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尼巴厘银行的丑闻及其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顾佳赟[1]（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姜丽媛[2]（2020）在《佐科时期印尼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与澳大利亚作为一衣带水的海上近邻,地理位置的邻近性使得两国在安全上具有高度相互依赖的特征。在印太地区大国竞争加剧,地区安全环境逐渐恶化的背景下,印尼与澳大利亚的合作空间正在扩大。此外,近年来区域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复杂交错,共同应对区域安全威胁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两国开展安全合作也基于各自的战略考量。在印尼方面,佐科希望通过开展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助力印尼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而澳大利亚则希望通过两国的安全合作缓冲地区安全挑战对其的冲击。佐科时期,印尼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兼顾双边与多边框架,注重在反恐、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一时期两国的安全合作呈现出多边合作以东盟安全架构为中心;以海上安全领域为合作重点;合作领域具有选择性,以低主权敏感性领域为主导;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低;两国合作关系供给不对称等特征。总体来看,印尼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增强了两国协同行动的能力,但合作难以向纵深层次发展。在地区安全方面维护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两国的合作有效打击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了地区安全环境。在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方面,客观上两国的安全合作并不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然而,近期印尼对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的强硬态度以及澳大利亚搅局南海使得两国的安全合作仍对中国构成了一定压力,中国需密切关注两国的合作动向,做好战略研判、出台应对措施。
林大祥[3]（2019）在《1945—2014年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国家发展研究 ——基于一个诠释人类社会变迁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初,学术界兴起了一场旨在重新确立国家问题在政治分析中核心地位的“回归国家”运动。作为国家理论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构建和发展的问题更是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焦点之一。学术界不仅针对现代国家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展开深入探讨,而且围绕具体国家的历史进程专门研究单一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和发展过程。本文在考究前人学术研究和具体国家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置身于现代国家构建和发展研究逐渐兴盛的学术背景下,针对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的现代国家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展开系统且深入的研究,旨在重新解读印尼的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以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印尼现代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总体特征。本文试图运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诺思国家理论研究印尼的现代国家发展过程。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选取1945—2014年印尼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区间,并根据1945—2014年印尼的发展情况将1945—2014年印尼现代国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即苏加诺时期（1945—1966）、苏哈托时期（1966—1998）和后苏哈托时期（1998—2014）。三个时期既紧密关联,又相互区别,在支配联盟、暴力管控、组织发展、制度建构和社会信念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和内容。通过运用诺思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全面剖析1945—2014年印尼现代国家发展三个重要时期在支配联盟、暴力管控、组织发展、制度建构和社会信念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可将1945—2014年的印尼判定为自然国家的内部发展过程。期间,印尼也经历了一个从脆弱的自然国家向初级的自然国家再向成熟的自然国家发展的过程,其标志在于国家对于暴力的控制不断加强、对于组织创建和活动的限制逐步减少、制度日趋完善且复杂化、社会信念开始朝着平等共享和包容参与的方向转变。最后,结合1945—2014年印尼在自然国家发展阶段的情况,本文将探究如何实现印尼从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根据诺思等人对于实现从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型的两个重要步骤——三个门阶条件和制度化权利开放的阐释,本文认为印尼实现从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任重而道远,需要印尼以支配联盟、暴力管控、组织发展、制度建构和社会信念等方面为主要抓手,以达成从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型的三个门阶条件为目标指向,最终朝着制度化权利开放的方向发展。
