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近千万亩耕地实现节灌（论文文献综述）
凌静[1]（2017）在《四川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潜力、投入产出特征与绩效研究》文中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田块连片、基础设施完善、高产稳收、生态景观良好、与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实现藏粮于土,提高耕地的基础地力,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的重要内容,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核心。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提升土壤肥力,一方面可以满足国民对农产品的持续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农业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稳定保障。现今高标准农田建设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但是,随着建设的深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面临着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一:在我国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极不平衡的区位条件下,因地制宜地解决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分解落实和区位决策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各级政府、国土资源部门非常关心、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其二: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区位条件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资、技术措施、建设难度和建设效果差异巨大,科学客观全面地评判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和区位条件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绩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探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潜力、投入产出特征;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科学评价不同区位条件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对于未来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科学分配和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在地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首先系统研究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潜力及其特征,并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研究结果,结合四川区域自然条件、地貌特征、耕地利用方向等,规划和确定重点建设区域、规模和任务;然后以《四川省建设1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工程规划纲要》（2011—2015年）引领和本规划布局支撑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结果为研究对象,系统测算和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数量特征、规模特征和建设特征;引入国际上常用的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采用物元分析法等,分析了不同地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和产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评价研究了区县和项目两个层面的建设绩效,为四川省特殊复杂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合理布局、科学安排、健康发展和客观的评判建设成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与建议。1、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分析地貌及综合特征的基础上,应用Ward系统聚类方法对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及其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四川的五大地貌区中,四川盆地丘陵区和盆周山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综合潜力最高;各地貌区内的县（区）以中低潜力水平为主。成都平原区各区县耕地质量高,农业利用程度高,但由于地处大都市经济区,且前期土地整治中已得到较好建设,建设潜力较小,未来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重点为提高耕地地力和推进机械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川西南山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潜力较低且区域分布不平衡;川西北高山高原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潜力极低,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条件。（2）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特征研究结果,进行了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建设区域的规划布局研究。结合四川区域自然条件、地貌特征、耕地利用方向等,围绕全省新增100亿斤粮食主产核心区,将四川省划分为成都平原区、盆地丘陵区、盆周山区、川西南山地区四个重点建设区域,并按照潜力等级,将成都平原区、盆地丘陵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潜力评级为中、高等级的全部区县规划为重点建设县,将盆周山区、川西南山地区综合潜力评级为中、高等级的区县中,约80-90%的区县列入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重点县,规划布局了19个市（州）的100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县（市、区）,并确定了区域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内容,有效地支撑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也为《四川省建设1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工程规划纲要》（2011—2015年）提供了理论依据。（3）以《四川省建设1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工程规划纲要》（2011—2015年）引领和本规划布局支撑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四川省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实施情况和建设特征。结果表明: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分为全面整治建设高标准农田和改造完善建设高标准农田两类;在不同地貌区实施了差异化的建设标准,建设项目数量和规模分布不平衡,建设资金投入总量较大,主要是各级政府投入,其次是中央支持资金,少量为社会资金投入;总体产出主要体现为新增了耕地面积、提升了耕地质量等级和新增了粮食产能。本文也揭示了四川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配置不均、土地整治机构队伍建设不够、农民参与程度不高、后期利用和管护力度不够等问题。（4）运用基尼系数分析四川省不同地貌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产出关系,揭示不同地貌条件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产出效应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从投资差异结果看,五种地貌区的单位面积投资基尼系数大小为川西北高山高原区>川西南山地区>成都平原区>盆周山区>盆地丘陵区;从产出差异结果看,川西北高山高原区基尼系数大大超过0.4的警戒线,处于“高度不平均”,盆地丘陵区、盆周山区、成都平原区处于差异较合理水平,川西南山地的产出基尼系数均超过0.4的警戒线,处于“差距过大”或“高度不平均”。（2）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产出效应在四川全省是不平衡的,但是,除川西北高山高原区外,区域差异基本未超过“高度不平均”的界线。