
| 7.2.2 提高公民的协商能力 |
| 7.3 拓展协商民主的传播渠道 |
| 7.3.1 提高社会教育水平 |
| 7.3.2 强化传统媒体作用 |
| 7.3.3 重视网络媒介作用 |
| 7.4 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
| 7.4.1 加快程序化建设 |
| 7.4.2 推进制度化建设 |
| 7.4.3 推进多层次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关注社情民意 力求议而有果（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机制研究——基于“广州街坊”群防共治组织的分析[J]. 姚迈新. 探求, 2021(03)
- [2]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D]. 张蓉. 兰州大学, 2021(12)
- [3]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优化研究[D]. 张金城.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研究[D]. 周燃.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李建勋教育管理思想及其启示研究[D]. 黄梦娇.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7]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研究[D]. 王永祥. 兰州大学, 2017(01)
- [8]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进路探析[D]. 熊昌. 深圳大学, 2016(05)
- [9]公共理性视域下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构研究[D]. 周岑银. 武汉大学, 2015(01)
- [10]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研究[D]. 吕慧燕. 吉林大学, 2015(08)
标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