项南月[4]（2019）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机制复杂体 ——国家行动策略、机制互动及治理有效性》文中认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机制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在同一个议题领域中时常出现多个国际机制共同参与治理的现象,由此形成了国际机制的重叠与互动,参与国际机制的成员国也开始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有效管理,由此形成了机制复杂体,我们需要对这一新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理解机制复杂体的关键集中于三个核心问题:国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机制之间如何互动、以及它们会对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何种影响。国家通常可以采取放任型策略、合作性策略和冲突性策略。放任型策略不会导致机制互动的形成。合作性策略又可细分为规则让渡、规则协调、设立争端解决条款以及引入支持性机制四种类型。冲突性策略则又可分为机制选择、机制转移以及竞争性机制建设三种。不同的行动策略选择将导致不同的机制互动模式。常见的机制互动模式可分为协同型互动、协调型互动、（规则/地位）竞争性互动与对立型互动四种。它们也将分别对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不同影响。衡量有效性必须建立客观和可操作的指标。由遵约、执行、问题改善和问题解决或目标实现所逐级构建起来的衡量标准可以较好地满足这一要求。在通常情况下,协同型互动最有助于大幅提高有效性,而对立型互动则极易导致有效性的大幅削弱。协调型互动和竞争型互动所带来的有效性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可能小幅提高有效性,后者则小幅削弱有效性,但它们之间也极有可能发生改变。东南亚地区的自由贸易体系、全球反避税治理和能源治理三个领域的案例基本证实了本文的理论观点。加深对机制复杂体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在理论层面对制度主义研究贡献新知识,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它将有助于减少国际机制间的相互损耗,形成合理的职能分工,通过深化合作提高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对于我国来讲,它也有助于减少在参与国际事务和机制建设时所面对的质疑,使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张露[5]（2018）在《佐科执政以来印度尼西亚对澳大利亚关系的转型》文中研究说明苏西洛政府时期,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由于领导人执政方式和外交理念的不同,致使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合作存在诸多不和。佐科上台后,凭借其独特的外交方式,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在佐科看来,这种新的外交理念不仅为印尼赢得了更多朋友,而且对该国日后发展也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苏西洛政府时期,印尼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关系历经坎坷:两国间多次外交风波隐射出彼此政治上的互不信任;经济合作阻碍重重,双方贸易往来受制于众多壁垒;防务与安全关系因难民问题、恐怖主义活动等受到严重影响。佐科执政以来,印尼对澳大利亚关系开始转型:在两国高层互相往来、双边和多边会议的基础上,政治关系逐步缓和;伴随着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IA-CEPA）谈判的重新启动,两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领域带来的危害日益威胁着双方国家安全和海上安全,在防务与安全方面上,双方也逐渐走向共同合作,致力于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印尼对澳大利亚关系转型的原因有四点:其一,相对于印尼历届领导人来说,佐科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执政理念和外交政策,这也成为两国关系缓和与发展的主要动因;其二,为了改变国内现有的经济状况,为更好地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打下基础;其三,两国都深受地区海上安全隐患的威胁,建立战略伙伴合作关系是共利益驱使的结果;其四,在国际环境大背景下,印尼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能够降低全球贸易下降给两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印尼对澳大利亚关系转型有助于破除印尼国内经济发展瓶颈,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助于维护两国海上安全,抵御外来威胁;有助于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国际经济平衡发展。两国关系的改善化解了多年来的冷淡局面,为印尼赢得了一位具有战略共识的朋友,在澳大利亚的帮助下,印尼的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印尼在地区以及国际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事实证明佐科的战略选择以及长远目光让印尼走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郭雷庆[6]（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认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陈永华（Chan Wing Wah）[7]（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魏慧玲[8]（2017）在《印尼的亚太经贸合作战略选择研究 ——结合对TPP、RCEP、MSR的模拟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呈现出一种“多途径并存,竞争性合作”的特点,其中TPP（之前由美国主导）、东盟主导的RCEP以及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MSR:Maritime Silk Road）最具代表性。印尼是东盟的领头羊,是东盟的秘书处所在地,是东盟的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扮演着东盟的“盟主”,因此本文基于东盟视角,分析亚太经贸合作现状及其竞争格局,考察印尼的经贸发展与合作现状,分析印尼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向,进而运用GTAP-CGE模型,模拟印尼参与亚太经贸合作（加入一个或几个组织）的福利状况,最后得出印尼的亚太经贸合作战略选择的基本结论。