从投入和产出的区域差异比较,各地貌区的投入区域差异较小,而产出差异较大,投入与产出的区域差异并不对称。一方面说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的衡量不能完全以投入产出式的分析来评判,另一方面,也说明耕地生产能力的改善提升需要更多的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理需要在空间协同调控思路的指导下进一步拓展。（5）构建假设-验证相结合的框架,通过回归模型等分析,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四川省不同地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地貌、第一产业GDP、区县的农业人口、区县的耕地面积以及土地潜力。（2）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受不同地貌的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制约和影响。（3）各地貌区的第一产业GDP、区县的农业人口、区县的耕地面积以及土地潜力均与项目投资额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从农业发展、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以及耕地基础保障功能的发挥考虑,四川省今后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位）决策应重点考虑第一产业GDP、农业人口、耕地面积和土地潜力等因素的影响。（6）应用物元分析法,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模型,从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区域和项目层面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1）区域层面绩效评价结果表明:盆地丘陵区和成都平原区绩效最好,盆周山区和川西南山地绩效较差。从具体指标的绩效等级结果来看:建设项目总数、投资总额、单位面积投资额指标达到良好以上等级。（2）项目层面绩效评价结果表明:成都平原区超过80%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绩效达“优秀”等级。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产出绩效指标、社会效益方面的绩效指标均有一半以上的项目达良好以上等级水平,阻碍项目绩效水平的主要是新增粮食产能、新增耕地率、新增路网密度等新增量指标。（3）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为地貌区位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已有建设基础和技术措施的影响。绩效研究结果说明盆地丘陵区作为四川耕地面积最大,粮食生产任务最重的地貌区,其高标准农田建设获得了较好的建设绩效。成都平原虽然绩效结果优良,而且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最优,但是其较高的利用程度和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使耕地潜力发挥较好,后期建设受边际效应的影响,投资回报率会有所下降,所以未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区域应该倾向于盆地丘陵区。盆周山区和川西南山地虽然绩效较差,但是其区域内耕地和农业人口比重大,农田基础条件也较差,未来也有较大的绩效提升空间。此外,从四川省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的协同发展来看,这两个区域也应该作为未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区域。2、优化策略与建议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优化区域项目布局、落实差异化政策支持、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水平、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程管理和监督等策略和政策建议。3、本文的创新点（1）研究思路的创新本文首先从四川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地貌条件分析入手,系统测算和分析复杂地理条件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及其建设特征,并将潜力分区成果应用于四川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然后以《四川省建设1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工程规划纲要》（2011—2015年）引领和本规划布局支撑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结果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区域基尼系数与相关分析法的结合运用,剖析不同地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产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最后从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区域和项目层面的绩效评价体系,采用物元分析法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为我国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极不平衡的经济区位条件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布局、发展和成效评判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和实践思路。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技术与思路,已成功用于《耕地资源协同调控与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的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布局规划研究,该项目于2013年度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本人排名第二;并成功用于《农田有机质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项目的设计与区域布局,该项目于2017年评定为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本人排名第一（待颁发证书）。（2）引入基尼系数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产出区域差异的分析本文引入国际上常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构建区域基尼系数测算模型应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产出的区域差异分析。该模型能较客观地衡量不同地貌区内各区县间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差异程度,并通过与相关分析法的结合,解释四川省不同地貌条件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产出效应的区域差异原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差异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3）首次揭示了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潜力、投入产出特征和建设绩效本文在测算四川省不同地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综合潜力并分区的基础上;首次全面揭示出不同地貌条件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产出效应的区域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两个层面提供了高标准农田分区建设绩效评价成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未来的规划建设和实施管理提供了成果支撑。
