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西夏研究综述

一、2000年西夏学研究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姜馥蓉^[1]（2020）在《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文中指出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这种适应一般会涉及其在底层社会的身份建构、被认同和信任等。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不同的地区的传播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承个案是必要的。本研究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拟沿着民族志书写和解释人类学的范式,对一个在河西走廊有数百年盛名的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汉族社会的互融与共生情景进行描述并赋予一定的说明性,力求为更有效地对类似文化现象的解读提供案例参考。文章首先纵向梳理了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传承概况;观察地方外部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的重建及其在地方社会的面貌;藏传佛教金塔寺在进入汉族村落以后如何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参与并形塑信众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藏传佛教金塔寺进入地方汉族文化环境后与地方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引起各自微妙的变化,并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在地方社会的融入。其次,在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结论和思考。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对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乃是个案中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并通过观察村民个体、村落整体以及村落社会中的一些宗教行为这三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金塔寺与地方汉族村落的互融对后者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提出考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这样多元文化环境中融入案例的价值即在于,更好理解多民族、多文化共生互动的特点,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宏大理论提供具象的认知。此外,通过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文章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思“民间佛教”的概念,提醒相关研究者在运用此类概念时,不能忽略佛教信仰者的内部视角;二是以案例为基础,讨论如何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以及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许艳丽^[2]（2020）在《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中国西北部存在了190年之久。它作为有宋一代重要的力量,创造了轰轰烈烈的民族历史,繁荣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对北宋、辽、南宋、金以及回鹘、吐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起到制衡作用,最终被蒙古大军的铁骑所灭。蒙古军队武力灭亡西夏时,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仅存的西夏资料也逐渐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使西夏的历史文化变得朦胧而神秘。元朝在编修史书的时候,仅修了《宋史》、《辽史》、《金史》,而未修西夏史,这就使很多西夏历史资料随着历史尘埃逐渐散失。透过元修《宋史》、《辽史》、《金史》等中关于西夏粗疏的记载,可以大略了解西夏的梗概,知其政局之演化、军事之纷争、各政权之往来。而反映西夏社会面貌、西夏社会学、西夏民俗学,西夏教育文化的记录却并不多见。河西走廊作为西夏的粮仓和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于西夏而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河西走廊地区统治的稳固,经济的发展和文教事业的进步深受西夏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华大地得到广泛传播。儒学的传播因受各地区地理环境、经济形态、政权变化、文化习俗、风土民情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传播方式、学术流派与学风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就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传播的背景、方式、特点和影响进行研究。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途径多样,内容丰颖,对丰富和繁荣儒学具有重要意义。