理论分析部分,结合当前亚太经贸合作现状及其竞争格局,综合分析印尼加入TPP、MSR的主要推动因素和制约因素。加入TPP方面,主要的推动因素有以下3点:（1）东盟四国加入TPP的示范效应;（2）东盟四国及美国与印尼的密切关系;（3）APEC的困境。主要的制约因素则有:（1）印尼国内的谨慎言论;（2）较弱的产品竞争力;（3）TPP的高门槛、高标准。加入MSR方面,印尼国内各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主要的推动因素则有:（1）印尼与中国良好的双边关系;（2）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3）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阻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印尼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2）大国平衡战略的影响;（3）印尼与中国的海上争端。关于RCEP,RCEP由东盟主导,而东盟是印尼外交和经贸合作的第一方向,因此RCEP符合印尼的发展诉求,印尼定会积极推动RCEP的成立,维护东盟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实证研究部分,运用GTAP9.0模拟五种情景:（1）TPP成立,RCEP、MSR未成立,印尼未加入TPP;（2）TPP成立,RCEP、MSR未成立,印尼加入TPP;（3）TPP、RCEP成立,印尼未加入TPP（默认只要RCEP成立印尼即是成员）;（4）TPP、RCEP成立,印尼加入TPP;（5）TPP、MSR、RCEP成立,印尼未加入TPP,加入MSR。将当前TPP、RCEP、MSR均未成立的现状设为基准情景,模拟的5个情景与基准情景进行对比。模拟结果中,宏观上选取经济福利、贸易平衡、贸易条件、进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以及实际GDP增量这五个指标,微观上选取各产业的贸易差额、产出增长率和进出口变化率这三个指标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宏观层面上,虽然印尼加入TPP社会福利有所提高,但是RCEP对其福利影响更大,正收益更显着,且在加入MSR后,其福利增加超过加入TPP。印尼的GDP增长率及实际GDP增量的变化都显示RCEP更加有利于印尼的经济增长,印尼加入TPP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显着,加入MSR后的经济增长绩效最优。印尼的贸易条件在加入TPP后仅有些微改善,在RCEP成立后显着改善,加入MSR后则更加显着。此外,RCEP的成立大大增加印尼的进出口,加入MSR比加入TPP的进出口增幅提高超过50%。从这些宏观指标的变化看,印尼加入TPP虽有获益,但是总体福利并不高。在微观层面上,印尼加入TPP获益最大的是纺织服装业,加入TPP后,其出口大幅增加,贸易顺差额也扩大;其他产业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农业、机电设备行业尤甚。加入RCEP和MSR,印尼的加工食品和饮料业受益最多,其产出增长率大幅提高,出口大大增加。此外,印尼的采掘业、机电设备行业的出口都有所增长,农业的产出增长率达到最高。整体来说,加入RCEP、TPP、MSR对印尼各行业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相比之下,RCEP、MSR对印尼各行业的综合影响更为有利。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印尼当下并不适合加入TPP,加入TPP弊大于利;（2）印尼本身作为RCEP的成员,且RCEP使印尼受益良多,应积极推进RCEP;（3）MSR比TPP更加符合印尼的发展诉求,带来更多的正面效应,加入MSR可以助力印尼实现海洋强国之梦。
孙伟[9]（2016）在《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澳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最多共同点的同盟。澳大利亚在和美国结盟以后参加了美国发动的每一场主要战争,堪称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这个中等强国被美国视为其亚太战略的“南锚”。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而随着中国崛起和中澳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澳政治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得更加顺利。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对于中国制定其周边战略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深究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过程总结出美澳同盟关系的特点,评价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国防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并且对影响美澳同盟将来走向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对和本文题目有关的官方数据与报告、美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演讲与谈话、国内外广大学者们的论文以及学术着作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综合与归纳,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来还原历史事实、发现规律和解释现象,最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本文还使用了历史学、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交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是通过综合同盟理论各派观点包括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同盟理论来阐述同盟、同盟视野和追随这三个基本概念,同时尝试用威胁认知、意识形态、权力、地缘政治特征、利益、制度和认同等主变量来研究同盟的建立、持续和发展,并且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对同盟的价值进行评估。第二章也构成了全文的理论框架。第三章追溯了澳大利亚参加越南战争的根源。冷战开始以后澳大利亚积极推进前沿防御战略,因此参加了由美国组建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希望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的印支半岛遏制中国。对于美澳同盟来说,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对《澳新美安全条约》的补充,使得美澳同盟关系有了双重保险。