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后果”学说的必然性——作为改变会计准则的理由的需要

一、“经济后果”学说产生的必然性——作为会计准则更改原因的需要（论文文献综述）

阳火亮^[1]（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杨楠^[2]（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全荃^[3]（2021）在《我国犯罪记录制度体系化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构建体系化的犯罪记录制度首先应在理论上就犯罪记录制度进行证成。正义理论、功利主义、标签理论与羞耻理论都可以为犯罪记录制度的正当性提供理论资源。总体来看,我国犯罪记录的构建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犯罪记录制度呈现出非体系化、封闭性的特征。在未来建构中国犯罪记录制度体系时,需要改变此种封闭性的运作方式,这就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厘清犯罪记录制度的基本措施体系。具体而言,应当构建起犯罪信息登记制度、犯罪人员信息通报制度、犯罪信息查询机制、犯罪记录的消灭制度,并且优化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明确违反犯罪记录制度规定的主体责任。从实践层面看,犯罪记录制度的构建需要处理好刑事司法体系内外两方面的关系。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要完善犯罪记录制度本身的制度设计,明确犯罪记录制度中禁止封存的犯罪记录的范围,同时必须要对犯罪记录报告义务期间进行合理设置;另一方面,要完善犯罪记录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制度衔接设计,包括犯罪记录制度与前科制度之间的制度衔接设计、犯罪记录制度与违法记录之间的制度衔接设计、犯罪记录制度与社会信用制度之间的制度衔接设计。

关升亮^[4]（2020）在《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十六、十七世纪近代实验科学产生以来,科学认识就建立在科学实验归纳和数学演绎基础上,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科学认识朝着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两个维度发展,使观察实验失去了基础,科学认识进入假设、演绎及检验阶段,即根据科学认识存在的问题提出假说,然后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最后对演绎出来的科学事实进行检验,进而证明科学假说是否正确,最后确定科学理论。“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的选题是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科学哲学家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尤其是充分吸取了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哲学家,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及发展运行机制进行了哲学概括,提出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即发展模式,即:科学问题-科学假设-逻辑演绎-科学事实-实验检验-理论确立,波普尔把它简单精炼地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论。国内外大批科学哲学家,对关于现代科学假设的提出、现代科学的运行模式、现代科学的检验和现代科学理论的确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认识和研究,陆续产生了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等学派。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以舒炜光教授为带头人的一大批现代早期科学哲学“学术共同体”,率先翻译、引进、论述了现代科学哲学理论,进而创造性地构建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科学认识论体系,对我国科学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理论性和创造性的贡献。现代科学认识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高级阶段,也是现代人们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形式。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即发生因素,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自然客体、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物、科学实践等等都对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起着基本的作用。其中,科学实践就是科学认识发生、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基础和动力,它对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各个环节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本论文所研究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对现代科学认识发生起作用的机制,即因素;而是研究与现代科学认识发生有着直接关系,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从哲学的视域重点研究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逻辑因素和工具因素,即认识工具因素的“硬件”和“软件”,侧重探讨从计算机诞生以来的现代科学认识工具“硬件”的广泛使用和科学认识工具“软件”的统一及广泛应用对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作用。现代科学认识是科学劳动者运用科学认识工具的“硬件”（科学仪器）和科学认识工具的“软件”（科学方法）,在同科学对象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现代科学劳动者（主体）,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逻辑因素,现代科学认识工具（认识工具的“硬件”和“软件”）是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基本的、直接的、重要的因素,它对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作用及其在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科学认识向广深拓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随着计算机的产生及其技术方法的运用,为人们进行现代科学认识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手段和认识工具,新时代智能技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应用技术）产生及广泛应用,又使现代科学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论文就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研究现代科学认识发生所应用的技术手段、认识工具、认识方式、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以更好地为现代科学认识提供理论依据。