左攀^[3]（2019）在《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无量祖师、披发祖师、北帝、玄帝、祖师爷、上帝公等）是唐宋以后兴起的的具有长远影响力的道教神只。他源自上古四象中的北方玄武,玄武最初是神龟,汉代以后逐步演变成龟蛇合体的形象。在世俗社会,玄武是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许多景观名胜都以“玄武”命名。道教也将包括玄武在内的四象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充当天界神仙、人间羽士以及冥界死者的守护者。从先秦到唐代,玄武虽有神性,但神格地位始终不高,与其说是“神灵”,不如说是“神兽”。出于对北极和北斗的好奇与想象,华夏先民认为北方星空具有神奇的力量,加之北方属水,水生万物,道教逐渐形成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创造出太一、天皇大帝、紫微大帝等代表北极和北斗的北方神灵。这些神灵地位尊贵,神通广大。经过六朝时期的积累和整合,在唐代形成一个以北方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北帝派。这个道派塑造了多个北帝,将北方崇拜推向高潮。大约五代时期,川蜀地区的北帝派道士以北帝派经典为蓝本创作真武专属道经,让北方玄武从四象中脱颖而出,成为以斩妖伏魔为己任的人格化北方大神将。为了证明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宋真宗开展了一系列造神运动,面对来自北方契丹的威胁,作为北方守护者的玄武引起了他的注意。恰好天禧二年（1018年）京师军营出现醴泉祥瑞,宋真宗抓住机会,修建祥源观,加封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让真武神格得到跨越式提升。真宗去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围绕“灵应”基调建构真武神格,收集整理灵验故事,编纂《真武启圣记》等经典,将真武塑造成赵宋王朝的护国之神、降妖伏魔的北方战神、祈雨禳火的水火之神、赐福禳灾的治世福神。徽宗、钦宗、宁宗、理宗不断加封真武,利用国家力量为真武修造宫观,使真武成为家喻户晓且具有灵验特征的道教尊神。大约在宋仁宗时期,道门羽士将同属北方神灵的天蓬、天猷、黑煞、真武组合成北极四圣。四圣是北极紫微大帝麾下神将,以斩妖伏魔为主要神职,同时具有治疗疾病、祈雨祈晴等功能。四圣是天心、神霄、东华、清微等雷法道派经常召请的对象,也是护佑赵宋王朝的神将,对两宋之际的皇权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宋高宗之母韦太后为答谢神恩,在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使四圣信仰显赫一时。宋朝灭亡以后,其他三圣逐渐默默无闻,天蓬甚至被丑化成猪八戒,但真武信仰反而逆势崛起,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真武是北极四圣中的北方玄天上帝,北中之北的叠加效应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是因为真武得到皇家的多次册封,在四圣观之外另有专祀;最重要的是真武灵应之名遍天下,在民间拥有长远的影响力。早期武当山佛道并存,它既是佛教法华宗、禅宗的活动基地,也是道教丹鼎派和隐修者梦寐以求的仙山。宋徽宗宣和年间,紫霄宫落成,这可能是武当山第一座供奉真武的道观。从此以后,关于真武在武当山修道、飞升的传说逐渐生成,元代武当清微派形成,武当教团的本山意识觉醒,刘道明等高道考诸古籍,采访耆老,编纂《武当福地总真集》《武当纪胜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经,将真武传说一一落实到武当山的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之中。元代道士、明代皇室根据真武传说大修宫观,神话传说和神圣空间紧密结合,原本虚无缥缈的真武修道传说因为落实到具体地域而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武当山也因为真武信仰的附会而声名鹊起。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出现多处以小武当、赛武当、东、西、南、北、中武当命名的道教名山,见证了真武信仰的兴起和武当文化的传播。真武大帝的出生和修道故事,明显受到释迦摩尼传记的启发。真武被附会成无量寿佛的化身,许多寺庙也供奉真武。真武是道教重要的劝孝之神,历史上曾经出现多部以真武为主神的劝善经典,力图以真武信仰监督儒家纲常伦理的落实和执行。真武信仰反映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即使在真武专属经典中,玄天上帝的神阶地位也不是太高,他只是玉皇、紫微手下的神将而已。然而其影响力并不亚于三清四御。真武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宋元明三代皇室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神格多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职业的信仰需求;他以“灵应真君”为名,灵应故事广为流传,顺应了人们希望通过宗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利心理。他有武当山作为具象化的神圣空间,使传说故事更显真实,吸引无数善男信女朝山进香,让真武信仰随着信众的足迹广为流传。真武是唐宋以后道教新兴神灵的代表,反映了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型和发展趋势。

