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陈寅恪先生治史求真之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李胜琴[1](2020)在《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邵循正(1909—1972)是20世纪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他早年从事近代中法关系研究,着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从史学方法上看,他运用史料考证和史政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史事。从研究视角来看,他引入“国际法”,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从人物评价来看,他秉持历史主义原则,客观如实地评价历史人物。从史料运用来看,他运用的史料客观准确、种类丰富、内容新颖。基于此,《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获得学界很高评价,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中法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邵循正的研究领域和历史观发生变化。为了配合唯物史观的学习,他重新回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由原本单纯的史料考证转变为史料考证与史观指导并重,并且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获得重用。他在中外关系史、清末改良运动、中国近代农民战争史、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还专注于整理近代史籍资料,参与近代史学科建设。在唯物史观的熏陶下,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所提升,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所完善,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提出近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线索和研究提纲。纵观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始终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广征史料、精细考证以及“多语言、多学科、多国档案”的治史方法放在第一位,表现出以求真求实为研究的基本要求,注重既看上层又看下层的综合考察的治史特点。他不是一位纯粹书斋式的学者,而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无愧为历史和现实的联动者。
雷冠星[2](2020)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史学实践(1938-1946)》文中研究表明郑天挺,中国近代着名史学家,史学成果卓着,尤以明清史研究蜚声中外,是孟森之后将该领域研究推进到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以往研究多关注郑氏的明清史研究。近年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明史讲义》等珍贵文献的出版,拓展了学界对郑天挺学术旨趣的认知,展现了郑氏在隋唐史、元史等领域的众多建树,由此为中国史学界系统认识郑天挺学术提供了新的空间。七七事变后,郑天挺将儿女留在北京,只身前往长沙,后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和教授。郑天挺除专心史籍研究外,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在实地考察中,充分发扬了一个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提出文史采访标准,保存了大理的史料、遗迹,并以此为材料,提出了大理风俗的新看法;在课堂教学中,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既教导学生如何分析史料,传授治学方法,又引领学生探索学术前沿,扩大眼界,在打好基础的同时,扩充学生的学术思想;在学术报告中,融入爱国情怀,以演讲为主要形式,以洋务、云南、史学史等为主题,既抨击了一些社会和教育上的问题,又鼓励文人、学生、普通人坚定意志,共赴国难。本文以1938年至1946年郑天挺的学术实践为研究区间,以实地考察、课堂教学和学术讲演为主要切入点,分析郑天挺的学术实践与其治学间的联系,补充前人未曾关注到的研究内涵,体现郑天挺学术思想的广泛性,从而丰富郑天挺在近代史中的形象塑造,展现其作为学者与教师的角色担当,并试图以郑天挺为个例,探讨在时代变化下,知识分子的应对与改变。
谢进东[3](2020)在《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袁国友[4](2019)在《西南联大史学研究的成就与取向》文中提出西南联大在滇办学期间,联大历史学系教师在通史撰着、断代史研究、宏观史论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写出了《国史大纲》《中国史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清史探微》《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经典学术名着。与抗战前北大、清华的史学研究特点相比较,联大史学研究在学术取向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研究选题上,从注重专题考证走向微观实证与宏观通论相结合;研究方法上,从崇尚考据走向考据、综合并用;研究目的上,从求真为主走向求真与致用并重。联大史学研究取向的转变,既是抗日救国的时代大潮影响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自五四以来中国史学自身演进发展的必然取向。
李席[5](2018)在《历史主义与中国现代新史学,1902-1949》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主义是基于这样三层预设的生命观、世界观及历史思维:人类生命的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其本质存在于它在过去时间的整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价值由其自身存在所规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个体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时代或阶段都是人类精神的特殊体现;对它的恰当理解只能用历史溯源的方法,既要根据其所处的环境或语境加以判断,又要从中把握一种特定的发展趋势。作为现代人文主义的重要构成,历史主义在西方兴起于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主要是以德国的历史观念与史学实践的专业化为标志,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精神、文化与史学自主性的一系列思考。