第四章则涉及澳大利亚出兵南越的原因、卷入越南战争的过程以及越战失败对美澳同盟关系的影响。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前沿防御战略。澳大利亚政府认为通过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可以保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安全。此外,由于在马来西亚联邦与荷属西伊里安问题上和印尼关系紧张,为了让美国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澳——印尼冲突中保护自己,澳大利亚参加了越南战争,此举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政策。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澳大利亚不得不开始反思和修正本国日益僵化的对美政策。第五章分析了美澳同盟关系在冷战转型期的调整。澳大利亚在惠特拉姆时期尝试推行独立外交政策,使得美澳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但这只是同盟范围内的一种自主。美澳同盟关系在弗雷泽执政时期特别是在前苏联于1979年侵略阿富汗以后又得到了加强。本章还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新同盟的裂变,美澳同盟关系并没有受到其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冷战后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由于共同威胁的消失,美澳同盟在冷战结束以后一度处于漂流状态。澳大利亚在基廷执政时期积极地接触亚洲并且促进地区安全合作。但是霍华德上台后又提升了美澳同盟关系,使其聚焦于澳大利亚领土之外的地区安全问题。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加美国的反恐战争,美澳同盟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以后美澳同盟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冷战后澳大利亚开始在中美之间进行均衡外交,基廷政府的尝试在霍华德执政前期一度被逆转,但是在霍华德执政后期,澳大利亚的均衡外交政策表现得日渐明显。不过美国重返亚洲以后,澳大利亚实行均衡外交政策的空间受到限制。第七章是结论,总结了美澳同盟的两大特点即两国在力量上的不对称和地位上的不平等。由于美澳同盟的存在,澳大利亚很难有真正独立的外交与防务战略。它追随美国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和生存,其次才是获取额外的利益。澳大利亚因素、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和东盟因素都会对美澳同盟的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刘若楠[10]（2016）在《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解释的核心困惑是,东南亚国家为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普遍采取对冲战略而非制衡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作为典型的中小国家有着较为强烈的对冲倾向,即希望并行不悖地发展与邻近大国的安全关系,以缓解其安全依赖和独立自主两个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不过,这种对冲倾向能否转化为政策实践则受到邻近大国安全竞争性质的显着影响。具体而言,在大国对抗性竞争时期,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对冲的战略空间,追随特定大国因此成为其普遍选择;在不存在大国安全竞争的时期,东南亚国家则普遍寻求弱化既有的安全依赖。而在大国包容性竞争时期,东南亚国家普遍具备对冲的战略空间,奉行对冲战略因此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趋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呈现出典型的包容性特征,东南亚国家因此获得了较为充裕的对冲战略空间,对冲战略随之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选择。研究表明,中美包容性竞争主要源于中国崛起进程中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安全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源于美国的综合实力优势,更来自于美国的东亚安全保护体系。通过提供安全保护,美国赢得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等盟友和安全伙伴对其主导地位的认可和支持。为缓解美国安全保护体系的压力,中国一方面尽力维持中美战略关系稳定,另一方面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深化与东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从而塑造了中美包容性安全竞争的局面。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安抚战略取得进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包容性竞争态势局部有所弱化。一方面,美国强化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存在,并随之促使其部分安全保护伙伴奉行更为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中国为缓解压力在部分安全议题上采取了更为进取的政策。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局部弱化使得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空间有所缩小,对冲随之出现了分化。菲律宾和越南的对冲战略空间被显着压缩,菲律宾甚至转向制衡战略;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采取更为谨慎地平衡战略。而此前没有受到中美安全竞争影响的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等国也开始因与一方接近而受到另一方的压力。不过,在美国实力优势较为突出及其安全保护体系得以延续的背景下,中美包容性竞争整体转向对抗性竞争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东南亚国家的普遍对冲倾向将能够得以延续。为塑造更为有利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有必要在东亚主要安全问题上保持总体克制,同时恰当选择进取时机和对象。
二、印尼巴厘银行的丑闻及其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尼巴厘银行的丑闻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 参考文献 |