杨冰华^[4]（2019）在《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西夏统治时期敦煌洞窟营建及所涉佛事活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问题的原因与西夏史籍的失载以及藏经洞封闭造成相关营建文书缺失有关。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运用历史文献考据、艺术史图像证史等理论与方法,充分利用敦煌西夏洞窟中保留的壁画、题记以及黑水城等地出土文书等材料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本文结构主要包括绪论、七个章节和结语三部分。首先,绪论主要对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学术史回顾、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做必要说明与限定。正文按照研究材料将内容分为莫高窟和榆林窟两部分。作为崇信佛教的国度,西夏统治时期在敦煌进行了大量洞窟营建及寺院建设活动。皇庆寺是莫高窟的一座重要寺院,就其命名缘由学界均认为其因营建于元皇庆年间而得名。通过对黑水城等地出土佛经等材料以及西夏史籍的梳理,认为该寺是西夏乾佑二十年（1189）仁宗皇帝嵬名仁孝登基五十周年之际,敦煌以嵬名智海、翟嵬名九等人为代表的佛教领袖为其庆贺所建。除寺院之外,西夏在敦煌也重修了很多洞窟,不过由于与前期艺术题材存在很大相似性,目前具体洞窟分期还存在较大争议。莫高窟第38窟新发现一则题记,文章就其时代、作者及题记在洞窟断代问题上的价值做了解读。该题记由金元之际东夏僧人道洪书写,他极有可能是一名工匠,按照当时流行的印度波罗样式造像风格,在该窟建造一身降魔触地印菩提像。另外,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营建的洞窟,西夏乾佑十五年（1184）、乾佑二十年（1189）、天庆二年（1195）仁宗及皇后罗氏三次大规模举行法事活动,借此殊胜时机,敦煌佛教领袖巧妙地重修了该窟甬道壁画。西夏之所以选择此窟是因为主室西壁大幅五台山图契合了其五台山文殊信仰需求;榆林窟第29窟图像题材与蒙元时期西夏遗僧一行慧觉编撰的《华严忏仪》可以较好地对应起来。因而,该窟可能是西夏时期的一座华严道场。国师、禅定高僧、净土变、文殊变与普贤变以及密教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在法会中扮演不同角色,信众在往生净土、密教护持等资荐下,最终到达莲华藏世界。敦煌石窟群是西夏佛教活动中心之一,信众往往前往那里巡礼圣迹,礼佛修行。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阿育王寺惠聪巡礼僧团一行七人在榆林窟修行四十余日,并在第15窟、第16窟题写了珍贵的发愿文题记。对此题记在前人释读基础上重新做了录文,并就其内容从惠聪僧团成员的民族成分、多样化身份、僧团修行活动等方面做了解读。西夏时期瓜州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惠聪一行中的弗兴、安住等人可能是中古遗留的粟特人后裔;僧团成员身份包括赐紫僧、出家弟子、在家弟子以及白衣行者、行婆等多种身份。另外,西夏作为偏居西北内陆的割据势力,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使其农业生产活动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文章以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与普贤变为研究材料,对西夏时期瓜沙地区祈雨活动做了解读。该窟窟门两侧绘制的文殊变与普贤变上书写清代嘉庆年间祈雨活动题记,其原因可能与文殊变中出现五身龙王像有关。西夏之所以接收宋地传播而来具有龙王像的图像样式是因为恰好契合了其祈雨需求。总之,西夏统治时期敦煌洞窟营建所涉佛事活动研究还存在很多盲区。由于史料缺失等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使这一成果未能很好地系统化,采用专题式的讨论模式则避免了面面俱到而无法深入的弊端。

杨平平^[5]（2019）在《西夏民族政策对河西走廊民族关系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河西走廊以民族杂居着称,历史上是文化宗教传播、经济交流、民族融合的大舞台。西夏是西北少数民族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李元昊于公元1036年占领瓜、沙二州,占据整个河西走廊,标志着以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为主要统治区域的版图的形成。公元1038年建国,历经十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帝国所灭。西夏境内生活着汉、党项、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多个民族,是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西夏统治者推行蕃汉官职并存、蕃汉文化并行,施行平等、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对主体民族党项以外的各民族没有采取明显的歧视、压迫政策,也没有像契丹、蒙古那样,将各个民族划分成不同等级,无高低贵贱之分,允许民族间的族际通婚,缓和了民族矛盾,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民族融合,成为民族史上少有的少数民族统治民族地区的成功案例。尽管西夏民族政策也有一些消极性,作为维护统治的需要,没有彻底摆脱封建化的桎梏,但对当时而言,无疑是先进的、值得肯定的。西夏统治河西走廊190余年,成功处理了民族关系,在这期间,河西走廊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反抗和族群战争,其民族政策对河西走廊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强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密切交流,增强了河西走廊各民族对西夏文化的认同,民族问题得到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和平稳定,为河西走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和平的环境。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使得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格局基本形成,加快了西北地区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也对如今处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大有裨益。