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阐述了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全面阐释科学认识主体的特点及其实质,提出科学认识主体应具有强烈地科学意识和探索精神、具有适应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科学领域探索研究的组织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体性和社会性,是科学认识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科学认识的生力军;还阐述了科学认识发生的特点。第三部分,科学地论述科学认识发生的内、外在因素和逻辑因素,提出现代科学认识发生要以科学问题为起点,以科研主体为中心,在经验知识启发和理论知识导引的前提下,去发现新事物,认识新问题。第四部分,重点论述现代科学认识工具的“硬件”和认识工具的“软件”的统一及其在现代科学认识中的广泛、合理的运用,为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及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认识手段。第五部分,明确阐述了科学认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着重阐释了科学认识的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论证了它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林琳^[5]（2020）在《我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怀特海价值理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区块链与物联网等技术对各领域的全谱渗透,前现代、现代、解构性后现代与建设性后现代的交汇通融,科学与人文在长期的对垒后趋向有机融合等,都对教育包括本科教育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自201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如何在扩大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和水平,这是普及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当下,在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技术的打压,人才交流的封锁等都要求中国更加急迫地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真正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一项重要的质量监测与保障举措,对打造高水平本科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直接关乎我国本科教学的定位与本科教学改革的价值导向。由此,基于怀特海的价值理论重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对于确立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新使命、新方案、新标准、新策略,具有重要的先导性意义。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有机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在人民日报《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中论述到中国的确在走向生态文明,并提出怀特海的思想极富启迪。“怀特海的全集翻译与研究”被列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的研究方向,可见怀特海有机哲学思想的深刻性与洞见性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本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与怀特海都立足有机、整体与过程,他们都诉诸感性活动主体。怀特海的价值理论在主体性方面颇具特色,其根植于自身融合式的哲学体系,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改进具有启示意义。本研究的内容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和研究综述主要从本研究的研究缘起、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概念界定以及创新之处进行阐述。从国内外本科教学评估研究综述、国内外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研究综述、国外内怀特海价值理论研究综述三大方面梳理相关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从怀特海的价值理论出发,阐释怀特海本人的“是其所是”及其价值理论的“在其所在”,即怀特海价值理论产生的背景。其次,怀特海价值理论的本体意义,即价值是事件的内在实在性;价值尺度涉及“强度”、“满足”与“秩序”价值包含一种对“重要性”的判断;价值存在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之中;价值具有具体性;道德价值:道德在于支配过程;价值的三重图式包括自我、他者与整体性的关系。价值的多重维度包括:善、真、美、冒险及平和;在其评价理论中认为评价是价值世界的内在活动,并具有三重特征。最后阐述怀特海价值理论的价值及局限。第三部分,在对怀特海的价值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文本进行分析,通过Nvivo12软件对国家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进行词频分析、对国家审核评估标准中的要素进行一级编码并标明参考点。对29个地方政府的审核评估标准中与教育部颁发文件不同的8个省份的审核评估标准进行文本分析,阐释其特点。对随机抽样的33所高校的审核评估标准及其自评报告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四个自编问卷《本科教学评估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满意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需求》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价值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探求《本科教学评估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满意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需求》所调查内容之间的关系。基于怀特海的价值理论对调查问卷的现状及各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分析并对调查结果进行讨论。研究结果显示本科教学评估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需求上存在极其显着的相关。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需求对于本科教学评估认知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之间的关系机制产生调节作用。即高需求水平下本科教学评估认知对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的预测作用强于低需求下本科教学评估认知对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的预测作用。