曾梦龙[2]（2014）在《洞庭湖区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障碍及对策研究 ——以南县为例》文中认为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确保每一个人都有饭吃,始终是我国的头等大事。水稻是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洞庭湖区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尤其是口粮安全地位特殊。农户是水稻种植的主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水稻种植对于地方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及农户家庭收入的贡献下降,主产区政府抓粮的积极性、农户种粮的积极性越来越不明显。推进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尤其是口粮安全的必由之路。本论文以南县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为样本进行研究,能够代表洞庭湖区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基本面貌。本论文将水稻种植农户分为一般农户和种稻大户两类,并对其水稻种植现状进行了分析。一是采用历年的统计数据及部门调查统计数据,分析了南县一般农户的水稻种植现状。二是选取81户水稻种植大户,开展专题调查、统计、分析,研究了南县种稻大户的水稻种植现状。在研究农户水稻种植现状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研究了农户水稻种植的主体地位及其对规模化的内在要求。本论文基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农户水稻种植现状、农户水稻种植的主体地位及其对规模化的内在要求,研究提出了当前洞庭湖区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实现路径,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并采用案例分析,对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发展条件、实现机制、种植方式、监督管理、风险问题、成本收益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二是通过服务外包实现规模化,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其发展条件、实现机制、特点作用进行了研究。这两条路子,是相得益彰的,要根据实际加以选择或者组合推动。本论文在研究这两条实现路径后,对其实现道路上的障碍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本文研究认为,当前洞庭湖区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障碍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障碍,法律保护不完备,市场运行不顺畅,社会保障不发达,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的核心障碍。二是社会服务障碍,水稻种植服务主体的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服务项目的市场运作机制有待改善,服务手段的科技装备水平有待提高,是通过服务外包实现规模化的主要障碍,也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的重要障碍。三是基础设施障碍,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农村道路设施落后,稻谷烘干设施及机具库棚设施短缺,增加了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自然风险,是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基本障碍。四是政府激励障碍,对一般农户的普惠制种粮政策的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对种稻大户没有专项的补贴扶持政策,对主产区的政府作为有待进一步加强,推进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政府积极性、农户积极性还极其有限。五是农户自身障碍,农户经营的特色化、农户土地的细碎化、农户劳动的兼业化、农户收入的非农化、农户知识的经验化特征,是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进展缓慢的内在原因。本论文在找准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障碍后,研究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对策措施。一是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抓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及法律制度,完善土地后续延包工作,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规范和创新土地流转的行为和方式,完善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为发展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尤其是土地流转的规模化创造条件。二是发展社会专业服务,大力发展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种稻环节流转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推动各种服务力量的联合与合作,建立规范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的运作机制,大力推动服务外包的规模化的稳健发展。三是突破机械化育插秧,大力开展机插秧的宣传发动,研究适合湖区使用的插秧机,改进育秧技术,加强机手培训,支持农机企业与合作社合作,为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提供更为先进、实用的科技装备,节约农户劳动力投入和资金投入。四是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强农村路网电网、烘干设备及农机化设施建设,创新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机制,为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提供优越的土地资源、道路交通、设施条件。五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定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管理办法和扶持政策,加强一般农户技术培训,开展种稻大户对口指导,提高种稻农户整体经营能力,打造一支稳定的进行规模化水稻种植的农户队伍。六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水稻种植大户的政府支持力度,切实提高水稻生产扶持政策实效,调动主产区政府的抓粮积极性,提高一般农户、种稻大户开展水稻种植规模化的积极性。
林建华,刘德先,赵洪博[3]（2013）在《创新发展活力足 合作齐走致富路——山东省农民合作社发展纪实》文中研究指明到2012年底,山东省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已发展到70336家,成员出资1045.4亿元,入社农户346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6.5%,带动农户480多万户,占全省农户的22.9%。2012年,全省农民合作社共实现经营收入494.2亿元,可分配盈余53.7亿元。山东省农民合作社登记总数、成员出资总额、经营收入等均居全国首位。
贾芳,石向东,刘进,邸进[4]（2011）在《节约环保 高速公路建设融入新理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速公路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面对日益紧张的土地资源，我省在高速公路建设中不忘细算“节约环保”账，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挥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减少占地，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使高速公路建设真正融于生态环境之中—— 2010年，我省高速公路通车总?
赵冶[5]（2010）在《装备支撑 大庆现代农业提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机械化，是支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市农村经济不断登上新高点。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市的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81%，提升了12个百分点，居全国领先地位。 81%，这是令人骄傲和自豪的数字，