同时,历史主义的观念要素和人文精神并非孤立存在于西方文化土壤,这在东方中国的历史思想中则有着最突出的前现代意义上的体现。待至19世纪末以后,西方历史主义虽日渐陷于危机,但伴随着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扩张而传至东方国家时,其洪澜余波则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历史精神和乾嘉史学运动的遗脉汇流,从而为中国现代新史学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参照。本文从“历史主义”这个观念的重新认识入手,尝试对中西历史观念两种文化源流及近代以降的“汇流”加以梳理、比较,通过深入系统地描叙和分析历史主义在其中的思想谱系,揭示历史主义在历史学的专业化和扞卫史学自主性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尝试指出历史主义内涵又是如何被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所片面分割的,以及在中国本位文化史观中又是如何被诠释和展现的,进而探讨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理论困境及其面对的中西文化问题。全文总共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绪言”部分,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与写作主旨,以及力求较为深入系统地回顾评析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前贤研究成果,并对研究思路及方法做出必要的交代。第二至第四章为正文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其中,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历史主义的内涵及其西方源流和发展状况,进而通过中西比较,阐述了“东方历史主义”的特征和表现概况。第三章论述了历史主义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新史学理论形成中的思想运作,通过对史学性质问题的由来、历史学的科学化、理性与人文的史学观念以及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的分别考察,指出历史主义在为论证历史学的人文性及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性时,更多是以历史学的“艺术论”形式出现的,它在新史学寻求自身定位和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提供了最根本性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历史学领域的普遍主义和科学主义起到了制衡作用。第四章论述了历史主义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新史学实践中的具体状况,指出其中最有成就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于小叙述、重考证、反对普遍规律的中国历史学派,承接乾嘉考证学传统,汲取西方现代实证史学方法,以重建历史事实为目的;二是中国文化史学的兴起,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而是有其自身独特性。通过以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新史学家的史学实践背后的观念为例,进而剖析和讨论他们的历史主义思想所指向的历史时代的文化命运问题。最后,在第五章“结语”部分,对全文论述的历史主义思想及其在中国现代新史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指出历史主义乃是历史学难以摆脱的一种具有支配性的基本思想,克服其中的相对主义和避免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普遍与特殊这个永恒的命题。
胡逢祥[6](2018)在《陈寅恪史学个性的再探讨》文中研究指明陈寅恪治学,素以坚守"学术独立"的个性为人们所钦佩,然其中饱含的忧世淑世精神及理性处置求实与"取鉴"关系的守则,同样值得关注。观其历史研究的种种实践和中年以后一再倡导的"新宋学",除了旨在从方法上建构一种考据与义理兼修的现代学术理想境界外,实际也与此种关注世运,希冀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情结深切相关。探讨和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陈寅恪史学的个性及其时代特征。
张祖群[7](2016)在《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基于比较视野的探析》文中指出针对钱学森晚年叩问,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学术比较,认为陈寅恪治学特点体现为学贯中西、坚持"求真"、重视史料、诗史互证、理解之同情、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命运比较,大师晚景尤为凄凉,最是文人不自由。假若历史可以假设,陈寅恪将成就另外一个陈寅恪(大师典型)。在转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艰难,陈寅恪一生将学术作为生命象征和存在意义,这样也造成他个人史的悲剧与学术史的交织。
段晓亮[8](2014)在《郑天挺史学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时期。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发生深刻改变,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各种不同风格的史学流派异彩纷呈。郑天挺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着名史家,也是继孟森之后以科学方法研究明清史,并且将明清史发扬光大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此外,郑天挺在隋唐史、元史等研究领域,也取得重要成就。1949年以后,郑天挺学习和服膺唯物史观,由乾嘉考据学风和近代实证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了其晚年学术的新境界。可以说郑天挺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都是中国史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经历和成就,是我们整体把握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和脉络,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有鉴于此,本文以郑天挺的史学研究为切入点,围绕郑天挺史学成就、治史特点、史学思想、以及历史教育思想等问题展开,探讨郑天挺学术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郑天挺史学的价值和影响,以此更清晰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演变的总体特点和脉络。