（2）佐科时期印尼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1.现实意义 |
| 2.学术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评述 |
| (四)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佐科时期印尼与澳大利亚开展安全合作的动因 |
| (一) 两国在安全上高度相互依赖 |
| (二) 地缘战略竞争加剧使得两国合作空间扩大 |
| (三) 在应对次区域安全挑战方面两国具有共同利益 |
| (四) 印尼方面的考量 |
| (五) 澳大利亚方面的考量 |
| 第二章 佐科时期印尼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的内容及特征 |
| (一) 佐科时期澳印尼安全合作的现状分析 |
| 1.多边框架下的安全合作 |
| 2.双边框架下的战略合作 |
| 3.务实领域的合作 |
| (二) 佐科时期印尼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的特征 |
| 1.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安全架构是两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核心 |
| 2.海上安全合作成为两国安全合作的重点 |
| 3.合作领域具有选择性,以低主权敏感性的领域为主导 |
| 4.两国合作的机制化程度较低 |
| 5.两国合作关系具有供给不对称性 |
| 第三章 佐科时期印尼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的影响 |
| (一) 增强了两国协同行动的能力,但合作难以向纵深层次发展 |
| (二) 有效打击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了地区安全与稳定 |
| (三) 印尼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 |
| 1.两国的安全合作并不会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
| 2.两国的安全合作仍对中国周边安全造成了一定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1945—2014年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国家发展研究 ——基于一个诠释人类社会变迁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关于研究主题和对象的文献分析 |
| 一、关于现代国家构建和发展的研究 |
| 二、关于印尼国家发展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苏加诺时期(1945—1966) |
| 第一节 苏加诺时期的支配联盟 |
| 第二节 暴力的分散控制 |
| 第三节 组织发展的权利限制 |
| 第四节 指导民主制度的建构 |
| 第五节 “潘查希拉”的提出 |
| 第六节 苏加诺时期支配联盟的垮台 |
| 第二章 苏哈托时期(1966—1998) |
| 第一节 苏哈托时期的支配联盟 |
| 第二节 暴力的集中控制 |
| 第三节 组织发展:介于权利限制和权利开放之间 |
| 第四节 以军人政治为导向的制度建构 |
| 第五节 新“潘查希拉”的提出 |
| 第六节 苏哈托时期支配联盟的垮台 |
| 第三章 后苏哈托时期(1998—2014) |
| 第一节 后苏哈托时期的支配联盟 |
| 第二节 暴力控制的新方式:统一的组织与正式的制度 |
| 第三节 组织发展的权利开放 |
| 第四节 民主制度的建构 |
| 第五节 社会信念的转变 |
| 第四章 印尼现代国家发展的总体特征与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1945—2014年印尼现代国家发展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1945—2014年印尼现代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 |
| 结语 实现印尼从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机制复杂体 ——国家行动策略、机制互动及治理有效性（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机制复杂体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从“国际机制”到“机制复杂体” |
| 第二节 复杂体与复杂性 |
| 第三节 国家行动策略与机制复杂体的形成 |
| 第二章 机制复杂体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机制有效性研究的发展 |
| 第二节 机制复杂体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机制间联系、机制互动与机制复杂体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际机制间的联系 |
| 第二节 国际机制间的互动 |
| 第三节 机制互动对机制复杂体的有效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自由贸易体系——未成形的机制复杂体 |
| 第一节 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自由贸易体系概况 |
| 第二节 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机制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 |
| 第三节 东亚及东南亚地区FTA的有效性 |
| 第五章 全球反避税合作——有效性较高的机制复杂体 |
| 第一节 全球反避税机制复杂体的构成 |
| 第二节 全球反避税机制复杂体内的国家行动策略 |
| 第三节 全球反避税机制复杂体内的机制互动 |
| 第四节 全球反避税机制复杂体的有效性 |
| 小结 |
| 第六章 全球能源治理——有效性较低的机制复杂体 |
| 第一节 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复杂体中的主要国际机制 |
| 第二节 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复杂体内的国家行动策略 |
| 第三节 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复杂体内的机制互动 |
| 第四节 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复杂体的有效性 |
| 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第二节 理论贡献、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第三节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本文主要英文缩略词 |
