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发性肝癌110例合并感染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陈鸿[1]（2021）在《慢性HBV感染者经核苷（酸）类似物治疗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进展为肝细胞癌的危险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者经核苷（酸）类似物（nucleos（t）side analogues,NAs）抗病毒治疗后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complete virological response,CVR）后进展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危险因素。方法:通过电子病例系统应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按照1:2的匹配原则,收集2015年01月至2020年11月就诊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科经NAs抗病毒治疗获得CVR且进展为HCC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chronic hepatitis B,CHB）或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75例）为肝癌组,收集同期住院经NAs抗病毒治疗获得CVR后未进展为HCC的CHB或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150例）为非肝癌组,分别收集肝癌组和非肝癌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HCC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肝癌组和非肝癌组在性别、吸烟史、饮酒史、乙型肝炎及肝硬化家族史、合并糖尿病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两组患者在抗病毒用药的时间、药物选择种类、是否停药史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龄（OR=1.057,95%CI 1.0271.087）、肝硬化（OR=7.212,95%CI 2.73918.990）、肝癌家族史（OR=3.891,95%CI 1.46310.348）、出现肝硬并发症（OR=3.071,95%CI 1.7255.466）、血清ALT（OR=1.051,95%CI 1.0321.070）、AST（OR=1.031,95%CI 1.0151.047）、AFP（OR=1.070,95%CI 1.0301.112）升高是慢性HBV感染者经NAs治疗获得CVR进展为HCC的危险因素;血清前白蛋白（prealbumin PA）（OR=0.996,95%CI 0.9931.000）升高是慢性HBV感染者经NAs治疗获得CVR后进展为HCC的保护因素（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肝硬化（OR=8.032,95%CI 1.73437.207）、肝硬化并发症（OR=3.182,95%CI 1.3087.738）、血清AFP（OR=1.060,95%CI 1.0261.095）升高是慢性HBV感染者经NAs治疗获得CVR后进展为HCC的独立危险因素,所有P值均<0.05。结论:1.高龄、肝硬化、肝硬化并发症、血清ALT、AST、AFP升高是慢性HBV感染者经NAs治疗获得CVR后进展为HCC的危险因素;2.血清PA升高是慢性HBV感染者经NAs治疗获得CVR后进展为HCC的保护因素;3.肝硬化、肝硬化并发症、血清AFP升高是慢性HBV感染者经NAs治疗获得CVR后进展为HCC的独立危险因素。
韩瑞瑞[2]（2021）在《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特征及合并门静脉癌栓的危险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总结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原发性肝癌（PLC）患者的临床特征,提高诊疗水平;并筛选PLC患者合并门静脉癌栓（PVTT）的危险因素,指导高危人群的监测及必要的干预,为患者的早诊早治提供依据。方法:在病案浏览器筛选2014.1.1～2018.12.31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PLC患者,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确定537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人口学资料,病史,临床、实验室及影像学指标等资料,分析研究人群总体特征;分别按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甲胎蛋白水平、临床分期进行分组,分析不同临床特征;按PVTT诊断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PLC合并PVTT组167例和单纯PLC组370例,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合并PVTT的危险因素,将有意义的因素纳入二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总结PLC的临床特征及合并PVTT的危险因素。结果:1.537例PLC患者中,男性较多,占77.8%;年龄在45～64岁之间者占65.2%;职业为农民的患者占56.2%;延安市患者中,宝塔区占36.3%;多见的五种首发临床症状为腹胀、乏力、肝区疼痛/腹痛、纳差、消瘦;无临床症状的患者占14.5%;病因为乙肝病毒感染的占80.6%;甲胎蛋白阴性的患者占31.1%;中国肝癌分期（CNLC）为Ⅳ期者占29.8%;给予手术、消融、TACE治疗的患者占22.3%,给予支持治疗者占73.2%。2.1通过比较不同性别组PLC患者的资料发现,男性患者中有乙肝病史、吸烟、饮酒者比例较高,RBC、ALT、GGT、CRE、UA高于女性,年龄、PLR低于女性（P<0.05）。2.2将研究人群按年龄分为青年、中年、老年三组进行比较后发现,青年患者中,男性、饮酒、吸烟、结节数量>3个占比较高;青、中年患者ALT、GGT、AFP较高;老年患者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占比较高,NLR、PLR较高,CNLC分期Ⅳ期多见（P<0.017）。2.3按BMI将研究人群分为四组比较后发现,肥胖组年龄较小,有糖尿病病史者占比较高;低体重组合并PVTT、转移、结节数量>3个、中度和重度腹水、CNLC分期Ⅳ期患者所占比例较高,结节较大,NLR、PLR、GGT较高,RBC、ALB、CHE较低（P<0.008）。2.4将AFP分为三组进行比较后发现,AFP阴性组患者年龄较大、合并肝硬化者较少、肝功能较好、CNLC分期Ⅰ期多见;AFP≥400ng/ml组结节较大,结节数量>3个及合并中、重度腹水者占比较高,CNLC分期Ⅳ期多见,NLR、PLR、ALT、GGT、TBil、TBA、PT较高,ALB、CHE、CRE较低（P<0.017）。2.5不同CNLC分期组患者比较发现,Ⅳ期患者年龄较大,有吸烟史者占比低,NLR、PLR、ALT、GGT、TBil、TBA、UA、PT水平较高,RBC、ALB、CHE水平较低;随着患者分期变晚,低体重、重度腹水、AFP≥400ng/ml的占比逐渐增加（P<0.05）。3.PLC合并PVTT患者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青年、有乙肝病史、合并肝硬化、结节数量>3个、结节直径≥3cm、AFP≥400ng/ml、MELD评分在12～18分之间、Child-Pugh B级和C级、PLR、GGT、TBil、TBA、UA是合并PVTT的危险因素;RBC、ALB、超重是其保护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乙肝病史、结节数量>3个、结节直径≥3cm、AFP≥400ng/ml是PLC合并PVTT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1.研究人群中,男性、中年、农民、有乙肝病史、CNLC分期Ⅳ期者居多,腹胀、乏力、肝区疼痛或腹痛为多见的首发症状,AFP阴性者约占三分之一,以支持治疗为主。2.有乙肝病史、吸烟、饮酒的男性,若合并糖尿病且体重较低时,需密切监测,警惕肝癌的发生。3.有乙肝病史、结节数量>3个、结节直径≥3cm、AFP≥400ng/ml是PLC患者发生PVTT的高危因素。
黄正慧[3]（2021）在《PBC和AIH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及基于数据挖掘的用药规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背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是一种可能与自身免疫相关的慢性肝内胆汁淤积性疾病,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是一种以高γ球蛋白血症、自身抗体阳性、界面性肝炎为特征的的自身免疫性肝病,其自身免疫反应主要针对肝细胞,均属于自身免疫性肝病。PBC和AIH早期多无明显症状,一旦进入症状期及失代偿期就意味着生存期下降,如不经规范治疗可导致肝硬化、肝衰竭。虽然熊去氧胆酸（UDCA）为国际公认的治疗PBC的药物,但对于对UDCA生物化学应答欠佳的患者尚无统一治疗方案。对于PBC患者常见的乏力、瘙痒等症状,尚无疗效获得公认的西药。目前AIH的标准治疗方案为仅用糖皮质激素或糖皮质激素联合硫唑嘌呤（AZA）,但一部分患者或是不能耐受药物不良反应,或是在药物减量、停用过程中再次出现病情加重,该治疗方案尚不能解决全部临床问题。中医药在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病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传承了名老中医经验,近年来积累了一定的治疗PBC和AIH的经验。本课题通过收集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门诊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以探讨PBC和AIH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和治疗用药规律,以便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提高疗效。研究目的:探讨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对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自身免疫性肝炎（AIH）的辨证及组方用药规律,总结辨证论治经验,以指导临床。研究方法:本研究从北京中医医院His系统中筛选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经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医师诊治且符合纳入标准的PBC、AIH病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性别、出生日期、地区、诊断、证型、病史、中药处方等资料,统计各证型频次、合并症情况等。分析性别、年龄等与证型分布的关系。