郝振宇^[6]（2019）在《西夏家庭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是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基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单位。作为联结社会与个人的重要纽带,家庭不是与世孤立与绝对封闭的,社会之经济、文化、政治等诸方面都会对家庭产生影响,而家庭则会折射出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兴衰与变迁等内容。本文主要从家庭形态、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生计和家庭教育等四个方面对西夏家庭进行论述。第一章着重对西夏家庭的婚姻与家庭形态等问题进行考察。指出从婚姻形态、结婚年龄、择偶范围和婚姻程式等方面都体现了中原礼俗中的婚姻因子与西夏原婚姻发生碰撞并促使其出现质的改变,婚姻作为家庭初始阶段表现的更具规范性和秩序性。第二章主要考察西夏家庭的主要人际关系,涵盖夫妻、亲子、兄弟等具体内容,可以清晰地感知儒家伦理因子在西夏人处理家庭关系中的作用。儒家伦理规范成为西夏人道德思想准则和实践行为标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西夏在固有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对儒家礼治思想和规范的吸收与内化,于此形成了一种迥异于原先的价值观,使之更适合于西夏社会发展进步背景下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系。第三章主要考察西夏家庭生计,尤其是家庭土地数量和家庭收入与支出问题。经济是家庭建立、发展和赓续的必要基础,西夏家庭收入以实物收入为主,家庭支出主要包括生产性支出与生活支出支出,家庭的物质生产与支出反映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受制于自然环境以及长期战乱等因素,西夏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处于低水平甚至贫困状态。第四章着重对西夏家庭教育问题进行考察。指出在西夏家庭教育中儒家伦理道德和与之相辅承的儒学文化知识的教授和传播,在尊孔崇儒的社会环境中,西夏人尤其是社会上层群体的社会性格逐渐发生变化,体现出儒化的特征。整体而言,通过家庭这个日常生活场所中的细节,可以把握西夏在10-13世纪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大趋势中对自身文化的扬弃和异质文化的交流融合以更好地应对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家庭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建构。

彭汉宗^[7]（2019）在《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个民族会像华夏民族那样热衷于山水树石的艺术表现了。自北魏至元代的近千年中,敦煌壁画见证了各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包括西域样式、汉晋传统样式、北朝新兴样式、隋代的“细密精致而臻丽”、唐代的“焕烂而求备”、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千篇一律”、西夏与元代的卫藏风格。不同风格之间或和谐共存,或新旧迭代,其既与艺术自律发展的内部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风俗、宗教文化等外部因素有关,如何从纷乱庞杂的现象中将这些因素一一寻绎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而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亦将引发全然不同的结论。在山水树石图像的演变历程中,主要有三股力量互相制衡,其一为中原山水画的同步影响,其二为异域审美观念的影响,其三为特殊的宗教文化内涵。三股力量联合构成了敦煌壁画山水树石图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也彰显了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与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我们在面对复杂艺术现象时往往需要做好随时切换研究视角的准备,如此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历史的原貌。