（5）佐科执政以来印度尼西亚对澳大利亚关系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论文的研究方案 |
| 一、苏西洛政府时期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
| (一) 政治互不信任,外交风波不断 |
| (二) 经贸往来频受阻碍 |
| (三) 防务与安全关系屡遭考验 |
| 二、佐科政府时期印度尼西亚对澳大利亚关系的转型 |
| (一) 政治关系:由紧张走向缓和 |
| (二) 经济关系:由冷淡趋向紧密 |
| (三) 防务与安全关系:由各自为主走向共同合作 |
| 三、印度尼西亚对澳大利亚关系转型的原因 |
| (一) 佐科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态度 |
| (二) 发展经济与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需求 |
| (三) 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的利益导向 |
| (四)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
| 四、印度尼西亚对澳大利亚关系转型的影响 |
| (一) 促进印尼经济协调发展 |
| (二) 维护地区安全成效显着 |
| (三) 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理论框架与变量关系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主与民主转型 |
| 二、民族与民族分离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与参数 |
| 一、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耦合关系分析 |
| 一、“多数制民主”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
| 二、多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 |
| 三、自由化带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甚至权力真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里兰卡:两族对峙与宪政改革 |
| 第一节 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斯里兰卡的民族结构 |
| 二、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历史上的僧泰关系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斯里兰卡的建立及其特点 |
| 一、科尔布鲁克—卡梅伦改革:民族代表制的形成 |
| 二、威廉·曼宁改革:民族政党制的萌芽 |
| 三、多诺莫尔改革:引入普选制 |
| 四、索尔伯里改革:多党竞争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1948-1972年:僧伽罗人控制型民主的确立 |
| 二、1972-1983年:从议会民主制到总统议会制 |
| 第四节 内战中的分权改革试验:民族和解的钥匙? |
| 一、1983-1987年:印斯和平协议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
| 二、1995-2000年:新宪法草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国: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泰国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泰国的民族结构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历史上的泰马关系 |
| 第二节 泰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议会民主制的艰难前行与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产生(1932—1957) |
| 二、“泰式民主”与马来穆斯林的武装分离运动(1957——1973) |
| 第三节 泰国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多党议会制的短暂回归与马来穆斯林的有限政治参与(1973——1976) |
| 二、军方主导下的半民主制与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沉寂(1976——1992) |
| 第四节 泰国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第三次民主转型初期(1992——2001):民主乱局与马来民族分离问题的复燃 |
| 二、第三次民主转型中期(2001——2006):他信强势政府与马来穆斯林问题的恶化 |
| 三、第三次民主转型后期(2006——至今):阶级冲突与民族分离的双重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菲律宾: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菲律宾的民族结构 |
| 二、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南北关系 |
| 第二节 美式民主的构建与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美式民主的构建及其特点 |
| 二、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美式民主体制的瓦解 |
| 第三节 马科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民主运动 |
| 一、马科斯政府为维护合法性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和谈政策 |
| 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裂和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四节 美式民主制的恢复与民族和解的推进 |
| 一、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和解(1986——1992) |
| 二、拉莫斯政府时期的民族和解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新动向(1992——1998) |
| 三、从埃斯特拉达到阿罗约政府时期摩洛分离问题的进展(1998-2010) |
| 四、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南和平进程(2010——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缅甸: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缅甸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缅甸的民族结构 |