针对问卷的不足采用访谈研究法,对25名被访者按照审核评估标准的科学性、人文性与关系性等问题进行访谈,基于Nvivo12对访谈材料进行分析。第四部分,通过对审核评估标准文本的内容研究及审核评估标准价值现状的调查研究,在怀特海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审核评估标准价值选择的取向问题包括审核评估标准价值目标选择的实用倾向对情感的忽视、审核评估标准实现价值手段选择技术化倾向对伦理性的忽略;学生、教师主体的缺位;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的混淆、审核评估标准中自我、他者与整体性的关系错位使得审核评估标准制定的价值主体缺位;审核评估标准内容中的内在矛盾:审核评估标准内容本身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矛盾;审核评估标准多样与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事实对价值的分割,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割裂审核评估标准的实践与评价,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的分野、体美劳三育维度与德智维度的疏离。第五部分,在怀特海价值理论视域下,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改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价值选择的整合旨趣。其一,审核评估标准价值目标选择应重视价值理性;其二,审核评估标准实现价值手段的选择应有机结合技术性与伦理性。第二,本科教学审核标准价值关系应走向有机追求。首先,融入审核评估标准以多元价值主体,包括学生、学生家长、教师、高校管理者、政府机构人员、社会第三方评估人员等审核评估利益相关者。其次,重梳自我、他者与整体性的价值关系。最后,尊重审核评估标准变革中的逻辑。通过研究学校标准变革的逻辑,有利于确立理性化的标准变革目标与对策,同时这也是确保审核评估标准变革有效性的前提。第三,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内容中矛盾的化解。在审核评估标准的实践与评价中,审核评估标准内容中的矛盾应达到有机的统一。具体包括审核评估标准内容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接纳;审核评估标准内容多样与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接受。第四,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包括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融合;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结合以及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德智体美劳五育评估维度的交融。

杜方正^[6]（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位涛^[7]（2020）在《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探索自然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话题,自然的不断揭密使得人们足以相信（自然）科学技术能够给予人类幸福生活以最大的保证。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是人类理性（智）的“膨胀”和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当自我理性成为我们生活和探索的唯一基础之时,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活缺乏对更高（自然）原型的关照。也即人类的教化——通过“摹仿”原型来化育自身的活动所企及的高度的降低,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德性的平庸。或者说,正是由于整体性的“自然”从人类生活中的隐退,使得理性对“自然的物”的探索成为主流,人类追求卓越的教化之路被掩盖在物质欲求的满足之中。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自然、德性与教化之间的关系,而其前提就是回到它们之间发生联系的初始性境遇之中。通过回溯我们发现,古希腊教化世界的演变正是人类理性不断觉醒,对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性的自然的观看,逐渐被人类理智和技艺的“控制”所取代的过程,而人类所创造的技艺世界却并没给个体的心灵秩序以及生活带来持续和稳定的意义,人的卓越被“误导”和消解,以至于平庸。面对这些问题,柏拉图做出了他的教化性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无疑对于当今我们的思考具有某种价值。在柏拉图的教化哲学体系中,整体性的“自然”充当了个体德性养成的根基,且自然的整体目的（善）使得个体人性的卓越体现于整体的生活之中,个体超越性的“整全成人”得以可能。他以宇宙论作为人的德性养成的背景和依据,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深刻认识来作为教化的起点,并通过对城邦的自然的理解来认识人的教化的现实空间。在他的理解中,所谓的整体自然即是人——城邦——宇宙的一种整体性秩序,而人的德性就体现在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和理解所带来的个体灵魂秩序的和谐——“自然作为德性之源”。同时,凝聚和联结这种秩序的纽带就在于超越性的自然目的——善的理念成为个体在对自然的追问中寻求德性的价值引领。也即,柏拉图以目的论使得人的德性的养成既关注了自身的自然（有限性）,同时也关照到那些神圣性的宇宙自然目的,使人的教化成为一条贯通整体性自然的道路。在具体的教化路径中,他首先从对人的自然的教化开始。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诗歌和体育的训练,使得个体的灵魂具备初步的秩序性,在此基础上提升个体的身体性的德性;接着,通过理智性科目的引导,使得个体不断超越其有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理性逐渐养成,对宇宙自然秩序的认识逐步清晰,理智德性不断增长,也使得个体灵魂的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建立起了有意义的联结,灵魂不断上升;最后,通过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得个体灵魂超越身体性的束缚,而上升到善的理念关照之中,个体沉思性的德性得以养成;同时,个体的教化还有一个下降到现实城邦之中的过程,也即不断实现城邦秩序的和谐。这条教化之路最终的目的即是以个体的“灵魂之旅”把人的自然,城邦自然与宇宙自然贯通起来,从而实现个体德性的完善以及整体自然目的完成,使人成为一个基于而又超越“可朽”的身体自然,同时灵魂高贵、不朽的存在。由此,柏拉图通过对“自然”的追问建立起了一种整体性的德性之教的体系。在这种教化哲学中,个体的成长本身即是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生长”,一种灵魂中美善的引导和引发——灵魂秩序的不断和谐体现了人在整体宇宙运行之中的德性,是一种“人性”的教化。同时,人的自然通过与整体自然的关联与秩序的协调而超越了其有限性,从而实现了立足于自身自然,在整体自然目的关照中的人的卓越之路。在对终极目的——“善”的追问中,人的自然根基与神圣性同时显现在德性养成之中,无疑这是柏拉图所给予我们现时代教化的最大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解决现时代的教化问题需要不断反思他的道路。