将原始中医证型进行规范,获得规范后证型,统计规范后证型证型频次,探索分析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与规范后证型分布的关系。将所有中药处方建立数据库,对原始中药名称进行规范,统计数据库中各中药的频次、频率。运用频次分析、关联规则分析、系统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方法分析纳入方剂的组方用药。结果:（1）纳入305例PBC患者,其主要证型为气虚血瘀证（40.0%）、肝郁脾虚证（32.1%）、肝胆湿热证（14.8%）、脾虚湿盛证（10.5%）、痰湿证（7.5%）、肝肾阴虚证（5.2%）（X2=1972.936,P<0.001）。提取治疗中药方剂249首,共计中药298味,频次最高的前10味中药为:黄芪、麸炒白术、白芍、茵陈、黄芩、赤芍、茯苓、当归、丹参、郁金。全部中药的四气主要为微寒（24.2%）、温（20.8%）、寒（19.2%）、平（19.1%）等,其五味以甘（48.2%）、苦（48.0%）、辛（34.8%）为主,主要归肝（50.8%）、脾（50.2%）、肺（39.9%）、胃（33.7%）、心（25.1%）、肾（23.6%）等经。关联分析显示化橘红-苦杏仁、黄芪-茯苓皮、黄芪-豨莶草、黄芪-大腹皮、化橘红-拳参、苦杏仁-化橘红-茵陈、黄芪-化橘红-茵陈、化橘红-苦杏仁-茵陈、化橘红-苦杏仁-黄芪、化橘红-苦杏仁-黄芩、化橘红-苦杏仁-麸炒白术、黄芪-化橘红-麸炒白术等为治疗PBC常用药对;聚类分析显示治疗PBC常用中药可分为3组:①化橘红、苦杏仁、生地黄、鳖甲胶、黄芪、茯苓皮、当归、白芍;②泽兰、白茅根、茵陈、赤芍、牡丹皮、黄芩;③郁金、金钱草、麸炒白术、茯苓、党参、砂仁、陈皮、丹参、炒酸枣仁。（2）纳入88例AIH患者,其主要证型为肝郁脾虚证（36.4%）、气虚血瘀证（31.8%）、肝胆湿热证（15.9%）、气滞血瘀证（13.6%）、肝肾阴虚证（8.0%）、脾虚湿盛证（6.8%）、痰浊阻滞证（5.7%）（X2=306.258,P<0.001）。提取治疗AIH的中药方剂67首,共计中药211味,频次最高的前10味中药为:茵陈、赤芍、白芍、黄芩、麸炒白术、黄芪、白茅根、茯苓、丹参、金钱草。全部中药的四气主要为微寒（25.0%）、寒（22.7%）、温（18.3%）、平（15.8%）等,其五味以苦（48.9%）、甘（47.8%）、辛（34.2%）为主,主要归肝（52.3%）、脾（48.9%）、肺（38.5%）、胃（37.4%）、心（25.4%）、肾（21.7%）等经。关联分析显示茵陈-赤芍、茵陈-牡丹皮、茵陈-牡丹皮、赤芍-白茅根、茵陈-白茅根、茵陈-麸炒白术-赤芍、麸炒白术-黄芩-茵陈、赤芍-黄芩-茵陈等为治疗AIH常用药对;聚类分析显示治疗AIH常用中药可分为3组:①茵陈、赤芍、黄芩、牡丹皮、白茅根、金钱草、薏苡仁、广藿香、垂盆草、泽兰、焦三仙、小蓟、泽泻;②白芍、黄芪、丹参、当归、桃仁、化橘红、麦冬、葛根、蒲公英、百合、生地黄炭、生地黄;③麸炒白术、茯苓、香附、陈皮、郁金、党参。结论:PBC病位主要在肝、胆、脾、肾,主要证型有气虚血瘀证、肝郁脾虚证、肝胆湿热证、脾虚湿盛证、痰湿证、肝肾阴虚证。AIH病位主要在肝、脾、肾,主要证型有肝郁脾虚证、气虚血瘀证、肝胆湿热证、气滞血瘀证、肝肾阴虚证、脾虚湿盛证、痰浊阻滞证。PBC与AIH的主要病机均为肝郁脾虚、肝胆湿热,气虚、气滞致痰湿、瘀血内生,日久肝肾阴血耗伤,肝失所养。二者主要治法均为健脾益气、利湿退黄、清热凉血、活血化瘀、养阴柔肝、理气化痰等,治疗注重顾护脾胃与阴血、活血化痰。
方娱[4]（2021）在《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过去的数十年中,肝脏疾病的数量不断上升,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人类疾病和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疾病负担项目报告指出,仅在中国,肝脏疾病尤其是病毒性肝炎（以乙型病毒性肝炎为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酒精性肝病已经影响了大约3亿人口。尽管随着现代医疗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与应用不断取得了新的突破,但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及生活方式、营养方式的改变,肝脏疾病在全球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医疗负担及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剧。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面临着肝脏相关疾病带来的巨大压力及挑战。我国约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受到不同形式的肝脏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庞大的肝病患者人群中,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病毒性肝炎在导致肝脏疾病的发生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很大一部分肝脏疾病患者,伴随着疾病的发展,最终不可避免的进展为肝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与肝癌相关的年死亡率显着增加,且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表观遗传学是研究在基因组DNA序列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和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的科学,这种改变方式具备可逆性及可遗传性。包括DNA甲基化、RNA相关沉默和组蛋白修饰在内的表观遗传修饰系统可用于启动和维持表观遗传沉默。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模式,可以通过改变蛋白质-DNA相互作用等方式并最终改变染色质构象来调控特定基因的功能表达。人类基因组中CpG位点的甲基化由一系列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维持,在沉默转座子、抵抗病毒序列及抑制特定基因转录等方面扮演着不同的作用。第一部分:5-Aza-2’-deoxycytidine通过DNA去甲基化影响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细胞向Treg细胞的分化研究背景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导致多种肝脏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全世界大约有6%的人口存在慢性的HBV病毒感染,这部分人群存在极高风险进展为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肝硬化（Liver cirrhosis,LC）和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HBV慢性感染的患者常常伴随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T regulatory cells,Tregs）细胞比例增高,在慢性HBV感染进程中,Treg细胞对免疫耐受至关重要,其在调节免疫平衡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慢性HBV感染过程中,CD4+幼稚T淋巴细胞向Treg分化仍是人们需要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前期有研究报道,HBV感染可以诱导患者体内表观遗传修饰的改变。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蛋白质-DNA相互作用等方式并最终改变染色质构象来调控基因表达。叉头型转录因子3（Forkhead box P3,Foxp3）作为Treg细胞分化的关键转录因子,也可发生甲基化修饰。研究表明,Foxp3基因上与Treg细胞分化密切相关的甲基化区域位于Treg特异性去甲基化区域（Treg-specific demethylated region,TSDR）。但是在慢性HBV感染进程中,影响Treg细胞Foxp3基因甲基化修饰,对Treg细胞的分化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仍不清晰,而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5-Aza-2’-deoxycytidine这一广泛应用于临床及实验室的甲基化抑制剂,处理来自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及肝细胞肝癌等不同阶段的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淋巴细胞,进一步进行细胞培养,使用TGF-β1、IL-2等细胞因子刺激CD4+幼稚T淋巴细胞分化。培养四天后收集细胞,通过采用DNA甲基转移酶活性测定检测DNMTs活性改变,流式细胞术检测Treg细胞分化情况,并结合实时荧光定量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技术检测 Foxp3、DNMTs、PD-1 mRNA 的表达改变,以探讨体外环境下甲基化状态改变对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Treg细胞分化的潜在影响。研究方法1.本研究纳入自2018年6月-2018年12月期间,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病科住院的51例CHB患者,47例LC患者,40例HCC患者与17例正常对照（Healthy controls,HCs）。采集受试者外周静脉血并通过磁珠分选获得新鲜的CD4+幼稚T淋巴细胞。采用PE-conjugated Anti-Human CD45RA抗体结合分选的细胞,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分选细胞纯度。2.使用含10%胎牛血清的无血清造血细胞培养基培养分选得到的CD4+幼稚T淋巴细胞,给与5ng/mL的重组人TGF-β1及20ng/mL的重组人IL-2刺激细胞分化。实验组细胞加用0.055μM 5-Aza-2’-deoxycytidine做去甲基化处理,对照组细胞加用与实验组同样浓度的乙酸（乙酸用于配制5-Aza-2’-deoxycytidine工作液）处理。处理4天后收集细胞。3.采集分化后细胞的核蛋白检测DNMTs活性的相对改变。4.流式细胞术检测Treg频率以判断5-Aza-2’-deoxycytidine对CD4+幼稚T淋巴细胞向Treg细胞分化情况的影响。5.采集分化后的细胞进行RNA提取,通过qRT-PCR技术检测Foxp3、DNMT1、DNMT3a、DNMT3b、PD-1等基因的表达情况,以判断与乙酸对照组相比,5-Aza-2’-deoxycytidine对上述基因表达的影响。6.采集受试者临床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相较于乙酸处理对照组,5-Aza-2’-deoxycytidine显着抑制了实验组细胞DNMTs的活性,但DNMTs活性的降低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受试者的样本中和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中未见显着差异。