| 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过程与特点 |
| 二、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三、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扩大 |
| 四、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军政府的上台 |
| 第三节 军政府执政下的民族冲突和民主运动 |
| 一、奈温军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改革 |
| 二、民族冲突的扩大和民主运动的兴起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与奈温军政府的垮台 |
| 第四节 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 |
| 一、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1988——2003) |
| 二、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03——2011) |
| 三、吴登盛政府主导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11——2015)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结构 |
| 二、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与失败 |
| 一、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
| 二、民族地方叛乱与印尼议会民主制的失败 |
| 第三节 从“有领导的民主”到“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的确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时期(1957——1965) |
| 二、苏哈托“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65——1998) |
| 第四节 民主转型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崩溃与民族冲突及分离运动的高涨 |
| 二、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 |
| 三、分权:能否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8）印尼的亚太经贸合作战略选择研究 ——结合对TPP、RCEP、MSR的模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2.1 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亚太经贸合作相关研究 |
| 2.1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研究 |
| 2.2 亚太经贸合作相关研究 |
| 2.3 关于印尼亚太经贸合作战略选择的研究 |
| 2.4 文献简评 |
| 第3章 亚太经贸合作现状及其竞争格局分析 |
| 3.1 亚太经贸合作现状 |
| 3.1.1 东盟、RCEP及其诉求 |
| 3.1.2 TPP、MSR及其发展 |
| 3.2 亚太经贸合作格局及其竞争 |
| 3.2.1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东盟所处的地位 |
| 3.2.2 TPP、RCEP、MSR的合作与竞争 |
| 第4章 印尼的经贸发展及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现状分析 |
| 4.1 印尼的经贸发展及合作现状 |
| 4.1.1 印尼的经济、产业及结构 |
| 4.1.2 印尼的贸易、投资及主要伙伴关系 |
| 4.2 印尼参加亚太经贸合作的动向 |
| 4.2.1 以东盟为核心的外交 |
| 4.2.2 东盟以外的平衡外交 |
| 第5章 印尼的亚太经贸合作战略选择：理论分析 |
| 5.1 印尼加入TPP的可能性分析 |
| 5.1.1 推动因素 |
| 5.1.2 制约因素 |
| 5.2 印尼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分析 |
| 5.2.1 印尼对MSR的回应 |
| 5.2.2 印尼参与MSR建设的动因及障碍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印尼的亚太经贸合作战略选择：福利测算和比较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GTAP模型 |
| 6.1.2 地区和行业分组 |
| 6.1.3 模拟方案设定 |
| 6.2 模拟结果分析 |
| 6.2.1 宏观指标分析 |
| 6.2.2 微观行业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及其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述评 |
| 第三节 理论工具、研究方法、基本架构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同盟理论：定义、理论阐析及其基本评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同盟的建立、持续与发展 |
| 第三节 对同盟价值的评估 |
| 第三章 从《澳新美安全条约》到东南亚条约组织 |
| 第一节 美澳插手印度支那 |
| 第二节 美澳在印支问题上的分歧和立场协调 |
| 第三节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 |
| 第四章 越南战争和美澳同盟的强化 |
| 第一节 越战的爆发与澳大利亚最初的反应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卷入越南战争 |
| 第三节 越战的失败对美澳同盟的影响 |
| 第五章 冷战转型期的美澳同盟：从依赖到同盟范围内的自主 |
| 第一节 惠特拉姆时期对美澳同盟关系的调整 |
| 第二节 第二次冷战：从削弱到加强的美澳同盟 |
| 第三节 美新同盟的裂变对美澳同盟的影响 |
| 第六章 后冷战时代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多边防卫合作和同盟体系并行：基廷政府对区域安全的促进 |
| 第二节 重新倾向美国：霍华德时期对美澳同盟的提升 |
| 第三节 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美澳同盟关系的新变化 |
| 第四节 冷战后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的均衡外交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节 美澳同盟的特点 |
| 第二节 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与防务战略的影响 |