陶伟腾^[8]（2020）在《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信义义务何时产生。笔者认为信义义务起源于信义关系,而信义关系的关键标志在于信义权力。信义权力派生于受益人（委托人）的法律人格,而受益人的法律人格通过法律能力的运用得以彰显。信义权力的本质是受益人法律能力的暂时让渡,该权力归根结底归受益人所有,受信人只不过是在实现受益人的意志。从另一个角度看,信义权力的就是受益人的特定法律能力在受信人处的表现形式。经由受益人授权,受信人获得了替代其行使该法律能力的权力。此外,正是基于信义权力派生于受益人法律人格的本质,信义权力服务的目的由受益人决定。信义权力在性质上不同于纯粹的个人权力,因为行使信义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义务,并不能随意放弃。此外,信义权力还具有自由裁量性、关系属性、限定性以及以受益人实质利益为基础等特征。其中,自由裁量性是信义权力最显着的特征,其直接导致了代理成本的产生。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将信义权力简化为自由裁量权,但是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最后,信义权力决定了信义关系具有脆弱性、依赖性及不平等性等形式特征。但信义权力理论也存在缺陷,因为其无法解释顾问-客户这一类信义关系。由此,笔者引入了信义关系的第二个判断标准:信任基础上的影响力。该标准有两大要素,一为信任;二为影响力。笔者认为此处的信任只要满足外在信任或警惕型信任即可。而对于如何判断是否存在信任,笔者认为签订合同是存在信任的直接证据。如若没有合同,则需要依据当事人的能力经验及是否存在长期密切关系等来判断是否存在信任。至于影响力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事实状态,在该事实状态下一方在心理上倾向采纳另一方的判断及建议。综上,笔者认为信义义务起源于信义关系。而信义关系的判断标准有二:一为存在信义权力;二为存在信任基础上的影响力。前者为一般情形,后者为特殊情形。解决了起源问题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便是信义义务是什么的问题,也即信义义务的内涵。笔者认为信义义务广义内涵应包含主客观两方面的要求。依据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受信人须将接纳受益人的目的,并将受益人所欲达致的目标当作是自己的目标。这意味着信义语境下受信人需要完成价值观或道德观的转换:受信人不应考虑与受益人目标无关的事物。在康德的理论框架下,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应当属于不完全义务的范畴。康德将义务分为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完全义务会明确规定具体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人的任务十分明确,一般以结果判断其是否完成了工作。而不完全义务则看重的是受信人的主观状态,并没有规定特定的程式。故而受信人接纳受益人目标并为之采取行动即算履行了不完全义务。比如公司董事始终需要牢记公司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并采取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此外,受益人的目标通常具有抽象性,而且实现手段是开放式的。受信人只有选择手段的自由,却无变更目标的自由。当接纳了受益人的目的,受信人会对与该目标相关的信息变得非常敏感,这将最有助于受信人更好地履行职责。在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了忠实义务的定义。所谓忠实义务是指受益人应采取其认为的最有利于实现受益人目的的手段或者做出其认为的最有利于受益人的判断。忠实义务与忠实概念是高度契合的。我们一般认为忠实具有四层可能的含义,分别为更高的退出成本、情感捆绑、优先顺位及同一立场。而忠实义务中的“忠实”采取的是同一立场这一层含义,而这也是与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一脉相承的。主观判断虽然占据了受信人任务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此外,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律概念不能仅停留在主观层面,而且还应当包含客观要求。关于信义义务的客观要求须从法律对人际关系要求的三个层级说起。这三个层级由低到高分别为: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侵权法的要求）;积极增进他人利益（合同法的要求）;排他地增进他人利益。而受信人应当做到第三个层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信义义务的客观要求为受信人应采取旨在排他地维护及增进受益人利益的行为。而判断标准一般为社会大众经验,有时则为行业惯例。一般我们对法律概念的研究遵循着从概念到特征的进路。在探究了信义义务内涵的基础上,笔者拟进一步考察信义义务的性质。首先,信义义务具有道德属性。正如前文所言,信义义务要求受信人对其主观状态进行自我克制,这使得信义义务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道德色彩。此外,依据康德哲学,运用实践理性训练自己的品性及情感来为特定目的服务也是一种美德。而法律或法院判词通常运用“忠诚”、“奉献”等道德词汇来实现法律的表达功能,以培养受信人的忠实感,因为这对其履行信义义务大有裨益。综合以上两点,信义义务是具有道德性质的。此外,我国有的学者十分强调信义义务的身份属性,而笔者认为信义义务并不具有身份属性。因为信义义务非建立在梅因式的身份概念之上。受信人并非是一种身份,受信人也并非总是占据重要的社会角色（即广义身份）。从宏观层面来看,当代法是一个去身份化的过程,无论是权利抑或义务层面。此外,身份应当是与主体绑定的,而信义义务却是与（信义）关系绑定的,两者截然不同。信义义务的合同性质历来是最富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运用合同进路分析信义义务是存有重大缺陷的,该进路太过空洞,而且受到信息可验证问题的制约。此外,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其一,信义关系与合同关系的价值基点不同,前者只能利他,后者可以利己。而且信义关系还具有增进相互信赖、培育信任文化及提升社会资本储量等特有价值。其二,合同法同时具有赋权功能与义务施加功能,而信义法只具有后者。其三,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在来源、内容、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综上,认为信义义务具有合同属性的观点是不恰当。笔者认为正确表述方式是:信义权力的来源方式有很多种,而合同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只有此时,合同才会与信义义务发生联系。某种程度上,信义义务只是理论层面的一项法律概念,我们不能认为某条法律规范即为信义义务本身。信义义务的主客观要求需要由信义规范来推动实现,而信义规范是信义义务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信义关系中受益人目的不同,面临的代理成本不同,因而信义规范也不尽相同。信义规范的来源很广泛,可能来自于法律,可能来自于细则指引,也能来自于行业惯例等。禁止冲突规范是最重要的信义规范之一,其旨在促进受信人忠实义务的履行,而忠实义务属于信义义务主观要求的范畴。有学者认为禁止冲突规范旨在发挥威慑功能,笔者不予赞同。笔者认为禁止冲突规范发挥的是预防功能,其试图避免的不利后果为受信人在做决策时考虑不当因素。因为一旦受信人考虑了不当因素,其就无法做出最有利于受益人的判断,这便违背了忠实义务。而这主要由人类两个无法克服的思维局限造成的:一为合理化能力;二为人们“无法做自己的法官”。因此,当受信人违背禁止冲突规则这一预防性义务的时候,法律视为不利后果已经发生,即受信人已经违背忠实义务。而受益人的知情同意的本质其实是对违反忠实义务责任的提前豁免。另一大贯穿信义关系的信义规范是禁止获利规则。该规则旨在促进信义义务客观要求的实现。因为非法谋取自身利益显然违背了信义义务客观要求中的排他性要求。但禁止获利规则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依据信义权力理论,受信人是代为行使受益人的法律能力。