郑天挺对中国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对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等,均有细致而精深的研究,对明清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也有精确的概括,在隋唐史、元史和边疆史地等领域,也有全面和细致的研究,除部分公开发表外,这些成就和创见多数凝结在其多达上百万字的讲义中。郑天挺的中国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重视运用原始文献资料;其次,注意梳理历史事件发展演变的脉络;再次,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体特征。郑天挺最主要的治史方法有比较研究法和历史语言研究法。郑天挺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探微索隐,见微知着;“深、广、新、严、通”;唯物史观与精深考证的结合。郑天挺的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有注重传授读书致知的门径、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以及积极拓展学术视野等。郑天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他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本身即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郑天挺还对于维持和弘扬北大的史学、开创和奠定南开史学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系统地研究郑天挺史学独特的成就和特色,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演变的进程,也可以借此发掘郑天挺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对目前的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孙俐[9](2014)在《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探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陈寅恪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和相关文学理论的论述,概括出其特殊的文学研究方法,并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西方思想理论中追寻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的渊源,考察陈寅恪整合中西以转变成自己独特研究模式的历程,为现今的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提供借鉴。本文力求实现三大目标:方法层面,通过个案总结出普遍规律,对陈寅恪在长期文学研究实践中探索出的一套独特研究方法加以提炼;实践层面,梳理陈寅恪在留学过程中通过对中西文化学术的比较,所表现出的对这两种文化的不同理解和把握方式,探究其对知识消化运用进而产生新思想方法的方式;理论层面,厘清陈寅恪融会中西的的文学研究方法与其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关系,展示出其对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指导思想和学术方法的示范性和启发性。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各部分的思路如下:“绪论”部分通过梳理和分析陈寅恪文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以及目前研究的成绩与不足,确定以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以其文学研究方法的中西学术渊源及其结合西学将传统方法转型使其现代化的方式为研究重点。第一章旨在总体把握陈寅恪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理论渊源。义宁陈氏家学、启蒙时期的国学教育以及多年留学的西学浸染对陈寅恪学术观念与方法有着重要影响。陈寅恪所坚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学术立场,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托命意识与文化研究意识,决定了他历史与文学的研究特色。探求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意识又使陈寅恪一生的治学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应了三种不同文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回国初期,陈寅恪治学的重点在西域史地学,采用“原典比照”方法研究佛经翻译文学和古典文学;中期,他转向了中古民族文化史研究,运用“诗史互证”方法笺释唐代诗文;在学术生涯晚期,陈寅恪进行“心史”研究,主要以“了解之同情”法研究明清文学。第二章探讨陈寅恪“原典比照”文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渊源、理论观念、研究实践和突出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陈寅恪的“原典比照”方法吸纳了宋代史学、佛学等传统学术精华,并借鉴了西洋东方学、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等西方学说。他以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的比较观念,立足文化本原的语言基础研究,在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流变、唐代文人之间和文体之间的比较等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实绩。第三章论述陈寅恪“诗史互证”文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背景、运用依据和研究情况。陈寅恪继承了在古代诗史不分情况下形成的传统“诗史互证”方法,并因其对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理论方法的吸纳与转化而使该方法得以现代化。在不同文化的比照下,中国古典诗歌迥异于西方的特性是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运用的依据。在早期的“诗史互证”研究实践中,陈寅恪侧重于文学的文化整体研究,揭示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第四章阐明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文学研究方法的准确内涵,对其中的传统与西方因子寻根溯源,探讨了该方法的特征与实际运用情况。