戴天放[6]（2010）在《鄱阳湖流域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紧紧围绕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这一核心,主要采用历史研究为主,结合生态学、农学和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探索农业开发与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互动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并借鉴传统生态农业思想、模式和技术,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对策。考诸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和生态环境变迁史,可以发现历史上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经历了一个由开发不足、到开发适度再到开发过度和环境治理的阶段。相应的,其生态环境也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平衡,再到开始失衡、逐步恶化,再到逐步改善的变迁过程。其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在古代突出地表现为由于垦殖过度所致水土流失所带来的频繁的水旱灾害；到现代,除了上述历史时期存在的自然灾害以外,还有受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其农业环境变迁史可以概括为：远古至秦汉时期,是生态环境由荒凉向开化发展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是生态环境平衡发展阶段；宋元时期,是生态环境开始失衡阶段；明清时期,是生态环境逐渐破坏恶化的阶段；近代以来,生态环境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建国以来生态环境经历了一个恶化——治理——改善的过程。在此,我们可以得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农业开发必须适应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只有全面地把握自然生态环境的总体,才能使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充分地持续地发挥作用,经济社会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相反,如果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掠夺性开发资源,就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处理好农业开发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我国传统生态农业中“三才论”、“三宜说”、精耕细作、培肥地力、基塘农业、用养结合等农业思想、模式和技术,值得继承和发扬。自宋至清,鄱阳湖流域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符合生态农业原理的技术和模式。建国以来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发展历程经历了自发型生态农业阶段、资源型生态农业阶段、高产型生态农业阶段、优质型生态农业阶段和持续型生态农业阶段等5个阶段,创造的“猪—沼—果”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我国南方唯一重点推广的生态农业模式,标志着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鄱阳湖流域现代生态农业的成效是显着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发展生态产业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基础,建设高效生态农业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产业的优势所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可区划为3个不同的区域；其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可设计为4大类、18小类；其高效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构成包括生态结构合理化技术体系及农业系统功能强化（集约化）技术体系。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离不开建立与健全政府扶持政策与实施体系,此外,还要突出围绕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主要目标与主要障碍因素,对主要组织与制度（政策）安排进行研究、设计与创新。
吴玉成,高辉[7]（2009）在《新中国重大干旱灾害抗灾纪实》文中研究表明受特定的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所决定,我国是世界上干旱最为频发和干旱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资料表明,全国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据统计,自1950年至2008年,全国年平均因旱作物受灾面积21672khm2,年平均因旱作物成灾面积9621khm2。其中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超过年平均数的
胡雯[8]（2008）在《转型期中国农业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研究 ——一个嵌套分层的多中心治理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大国。由于独特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以及巨大人口压力引致的粮食安全问题,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对于灌溉具有一种特殊依存性,由此形成的灌溉农业可谓国之根基。灌溉离不开水资源,而治水则离不开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作为一种回应,中国自古以来即将治水作为极其重要的公共事务,灌溉系统治理的演进则是内生于中国治水模式的演进之中。古代中国因治水而形成的权力单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以及内生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形态,具有自我实施和自我强化的惯性,被学者谓之为“治水社会”,及至当代,仍带有这一制度的深刻印痕。但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从经济体制到社会以及政治体制的全面转型,灌溉系统治理的目标和命题、技术条件、制度环境、意识形态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适用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单中心治理模式已越发显得无力和失效,新的有效治理模式尚在孕育成长之中,中国的灌溉系统治理结构正处于一个新旧模式更替的转型期。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农业灌溉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则存在灌溉水资源浪费严重和用水效率低下的难题。这种“两难困境”看似是水资源供给短缺和灌溉工程建设与维护投入不足的危机,其实质是一种治理危机,即灌溉系统治理机制长期落后于灌溉系统的治理需求,不能适应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的累积结果,从而灌溉系统与环境（包括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灌溉系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不相协调。笔者认为,陷于治理“困境”的中国灌溉系统面临严重的“不可持续性”。要解决当前中国灌溉系统不可持续性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性因素,其核心在于激励,其根本性出路在于寻求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条件下的新型灌溉治理模式,改变灌溉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不良激励,从而提高灌溉绩效和实现灌溉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研究,着重运用现代制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灌溉系统属性和利益相关者行为激励分析的制度“需求—供给”理论解释框架,剖析转型期中国农业灌溉系统不可持续治理的深层次制度根源,探寻现行治理结构中涉及灌溉系统供给和生产各环节的不良激励因素及其相关性,为理解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治理转型中的大量经济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在此基础上设计改善激励的更优替代制度,并从中折射出公共领域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制度分析方法和应用价值,以期对中国转型经济理论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实践做出有益贡献。本文贯彻了“提出理论假说—经验性应用和检验—导出政策含义”的思路。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是导论。第2—4章是理论研究部分。第2章从灌溉系统的资源属性入手,对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的属性进行尝试性的重新审视。总体上看,灌溉系统具有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特征,但在转型期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各种外部约束条件的改变已经使灌溉系统的内部属性发生了裂变。通过重新审视,笔者发现灌溉系统的经济属性具有谱系特征,从类公共物品到类私人物品,介于两者之间又具有多个层次,形成一种渐变的谱系。相应的,灌溉系统的产权具有了嵌套分层的特征。这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也要分层分类,发生不同性质的治理裂变,并不是单纯的集权或单纯的市场能一以概之。