所以在信义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收益、成本及其他资源都归受益人所有（负担）。禁止获利规则其实是该基本分配规则的派生规则,其针对的是受信人利用信义管理活动中产生的信息、机会等资源的情形。而利用这些资源需要征得受益人同意,否则将侵犯受益人的同意权。法律对此规定的救济措施是利益返还,返还的利益本质上是受益人同意权的货币等价物,具有公正、客观、合理性。当然上述规范只是信义关系中几项比较常见的信义规范,而信义规范的范围绝不限于此。与此同时,信义规范也是有边界的,并非受信人负有的所有法定义务都属于信义规范的范畴。最后,信义规范在不同的信义关系之中可能存在强弱变化。这主要可能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授权程度、控制水平、涉众性、是否处于商事领域、受益人面临的风险等等。信义规范并非都是强制性的,相反许多信义规范是缺省性规范。信义关系当事人可以选出信义规范的理论基础在于受益人的自决权。信义规范旨在保护受益人的利益,而受益人当然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并解除信义规范的保护。此外,选出信义规范在很多时候是具有必要性的,比如保护受信人创造财富积极性的需要,商业发展的需要,开展特定金融业务的需要,开展社会责任投资的需要等等。依据缺省性规范的基本原理,缺省性规范有实体规则及变更规则两部分组成。而变更规则的要求越高,意味着当事方选出信义规范的成本越高。这将削弱当事方选出信义规范的动机,从而提高缺省性规范的粘性。相较于合同,信义规范的粘性更强,因为其要求受信人的完全知情同意。这意味着受信人要承担着更重的信息披露义务。法律之所以赋予信义规范以更大的粘性,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信息不对称,信义关系当事人很难有效协商。第二,受信人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伪装及粉饰证据的行为。经过受益人的知情同意而在当前交易中排除某信义规范属于“逐案选出”。逐案选出并没有很大的争议,争议较大的在于“概括选出”。所谓概括选出是指在公司章程、合伙协议、信托文件等直接排除某信义规范的适用。我们对于概括选出一定要十分慎重,因为其会产生如下几点负面影响:第一,否定受益人的救济权;第二,产生严重的信息问题;第三,损及信义规范的社会规范功能;第四,破坏社会角色的居间协调功能。为了进一步总结影响概括选出限度的因素,笔者又将信托与公司进行了对比。相比于公司,信托语境下的信义规范更难选出。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因素:市场约束力量的强弱;信任及依赖程度。最后,笔者总结了信义规范中“不可选出的核心”:一是要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和注意,二是不得恶意行事,三是不得将自己当做是真正的所有权人（这主要针对的是挪用财产、侵占资金、利用委托财产牟利等情形）。其实这三项核心背后都基于同一个原理:信义关系应当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存在。任何信义规范的选出若损及“信义关系需为受益人利益存在这一核心”均为无效。信义义务可以两种方式而消灭:一为受信人适当履行了信义义务;二为受信人违反了信义义务,此时信义义务将转化为信义责任。信义责任是信义义务的当然延伸。在英美法系,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形式有很多种,包括利益归入、推定信托、禁止令、损失赔偿、恢复原状、解散公司和刑事处罚等等。其中利益归入的范围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包括受信人是否可以保留衍生收益,是否可以保留后续升值部分,是否可以保留财产混同后的收益以及是否可以支付现金来保住不法获得的财产。若适用推定信托,上述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引入推定信托来作为受益人的救济手段。首先,笔者认为推定信托与我国既有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制度并不存在冲突,也即并不存在体系不兼容的问题。其次,我国信托法应当作出相应调整,以拓展创设推定信托的制度空间。目前,英美法系的推定信托出现了保护受益人利益与保护第三人利益两难的问题。笔者由此提出改进方案,认为可以对推定信托进一步改造,赋予推定信托以更大的灵活性,将推定信托中的受益权分为强受益权与弱受益权,区分受信人不法获利的不同情形并进行差异化对待。我们仅探讨受信人的责任是不周延的。因为现实中大量存在着第三人协助受信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形。有的学者反对向信义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施加法律责任。但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向第三人施加责任是出于矫正正义的需要,而且还具有遏制功能及补偿功能,因此应当向第三人施加责任。此外,第三人协助责任应当是一项独立责任,因为既有法律无法对该责任提供统一的规范基础。最后,第三人协助责任的形式主要是损失赔偿。除了协助型的第三人还有纯粹作为交易对手方的第三人。笔者认为此处的关键仍是知情标准的设定问题,这决定了第三人的责任范围。笔者认为知情标准的设置应遵循基本的汉德公式,即将调查成本与预期损失进行比较。而调查成本及预期损失等参数的确定则需要考量相关的经济、社会、法律背景。笔者以信托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应当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明知或应知”标准。

熊亮^[9]（2020）在《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社会,人们既处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也处在机器体系的程式里,更处于现代性的流变中。何谓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如何流变?现代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各家不一。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性逻辑预设、反思与批判以及未来去向,可以深刻地阐释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嬗变的来龙去脉,而四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为探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向度。18世纪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现代性就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里孕育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性、自然范畴、工具理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也正是诸多的特征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流变框架里。因此,一部现代性的流变史,就是一部人与机器的关系史,探究人与机器的关系,既可以追溯现代性的发育生成,也可以反思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更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旨趣。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一部名着谈起,拉美特利的重要着作《人是机器》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西方人从神学转向人学,从中世纪的圣经故事转向近代工业革命的人—机器—自然的故事,在工业革命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告示了一种世界观转化“人是上帝儿子”转化为“人是机器”。