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法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史学思想方法,并接续了中国心灵化文学批评、“以意逆志”等诗学传统。陈寅恪晚年“心史”研究与“新史学”思潮下的心理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同步,是其“诗史互证”方法的进一步深化。该方法更追求“时、地、人”三要素的密扣,以“古典”“今典”的辨析为基础,并以细微的心理分析达到与古人“同情”。“结语”部分总结了“原典比照”、“诗史互证”与“了解之同情”这三种文学研究方法对当今文学研究批评活动中出现的弊病的纠正以及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给当代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提供的启发,认为对陈寅恪在文学研究领域成果的梳理、研究与借鉴是21世纪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于语和,张欣[10](2013)在《论陈寅恪的政治史研究——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角度》文中指出陈寅恪是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一生着书立说,笔耕不辍,其所秉承的独立与自由精神更是为后人奉为治学治史之圭臬。学界对于陈寅恪的关注多集中在他的历史学和文学方面的成果,而对其在政治史研究中的巨大贡献却有所忽略。笔者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切入点,通过对此作的概括,以期对陈寅恪政治史研究的思想脉络与主旨大意有所阐发,并梳理此本着作中所蕴含的治史方法与学术精神。
二、谈陈寅恪先生治史求真之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陈寅恪先生治史求真之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邵循正的生平及学术述略 |
(一)中西兼具的教育背景 |
(二)清华名师的耐心教诲 |
(三)转向蒙、元史研究 |
(四)“破旧”与“立新”相辅相依 |
二、民国时期邵循正的近代中法关系史研究 |
(一)《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的特点 |
1.突出历史考证特色 |
2.注重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联系 |
3.引入国际法就问题驳问题 |
4.客观如实地评价历史人物 |
(二)《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的史料运用特点 |
1.重视运用原始史料 |
2.引用史料丰富多样 |
3.新旧史料相互补充 |
(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的不足之处 |
三、新中国成立后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一)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略 |
1.中外关系史 |
2.清末改良运动 |
3.中国近代农民战争史 |
4.辛亥革命 |
5.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 |
(二)潜心整理近代史籍资料 |
(三)参与近代史学科建设 |
1.参与中国近代通史编纂工作 |
2.拟定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 |
四、邵循正的治史方法与特点 |
(一)治史方法 |
1.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
2.广征史料,精细考证 |
3.“多语言、多学科、多国档案”的使用 |
(二)治史特点 |
1.以求真求实为基本要求 |
2.既看上层又看下层的综合考察 |
五、对邵循正及其史学的评价 |
(一)中国近代中法关系研究的开拓者 |
(二)历史与现实的联动者 |
(三)深受时代影响的研究者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史学实践(1938-194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学术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郑天挺云南地区的实地调查 |
(一)大理实地调查及相关研究 |
(二)对苗族和敦煌的学术调查 |
(三)实地调查所反映的治史风格 |
二、郑天挺隋唐史与明史的课堂教学 |
(一)隋唐史教学研究 |
(二)明史教学研究 |
(三)课堂教学所反映的治史风格 |
三、郑天挺基于讲演展开的历史研究 |
(一)对中国传记文学的总结与开拓 |
(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
(三)对云南历史地位的研究 |
(四)相关学术讲演内容分析 |
(五)学术讲演所反映的治史风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论文提纲范文)
一《新史学九十年》所蕴含之褊狭“新史学观” |
二科学实证:中国新史学之求真或求理 |
三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求意或求识 |
四结语 |
(5)历史主义与中国现代新史学,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缘起与写作主旨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回顾 |
第二章 历史主义的源流与中西比较 |
第一节 历史主义的内涵及再认识 |
第二节 西方历史主义渊源及发展 |
第三节 东方历史主义及思想比较 |
第三章 历史主义与现代新史学理论 |
第一节 史学专业化与知识特性 |
第二节 科学派史家的审慎提倡 |
第三节 理性与人文之间的认识 |
第四节 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理解 |
第四章 历史主义与现代新史学实践 |
第一节 历史主义与中国历史学派 |
第二节 历史主义与中国文化史学 |
第五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1950-1980年代科学话语下的史学观念 |
附录二:作者在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7)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基于比较视野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比较视野 |
(一)陈寅恪与同时代几位学者的学术比较 |
(二)陈寅恪与同时代几位学者的命运比较 |
(三)小结 |
二、陈寅恪的个人史与学术史评述 |
(一)陈寅恪治学特点归纳 |
(二)历史是否可以假设 |
(三)大师晚景“寂寞” |
三、结语 |
(8)郑天挺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旨趣 |
二、学术界研究状况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四、论文难点与创新预期 |