实验组中,5-Aza-2’-deoxycytidine 在下调了 DNMT1 mRNA 表达的同时,上调了DNMT3a和DNMT3b mRNA的表达。在来源于HCC患者的样本中,DNMT1表达的下调相较于健康受试者更加显着。DNMT3a和DNMT3b表达的增高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受试者的样本中和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中未见明显差异。2.相较于乙酸处理组,5-Aza-2’-deoxycytidine处理组中,与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相比,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淋巴细胞分化的Treg细胞频率显着增加。此外,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Treg频率增加这一现象在LC患者和HCC患者中与CHB患者相比更加显着。但Treg频率的增加在LC患者和HCC患者之间没有显着差异。3.相较于乙酸处理组,5-Aza-2’-deoxycytidine在体外上调了诱导后的Treg细胞中Foxp3 mRNA的表达。与健康受试者相比,这一上调表现在来源于LC患者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加显着。在来源于CHB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患者临床参数之间未见显着关联;在来源于LC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门脉高压的出现、血清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水平具有显着正相关性,与血小板（Platelet,PLT）计数具有显着负相关性;在来源于HCC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血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水平、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水平、患者年龄及腹水出现呈显着正相关,与血红蛋白（Hemoglobin,HGB）水平呈显着负相关。在所有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病毒载量未见明显相关性。4.作为隶属于CD28/CTLA-4家族的细胞表面受体,PD-1（Programmed death-1,PD-1）可以抑制 T 细胞活化。Foxp3 与 CTLA-4 协同作用,以发挥Treg细胞的正常功能,它们还可在T细胞中共同表达来阻止淋巴细胞生成。在本研究诱导后的Treg细胞中,5-Aza-2’-deoxycytidine显着上调了 PD-1的表达,与健康受试者相比,这一上调作用在来源于LC患者中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具有显着性。结论1.与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相比,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5-Aza-2’-deoxycytidine引起的甲基化状态改变对Treg细胞频率的提高作用更加显着。2.与乙酸处理组相比,5-Aza-2’-deoxycytidine显示出增强Foxp3 mRNA和PD-1 mRNA表达的潜在能力,这一现象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的LC患者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加突出。3.5-Aza-2’-deoxycytidine带来的甲基化状态改变及Treg细胞频率增高,对疾病处于不同价段的慢性HBV感染者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临床后果,需要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发现可能为慢性HBV感染的临床缓解提供新思路,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靶点。第二部分:整合分析肝癌甲基化与基因表达数据并建立肝癌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研究背景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作为一种严重的终末期肝脏疾病及肝癌（Liver cancer,LC）最主要的组织学类型,不仅是全世界发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仅在中国,每年就有约350,000人死于HCC,这一数字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51%。在中国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在我国影响着约9000万人,是肝癌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的HCC患者中约有80%的病例来源于HBV感染。表观遗传学所研究的是,在基因组DNA序列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和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的科学,这种改变方式具备可逆性及可遗传性。表观遗传改变在包括肝癌在内的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侵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且常见的表观遗传机制,可导致多种抑癌基因的沉默或原癌基因的激活。研究表明,CpG岛的异常从头甲基化是肿瘤发生的标志,并且DNA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可能会早于其他肿瘤标志物的改变,使其具有了成为一种预测肿瘤发生或疾病预后的更好的标志物的可能性。我们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发现,5-Aza-2’-deoxycytidine介导的甲基化状态的改变可能引起HCC患者Treg细胞分化的异常及相关基因（如Foxp3、DNMTs及PD-1等）的表达的异常,这些异常表达与HCC患者的免疫调节及病毒清除、肿瘤细胞清除等免疫过程密切相关,它们表达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患者机体的免疫状态,从而导致疾病的迁延或进展。上述研究均强调了 DNA甲基化改变是导致肝癌发生的重要分子事件。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是一项大规模的癌症基因组计划,其显着优势为将不同独立研究的数据进行了整合以获得更多的临床样本资料,使数据分析变得更加可靠。目前,部分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癌变发生的途径和因素仍尚不清晰,临床工作中也缺乏有效的判断肝癌病人预后的分子模型。因此,利用整合的生物信息学方法进行大规模的、跨平台的、高通量的数据分析仍具备重要意义。目的本研究旨在从TCGA数据库中鉴定与肝癌相关的甲基化差异基因（Methylation differential genes,MDGs）和甲基化驱动基因（Methylation-driven genes）,并对这些基因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富集分析、通路分析以及生存分析,最终从MDGs中确定一组与HCC预后相关的基因并建立预后模型,使得该模型可以通过其整体DNA甲基化水平预测肝癌总生存率。研究方法1.418例肝癌患者及58例正常对照间的DNA甲基化数据、临床信息及转录组分析数据等原始数据下载自TCGA数据库。2.应用affy R package将原始TCGA数据处理为甲基化表达矩阵文件,使用limma package筛选MDGs,edgeR package筛选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MethylMix package 则用于鉴定甲基化驱动基因。3.采用 DAVID Bioinformatics Resources 6.8 及 Cytoscape 软件进行基因功能注释富集分析。在功能层面对MDGs进行的富集分析分别来自于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es,BP）、细胞成分（Cellular component,CC）以及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4.CPDB（ConsensusPathDB）用于鉴定与甲基化驱动基因相关的通路。5.STRING在线数据库用于构建MDGs的蛋白互作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并使其可视化。6.survival package一方面用于进行单因素COX回归分析,评估MDGs与总生存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用于分析基因甲基化水平结合基因表达数据与肝癌患者生存时间之间的关系。最终确立了一组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的基因并使用HR（Hazard ratios,HR）用于区分保护性因素和危险因素。采用glment package对筛选出的预后相关基因进行套索算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分析以生成预后模型,并根据基因甲基化水平和系数计算风险评分。7.预后模型中确立了一个具备甲基化差异基因和甲基化驱动基因双重特性,且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中显示与HCC患者生存显着相关的关键基因TNFRSF12A。分别从TNFRSF12A甲基化水平、整合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水平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生存分析。采用MethylMix R package对该基因构建混合模型。整合分析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其表达水平以判断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1.从TCGA数据库中筛选出167个甲基化水平在肝癌与正常对照中具有显着差异的MDGs（包含57个低甲基化基因及110个高甲基化基因）。285个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显着相关的基因则被鉴定为甲基化驱动基因。2.在BP中,MDGs主要富集在RNA聚合酶Ⅱ启动子转录的正、负调控及核小体组装;在CC中,MDGs主要富集在核小体、转录因子复合体及核染色质;在MF中,MDGs主要富集在序列特异性DNA结合、转录因子活性及转录激活因子活性。CPDB分别确立了与甲基化驱动基因相关性排名前五位的通路:通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GF）结合蛋白调控IGF转运和吸收通路、等离子脂蛋白重塑通路、他汀类药物通路、维生素K代谢通路及TYRO蛋白酪氨酸激酶结合蛋白因果网络。