“人是机器”现代性起源的解读:一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论本体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建构的图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涵盖了“物”的开发和激活、资本的嬗变和转型、土地要素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式的显现。二是自然是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历史性作用,一种新观念已经进入现代意识,动力这个概念不具有政治意义,它不是控制人们的能力,而是征服自然的能力,“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是改变并利用自然创造新事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事物的能力。三是分工与交换是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关键的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能否普遍应用到社会,英国早期兴盛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人是机器”机器崇拜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展现了人类通过对象化劳动创造的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丰裕的物品,也揭开了被神学所遮蔽的自然界和人,更是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人类逐渐追求理性、崇尚秩序以及构建制度,追求一种确定性、精准性以及因果关系的进步。近代工业革命,在机器崇拜的视域下孕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性,激活人的欲望。二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三是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方案。四是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发展的趋势。五是历史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理工工具的过度膨胀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无穷欲望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患,现代性的忧患也就引发人类对现代性的诊断,开启了一种机器异化的历史哲学沉思。卢梭基于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角度来诊断现代性,提出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是一种历史化进程。人的秉性是自然的、是趋善的,科学技术、理性机器泯灭了人天然的善与爱,给人类带上“伪善的面具”,遮蔽了人类相互之间的猜疑、斗争和奴役,腐化了人的心灵与斗志,给人类带来了惩戒,消解了人类美德的民族性、独特性和魅力性,助长人的闲适与骄逸,给人类带来了惰性,造就了人类时间的多余、多事和多败,科学进步每前进一步,人类道德就堕落一步。科学技术发明的“机器”所打造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带着“伪善的面具”去追求带着“枷锁的自由”,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被对象化的工具所异化,人类失去了道德至善的禀赋,理性工具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之所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两大重要范畴,就是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市民精神与国家精神以及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市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在市民社会里产生的,而扬弃这种背离主要是靠思辨的精神来进行调和。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人性、欲望、财富、机器、劳动以及分工等范畴,在宏观的国家领域中也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普遍精神、普遍利益、自由、必然等范畴,对于现代性的发生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又要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地分析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为深刻的则是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以及内在的规定,通过对资本这一范畴的深刻剖析,认识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性深刻的一对又一对二律背反范畴。从现代性本质的批判来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从货币史、交换史、工业史以及世界交往史来视角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规律,同时也澄明了在现代性过程中资本的内在紧张与外在竞争必然要回答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没有间断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对象化工具—机器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机器的便利同时,机器也在“酸蚀”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对“机器”的现代性批判旨趣:一是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把“机器”作为工具肆意破坏自然,将自然“被宰制”的对象,带来了深刻的自然危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加以量化、价值化,使得人的需求唯一性,导致“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将一切事实纯粹化,导致目的的“无意义”,侵蚀着人的心智。二是“机器”世界观的异化:人生活在流水线上,每天都要从事同一单调的工序,但是又不能造成工序任何一环节的错误,使得人失去了创造性,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压抑的状态。三是消费的异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转向景观拜物教,景观打造的幻象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人们偏离消费本身。“机器”本身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是过于追求“机器”,“机器”权力逐渐主导并限制着人的生活,使得人失去生活的意义目的。“机器”形态、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人与“机器”之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性发生着流变,然而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停止。