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述要（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伟[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张霜[2]（2021）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和展开。而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则需要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论述。历史研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包括实践史和思想史研究两个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史而言,它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就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建设实践,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起始却要远远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选择以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的梳理为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梳理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想在思想梳理中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做未来展望。为此,本研究在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中将其分为了七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现代化的一般解释,着重从现代化的产生和研究的提出、现代化的基本含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多样性存在的影响因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蕴及其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几个方面做现代化的基础认知和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探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起,主要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化理论的内容、现代化理论的流派和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缺陷,阐述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意义。第四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列宁斯大林苏联政权建设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思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和拓展,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改革、东欧国家的本土化现代化探索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陷入了曲折发展。第五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探索,包括早期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望和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六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即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和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七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丰富,梳理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阐明中国新发展阶段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指出中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刘华超[3]（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娟[4]（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文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交往和发展,一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都发生在一定语境之中,离开了一定的话语语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就变得无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译的依据,而且会推动或阻碍话语主体之间的有效交往,还会促进或阻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语境建设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不仅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境构建力,而且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指在一定语言规则的引导下,并且在一定的语境中,话语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以语言为工具来描述、宣传、灌输、交往、解释、说服、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达到话语主体双方认知域上共识的言语结果和产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言语场域以及在该言语场域中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中心体的产生、交往、传播和发展的系统内外环境因素的总和。外语境是指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之外,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的总和,主要由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两个方面构成,社会语境由经济、政治和文化语境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语境的构成因素是指该话语系统内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产生、交往、传播和发展的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时间、话语空间、话语媒介等因素。内外语境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外语境决定和制约着内语境,而内语境则精准体现着外语境,二者共同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基于一定内外语境建构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获得话语接受者的接受,才能内化和外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内涵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具有阶级性、动态性、建构性、生活性和人本性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必可少的组成部分,还是其话语形式的塑型、话语生命力的彰显以及话语的准确理解的基础和依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沟通话语和交流情感的场所,而且阻碍或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意义重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是建立在古今中外与之相关理论基础上的,探寻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采颉相关的理论资源,有助于夯实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系统纷繁复杂,对其展开分类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语境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充分发挥和实现其语境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依据语境因素性质不同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和精神语境。物质语境具有客观性、影响广泛和可创造性,而精神语境具有客观性、时空维度的开放性、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上的指引性以及影响的长期性等特点。根据语境因素是否具有主体性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和客体语境,主体语境具有主观性和差异性,而客观语境具有动态性等特点。依据时空维度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和现时语境,积淀语境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潜隐性,而现时语境具有即时性、构建性等特点。依据语境的状态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和隐形语境,显性语境具有可变性和开放性、直接性和显着性,而隐形语境具有差异性和稳固性、非直接性等特点。依据语境存在方式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与虚拟语境,现实语境具有真实性、场景性和人文性,而虚拟语境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等特点。这些不同类型语境因素的特点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是指其话语语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外部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特性以及以一定方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外化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具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效性、推动话语发展、提升话语权、具有唤起话语受众积极情感、对话语受众进行思想品德塑造等主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实现过程由确立正确价值取向、实施功能的投入以及发挥功能实现的效果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话语主体在通过功能实现效果来查找问题和分析原因,结合新情况,提出新的功能目标,确立新的功能价值取向、实施新的投入,从而获得新的功能实现效果。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历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各个历史时期,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外语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理论上对这些经验进行概括总结,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基础,对进一步推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有重大意义。