第3章对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和界定,并区分了灌溉系统供给和生产的各环节,以及与之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面临的主要激励和互动博弈。治理结构的变迁实质上是对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这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重新博弈及其均衡。灌溉系统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诸多处于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决策主体,只有尽可能减少其“摩擦”、和谐其相互关系,才可能在最节约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实现较好的制度绩效。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的治理决策体系中,用水农户和中央政府作为体系的两极,中间涉及农民用水者组织、供水机构、灌溉专业管理组织、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私营企业、国际援助机构等多个层次的决策主体,每个主体对灌溉系统拥有不同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在长期而复杂的相互依赖和博弈中追求不同目标、获取不同利益。灌溉系统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博弈主要涉及:用水农户之间在自然状态下的合作困境与自主谈判的可能;农户—农民用水户协会（WUA）—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之间对WUA的一种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之间在科层治理结构中的“剩余控制权”之争;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产权软约束条件下的“寻租”关系;政府与国际援助组织之间相似激励的相互强化。不同利益相关者介入灌溉系统治理具有丰富和多样化的选择可能,参与供给的主体不一定参与生产,相应的,供给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可能适宜于不同的制度安排,以最大限度地遏制利益相关者的不良激励。第4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创新部分。从灌溉系统的供给和生产两个方面着手,建立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制度绩效评价概念性框架,并利用这一评价框架对集权治理、市场治理与社群自主治理三种基本的治理结构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采用任何一种制度安排以解决灌溉系统的可持续治理难题都必须支付显着的成本,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是万灵的、唯一的解,不同的制度之间存在分工合作、相互互补和相互竞争的关系,是紧密互动的有机整体。因此,基于前面全部章节的构想和推导,本文提出了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的更优替代制度设计——嵌套分层的多中心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实质上是一种公民社会和市场成长为与国家力量相互制衡的治理模式,其行动规则与经济组织具有嵌套分层的特性。在这个体系中,具有一个事实上的成文宪法,为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提供了一个最高约束力的法律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又分层分类地具有具体的集体选择规则或操作规则,下一层的规则受制于上一层的规则,即规则相互嵌套形成完整的规则体系,规范和约束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维持治理结构的有序性。在这一规则体系的约束下,各利益相关主体间实现制度化的集权和分权,根据在多大的边界范围内能将灌溉系统的外部效应成功地“内部化”的标准,为灌溉系统的供给和生产选择不同规模的主体或划定不同规模的“管区”。这其中,灌溉系统的供给主体不一定必然是生产主体,供给主体可能选择自己生产,也可能以市场契约的形式选择其他主体提供生产,或与其他主体共同生产。这些供给和生产的主体或“管区”也是嵌套分层的,但这种组织的嵌套分层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式隶属关系,而是基于不同的规模经济的范围。不同的“管区”之间是权力相对分立的即权力是多中心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法律和规范提供的行动规则与契约关系,从而使灌溉系统的供给和生产具有了灌溉服务产业的特征,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主体之间形成互补、竞争和制约的关系,最大程度地遏制不良激励,实现灌溉系统的可持续。第5—6章是实证研究部分。第5章对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梳理,并利用本文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对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的演进逻辑进行了理论解释。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的演进是对环境约束条件变化的响应,从古至今均是在权力单中心的科层体系框架下演进,相关事务的决策权通过等级制的命令链条组织起来,中央政府是终极权力中心;其演变的核心是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演进,即灌溉工程和灌溉水资源的产权不断界定的过程,其中,灌溉水资源的产权制度演进又是导致灌溉工程产权制度演进最重要的诱因;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家有逐渐放弃微观层面治理转而向宏观层面收缩的倾向,科层结构中逐渐引入市场,出现由权力单中心向权力多中心转变的趋势;重视制度激励对灌溉系统“良治”自我实施能力的强化作用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内灌溉系统治理改革的重心。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的演进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在当前急速转型的社会中,民间团体发育不足、公共参与能力不强,纯粹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容易发生,政府行政力量并不适宜过早过快地退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第6章通过对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的典型案例:位于经济发达地区、水资源较为丰沛的全国特大型灌区——都江堰灌区和位于边远贫困山区、水资源匮乏、以中小型灌溉系统为主的巴中市的灌溉系统治理进行制度比较分析,进一步对我国当前灌溉系统治理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不同区域的不同变革路径选择进行了理论解释,更加明晰了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的未来改革取向。第7章是结语及政策意蕴。在归纳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展望转型期中国农业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结构改革的未来取向,认为更加扁平化的嵌套分层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将是变革的必然趋势,并导出具有一般借鉴意义的政策意蕴,以期为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改革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中国灌溉系统的可持续治理转型是一项复杂、艰苦而长期的事业。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将现在自上而下的以国家力量为单一权力中心的相关利益主体的科层治理关系,转变为公民社会和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相互制衡的新型网络合作伙伴关系,这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甚至几代人与制度和文明惯性的博弈。新的文明模式和治理模式能否顺利成长或能在多长时间内成长起来还未有定论,但对改革的最终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二、全省近千万亩耕地实现节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近千万亩耕地实现节灌（论文提纲范文）
（1）四川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潜力、投入产出特征与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背景 |
| 1.1.2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难题 |
| 1.1.3 本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高标准农田建设区位特征研究进展 |