智能化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论的转换发生了转换,由“人是机器”转向“机器是人”。进入“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的物性、主体性、理性主义、历史整体主义以及历史进步观念在经历着思维方式的转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构建了智能化时代的价值观。由于现代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现代性场域里的唯物史范畴也在面临着质疑:生命、意识以及伦理道德是否只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分工、交换、无人车间是否在改变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继续在被人征服,还是在与人日趋和谐?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是导致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异化理论是继续深化,还是走向终结?“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被筑堤愈加巩固,还是被掘墓走向终结?这有待于人类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地验证,有待于人类在现代性的流变里反思着人类未来的三种抉择: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以及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是人”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机遇,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挑战。“机器是人”时代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机遇:一是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闲暇性。二是交换形式的便捷性、跨时空性以及颠覆性。三是消费方式的瞬时性、多样性以及快捷性。四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五是人类自身的改造。高科技可以把自身作为技术手段,使人类能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我进化的新手段。“机器是人”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鸿沟在缩小。二是机器越来越智能化,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人的依赖性越来愈小。三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将会取代人的脑力劳动,如果人类一旦将全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交给机器,人类将一无是处,并且人的器官都将退化。四是人类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失去了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自然和外部世界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人类失去了对客体的反思。五是人类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时间将智能手机、电脑作为“身体的部件”,越来越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生活,人类失去交往的意义。六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无视道德规则的底线,践踏人类生命,如基因编辑婴儿,是对人类行为规范底线的践踏,在深层次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权力。现代性场域里人、机器、社会以及国家的理论观念在发生着嬗变,也引发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面对现代性的流变,人类未来何处何从?德日进在《人类的未来》里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督教方案,唯有在统一世界内在深处的顶峰上最终出现的一个自主集合中心,才能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在仍然分崩离析的人类群体内部充分激起,维持并释放出期待的促进共识力量,也就是真正的超级爱,要有真正的大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使人类个体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终结的地方隐约地看到集体思考和同情提升到某种状态,使每个个体从参与中得益,就足以激励人类个体并使其确定前进的方向。”在德日进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里,可以看出个人进入到集体的思考和同情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前提下,人类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和机器的体系,但是追求人类的历史进步、历史整体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自由精神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之所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机器是人”所引发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悲观者担忧人类会遭受对象化智能化机器的灭绝,人类会走向终结局面,乐观者认为智能化机器为人类减轻了劳动的负担,人类会实现全面解放。尽管如此,人类生产力还在发展,人类社会还在前进,人类探索自然、外部世界乃至发明创造智能化机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案,不仅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指引了行动的方向,而且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贡献了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人类在现代性前进路上的“明灯”。

纪超凡^[10]（2020）在《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活动,都紧紧围绕着人的解放展开,马克思所关注的人,是世界历史中的人,是自然关系中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社会关系的人,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的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社会底层的人,是代表着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的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人的解放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是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有在性质上相同的三大双重任务:第一大双重任务是全人类的解放,即通过受剥削压迫工人阶级把受资本关系掌控的整个人类从私有制下解放出来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第二大双重任务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即使人从自然界和社会获得双重解放;第三大双重任务是使人真正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需要,即人的感性解放和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式的解放。