这些宝贵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建设,守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第三,关照话语受众语境建设,满足话语受众的合法利益;第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变化,积极回应时代新问题;第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媒介语境建设,话语媒介丰富多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是指完善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系统内各组成因素,彰显话语语境因素的整体合力,从而使得整个语境系统的功效得到最大发挥的过程和结果,其话语语境优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中心体的有效交往和健康发展。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是应对多元复杂话语空间挤压、应对话语媒介语境的挑战以及应对交往实效低下的需要。在政治性与开放性、人文性与价值性、生活性与科学性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话语受众语境、话语时空语境、话语媒介语境及副语言等内语境因素以及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等外语境因素,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合力,促进话语的和谐交往和良性发展。
郎明远[5]（2020）在《政治文化视阈下的当代中国“小组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同时也强调了:“要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由此可见,进一步探索在党的全面领导基础下具有部门高效协同运作、破除部门壁垒、有效应对复杂问题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已成为时代之势。在此背景下,广泛存在于党政体制内的各类“委员会”、“领导小组”及议事协调机构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相比于其活跃程度,学界给予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本研究正是基于当前的政治背景而展开,以期进一步把握具有强政治势能进行高位推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应有之义,为实现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中国之治”提供理论支撑。从政治学角度对我国“小组机制”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直观地从制度层面展现其宏观图景,如果辅以政治文化的观测视野,则有助于洞察制度存在与变革的内在蕴意。所以本研究尝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对我国“小组机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及社会化功效三个维度进行释义,揭示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及内在规律,同时也是为制度与文化二者搭建桥梁的学理性尝试,具有一定的视野新意和理论创新。本研究共分为六大部分,首先从“小组机制”的制度特性入手,了解其制度设计与党政制度的逻辑关系,并阐明其在当前治理体系下的政治价值;其次,基于这种基本认识,展开对我国“小组机制”的文化性研究。本研究选取了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认同、政治意识及政治社会化三个维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组成研究的核心部分。概括来讲,即透过政治认同维度,揭示来源于“小组机制”内外部政治认同与其组织结构形态的特异性关系,从而给出“小组机制”良好政治生态形成的成长路径;透过政治意识维度,阐明时代背景与社会诉求下“小组机制”存在的制度合理性,并通过其决策模式的变迁来加以印证;透过政治社会化维度,来揭示“小组机制”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如政治宣传、政治稳定、文化实现等社会化功效;再次,基于政治文化这三个维度的分析基础,分别指出从强化和贯彻新时代政治意识、巩固组织内外部政治认同力以及增强“小组机制”的政治社会化功效来实现我国“小组机制”在政治文化视阈下的成长路径。本研究立足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视角,更加侧重文化力量对政治体系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展与变革的关键时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匹配性决定了国家制度体系的效能与稳定。我国“小组机制”虽然被学界称之为“亚正式制度”,却同样体现出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些科学理性思维,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此外,从政治文化角度进行制度研究的切入,是与传统组织视角进行交叉融合,为制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构建文化与制度之间的理论关系,其价值在于探索将抽象的文化理论应用到具体政治实践过程,从而为当代中国政治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
徐浩[6]（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韩志宏[7]（2019）在《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从统一战线的视角详细分析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时期其他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等基础上,论述工农联盟对在农民占人口优势的国家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始终将其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加以巩固和发展。在导论中,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是当前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到统一战线和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对解决当下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开展研究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总体来看,目前研究的内容多为关注某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工农联盟思想的形式、内容、形成、发展、意义以及巩固措施等。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继承发展、经验教训等的系统、全面、深入和专门研究则极少;对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工农内部阶层分化后,工农联盟面临的分化、影响的有关研究也不多。这种情况虽然给本研究带来不少困难,但却也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一章,基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历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对与本文主旨密切相关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马克思主义等几个核心概念作出界定,为后面行文做好了必要铺垫。其次,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工农联盟为何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即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取得胜利的基本力量、是扩大统一战线联合范围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性质国体的基础和统一战线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再次,对与工农联盟有关的三个历史与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如工农联盟的发展历程、工农联盟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农民的联盟、建立工农联盟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主动争取等,以便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工农联盟的有关误解。第二章,主要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本章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观,工农联盟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涵,以及工农联盟在19世纪的欧洲未能实现的原因。首先,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指出经济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使工农深受剥削,政治上工人运动蓬勃开展,文化上社会思潮多元迸发。其次,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分别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工人观和农民观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具有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在革命斗争中逐步认识到联合农民的重要性;而农民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沉重压迫下不断发生分化,从一个传统保守的势力逐步产生革命倾向,是一支可以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再次,从1848年欧洲革命前后、巴黎公社革命前后和恩格斯晚年三个时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提出他们的工农联盟思想在领导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最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为何在19世纪的欧洲未能实践的原因进行探讨。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是正确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工人阶级内部派系较多且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保守传统的农民联合意识较差、资产阶级对工农关系的挑拨离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才使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未能成功实践。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其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们尤为注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第三章,主要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两个角度分析了列宁辩证的农民观。