| 第三节 影响美澳同盟未来走向的因素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的范围界定 |
| 1.3.2 对冲的概念界定与操作化 |
| 1.3.3 案例选择与资料来源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国家对冲战略的既有解释路径 |
| 2.1 地区环境 |
| 2.2 国内政治 |
| 2.3 国家和精英的认知 |
| 2.4 跨层次分析 |
| 2.5 评估与反思 |
| 第3章 大国安全竞争态势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 |
| 3.1 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倾向 |
| 3.1.1 东南亚国家的中小国家属性 |
| 3.1.2 东南亚国家寻求安全依赖与自主性的平衡 |
| 3.2 东南亚国家对冲的战略空间：邻近大国的安全竞争态势 |
| 3.2.1 大国对抗性竞争 |
| 3.2.2 大国包容性竞争 |
| 3.2.3 大国竞争不存在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美包容性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 |
| 4.1 美国安全保护体系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压力 |
| 4.1.1 美国安全保护体系的构成 |
| 4.1.2 美国安全保护体系的层级与变化 |
| 4.1.3 美国安全保护体系对中国的安全压力 |
| 4.2 中美包容性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 |
| 4.2.1 美国安全保护体系与中国安抚战略的形成 |
| 4.2.2 中国安抚战略与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空间的出现 |
| 4.3 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与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变化 |
| 4.3.1 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 |
| 4.3.2 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空间的变化 |
| 4.4 小结 |
| 第5章 菲律宾和越南的对冲战略 |
| 5.1 菲律宾 |
| 5.1.1 中美包容性竞争与菲律宾对冲战略空间的形成 |
| 5.1.2 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与菲律宾对冲战略转向 |
| 5.1.3 对菲律宾对冲战略竞争性解释的回应 |
| 5.2 越南 |
| 5.2.1 中美包容性竞争与越南对冲战略空间的形成 |
| 5.2.2 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与越南的对冲战略 |
| 5.2.3 对越南对冲战略竞争性解释的回应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对冲战略 |
| 6.1 新加坡 |
| 6.1.1 中美包容性竞争与新加坡的对冲战略空间 |
| 6.1.2 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与新加坡的对冲战略 |
| 6.2 印度尼西亚 |
| 6.2.1 中美包容性竞争与印尼对冲战略空间的形成 |
| 6.2.2 2002 年至2010年印尼在中美之间的对冲 |
| 6.2.3 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与印尼的对冲战略 |
| 6.2.4 对印尼对冲战略竞争性解释的回应 |
| 6.3 马来西亚 |
| 6.3.1 中美包容性竞争与马来西亚对冲战略空间的形成 |
| 6.3.2 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与马来西亚的对冲战略 |
| 6.4 文莱 |
| 6.5 小结 |
| 第7章 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对冲战略 |
| 7.1 泰国 |
| 7.1.1 中美包容性竞争与泰国对冲战略空间的拓展 |
| 7.1.2 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与泰国的对冲战略 |
| 7.1.3 对泰国战略行为其他解释的回应 |
| 7.2 缅甸 |
| 7.2.1 亚洲金融危机至2011年前缅甸的战略空间 |
| 7.2.2 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与缅甸的对冲战略 |
| 7.3 柬埔寨和老挝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主要发现 |
| 8.2 未来研究方向 |
| 8.3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印尼巴厘银行的丑闻及其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佐科时期印尼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研究[D]. 姜丽媛.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1945—2014年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国家发展研究 ——基于一个诠释人类社会变迁的分析框架[D]. 林大祥.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4)
- [4]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机制复杂体 ——国家行动策略、机制互动及治理有效性[D]. 项南月.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2)
- [5]佐科执政以来印度尼西亚对澳大利亚关系的转型[D]. 张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7]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8]印尼的亚太经贸合作战略选择研究 ——结合对TPP、RCEP、MSR的模拟分析[D]. 魏慧玲. 华侨大学, 2017(01)
- [9]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D]. 孙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10]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D]. 刘若楠. 清华大学, 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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