马克思人学思想经历了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思想的转型过程,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过程。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最显着特征是历史性、实践性、现实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关于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与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与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等构成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其具体内容如下:人的存在是有着自然、社会和精神三维属性的整体的生命存在,人的存在有“自在自发”、“自主自为”和“自由自觉”三种存在样态;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发展的角度看,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满足需要的创造性劳动;人的需要依据人的存在属性有着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三个维度;人的价值是人是否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表达,人的价值有“质”性的内在价值和“量”化的外在价值之分;人的权利是社会承认并保障个体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和行为能力,人的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人的自由是有界限的,人的自由状态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依赖人的不自由、依赖物的不自由和独立的自由;人的发展有个人发展和共同体发展两个维度,个人发展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共同体的发展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解放是有历史步骤的,任何解放都是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无产者的解放需要用哲学武装头脑,在实践中追求自身的解放。马克思人学意义上的生命观是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命活动的最根本、最一般的认识,是关于人的生命本质、生命过程、生命意义、生命归宿及其关系的具象表达。根据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可以抽绎出马克思的生命观的基本内容:生命的本质是有意识的生命存在,生命的特点是能动受动统一,生命存在的基础是物质保障,生命存在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生命存在的条件是权利,生命的规定是尊重。马克思人学下的生命观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人的社会就是人本身,重视实践与生命的运动关系,诉求于人的生命质量的保障。青年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如何运用这些力量需要生命教育尤其是生命价值教育的引导。我国当代青年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梦追逐的伟大事业,显示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蓬勃生机,在各种工作岗位和各类学校都可以看到青年一代开拓奋斗、勤奋学习的身影。但不可否认,当下我国部分青年生命存在样态问题较多,个别青年对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的敬畏和呵护意识较弱。由于经济大潮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一些青年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工具理性等思想的影响,针对性的青年生命理论教育式微、实践教育势弱。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人学中的生命观可以为青年生命价值教育提供重要的理论启迪和实践启示。生命教育是生命本质教育、生命原理教育、生命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生命观念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等的总和。对青年大学生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关涉生命价值的教育,目的是使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在珍爱生命的前提下自觉投身于中国梦的实现以成就生命。生命价值教育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后果”学说产生的必然性——作为会计准则更改原因的需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后果”学说产生的必然性——作为会计准则更改原因的需要（论文提纲范文）

（1）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犯罪记录制度体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怀特海价值理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后果”学说产生的必然性——作为会计准则更改原因的需要（论文参考文献）

• [1]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02)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犯罪记录制度体系化研究[D]. 全荃.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D]. 关升亮. 吉林大学, 2020(03)
• [5]我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怀特海价值理论的审思[D]. 林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6]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7]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D]. 位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D]. 陶伟腾.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9]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D]. 熊亮.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D]. 纪超凡. 兰州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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