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总体而言列宁对农民的认识从“疑虑”到“肯定”;二是从具体的历史时期来看,同一时期列宁对农民充满矛盾认识。其次,立足十月革命时期、国内战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加以分析,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间接地实现了工农联盟,国内战争时期削弱了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时期巩固发展了工农联盟。再次,运用比较研究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认识,并根据苏俄具体国情提出了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以及在不同时期联合农民的策略更加灵活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第四章,主要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论述。首先,对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做了分析。列宁逝世后,主政的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抛弃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工农联盟重要性的正确认识,继而指出工农联盟是一个派生问题,居于次要地位,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苏联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和国防实力的急剧增强,但它是建立在向农民增收额外税的基础之上,严重削弱和破坏了工农联盟。其次,在对布哈林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其与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对富农作用、对粮食收购危机原因和农业发展道路等认识均不相同,是布哈林继承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再次,对斯大林与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斯大林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纵然有继承的成分,但更多是否定与背离,主要表现在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过渡牺牲农民利益、农业集体化操之过急、过早消灭富农等方面。最后,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形成的背景下,对共产国际中后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要重视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满足农民的“局部利益”、争取工农联盟领导权和将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等思想。第五章,主要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做了研究和分析。首先,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澎湃、邓中夏等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指出当时他们就对农民参加工人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具有一定认识,提出了农民是革命“有力的援军”、工人阶级要争取“工农联合”领导权和实现“耕地农有”是革命的重要问题等思想,对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其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引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等思想,并始终将工农联盟作为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加以巩固和发展,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最后,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理论贡献加以分析,指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作了创造性发展,将农民提高到“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地位,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以及只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等。第六章,主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研究。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革命联盟转变为经济联盟中的工农业和城乡关系。因此,一方面要以工农互促、城乡结合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广泛开展农业合作化来不断巩固工农联盟。其次,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由于改革开放和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城乡、工农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三农”问题越发凸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其工农联盟思想主要体现在党制定的“三农”方针和政策上,总结起来就是: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发展农业要靠政策支持和科学指导,建立新型乡镇企业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扬经济民主下放生产经营管理权,以及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再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逐步提出要把农业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的首位,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以及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结语部分,进一步对全文作了总结提升,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那就是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在农民绝对数量仍然庞大的我国,必须坚持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基础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尤其是工农联盟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和照顾农民的利益,以及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等。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我国广大农民的联合与团结,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广泛争取人心、凝聚力量。
禹辉映[8]（2019）在《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内在地包含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史。同历史对话,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及未来走向。新时代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就有必要对党管党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以党员及党组织为“生命载体”,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运行机制,所形成的一种总体性或普遍性的发展状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政党为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而借助一定力量,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党员及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建设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为旨归,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和学说。回顾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一些严重挫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探索发端于党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背景,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危害,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新要求,党在总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理性自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气象,伴随着一系列有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法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新场域。面对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党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新举措,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的新状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损害,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果断措施,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一系列党的建设措施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修复,政治生态建设成就显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从严管党治党新举措,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正在形成。考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七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五是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六是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七是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新时代继续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就有必要汲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成功经验,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实践中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杨四海[9]（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唐旭旺[10]（2019）在《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政治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南。