以及包含甲基化驱动基因最多的排名前五位的通路:代谢通路、人相关癌症通路、核受体通路、黏附相关的PI3K-Akt-mTOR信号通路以及人相关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通路。3.PPI网络中筛选出3个MDGs作为中心节点基因,分别为:SOX1,POU4F1,SIX3。这3个中心节点基因每个都各自具备10个或以上的连接/相互作用。4.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从MDGs筛选出一组与预后相关的基因:HIST1H1D,RP11-476B1.1,OR2AK2,TNFRSF12A,CTD-2313N18.8,AC133644.2,RP11-467L13.4,LINC00989,RP11-395114.2,RP4-575N6.4,LRRIQ1,RNA5SP75,RP11-713D19.1。HR>1 鉴定为危险因素,HR<1 鉴定为保护性因素。高风险基因指随着基因甲基化程度增加,肝癌患者风险增加;低风险基因指随着基因甲基化程度增加,患者风险降低。LASSO回归分析在上述筛选出的预后相关基因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预测预后模型,根据基因甲基化水平和系数计算风险评分:风险评分=（0.458）*HIST1H1D+（-3.723）*RP11-476B1.1+（-0.341）*OR2AK2+（-2.163）*TNFRSF12A+（-0.405）*CTD-2313N18.8+（-0.394）*AC133644.2+（-1.008）*RP11-467L13.4+（-3.355）*LINC00989。将该模型与其他临床数据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生存分析证明其为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该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为0.725,约登指数（Youden index）为0.326,相应的风险评分为-1.299。据此可以将肝癌患者分为高风险组及低风险组,高风险组的肝癌患者总生存期明显低于低风险组。5.预后模型中发现了一个关键基因TNFRSF12A,该基因既属于MDGs又属于甲基化驱动基因。TNFRSF12A在肝癌患者中普遍低甲基化,而在健康对照中表现高甲基化,其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显着负相关。生存分析提示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肝癌患者生存时间显着相关。结论1.本研究确立了一系列对调控肝癌发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甲基化相关基因和通路。2.结合基因甲基化水平及表达谱,确立了一个可以预测肝癌患者预后的有力的新分子模型,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肝癌分子机制奠定了目标。3.在预后模型中提取了一个关键基因TNFRSF12A,其具备HCC甲基化差异基因和HCC甲基化驱动基因双重特性,且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及生存分析中显示其甲基化水平及表达水平与HCC患者生存显着相关。可能会成为治疗HCC或判断HCC患者预后的潜在靶点。
汤丹[5]（2021）在《原发性肝癌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PLC患者原发病因、年龄分层划定、CNLC分期、肝癌患者合并感染的部位、培养出的病原菌分布等临床特点,探究PLC病人合并感染可能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通过搜集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及其他外科住院且符合纳入标准的200例PLC病人的相关病历数据等资料,将其分为2组（感染组133例、非感染组67例）,对一般基线资料、实验室检测结果等数据进行了回顾性的分析,且对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200例PLC发病病因包括CHB（71%）、CHC（13.5%）等,CNLC IV期患者感染率最高（100%）;45例PLC患者合并多部位感染,故133例PLC合并感染患者发生183次感染,感染部位主要为腹腔（61.2%）,其次为呼吸道（18.03%）等,培养出的微生物以细菌43株为主,其次为真菌15株,其中革兰阴性菌有25（43.2%）株;将PLC患者分为非感染组与感染组进行多因素分析得出:患者有糖尿病史、有吸烟史、合并肝硬化、Child-Pugh评分高、住院时间≥10天、WBC升高、PTA降低、肝癌病程<1年、Hb<90g/L即中重度贫血、Alb减少为PLC患者合并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CNLC IV期的PLC患者感染率最高,PLC合并感染的部位主要为腹腔,病原菌分布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且与糖尿病史、吸烟史、肝硬化、肝功能分级、住院时间、肝癌病程、WBC、PTA、Hb、Alb水平有关,临床上对于此类患者应该提高重视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来减少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
冯璟[6]（2020）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及血液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及应用初探》文中研究表明人体微生物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平衡的微生态系统对维持人体健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微生态失衡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时疾病状态会对人体微生物特定功能类群的结构和组成产生影响,导致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改变。肝癌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此,研究肝癌患者的微生物群落特征,寻找肝癌患者微生物群落中的关键类群,探索其促进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评估其用于临床诊断与治疗的潜力,对早期诊断、治疗肝癌患者,挽救患者生命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分子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符合入组标准的乙肝肝硬化、肝癌患者及其健康一级亲属的粪便和血液细菌群落的构成、多样性、关键类群,及其与临床生理参数的相关性进行系统研究。旨在阐明肝癌患者人体微生境中细菌群落的构建机制,厘清血液与肠道细菌群落组成的关系,探究血液微生物的来源,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提供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特征聚类分析及三元相图分析表明,肝癌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结构在科、属水平发生显着改变。AFPH组较AFPL组的肠道细菌α多样性发生显着改变（P<0.05）。说明疾病会对人体细菌群落结构产生影响,但肝癌患者中AFP的高低导致的肠道细菌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变化并不相同。Metastats、LEf Se及随机森林分析筛选出Romboutsia、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两个差异类群。ROC曲线分析发现,Romboutsia、消化链球菌科（Peptostreptococcaceae）、Romboutsia与韦荣球菌属两者联合、以及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和消化链球菌科三者联合对肝癌的诊断价值较高。RDA、Spearman方法分析表明,肝癌患者与健康人的差异类群与人体多种生理指标有显着相关性（P<0.05）。通过分子生态网络的构建进一步明确了厚壁菌门（Firmicutes）、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是肝癌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的关键细菌类群。（2）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的群落结构特征通过聚类分析及三元相图分析,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组成在科、属、种水平发生显着改变。Konellia、Thermomonas、Romboutsia、韦荣球菌属是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的关键差异类群。对差异类群行ROC曲线分析,发现肠道细菌与血液细菌群落中的差异类群联合分析明显提高诊断准确率。值得注意的是,AFPL患者中厚壁菌门诊断HCC准确率高达0.939,有望为疑诊HCC的AFPL患者的诊断提供理论依据。通过RDA、Spearman方法分析HCC患者血液细菌与人体生理指标的相关性,发现关键差异类群与多种生理指标显着相关（P<0.05）,可能参与疾病病理生理过程及肝癌的发生。明确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是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的关键类群,肝癌患者的关键类群较健康群体减少,AFPH患者的血液细菌中未能找到关键类群,说明肝癌患者中AFP增高的群体中细菌群落结构稳定性下降。（3）肠道和血液细菌群落的关系分析Venn图研究显示不论是健康还是疾病状态,在肠道和血液中绝大多数细菌是共有菌,仅小部分为各自特有菌。因此我们推测肝癌患者中的血液细菌大部分可能通过肠肝轴来源于肠道。肝癌患者特有的血液细菌明显增多,说明这些增多的血液细菌可能与肝癌发生发展有关。通过对肝癌患者及健康人群的细菌群落多样性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健康人群肠道与血液细菌的α多样性呈一定负反馈关系,而肝癌患者肠道与血液微生物的α多样性无显着相关。使用聚类图及柱状图结合、Heatmap及配对样品Wilcoxon符号秩检验对家庭中微生物相似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家庭中患者及健康人肠道和血液细菌在属水平总体具有相似性。这可能是由共同的遗传因素、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及饮食结构所致。（4）微生物失衡促进肝癌进展可能的机制研究表明,失调的肠道微生物激活m TOR,导致肝癌发生。本研究采用q RT-PCR和Western blot检测沉默m TOR后肝癌细胞SNRPA1 m RNA和蛋白质表达,结果表明激活m TOR后SNRPA1 m RNA和蛋白表达增加（P<0.05）。