| 1.2.2 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研究进展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框架与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1.3.2 内容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土地整治 |
| 2.1.2 高标准农田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
| 2.1.3 绩效评价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禀赋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人地协调理论 |
| 2.2.4 系统理论 |
| 2.2.5 区位理论 |
| 3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及建设特征分析 |
| 3.1 高标准农田建设区的地貌特征分析 |
| 3.1.1 四川东部盆地山地区地貌特征 |
| 3.1.2 四川西部高山高原区地貌特征 |
| 3.2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概况分析 |
| 3.2.1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分类建设 |
| 3.2.2 不同地貌区差异化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 |
| 3.2.3 建设资金来源的多途径 |
| 3.3 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分区 |
| 3.3.1 分区方法 |
| 3.3.2 分区指标选择 |
| 3.3.3 建设潜力分区结果 |
| 3.4 高标准农田建设区位决策与重点县规划布局 |
| 3.4.1 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县规划布局 |
| 3.4.2 区域建设内容与重点 |
| 3.5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数量与规模特征 |
| 3.5.1 建设数量特征 |
| 3.5.2 建设规模特征 |
| 3.6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6.1 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且配置不均 |
| 3.6.2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机构队伍建设不够 |
| 3.6.3 农民参与程度不高 |
| 3.6.4 后期利用和管护力度不够 |
| 3.7 本章小结 |
| 4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产出的区域特征分析 |
| 4.1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2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总体投入产出特征分析 |
| 4.2.1 总体投入特征 |
| 4.2.2 总体产出特征 |
| 4.3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产出的区域特征分析 |
| 4.3.1 测算方法选择 |
| 4.3.2 测算思路与步骤 |
| 4.3.3 区域基尼系数测算结果及分析 |
| 4.4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产出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研究设计与假设 |
| 4.4.2 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分区建设的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 |
| 5.1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分区建设成效 |
| 5.1.1 不同地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情况 |
| 5.1.2 不同地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效果 |
| 5.2 绩效评价的对象确定、方法选择与指标构建 |
| 5.2.1 绩效评价的对象确定 |
| 5.2.2 绩效评价的方法选择 |
| 5.2.3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3 区域层面的绩效评价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评价结果分析 |
| 5.3.3 影响因素分析 |
| 5.4 项目层面的绩效评价分析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评价结果分析 |
| 5.4.3 影响因素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建议 |
| 6.1 优化区域项目布局,科学落实建设任务和内容 |
| 6.2 落实差异化政策支持 |
| 6.3 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水平 |
| 6.4 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程管理和监督 |
| 7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洞庭湖区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障碍及对策研究 ——以南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概况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述评 |
| 1.3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研究区域基本情况及农户水稻种植现状 |
| 2.1 洞庭湖区基本情况 |
| 2.1.1 经济总量占据湖南重要地位 |
| 2.1.2 农业和粮食生产优势突出 |
| 2.1.3 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因素复杂 |
| 2.1.4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速 |
| 2.2 南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2.2.1 经济发展总量不大,财政收入不高 |
| 2.2.2 自然条件较好,适宜农业生产开发 |
| 2.2.3 农业经济比重大,农产品加工比较发达 |
| 2.2.4 水稻生产优势突出,近年保持稳定发展 |
| 2.3 农户水稻种植现状 |
| 2.3.1 一般农户水稻种植现状 |
| 2.3.2 种稻大户水稻种植现状 |
| 2.4 水稻种植的农户主体地位及其对规模化的内在要求 |
| 2.4.1 水稻种植的农户主体地位 |
| 2.4.2 水稻种植农户对规模化的内在要求 |
| 第3章 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实现路径 |
| 3.1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 |
| 3.1.1 发展条件 |
| 3.1.2 实现机制 |
| 3.1.3 种植方式 |
| 3.1.4 监督管理 |
| 3.1.5 风险问题 |
| 3.1.6 成本收益 |
| 3.2 通过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营 |
| 3.2.1 发展条件 |
| 3.2.2 实现机制 |
| 3.2.3 特点作用 |
| 第4章 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障碍 |
| 4.1 土地流转障碍 |
| 4.1.1 法律保护不完备 |
| 4.1.2 市场运行不顺畅 |
| 4.1.3 社会保障不发达 |
| 4.2 社会服务障碍 |
| 4.2.1 水稻种植服务主体的整体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
| 4.2.2 水稻种植服务项目的市场运作机制有待改进 |
| 4.2.3 水稻种植服务手段的科技装备水平有待提高 |
| 4.3 基础设施障碍 |
| 4.3.1 农田水利设施老化 |
| 4.3.2 农村道路设施落后 |
| 4.3.3 稻谷烘干设施及机具库棚设施短缺 |
| 4.4 政府激励障碍 |
| 4.4.1 对一般农户的普惠制种粮政策的针对性、实用性不强 |
| 4.4.2 对种稻大户没有专项的补贴扶持政策 |
| 4.4.3 对粮食主产区的政府作为有待进一步加强 |
| 4.5 农户自身障碍 |
| 4.5.1 农户经营的特色化 |
| 4.5.2 农户土地的细碎化 |
| 4.5.3 农户劳动的兼业化 |
| 4.5.4 农户收入的非农化 |
| 4.5.5 农户知识的经验化 |
| 第5章 推进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的对策 |
| 5.1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
| 5.1.1 抓紧制定和完善大的配套政策及法律制度 |
| 5.1.2 完善土地后续延包工作 |
| 5.1.3 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 |
| 5.1.4 规范和创新土地流转的行为和方式 |