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正处于改革深水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需要正确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提倡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民主、法治、政治参与、政治道路、全球治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改革,进而实现政治发展。研究习近平政治发展观,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有助于中国民主和法治的改革与建设,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重点阐述了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以及现状,介绍了研究思路、方法及其创新之处。第二章是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历程。首先分析了理论来源,从源流上阐释习近平对中外优秀政治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次介绍了时代背景,阐明国际国内背景的影响;最后分析了历史进程,依据习近平从政经历的时间脉络进行研究。第三章节是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主要内容,结合习近平关于政治发展的主要论述,从目标定位、道路设计、主体力量、动力机制、制度完善五个方面介绍了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第四章是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基于其主要内容得出了人民性、全局性、创新性、科学性、开放性五个特征。第五章是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当代意义,从理论、实践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价值和意义。
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述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述要（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
| 2.1 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2.1.1 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
| 2.1.2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
| 2.1.3 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
| 2.1.4 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联 |
| 2.2 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意蕴 |
| 2.2.1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2.2.2 构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
| 2.2.3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 2.3 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研究的意义审视 |
| 2.3.1 破解当前现代化发展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
| 2.3.2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理论支撑 |
| 2.3.3 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 |
| 第3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源起:现代化理论的回顾 |
| 3.1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20 世纪60 年代) |
| 3.1.1 现代化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
| 3.1.2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 |
| 3.1.3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般理论 |
| 3.1.4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分支理论 |
| 3.1.5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派 |
| 3.1.6 经典现代化理论存在的价值和弊端 |
| 3.2 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20 世纪70 年代) |
| 3.2.1 现代化理论遭受批判和反思的时代背景 |
| 3.2.2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 |
| 3.2.3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评析 |
| 3.3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重建(20 世纪80 年代) |
| 3.3.1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内容 |
| 3.3.2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评析 |
| 第4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 |
| 4.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早期萌芽 |
| 4.1.1 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设想 |
| 4.1.2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 |
| 4.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 |
| 4.2.1 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 |
| 4.2.2 基于强大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
| 4.2.3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
| 4.2.4 实行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导向 |
| 4.2.5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支撑 |
| 4.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持续探讨 |
| 4.3.1 高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模式 |
| 4.3.2 全盘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 |
| 4.3.3 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高度集权政治模式 |
| 4.4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曲折发展 |
| 4.4.1 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思想 |
| 4.4.2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思想 |
| 4.4.3 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思想 |
| 第5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早期探索 |
| 5.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 |
| 5.1.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3 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中的人物现代化思想分析 |
| 5.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开始提出 |
| 5.2.1 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 |
| 5.2.2 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思想 |
| 5.2.3 土地革命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提 |
| 5.3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深入探索 |
| 5.3.1 优先发展重工业,合理调整农重轻比例关系 |
| 5.3.2 计划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 |
| 5.3.3 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
| 5.4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初步构建 |
| 5.4.1 农业现代化思想 |
| 5.4.2 工业现代化思想 |
| 5.4.3 国防现代化思想 |
| 5.4.4 科学技术现代化思想 |
| 5.4.5 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第6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发展 |
| 6.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探索 |
| 6.1.1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6.1.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1.3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6.1.4 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
| 6.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持续发展 |
| 6.2.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导向 |
| 6.2.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3 新“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4 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战略设想与安排 |
| 6.2.5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战略部署 |
| 6.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断深入 |