通过敲减肝癌细胞的SNRPA1基因,研究SNRPA1在裸鼠体内的成瘤性及在体外对HCC细胞的增殖的影响,结果表明SNRPA1基因可以在体内致瘤,并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因此推测,失调的肠道微生物可能通过激活m TOR,使SNRPA1表达增加,促进肝癌的发生发展。综上所述,肝癌患者中肠道及血液细菌类群结构在科、属、种水平发生显着改变。患者体内的生理指标与细菌群落结构显着相关,细菌群落的关键差异类群单独或与联合可能为肝癌非侵入性诊断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饶春美[7]（2020）在《壳多糖酶3样蛋白1（CHI3L1）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肝硬化中的临床应用》文中研究指明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是人类十分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以及HCC-ICC混合细胞癌三种类型,肝细胞癌占比85%-90%。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数据显示,肝癌发生率高达26.92/10万,在我国恶性肿瘤中位居第四。死亡率为23.72/10万,排我国恶性肿瘤第二位,仅次于肺癌。原发性肝癌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有肝炎病毒感染、酒精、摄入食物中的黄曲霉素等。血清标志物检测是早期发现并诊断肝癌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基础研究中发现许多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蛋白类标志物,部分已进入临床应用,但是这些新的标志物的应用价值还需要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扩大验证。壳多糖酶3样蛋白1（Chitinase 3 like protein 1,CHI3L1）是一种分泌性糖蛋白,表达升高见于多种实体肿瘤和炎症性疾病。本研究通过分析HCC患者组织、外周血中CHI3L1的表达和含量,探索CHI3L1检测在原发性肝癌中的临床应用。第一部分:CHI3L1在肝癌患者组织中的表达我们首先分析了TCGA数据库中50例HCC患者肝癌和配对癌旁组织CHI3L1的表达和预后,发现HCC患者癌组织CHI3L1表达高于癌旁组织（t=2.691,P=0.010）,癌组织CHI3L1高表达与HCC患者预后差相关。本课题进一步研究CHI3L1在肝癌中的表达,通过免疫印迹（Western Blot,WB）实验、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技术、组织芯片免疫组化染色分析HCC患者癌组织和配对癌旁组织CHI3L1的表达,为阐述CHI3L1检测在HCC患者临床应用中的价值提供依据。20例HCC患者癌组织和癌旁组织CHI3L1转录水平（RT-PCR技术）、蛋白水平（WB实验）未见显着差异（P=0.199,0.064）。配对分析组织芯片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发现癌旁组织CHI3L1染色指数高于癌组织（Z=-2.343,P=0.019）,HCC患者中肝癌伴肝硬化组与肝癌不伴肝硬化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CHI3L1表达无明显差异（Z=-1.781、-1.030,P=0.075、0.303）。分析病理特征和CHI3L1染色指数间的关系,发现癌旁组织CHI3L1染色指数与肿瘤大小、子灶/卫星灶、微血管侵犯相关（Z=2.387、2.112、2.092,P=0.017、0.035、0.036）。生存分析发现,子灶/卫星灶、微血管侵犯、肿瘤大小、肿瘤分期、甲胎蛋白水平、全血白细胞计数、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与HCC患者的生存预后相关（P=0.012、0.028、0.001、0.039、0.034、0.041、0.037）,另外我们发现,癌旁组织与癌组织CHI3L1染色指数的差值在HCC患者不同预后中表现出明显差异,△CHI3L1（癌旁组织-癌组织）高的患者预后较差（P=0.011）。第二部分:肝硬化、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中CHI3L1的改变和临床意义我们检测了肝硬化（Liver cirrhosis,LC）、肝癌患者外周血CHI3L1蛋白水平并分析其在肝癌、肝硬化患者临床管理中的价值。HCC、LC、健康对照（Health control,HC）组CHI3L1蛋白水平中位数（四分位数）分别为118.2（74.9,201.0）μg/L、195.8（103.3,330.4）μg/L、46.8（30.7,66.4）μg/L,三组人群间CHI3L1水平存在显着差异（P<0.001）。LC组患者中,CHI3L1蛋白和肝纤维化四因子指数（Fibrosis 4 score,FIB-4）正相关（r=0.237,P=0.013）,Child-Pugh分级为B和C级的患者CHI3L1水平高于Child-Pugh A级患者（P=0.009）,提示在LC患者中CHI3L1水平和患者肝纤维程度以及肝功能水平相关。与健康对照比较,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CHI3L1对LC的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eve,AUC）为0.934,表明CHI3L1对LC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将HCC组患者分为肝癌合并肝硬化、肝癌不伴肝硬化两组,CHI3L1水平与HCC是否伴有肝硬化无关（P=0.775）,这与我们第一部分中组织芯片的结果一致。分析HCC组CHI3L1水平与临床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血清CHI3L1水平与无创肝纤维化标志物: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HA）、Ⅲ型前胶原氨基末端肽（TypeⅢprocollagen,PCⅢNP）、Ⅳ型胶原蛋白（TypeⅣcollagen,Ⅳ-C）、FIB-4正相关（r=0.202、0.159、0.299、0.221,P均<0.05）,与ALB负相关（r=-0.326,P<0.001）,与PT正相关（r=0.160,P=0.010）,与AST正相关（r=0.138,P=0.009）。分析CHI3L1和HCC患者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发现血清CHI3L1与肿瘤最大径正相关（r=0.284,P<0.001）,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TNM分期分层分析均发现肝癌晚期组CHI3L1水平高于早期组,虽然在HCC整体患者中血清CHI3L1水平与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未见显着相关,我们发现在AFP阴性的HCC患者中MVI阳性患者CHI3L1水平明显高于MVI阴性患者。检测30例行根治性切除术的HCC患者术后1.5个月时血清指标发现,术后1.5月时血清CHI3L1水平显着高于术前,可能与术后组织修复和肝脏组织再生有关。外周血中LC患者CHI3L1水平高于HCC患者,HCC患者血清CHI3L1水平与肝纤维化标志物、肝功能指标以及肿瘤大小、肿瘤分期有关,检测血清CHI3L1水平有助于HCC患者的临床分层管理。综合以上两个部分,我们发现肝癌组织CHI3L1 m RNA和蛋白水平表达均升高,在肝硬化及肝癌患者外周血中含量也升高。与健康对照相比,外周血CHI3L1检测对肝硬化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检测外周血CHI3L1有助于HCC患者疾病分层和临床管理。HCC患者癌旁组织伴存不同程度的纤维化和癌前改变可能是目前文献对于HCC、LC报道不一致的影响因素,CHI3L1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应考虑肿瘤、炎症、纤维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王建超[8]（2020）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乙肝肝硬化后肝细胞癌发生率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对乙肝肝硬化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分析西医治疗、中西医治疗方案对乙肝肝硬化患者肝功能、肝纤维化、凝血功能以及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发生率的影响,为指导乙肝肝硬化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搜集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就诊于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并且诊断为乙肝肝硬化患者,根据对中药暴露程度的不同,将患者分为西医组、中西医组。西医组,持续口服核苷（酸）类似物（nucleoside analogues,NAs）抗病毒治疗,不服用或服用抗纤维化中药每年少于1个月;中西医组,在持续口服NAs抗病毒治疗基础上,根据辨证加用强肝胶囊、扶正化瘀胶囊、复方鳖甲软肝片或大黄?虫丸的1种药物治疗,并且每年服用时间大于6个月。纳入、剔除按照《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0年版）》相关标准。对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1年、治疗3年、治疗5年的肝功能、肝纤维化、凝血功能以及HCC发生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共入组患者488例,西医组187例、中西医组301例。西医组、中西医组在拉米夫定、替比夫定、恩替卡韦、阿德福韦酯、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抗病毒药使用上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中西医组中药制剂累计服用最短时间为7个月,最长时间为60个月,中位服药时间为36个月。2.肝功能指标比较:治疗第1年、3年、5年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肝功能TBIL、ALT、AST均显着降低（P<0.05）,ALB显着升高（P<0.05）,并且随着治疗周期延长肝功能改善愈显着;组间比较,治疗第1年、3年、5年中西医组肝功能均较西医组显着改善（P<0.05）。西医组、中西医组患者ALT复常率在第1年、3年、5年分别为65.56%和83.79%、91.03%和93.05%、92.25%和94.76%,AST复常率在第1年、3年、5年分别为61.67%和78.62%、82.07%和86.87%、91.70%和93.04%;两组患者ALT、AST复常率比较,治疗第1年具有显着差异性（P<0.05）,第3年、5年比较无显着差异。3.肝纤维化比较:治疗第1年、3年、5年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肝纤维化四项HA、PCIII、IV-C以及LN显着降低（P<0.01）,并且随着治疗周期延长肝纤维化四项降低愈显着;组间比较,治疗第1年、3年、5年中西医组肝纤维化四项均较西医组显着改善（P<0.05）。