第一章 郑天挺生平与学术生涯 |
第一节 郑天挺家世和早期经历(1899-1930) |
一、早年家境和读书经历 |
二、兼收并蓄的大学时代 |
三、北上读研和南游经历 |
第二节 任职北大和西南联大(1930-1952) |
一、从临危受命到忍辱负重 |
二、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与经历 |
三、北大复校与迎接解放 |
第三节 任职南开大学时期(1952-1981) |
一、从史料派到信奉唯物史观 |
二、五六十年代的教学研究和《清史简述》 |
三、“文革”结束后的史学活动 |
第二章 郑天挺的隋唐史和元史研究 |
第一节 郑天挺与隋唐史研究 |
一、隋唐政治史和唐史分期 |
二、历史地考察唐代军事和田赋制度 |
三、实事求是的武则天研究 |
四、吐蕃源于发羌考 |
第二节 郑天挺的元史研究 |
一、蒙古先世与元代政治史 |
二、元代经济史和民族关系 |
三、元代社会性质和社会阶层 |
第三章 郑天挺的明史研究 |
第一节 明代政治史研究 |
一、有关明史分期和明初史事的论断 |
二、考察土木之变和大礼议之争 |
三、对明代内阁制的研究 |
四、对明代农民起义的考察 |
第二节 明代经济史研究 |
一、丁役制度和田赋制度 |
二、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
三、海外贸易与对外关系 |
第三节 整理史料与清修《明史》之点校 |
第四章 郑天挺的清史研究与《清史探微》 |
第一节 清初政治史研究 |
一、满洲先世和血系研究 |
二、满洲入关前政治和社会性质 |
三、对多尔衮和康雍政治的考察 |
第二节 清代礼俗和制度研究 |
一、清初礼俗研究 |
二、八旗制度和包衣制度 |
三、清代军机处制度研究 |
四、幕府制度和职官、文体制度 |
第三节 清代经济史研究 |
一、清代土地制度和税赋改革 |
二、清代资本主义萌芽 |
三、清代海禁与对外贸易 |
第四节 郑成功和台湾研究 |
第五章 郑天挺史学思想和历史教育思想 |
第一节 郑天挺的史学思想 |
一、探微索隐、见微知着 |
二、“深、广、新、严、通” |
三、唯物史观与精深考证的结合 |
第二节 郑天挺中国史研究的特点和方法 |
一、重视运用原始文献资料 |
二、阐明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 |
三、从宏观把握关键性历史问题 |
四、比较研究的方法 |
五、历史语言研究法 |
第三节 郑天挺的历史教育思想 |
一、传授读书致知的门径 |
二、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
三、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 |
四、鼓励交流、拓展学术视野 |
第六章 郑天挺的史学地位与影响 |
第一节 郑天挺对北大史学的贡献 |
一、培养和提携史学人才 |
二、维持北大明清史学一脉 |
第二节 南开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 |
一、打造南开明清史研究重镇 |
二、形成多学科全面发展的格局 |
第三节 郑天挺与南开史学风气 |
一、奠定勤勉朴实、严谨厚重的传统 |
二、形成敦厚诚笃、谦敬和谐的风气 |
三、崇尚“求真、求用、求新”的理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郑天挺学术年谱 |
个人简历 |
(9)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思路 |
第一章 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历程 |
第一节 读书生涯与所受影响 |
一、开蒙时期之旧学教育 |
二、青少年代之西学浸染 |
第二节 学术思想与治学历程 |
一、中国文化本位的学术立场 |
二、归国后治学分期与文学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文学研究方法——原典比照 |
第一节 “原典比照”的学术渊源 |
一、“原典比照”的国学熏陶 |
二、“原典比照”的西学浸染 |
第二节 陈寅恪“原典比照”的理论实践 |
一、陈寅恪的比较观——具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 |
二、“原典比照”方法特点——文化本原的语言基础研究 |
三、陈寅恪“原典比照”的分期研究 |
第三章 文学研究方法——诗史互证 |
第一节 “诗史互证”的学术背景 |
一、对“诗史互证”传统的承传 |
二、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吸纳与超越 |
第二节 “诗史互证”的具体实践 |
一、“诗史互证”的运用依据——中西诗歌的歧异 |
二、“诗史互证”的研究实践——以《元白诗笺证稿》为对象 |
第四章 文学研究方法——了解之同情 |
第一节 “了解之同情”法释名与溯源 |
一、“了解之同情”法释名 |
二、“了解之同情”法之西学寻根 |
三、“了解之同情”法之传统溯源 |
第二节 “了解之同情”法之选用与实践 |
一、新史学与陈寅恪“心史”研究 |
二、“了解之同情”法的实际运用——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为对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10)论陈寅恪的政治史研究——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一、陈寅恪的两稿撰写及其历史背景 |
二、陈寅恪的研究方法 |
三、陈寅恪的精神义谛与学术品格 |
四、谈陈寅恪先生治史求真之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D]. 李胜琴.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5)
- [2]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史学实践(1938-1946)[D]. 雷冠星.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J]. 谢进东. 史学月刊, 2020(03)
- [4]西南联大史学研究的成就与取向[J]. 袁国友. 思想战线, 2019(04)
- [5]历史主义与中国现代新史学,1902-1949[D]. 李席.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陈寅恪史学个性的再探讨[J]. 胡逢祥. 史学理论研究, 2018(01)
- [7]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基于比较视野的探析[J]. 张祖群.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1)
- [8]郑天挺史学研究[D]. 段晓亮. 南开大学, 2014(04)
- [9]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探微[D]. 孙俐.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8)
- [10]论陈寅恪的政治史研究——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角度[J]. 于语和,张欣. 贵州社会科学, 2013(12)
标签:陈寅恪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