| 6.3.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 6.3.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3.3 “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
| 6.3.4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设想与战略安排 |
| 第7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创新 |
| 7.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 |
| 7.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底蕴来源 |
| 7.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7.1.3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基本特征和建设方向 |
| 7.2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
| 7.2.1 更高质量的发展 |
| 7.2.2 更高效率的发展 |
| 7.2.3 更加公平的发展 |
| 7.2.4 更可持续的发展 |
| 7.2.5 更为安全的发展 |
| 7.3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
| 7.3.1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的发展 |
| 7.3.2 以协调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
| 7.3.3 以绿色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 |
| 7.3.4 以开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7.3.5 以共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一、话语的多维度解读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 |
| 一、语境的内涵及构成因素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内涵和特点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关系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区别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联系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理论基础和资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 |
| 一、语言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二、环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三、传播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四、时空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资源 |
| 一、中国古代语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二、中国古代德育环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三节 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资源 |
| 一、语境理论 |
| 二、传播学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三、话语交往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分类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与精神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精神语境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与客体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客体语境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与现时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时语境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和隐性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隐形语境 |
|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与虚拟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虚拟语境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功能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内涵 |
| 一、功能的内涵辨析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内涵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主要功能 |
| 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功能 |
| 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功能 |
|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功能 |
| 四、具有唤起话语受众积极情感的功能 |
| 五、对话语受众具有塑造的功能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实现 |
| 一、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
| 二、实施功能实现的投入 |
| 三、发挥功能实现的效果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历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历史考察 |
|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二、加强话语主体语境建设,守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三、关照话语受众语境,满足其合法利益 |
| 四、重视话语语境变化,积极回应时代新问题 |
| 五、重视话语媒介语境,话语媒介丰富多彩 |
| 第七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内涵和特点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必要性 |
| 一、应对话语空间挤压的需要 |
| 二、应对媒介语境挑战的需要 |
| 三、应对话语交往实效低下的需要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原则 |
| 一、政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
| 二、人文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
| 三、生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路径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外语境的优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语境的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政治文化视阈下的当代中国“小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关联性研究概述 |
| 1.2.2 议事协调机构的结构特征与政治认同 |
| 1.2.3 议事协调机构的类型功能与政治意识 |
| 1.2.4 议事协调机构与政治社会化 |
| 1.2.5 研究动态评析 |
| 1.3 主要概念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概念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二章 政治文化视阈下“小组机制”的制度逻辑与政治特征 |
| 2.1 “小组机制”的制度逻辑 |
| 2.1.1 “小组机制”:一个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 |
| 2.1.2 “小组机制”具有党的组织制度逻辑特征 |
| 2.1.3 “小组机制”具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特征 |
| 2.2 政治文化下我国“小组机制”的政治特征分析 |
| 2.2.1 以合法性为主要特征的制度正当性 |
| 2.2.2 以合理性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意识引导 |
| 2.2.3 以社会化有效性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发展 |
| 2.3 “小组机制”的“文化——制度”相关性分析 |
| 2.3.1 政治认同如何影响组织结构稳定性 |
| 2.3.2 政治意识如何改变组织决策 |
| 2.3.3 政治社会化如何体现组织的文化价值 |
| 第三章 政治文化视阈下“小组机制”的合法性与结构稳定性分析 |
| 3.1 政治认同:“小组机制”的合法性来源 |
| 3.1.1 现代政治下的合法性释义 |
| 3.1.2 合法性角度下“小组机制”的政治认同 |
| 3.2 “小组机制”的内部政治认同 |
| 3.2.1 身份认同:源自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3.2.2 体制认同: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
| 3.2.3 价值认同:根植于统一的意识形态 |
| 3.3 “小组机制”的外部政治认同 |
| 3.3.1 身份认同:以权力依附为主要特征 |
| 3.3.2 体制认同:以横向独立部门对组织制度和规则接纳为主要特征 |
| 3.3.3 价值认同:以价值契合的有效性指标为主要特征 |
| 3.4 双重认同主体下“小组机制”的结构稳定性分析 |
| 3.4.1 双重认同主体:影响“小组机制”结构稳定的两个变量 |
| 3.4.2 双重认同主体下“小组机制”的结构稳定性分析 |
| 第四章 政治文化视阈下“小组机制”的合理性及功能分析 |
| 4.1 政治意识:“小组机制”的合理性来源 |
| 4.1.1 政治意识概念的界定 |
| 4.1.2 “小组机制”实现政治意识合理性的途径 |
| 4.2 政治意识对“小组机制”科学决策的指导作用 |
| 4.2.1 政府决策模式与政治意识的关联性 |
| 4.2.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组机制”决策模式的三个阶段 |
| 4.3 政治意识确保“领导小组”的政策实现 |
| 4.3.1 “小组机制”体现了政治意识的有效性 |
| 4.3.2 “小组机制”体现了政治意识的科学性 |
| 4.4 政治意识引领“小组机制”的价值取向 |
| 4.4.1 “小组机制”代表了政治意识的引领性 |
| 4.4.2 “小组机制”体现了政治意识的时代性 |
| 4.4.3 “小组机制”实现了政治意识的统一性 |
| 第五章 政治文化视阈下“小组机制”的有效性及政治价值透视 |
| 5.1 “小组机制”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
| 5.1.1 “小组机制”影响个体政治行为 |
| 5.1.2 “小组机制”进行政治体系的价值引导 |
| 5.1.3 “小组机制”推动政治文化变革与形成 |
| 5.2 “小组机制”影响政治社会化的方式 |
| 5.2.1 通过政治宣传传播执政理念 |
| 5.2.2 通过结构性优势实现政治教育 |
| 5.2.3 通过政治实践加深组织认同 |
| 5.2.4 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强制力保障组织稳定 |