无创肝纤维化指标APRI、FIB4以及LSM在治疗第1年、3年、5年与治疗前比较,两组均较治疗前显着降低（P<0.05）,并且随着治疗周期延长APRI、FIB4、LSM均降低;组间比较,治疗第1年、3年、5年中西医组APRI、LSM较西医组显着改善（P<0.05）;FIB4仅在第1年时中西医组较西医组显着改善（P<0.05）。4.凝血功能比较:治疗第1年、3年、5年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凝血功能PT、APTT、TT显着降低（P<0.05）,随着治疗周期的延长,两组凝血功能显着改善。组间比较,治疗第1年、3年、5年中西医组PT、APTT、TT较西医组显着降低（P<0.05）。5.HCC发生率比较:西医组、中西医组第1年、3年、5年癌变率分别为3.74%（7/187）和3.74%（11/301）、22.46%（42/187）和13.95%（42/301）、31.02%（58/187）和23.59%（71/301）,中西医组癌变率显着低于西医组（P<0.05）。代偿期患者,西医组、中西医组5年累积癌变率分别为25.86%（30/116）和16.94%（31/183）,中西医组癌变率显着低于西医组（P<0.05）。失代偿期患者,西医组、中西医组5年累积癌变率分别为39.44%（28/71）和33.90%（40/118）,西医组、中西医组患者癌变率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1.中西医结合治疗具有良好的改善乙肝肝硬化患者肝功能的作用,改善程度优于西医治疗;2.中西医结合治疗具有良好的改善乙肝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的作用,改善程度优于西医治疗;3.中西医结合治疗具有良好的改善乙肝肝硬化患者凝血功能的作用,改善程度优于西医治疗;4.中西医结合治疗与西医治疗比较,乙肝肝硬化患者5年累积HCC发生率显着降低;并且中西医结合治疗更着重于降低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的HCC发生率。
王亚梦[9]（2020）在《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及预后分析》文中认为背景及目的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发生于肝细胞内的恶性肿瘤,至少占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PHC）的90%;胆管细胞癌是发生于肝内胆管细胞的恶性肿瘤,两者均属于PHC。中国为PHC高发国家,约占世界PHC发生总数的70%,发病率达（145～190）/10万,在恶性肿瘤中居第4位;死亡率约20.37/10万,在恶性肿瘤中居第2位。根据巴塞罗那分期系统,患者出现门静脉癌栓或肝外转移为晚期患者。原发性肝癌发病隐匿,恶性程度高,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发展至癌症晚期,失去根治性治疗机会,5年生存率极低。传统的治疗方法迄今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分子生物学与肿瘤细胞学迅速发展起来,有着精确的高选择性、低毒性性等优点的抗肿瘤靶向药物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恶性肿瘤的治疗中。2007年靶向药物索拉非尼的上市,延长了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总生存,开启了 PHC治疗的新纪元,但由于其耐药性、价格昂贵、获益有限、毒性大等特点,探寻新的靶向药物的脚步从未停歇。直至近两年,瑞戈非尼、仑伐替尼、卡博替尼和雷莫芦单抗才相继上市,其疗效进一步证实了分子靶向药物在PHC上的潜在价值,尤其是多靶点药物。盐酸安罗替尼是我国在同类药物索拉非尼基础上改构而成一种新型的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具有抑制肿瘤生长和抗肿瘤血管生成的双重作用。在多种实体瘤的临床研究中展现出了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准用于晚期NSCLC、SCLC患者的三线治疗及软组织肉瘤患者的二线治疗,目前正在进行包括肝癌、胃癌、食管癌、肾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Ⅱ/Ⅲ期临床试验。有研究表明,盐酸安罗替尼可能通过抑制Erk和Akt通路,抑制Bcl-2和Survivin的表达,促进Bax的表达,对HCC可能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体外研究证实,盐酸安罗替尼对人肝内胆管细胞癌（ICC）细胞系HCCC-9810细胞的转移与侵袭。为了探讨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PHC的临床疗效,我们设计此研究,回顾性分析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及预后影响因素。材料与方法本研究纳入了 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至我院就诊的接受了盐酸安罗替尼治疗的55例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其中肝细胞性肝癌50例（90.9%）,胆管细胞癌5例（9.1%）。前期随访是通过电子病历系统采集患者相关临床资料,分析患者开始治疗及出现疾病进展的日期,同步记录患者的血液学及影像学结果,随时记录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后期随访主要是通过电话随访,重点是对OS的随访、停用盐酸安罗替尼时间及后续治疗等。应用SPSS23.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Cox回归分析分析影响晚期肝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将Cox单因素分析中P<0.10的变量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结果（1）本研究共纳入55例晚期肝癌患者,其中1线使用盐酸安罗替尼患者42例,2线及以上使用患者为13人,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别为8.5个月（255.0d）和 2.7 个月（80.0d）（P=0.032）,总体人群 mOS 为 8.3 个月（95%CI:80.5～415.5）。在该研究中纳入晚期HCC患者50例,ICC患者5例,mOS分别为8.3个月（248.0d）和10.6个月（318.0d）（P=0.8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大多数患者（79.02%）的AEs为轻中度（1-2级）,经对症处理可以好转或耐受,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2.73%（40/55）。55例患者最常见不良反应是高血压28例（50.91%）、血小板计数降低16例（29.09%）、乏力23例（21.82%）、关节疼痛10例（18.18%）、白细胞计数降低10例（18.18%）、中性粒细胞绝对值降低10例（18.18%）、腹泻9例（16.36%）、腹胀7例（12.73%）、食欲减退7例（12.73%）、手足综合征6例（10.92%）;≥3级AEs包括高血压7例（12.73%）、血小板计数降低5例（9.09%）、乏力4例（7.27%）、中性粒细胞绝对值降低3例（5.45%）、白细胞计数降低2例（3.64%）、血红蛋白降低2例（3.64%）、腹泻2例（3.64%）、手足综合征1例（1.82%）、关节疼痛1例（1.82%）、腹胀1例（1.82%）、食欲减退1例（1.82%）;研究期间,2例患者因3级高血压剂量下调至10mg,其中1例患者血压仍控制不佳剂量下调至8mg,1例患者因频发腹泻剂量将至10mg,无患者因不能耐受不良反应停药;有1例合并重度食管静脉曲张的HCC患者使用盐酸安罗替尼3天后,出现致死性消化道出血,为非药物相关性死亡。（3）盐酸安罗替尼治疗前的总胆红素（HR=2.012、P=0.001）、白蛋白（HR=1.452、P=0.047）、联合 TACE（HR=1.648、P=0.024）是影响晚期原发性肝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1）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有临床疗效,可以延长患者的总生存,且不良反应可控,耐受性好,为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提供了治疗选择。（2）盐酸安罗替尼在既往接受过系统治疗的晚期肝癌患者中获益有限,可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疾病状态、经济状况、个人意愿等综合选择。（3）盐酸安罗替尼治疗前总胆红素（HR=2.012、P=0.001）、白蛋白（HR=1.452、P=0.047）、联合 TACE（HR=1.648、P=0.024）是影响晚期肝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朱洪兵[10]（2020）在《益气化瘀解毒方联合TACE（经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真实世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课题通过益气化瘀解毒方联合TACE（经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真实世界研究,初步评价该方案的临床疗效,为临床提供科学证据。方法:病例来源于201 6年1月-201 9年9月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肿瘤科及湘雅医院介入科住院患者,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共纳入104例患者,试验组采用益气化瘀解毒方联合TACE方案,对照组予单纯TACE治疗,对2个队列患者的PFS、瘤体、中医证候、生活质量、安全性及住院费用等进行评价,同时通过对影响生存期的各项因素构建单因素分析模型及风险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影响下患者生存期的不同获益程度。结果:（1）治疗后试验组ALT、AST、TBIL、AFP值较对照组下降明显（P<0.01）;（2）两组在瘤体客观疗效评价的疾病控制率试验组优于对照组（P<0.0 5）;（3）试验组治疗前后KPS及中医证候评分较对照组均有明显提高（P<0.01）;（4）试验组平均PF S为（218.679±166.014）d,对照组平均PFS为（155.292±131.320）d,两组差异具有显着统计学意义（P<0.0 5）;单因素分析显示肝功能分级、年龄与肿瘤进展有关（P<0.0 5）;治疗方式是影响肝癌患者PFS的主要因素（P<0.05）;（5）试验组治疗后腹痛腹胀、恶心呕吐、肝毒性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1）;单纯TACE治疗住院时间较短,但费用明显高于益气化瘀解毒方联合TACE治疗（P<0.01）。结论:益气化瘀解毒方联合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方案能稳定瘤体、延长PFS生存时间,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降低AFP水平、减少毒副反应发生,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值得临床推广。