| 5.1.5 完善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 |
| 5.2 发展社会专业服务 |
| 5.2.1 大力发展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组织 |
| 5.2.2 大力开展种稻环节流转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 |
| 5.2.3 推动各种服务力量的联合与合作 |
| 5.2.4 建立规范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的运作机制 |
| 5.3 突破机械化育插秧 |
| 5.3.1 大力开展机插秧的宣传发动 |
| 5.3.2 大力研发适合湖区使用的插秧机 |
| 5.3.3 大力改进育秧技术 |
| 5.3.4 大力加强机手培训 |
| 5.3.5 大力支持农机企业与合作社合作 |
| 5.4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
| 5.4.1 加强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建设 |
| 5.4.2 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 5.4.3 加强农村路网电网、烘干设备及农机化设施建设 |
| 5.4.4 创新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机制 |
| 5.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5.5.1 切实加强一般农户技术培训 |
| 5.5.2 大力开展种稻大户对口指导 |
| 5.5.3 提高种稻农户整体经营能力 |
| 5.5.4 制定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管理办法和扶持政策 |
| 5.6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5.6.1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政府支持 |
| 5.6.2 切实提高水稻生产扶持政策实效 |
| 5.6.3 加大水稻种植大户专项扶持力度 |
| 5.6.4 创新水稻种植农户贷款政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创新发展活力足 合作齐走致富路——山东省农民合作社发展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 日新月异, 全面开花势头猛 |
| 探索不辍, 不断创新攀新高 |
| 硕果累累, 多方共赢前景好 |
（6）鄱阳湖流域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目标 |
| 四、写作框架 |
| 五、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六、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农业环境与生态农业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流域生态学理论 |
| 一、流域生态学的基础 |
| 二、流域的结构和功能 |
| 三、流域生态系统的特征理论 |
| 四、流域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农业环境理论 |
| 一、农业环境的概念和特点 |
| 二、农业环境问题 |
| 第三节 生态农业理论 |
| 一、生态农业的概念与特征 |
| 二、生态农业的基本原理 |
| 第二章 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与农业开发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研究区域的界定 |
| 一、若干地理概念的解释 |
| 二、研究区域说明 |
| 第二节 鄱阳湖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 |
| 一、鄱阳湖的形成 |
| 二、鄱阳湖的演变过程 |
| 三、鄱阳湖演变所带来的影响 |
| 第三节 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
| 一、鄱阳湖流域的原始农业与生态环境(5万年前～前21世纪) |
| 二、夏商西周鄱阳湖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前21世纪～前771) |
| 三、春秋战国鄱阳湖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前770～前221) |
| 四、秦汉六朝鄱阳湖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前220年～589) |
| 五、隋唐五代鄱阳湖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581～959) |
| 六、宋元鄱阳湖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960～1368) |
| 七、明及清前期鄱阳湖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1380～1840) |
| 八、近代鄱阳湖流域的农业经济演变与生态环境(1840～1949) |
| 九、新中国鄱阳湖流域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动(1949～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发展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生态农业精华的必要性 |
| 一、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历史沿袭性特点 |
| 二、农业技术与特定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特点 |
| 三、农业技术具有民族性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生态农业精华对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的启示 |
| 一、"三才论"启示必须注重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 |
| 二、"三宜说"启示生态农业模式必须灵活多样 |
| 三、精耕细作传统启示生态农业生产技术应以劳动集约型为主 |
| 四、培肥地力传统启示发展生态农业必须重视土地资源 |
| 五、基塘农业传统启示生态农业必须建立循环生态系统 |
| 六、用养结合思想传统启示保护农业生态资源的重要性 |
| 第三节 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的发展历史 |
| 一、鄱阳湖流域"原始"生态农业模式和技术发展概况 |
| 二、新中国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鄱阳湖流域现代生态农业存在的问题 |
| 一、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
| 二、生态农业科技含量不高 |
| 三、生态农业投资短缺 |
| 四、生态农业建设的配套机制不健全 |
| 五、生态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内涵与发展框架 |
|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内涵 |
|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框架 |
| 第二节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的分区 |
|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区划图及各区命名 |
|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区划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模式设计 |
|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模式设计的原则 |
|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主要模式设计 |
| 第四节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创新 |
| 一、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技术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构成 |
|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技术开发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政府扶持体系与制度创新 |
|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政府扶持目标与发展策略选择 |
| 二、建立与健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政府扶持政策与实施体系 |
| 三、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的组织制度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新中国重大干旱灾害抗灾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 1 1959年干旱 |