| 5.3 “小组机制”保障政治稳定与重塑政治文化 |
| 5.3.1 体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
| 5.3.2 推动文化与价值取向的统一 |
| 5.3.3 促进政治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维持稳定 |
| 第六章 从政治文化看我国当代“小组机制”的成长路径 |
| 6.1 强化“小组机制”的政治意识,开创“中国之治”新局面 |
| 6.1.1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内涵指导科学决策 |
| 6.1.2 以政治意识的思想创新力探索高效的治理模式 |
| 6.2 提高“小组机制”的政治认同力,促进良好组织生态的形成 |
| 6.2.1 提高身份认同,提升政治凝聚力 |
| 6.2.2 增强体制认同,保持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
| 6.2.3 提升价值认同,维护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
| 6.3 增强“小组机制”的政治社会化功效,展现新时代的执政魅力 |
| 6.3.1 以制度优势为保障,提升执政理念的影响力 |
| 6.3.2 以规范运行为基础,提高组织稳定性 |
| 6.3.3 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强化政治传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目的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有关研究状况 |
| (二) 国外有关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及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三)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 马克思主义 |
| (二) 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 |
|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
| 二、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
| (一)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取得胜利的基本力量 |
| (二)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扩大范围的依靠力量 |
| (三) 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础 |
| (四)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 |
| 三、工农联盟的有关历史与理论问题 |
| (一) 工农联盟的发展历程 |
| (二) 工农联盟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农民的联盟 |
| (三) 工农联盟的建立需要工人阶级政党主动争取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 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深受剥削 |
| (二) 工人运动在此起彼伏中走向壮大 |
| (三) 多元社会思潮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影响深远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观 |
| (一) “真正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和成熟 |
| (二) 农民由“保守反动”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内涵 |
| (一) 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必要而且可能 |
| (二) 工人阶级要对农民加强教育引导 |
| (三) 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期均要巩固工农联盟 |
| 四、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工农联盟思想未能实践的原因 |
| (一) 工人阶级各派别对农民重要性的认识不一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工人阶级自身团结问题 |
| (三) 资产阶级长期挑拨工农关系 |
| (四) 所提工农联合措施较为宏观 |
| 第三章 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辩证的农民观:从“动摇的力量”到“可靠的同盟者” |
| (一) 历史地看:对农民的认识由“疑虑”到“肯定” |
| (二) 具体地看:同一历史时期对农民充满矛盾认识 |
| 二、列宁工农联盟思想的内涵 |
| (一) 工人阶级要对农民加强“鼓动与组织工作” |
| (二) 工农“真诚的联合”才能保卫社会革命成果 |
| (三)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离不开工农经济文化联盟 |
| 三、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继承发展 |
| (一) 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极为重要 |
| (二) 提出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 |
| (三) 联合农民的策略更加灵活 |
| 第四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存在某些矛盾” |
| (二) 工农联盟“是一个派生问题” |
| (三) 推动工业化要向农民征收额外税 |
| (四) 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的争论 |
| (五) 斯大林对列宁工农联盟思想的背离 |
| 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重视与农民结成联盟 |
| (二) 满足农民的“局部性要求” |
| (三) 共产党要争取工农联盟的领导权 |
| (四) 将农民经济逐步吸收到社会主义经济之中 |
| 第五章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农民是革命“有力的援军” |
| (二) 工人阶级要争取“工农联合”的领导权 |
| (三) 实现“耕地农有”是革命的重要问题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
| (二) 中国革命应“由城市转入农村” |
| (三) 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思想的理论贡献 |
| (一) 将农民提高到“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地位 |
| (二)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最核心的问题 |
| (三)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
| 第六章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以来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表现为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关系 |
| (一) 以工农并举和城乡结合推动工业化 |
| (二) 开展农业合作化以巩固工农联盟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
| (二) 农业发展要靠政策支持和科学指导 |
| (三) 发展新型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 |
| (四) 下放生产经营管理权发扬经济民主 |
| (五) 鼓励并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党的工农联盟思想 |
| (一) 把农业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的首位 |
| (二) 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
| (三)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内容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及其结构特征 |
| 一、政治生态的概念界说 |
|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 |
|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结构 |
| 四、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及逻辑架构 |
|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客体 |
| 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动力 |
| 五、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 |
| 第三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二、列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探索 |
| 一、党创立时期的特点及其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内容 |
| 三、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 |
|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实践 |
| 一、国共合作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新背景 |
| 二、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的严重危害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具体行动 |
| 第三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自觉 |
|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要求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 |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深入展开 |
| 一、全面抗战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形势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深入展开的主要手段 |
| 三、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 |
|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持续推进 |
| 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党内政治生态的新气象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持续推进的新做法 |
| 三、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积极实践 |
| 一、执政党新的历史方位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新场域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做法 |