二、原发性肝癌110例合并感染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原发性肝癌110例合并感染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慢性HBV感染者经核苷（酸）类似物治疗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进展为肝细胞癌的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HBV 相关肝细胞癌危险因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特征及合并门静脉癌栓的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1.1 病例来源 |
| 1.1.2 诊断标准 |
| 1.1.3 纳入标准 |
| 1.1.4 排除标准 |
| 1.2 研究内容 |
| 1.2.1 观察指标 |
| 1.2.2 主要检测及检查方法 |
| 1.2.3 功能评分标准 |
| 1.2.4 技术路线 |
| 1.3 统计学方法 |
| 第二章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
| 2.1.1 研究对象的纳入排除结果 |
| 2.1.2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
| 2.2 研究对象的临床特征 |
| 2.2.1 研究对象的总体临床特征 |
| 2.2.2 不同性别组肝癌患者的临床特征 |
| 2.2.3 不同年龄组肝癌患者的临床特征 |
| 2.2.4 不同BMI组肝癌患者的临床特征 |
| 2.2.5 不同甲胎蛋白水平组肝癌患者的临床特征 |
| 2.2.6 不同CNLC分期组肝癌患者的临床特征 |
| 2.3 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的危险因素分析 |
| 2.3.1 logistic单因素分析结果 |
| 2.3.2 二分类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 |
| 第三章 讨论 |
| 第四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PBC和AIH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及基于数据挖掘的用药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中西医治疗进展 |
| 1 西医治疗 |
| 1.1 一线治疗 |
| 1.2 二线治疗 |
| 1.3 对症治疗 |
| 2 中医论治 |
| 2.1 病因病机 |
| 2.2 中医治疗 |
| 3 小结 |
| 综述二 AIH的中西医治疗进展 |
| 1 西医治疗 |
| 1.1 标准治疗 |
| 1.2 替代治疗 |
| 2 中医论治 |
| 2.1 病因病机 |
| 2.2 中医治疗 |
| 3 小结 |
| 第二部分 临床研究 |
| 研究一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的回顾性临床研究及基于数据挖掘的用药规律研究 |
| 1 前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3.1 一般资料 |
| 3.2 PBC患者的合并症 |
| 3.3 PBC患者的病情分层 |
| 3.4 PBC中医病名与证型 |
| 3.5 治疗PBC用药规律 |
| 4 讨论 |
| 4.1 一般资料 |
| 4.2 PBC患者的合并症 |
| 4.3 PBC患者病情 |
| 4.4 PBC中医病名与证型 |
| 4.5 治疗PBC用药规律 |
| 5 结论 |
| 6 问题与展望 |
| 研究二 自身免疫性肝炎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的回顾性临床研究及基于数据挖掘的用药规律研究 |
| 1 前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3.1 一般资料 |
| 3.2 合并症情况 |
| 3.3 AIH患者病情分层 |
| 3.4 AIH中医病名与证型 |
| 3.5 治疗AIH用药规律 |
| 4 讨论 |
| 4.1 AIH与女性 |
| 4.2 AIH患者的合并症 |
| 4.3 AIH患者病情 |
| 4.4 AIH中医病名与证型 |
| 4.5 治疗AIH用药规律 |
| 5 结论 |
| 6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5-Aza-2'-deoxycytidine通过DNA去甲基化影响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细胞向Treg细胞的分化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整合分析肝癌甲基化与基因表达数据并建立肝癌患者预后预测模型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English Paper Ⅰ |
| English Paper Ⅱ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原发性肝癌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方法 |
| 3.质量控制 |
| 4.统计学方法 |
| 5.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原发性肝癌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分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6）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及血液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及应用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人体微生态系统 |
| 1.2 人体微生态系统与机体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
| 1.3 原发性肝癌简述 |
| 1.4 HCC与人体肠道微生态研究进展 |
| 1.4.1 正常肠道微生物群落特征 |
| 1.4.2 HCC与肠道菌群失调的研究进展 |
| 1.4.3 肠道菌群失调促HCC的作用机制 |
| 1.5 人体微生态中血液微生物与HCC关系的研究进展 |
| 1.5.1 血液微生物 |
| 1.5.2 HCC患者血液微生物失衡可能的原因 |
| 1.5.3 血液微生物失衡与疾病关系的研究 |
| 1.5.4 血液微生物失衡可促HCC进展 |
| 1.5.5 血液生物失衡促HCC可能的机制 |
| 1.6 总结 |
| 1.7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8 研究内容 |
| 1.9 技术路线 |
| 1.10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11 创新与特色 |
| 第二章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HCC患者组研究对象 |
| 2.1.2 一级亲属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 |
| 2.2 主要试剂 |
| 2.3 主要仪器 |
| 2.4 实验方法 |
| 2.4.1 粪便样本采集及DNA提取、检测 |
| 2.4.2 血液样本采集及DNA提取 |
| 2.4.3 细菌16Sr RNA基因的高变区V3-V4 片段的扩增 |
| 2.4.4 微生物多样性测序文库的构建 |
| 2.5 Illumina测序分析 |
| 2.6 生物信息学分析 |
| 2.7 分子生态网络构建 |
| 2.8 慢病毒感染及筛选 |
| 2.9 裸鼠皮下成瘤观察 |
| 2.10 小动物活体成像检测 |
| 2.11 总RNA分离和实时定量PCR分析 |
| 2.12 蛋白质印迹法 |
| 2.13 高函量筛选(HCS)细胞增殖测定 |
| 2.14 流式细胞术 |
| 2.15 统计分析 |
| 第三章 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特征 |
|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临床资料 |
| 3.2 Illumina Hi Seq测序分析 |
| 3.3 测序数据质量评估 |
| 3.4 HCC患者及CF组肠道细菌的群落结构及相对丰度比较 |
| 3.4.1 CF组、AFPH组、AFPL组的肠道细菌群落组成 |
| 3.4.2 AFPH组、AFPL组、CF组间细菌群落的组成变化 |
| 3.5 HCC患者及CF组人群肠道细菌群落的多样性 |
| 3.5.1 AFPH组、AFPL组、及CF组肠道细菌群落α多样性分析 |
| 3.5.2 HCC患者及CF组肠道细菌群落差异性 |
| 3.6 HCC患者及CF组的肠道细菌的差异类群 |
| 3.6.1 CF组与LF组肠道细菌的差异类群比较 |
| 3.6.2 不同组间细菌类群丰度的显着差异分析 |
| 3.6.3 AFPH组、AFPL组、CF组组间差异类群的筛选 |
| 3.7 差异类群对HCC的诊断价值 |
| 3.8 肠道细菌群落与人体微环境因子的关系 |
| 3.8.1 门水平肠道细菌与人体微环境因子的关系 |
| 3.8.2 差异类群与临床生理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
| 3.9 健康人群和HCC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生态网络分析 |
| 3.9.1 三组肠道细菌群落的分子生态网络模型的拓扑学属性 |
| 3.9.2 CF组、AFPL组、AFPH组肠道细菌群落分子生态网络的模块和关键节点 |
| 3.10 讨论 |
| 3.10.1 HCC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的组成及多样性改变 |
| 3.10.2 差异菌属对HCC的诊断价值 |
| 3.10.3 人体微生境因子对肠道细菌群落的影响 |
| 3.10.4 HCC患者和健康人群肠道细菌群落生态网络特征 |
| 3.11 结论 |
| 第四章 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的群落结构特征 |
| 4.1 血液细菌群落高通量测序数据质量评估 |
| 4.2 HCC患者及CB组血液细菌群落结构及丰度比较 |
| 4.2.1 CB组、AFPH组、AFPL组血液细菌群落的组成 |
| 4.2.2 CB组、AFPL组、AFPH组三组间细菌群落的组成变化 |
| 4.3 HCC患者及CB组血液细菌群落多样性分析 |
| 4.3.1 HCC组及CB组血液细菌群落的α多样性分析 |
| 4.3.2 HCC患者及CB组血液细菌群落的差异性 |
| 4.4 HCC组及CB组组间血液细菌群落差异性分析 |
| 4.4.1 CB组、LB组血液细菌群落不同水平组成差异比较 |
| 4.4.2 不同分组间细菌类群丰度的显着差异分析 |
| 4.4.3 AFPH组、AFPL组及CB组差异类群的筛选 |
| 4.5 差异类群对HCC的诊断价值 |
| 4.5.1 HCC患者及CB组血液细菌差异类群的ROC分析 |
| 4.5.2 对AFPH组和AFPL组间的血液细菌差异类群的ROC分析 |
| 4.5.3 HCC患者及CB组血液及肠道细菌差异类群的联合ROC分析 |