| 1.1干旱概况及发展过程 |
| 1.2主要抗旱行动及效益 |
| 2 1960年干旱 |
| 2.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2.2主要抗旱行动及效益 |
| 3 1961年干旱 |
| 3.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3.2主要抗旱行动及效益 |
| 4 1972年干旱 |
| 4.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4.2主要抗旱行动及效益 |
| 5 1978年干旱 |
| 5.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5.2主要抗旱减灾行动 |
| 6 1982年东北地区干旱 |
| 6.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6.2主要抗旱行动 |
| 7 1986年全国干旱 |
| 7.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7.2主要抗旱行动 |
| 8 1988年东中部地区夏伏旱 |
| 8.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8.2主要抗旱行动 |
| 9 1989年东北、山东干旱 |
| 9.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9.2主要抗旱行动 |
| 10 1992年干旱 |
| 10.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10.2主要抗旱行动 |
| 11 1994年干旱 |
| 11.1干旱概况及演化 |
| 12 1995年旱灾 |
| 12.1旱情发展过程 |
| 12.2主要抗旱行动 |
| 13 1997年旱灾 |
| 13.1旱情发展过程 |
| 13.2抗旱措施及效益 |
| 14 1999年旱灾 |
| 14.1旱情发展过程 |
| 14.2抗旱行动及成效 |
| 15 2000年旱灾 |
| 15.1旱情的发展 |
| 15.2抗旱行动及成效 |
| 16 2001年旱灾 |
| 16.1旱情发展过程 |
| 16.2抗旱措施及效益情况 |
| 17 2002年旱灾 |
| 17.1旱情发展情况 |
| 17.2抗旱措施及效益况 |
| 18 2003年旱灾 |
| 18.1旱情发展过程 |
| 18.2抗旱行动情况 |
| 19 2006年旱灾 |
| 19.1旱情及其演化 |
| (1) 冬春旱 |
| (2) 夏旱 |
| (3) 秋冬旱 |
| 19.2抗旱行动及效益 |
| 20 2007年旱灾 |
| 20.1干旱灾害主要特点 |
| 20.2旱情发展过程 |
| (1) 冬春旱 |
| (2) 夏伏旱 |
| (3) 秋冬旱 |
| 20.3抗旱行动及效益 |
（8）转型期中国农业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研究 ——一个嵌套分层的多中心治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灌溉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
| 1.1.2 新时期中国农业灌溉的两难困境 |
| 1.1.3 响应农业灌溉问题的治道变革 |
| 1.2 问题提出 |
| 1.3 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灌溉系统研究的简要综述 |
| 1.3.1 国外学者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论文整体架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 灌溉系统的属性：尝试新的审视 |
| 2.1 灌溉系统的概念界定 |
| 2.1.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2 灌溉系统的自然属性分析 |
| 2.2 灌溉系统的经济属性 |
| 2.2.1 灌溉系统的一般经济属性 |
| 2.2.2 灌溉系统的公共池塘资源属性 |
| 2.3 灌溉系统产权的嵌套分层结构 |
| 2.3.1 产权与产权的嵌套分层 |
| 2.3.2 灌溉系统产权的嵌套分层结构 |
| 2.4 灌溉系统治理结构需求的嵌套分层 |
| 3. 灌溉系统利益相关者行为与激励 |
| 3.1 灌溉系统利益相关者识别 |
| 3.1.1 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
| 3.1.2 灌溉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基本假设与构成 |
| 3.2 转型期中国农业灌溉系统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基于不确定条件 |
| 3.2.1 农户间的合作困境：自然状态的博弈与谈判的可能 |
| 3.2.2 农户—农民用水户协会（WUA）—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一种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
| 3.2.3 政府及其代理机构：科层治理结构中的“剩余控制权”之争 |
| 3.2.4 政府与企业：产权软约束条件下的“寻租”关系 |
| 3.2.5 政府与国际援助组织：相似激励的相互强化 |
| 3.3 利益相关者对灌溉系统治理的参与：供给与生产 |
| 3.3.1 区分灌溉系统的供给与生产 |
| 3.3.2 灌溉系统供给与生产的可选组合集 |
| 4. 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结构的选择：嵌套分层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
| 4.1 灌溉系统治理结构的选择：基于交易效率的制度绩效评价 |
| 4.1.1 交易效率的表征 |
| 4.1.2 一个制度绩效评价的概念性框架 |
| 4.2 政府、市场与自治：三种制度安排的绩效比较 |
| 4.2.1 “利维坦”与政府失范 |
| 4.2.2 私有化与市场失范 |
| 4.2.3 自治的可能与困境 |
| 4.3 政府、市场与自治：三种制度的作用边界与互补 |
| 4.4 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结构的选择：嵌套分层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
| 5. 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的变迁及经济解释 |
| 5.1 古代中国的灌溉系统治理 |
| 5.2 计划经济时期的灌溉系统治理（1949－1977） |
| 5.2.1 概况 |
| 5.2.2 计划经济时期灌溉系统治理的特征 |
| 5.3 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灌溉系统治理（1978－今） |
| 5.3.1 概况 |
| 5.3.2 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灌溉系统治理的特征 |
| 5.4 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变迁的经济解释 |
| 5.4.1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5.4.2 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的演变逻辑 |
| 5.4.3 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变迁的启示 |
| 6. 转型期中国灌溉系统治理结构的绩效评价：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
| 6.1 案例1：都江堰灌区的实践 |
| 6.1.1 灌区概况 |
| 6.1.2 治理结构概述 |
| 6.1.3 治理激励结构与绩效分析 |
| 6.2 案例2：四川省巴中市的灌溉实践 |
| 6.2.1 灌区概况 |
| 6.2.2 治理结构概述 |
| 6.2.3 治理激励结构与绩效分析 |
| 6.3 案例的比较制度分析 |
| 6.3.1 治理取向的外部约束条件比较 |
| 6.3.2 治理取向的内生影响因素比较 |
| 6.3.3 案例比较结论 |
| 7. 结语及政策意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全省近千万亩耕地实现节灌（论文参考文献）
- [1]四川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潜力、投入产出特征与绩效研究[D]. 凌静. 四川农业大学, 2017(02)
- [2]洞庭湖区农户水稻种植规模化：障碍及对策研究 ——以南县为例[D]. 曾梦龙. 湖南农业大学, 2014(06)
- [3]创新发展活力足 合作齐走致富路——山东省农民合作社发展纪实[J]. 林建华,刘德先,赵洪博. 中国农民合作社, 2013(11)
- [4]节约环保 高速公路建设融入新理念[N]. 贾芳,石向东,刘进,邸进. 河北经济日报, 2011
- [5]装备支撑 大庆现代农业提速[N]. 赵冶. 大庆日报, 2010
- [6]鄱阳湖流域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研究[D]. 戴天放.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8)
- [7]新中国重大干旱灾害抗灾纪实[J]. 吴玉成,高辉. 中国防汛抗旱, 2009(S1)
- [8]转型期中国农业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研究 ——一个嵌套分层的多中心治理视角[D]. 胡雯.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