| 三、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新局面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遭遇挫折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征程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遭遇挫折的缘由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
| 一、极“左”路线与党内特殊的政治环境 |
| 二、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原因 |
| 三、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起步和全面展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塑 |
| 一、改革开放与党内政治生态重塑面临的新任务 |
| 二、党内政治生态重塑的主要举措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 |
| 第二节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修复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与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新挑战 |
| 二、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 |
| 三、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主要成就 |
|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新阶段 |
| 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三、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成就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进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侵蚀 |
| 二、“七个有之”问题对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的严重破坏 |
| 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的污染 |
| 四、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恶劣影响 |
| 五、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考验 |
| 第二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战略举措 |
| 一、以“严紧硬”替代“宽松软” |
| 二、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
| 三、打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组合拳” |
| 第三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创新 |
| 一、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 |
| 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
| 三、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修养” |
| 四、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 五、“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六、“抓住建章立制”及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和规定” |
| 第六章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
| 二、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
| 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
| 四、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 |
| 五、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 |
| 六、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 |
| 七、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当代启示 |
|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的科研项目 |
| 后记 |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现状研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1.6 政治发展的基本理论 |
| 第2章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理论来源与发展历程 |
| 2.1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理论来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2.1.2 中国传统政治发展思想的吸收与扬弃 |
| 2.1.3 西方政治发展思想的批判与借鉴 |
| 2.2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2.1 国际背景 |
| 2.2.2 国内背景 |
| 2.3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进程 |
| 2.3.1 萌芽生发期(1969-2002) |
| 2.3.2 形成发展期(2002-2012) |
| 2.3.3 成熟完善期(2012-至今) |
| 第3章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
| 3.1 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 |
| 3.1.1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 3.1.2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 3.1.3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3.2 政治发展的道路设计 |
| 3.2.1 坚定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方向 |
| 3.2.2 全面深化和创新政治体制改革 |
| 3.2.3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
| 3.2.4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
| 3.2.5 稳步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范围 |
| 3.3 政治发展的主体力量 |
| 3.3.1 政治发展的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 |
| 3.3.2 政治发展的核心主体是人民群众 |
| 3.3.3 政治发展的最广泛主体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
| 3.4 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 |
| 3.4.1 政治发展的首要动力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 3.4.2 政治发展的内驱动力是党和政府的改革创新 |
| 3.4.3 政治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变革 |
| 3.5 政治发展的制度完善 |
| 3.5.1 关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3.5.2 关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 3.5.3 关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3.5.4 关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
| 第4章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
| 4.1 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 |
| 4.2 全局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
| 4.3 创新性: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创新 |
| 4.4 科学性: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
| 4.5 开放性: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 |
| 第5章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当代意义 |
| 5.1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理论意义 |
| 5.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 |
| 5.1.2 加强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
| 5.2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
| 5.2.1 坚定政治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5.2.2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新时代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
| 5.2.3 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5.3 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方法论意义 |
| 5.3.1 理论层面,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统一 |
| 5.3.2 实践层面,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
| 5.3.3 战略层面,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统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述要（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2]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D]. 张霜. 吉林大学, 2021(02)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4]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D]. 邓娟. 湖北大学, 2021(01)
- [5]政治文化视阈下的当代中国“小组机制”研究[D]. 郎明远. 山西大学, 2020(12)
- [6]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7]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D]. 韩志宏. 山东大学, 2019(02)
- [8]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D]. 禹辉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10]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研究[D]. 唐旭旺. 南华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