| 4.6 血液细菌群落与人体微环境因子的关系 |
| 4.6.1 门水平的血液细菌与人体微生境的关系分析 |
| 4.6.2 差异类群与临床生理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
| 4.7 健康人群和HCC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生态网络组成 |
| 4.7.1 三组人群血液细菌群落的分子生态网络模型的拓扑学属性 |
| 4.7.2 CB组、AFPL组、AFPH组血液细菌群落分子生态网络的模块和关键节点 |
| 4.8 讨论 |
| 4.8.1 HCC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结构组成变化 |
| 4.8.2 血液差异类群对HCC的诊断价值 |
| 4.8.3 人体微生境因子对血液细菌群落的影响 |
| 4.8.4 HCC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的生态网络特征 |
| 4.9 结论 |
| 第五章 肠道和血液细菌群落的关系分析 |
| 5.1 HCC患者和健康人群肠道及血液细菌群落的共有种 |
| 5.2 HCC患者肠道和血液细菌群落多样性的相关性 |
| 5.3 HCC患者肠道和血液细菌群落结构差异分析 |
| 5.4 HCC患者和健康人群中肠道和血液细菌代谢途径预测及差异比较 |
| 5.5 家庭中微生物的相似性分析 |
| 5.5.1 所有样品的细菌类群聚类及分布 |
| 5.5.2 Heatmap分析 |
| 5.5.3 配对样本Wilcoxon符号秩检验 |
| 5.6 讨论 |
| 5.6.1 血液微生物的来源 |
| 5.6.2 血液与肠道细菌群落多样性的相关性 |
| 5.6.3 亲缘个体间微生物的相似性 |
| 5.7 结论 |
| 第六章 微生物失衡促进肝癌进展可能的机制研究 |
| 6.1 mTORC1 调控SNRPA1 |
| 6.2 SNRPA1促HCC的发生发展 |
| 6.2.1 在体水平研究SNRPA1促HCC作用 |
| 6.2.2 离体水平研究SNRPA1促HCC作用 |
| (1)SNRPA1 敲低抑制HCC细胞的增殖和生长 |
| (2)SNRPA1 敲低促进HCC细胞凋亡 |
| 6.3 讨论 |
| 6.4 结论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词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壳多糖酶3样蛋白1（CHI3L1）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肝硬化中的临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中常用缩略词表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CHI3L1在肝癌患者组织中的表达 |
| 一、前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实验结果 |
| 四、讨论 |
| 第二部分 CHI3L1在肝硬化、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中的改变和临床意义 |
| 一、前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实验结果 |
| 四、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工作小结 |
| 综述 YKL-40作为肿瘤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参与课题情况 |
| 致谢 |
（8）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乙肝肝硬化后肝细胞癌发生率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文献研究 |
| 1 现代医学对乙肝肝硬化的认识 |
| 1.1 肝硬化的基本概念 |
| 1.2 乙肝肝硬化流行病学 |
| 1.3 乙肝相关性肝硬化发病机制 |
| 1.4 乙肝相关性肝硬化分期 |
| 1.5 乙肝相关性肝硬化与肝细胞癌的关系 |
| 1.6 乙肝相关性肝硬化的治疗 |
| 2 中医学对乙肝相关性肝硬化的认识 |
| 2.1 古代中医家对乙肝相关性肝硬化的认识 |
| 2.2 现代中医家对乙肝相关性肝硬化的认识 |
| 2.3 乙肝相关性肝硬化的辨证论治 |
| 2.4 乙肝肝硬化的中医药治疗 |
| 2.5 中西医结合治疗降低乙肝肝硬化后肝细胞癌的发生 |
| 第二部分 :病历资料研究 |
| 1 资料和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纳入标准 |
| 1.3 剔除标准 |
| 1.4 肝细胞癌的诊断标准 |
| 1.5 治疗方法 |
| 1.6 随访观察指标 |
| 1.7 数据分析 |
| 2 结果 |
| 2.1 患者入组基本特征 |
| 2.2 两组患者肝功能指标比较 |
| 2.3 两组患者 ALT、AST 复常率比较 |
| 2.4 两组患者肝纤维化四项比较 |
| 2.5 两组患者无创肝纤维化指标比较 |
| 2.6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比较 |
| 2.7 两组患者5年累积癌变率比较 |
| 第三部分 :讨论 |
| 1 |
| 1.1 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助于改善肝功能 |
| 1.2 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助于改善肝纤维化 |
| 1.3 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助于改善凝血功能 |
| 1.4 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助于降低肝细胞癌发生率 |
| 1.5 中西医结合治疗主要降低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肝细胞癌发生率 |
| 2 不足及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综述 中医药治疗乙肝肝硬化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9）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及预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索引 |
| 前言 |
|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2 临床资料分析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原发性肝癌靶向治疗现状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和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益气化瘀解毒方联合TACE（经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真实世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临床研究 |
| 1 临床资料 |
| 1.1 病例来源 |
| 1.2 诊断标准 |
| 1.3 纳入标准 |
| 1.4 排除标准 |
| 2 研究方法 |
| 2.1 治疗方法 |
| 2.2 观察指标 |
| 2.3 疗效评价 |
| 2.4 数据处理 |
| 3 结果 |
| 3.1 一般情况比较 |
| 3.2 实验室指标比较 |
| 3.3 实体瘤疗效客观评价 |
| 3.4 体力状况比较 |
| 3.5 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
| 3.6 PFS |
| 3.7 生存期单因素分析 |
| 3.8 生存期多因素分析 |
| 3.9 不良反应 |
| 3.10 住院时间 |
| 3.11 住院费用 |
| 第二部分 分析讨论 |
| 1 研究方法分析 |
| 2 研究结果分析 |
| 3 讨论 |
| 4 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表1:肝癌诊断标准 |
| 附表2:肝癌临床分期 |
| 附表3:体力状况计分标准(Karnofsky氏评分) |
| 附表4:肝功能分级 |
| 附表5:原发性肝癌中医证候积分标准 |
| 附表6:抗癌药物常见毒副反应分级标准(WHO) |
| 附表7: RECIST疗效评价标准2 |
| 附录 B:临床观察表 |
| 综述 中医联合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四、原发性肝癌110例合并感染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慢性HBV感染者经核苷（酸）类似物治疗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进展为肝细胞癌的危险因素分析[D]. 陈鸿. 遵义医科大学, 2021(01)
- [2]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特征及合并门静脉癌栓的危险因素分析[D]. 韩瑞瑞. 延安大学, 2021(11)
- [3]PBC和AIH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及基于数据挖掘的用药规律研究[D]. 黄正慧.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4]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D]. 方娱. 山东大学, 2021(12)
- [5]原发性肝癌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D]. 汤丹. 新疆医科大学, 2021(08)
- [6]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及血液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及应用初探[D]. 冯璟. 山西大学, 2020(03)
- [7]壳多糖酶3样蛋白1（CHI3L1）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肝硬化中的临床应用[D]. 饶春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0(05)
- [8]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乙肝肝硬化后肝细胞癌发生率的影响[D]. 王建超.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0(02)
- [9]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及预后分析[D]. 王亚梦. 郑州大学, 2020(02)
- [10]益气化瘀解毒方联合TACE（经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真实世界研究[D]. 朱洪兵.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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