苟爱萍^[8]（2018）在《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图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图像学研究,通过前期的田野调查、资料掌握及熟悉,将贺兰山主脉各岩画点的人面岩画作为研究对象,对贺兰山人面岩画图像进行重新分类,并从图像母题视角阐释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图像意涵。贺兰山人面岩画调查资料丰富,以往研究者对贺兰山人面岩画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尚缺乏从贺兰山人面岩画图像母题视角的探索研究,同时,也尚未建立起岩画的图像学研究方法论。本文采用图像学研究方法,并从图像母题视域阐释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图像意涵,是岩画研究新方法的构建以及新视角的探索。本文以时间、空间为背景,以图像为线索,运用图像学研究方法,结合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及理论观点对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内涵意蕴、生成流变、空间场域等问题进行宏观及微观层面的探讨。从图像层面将中国各分布地区的人面岩画图像进行横向比较,阐述贺兰山人面岩画的独特性及中国人面岩画的多样性。论文绪论部分介绍研究缘起,研究范围,解释相关概念,梳理贺兰山人面岩画的研究动态及研究发展,介绍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一章与第二章是贺兰山人面岩画的时间和空间背景,第一章以时间为线索对贺兰山周边的古生态环境变迁、史前人文环境、古代族群迁徙及经济文化类型进行纵向阐溯,旨在阐明贺兰山人面岩画分布地域的生态演变、文化发展及族群迁徙的整体状况,展现贺兰山地域古代人群的社会与文化形态。第二章从空间层面,分析贺兰山人面岩画场域内的多种神圣元素,这些神圣元素与人的行为实践、象征符号共同形塑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场域——神圣空间。第三章到第六章是主干部分,第三章从贺兰山人面岩画图像本体出发,运用图像学方法将贺兰山人面岩画主体图像依据图像构形元素划分为A、B、C、D四种类型。第四章运用图像学方法,从图像母题视角分层阐释图像核心构成元素与图像意涵。通过图史互证、图图互证,结合人面岩画个案,从视觉语义结构分解、分析岩画的图像内涵,揭示人面岩画图像背后的文化隐喻及思维认知。贺兰山A型人面岩画图像中包含有三种意涵:第一种A型一式人面岩画,包含眼睛元素的兽面崇拜、祖先崇拜及神灵崇拜三位一体,祖先、神灵及动物可以互相转化;第二种A型二式及三式人面岩画,表征神灵崇拜,蕴含有祖先崇拜思想;第三种A型四式人面岩画,表征祖先与神灵中间使者的巫师,具有半人半神性质。B型人面岩画为蕴含男性生殖涵义的祖先崇拜,无顶饰B型人面岩画为生殖崇拜的象征符号,有顶饰人面岩画带有神圣性,为祖先神的象征。C型人面岩画造型独特具有神巫色彩,为隐喻天神地只观念的神格面具。D型人面岩画的构形元素为女性生殖符号,与生殖巫术、丰产巫术、祈雨巫术相关,D型人面岩画表征女性生殖内涵。第五章以图像为线索,将贺兰山人面岩画放置于中国人面岩画大背景之中,从图像数量、技法、图像类型等角度对中国各分布地区的人面岩画进行整体比较,分析各分布地区人面岩画的异同性,阐明贺兰山人面岩画的独特性及中国人面岩画的多样性。第六章与人面岩画单点起源说进行理论对话,以第五章的图像比较为基础,进一步从人面岩画与人面文化的关系、人面岩画的文化时空区位进行宏观及微观讨论,论证中国人面岩画的多点生成,并延伸探讨了美洲人面岩画与中国人面岩画的文化关系。第七章从人类学、图像学角度对贺兰山人面岩画进行综合性讨论,论证贺兰山人面岩画的生成、流变及其巫术-宗教文化属性,阐述图史互证,图图互证在岩画阐释中的意义。结语部分总结贺兰山人面岩画图像类型、母题的复杂性及文化区位的特殊性,指出贺兰山人面岩画在中国人面岩画中的地位以及图像学研究方法在岩画研究中的启示与展望。

史志林^[9]（2017）在《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黑河流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北干旱区第二大内陆河。随着近2000年以来的强度开发和利用,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生态问题,直接威胁着流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探讨流域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过程、表现和原因,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本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综合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在文献考证、实地考察和遥感分析的基础上对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和演变的原因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有:就流域的整体气候状况而言,西汉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属于温暖湿润期,东汉时期、隋朝初期、五代十国时期及明朝前、后期属于温暖干旱期,东汉末三国时期、南北朝前期、唐朝前期及清朝初期、末期属寒冷湿润期,两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隋朝后期、宋元时期、明朝中期及清朝中期属寒冷干旱期。在这样的气候黑河流域环境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汉代后期、唐代中后期和明清时期是典型的沙漠化时段,流域中典型的五块沙漠化绿洲民乐李寨菊花地、张掖“黑水国”、古居延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金塔东沙窝都是在这些时间段形成的。其二,黑河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风暴、虫鼠害、地震等类型,其中以旱涝和地震最为严重。自然灾害时空分布呈现出时间上分布不均衡、不同阶段灾害的构成状况有较大差异和同一种灾害持续连年发生等特征。其三,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城市选址与城市兴衰,都与地理环境及其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交通线路的走向也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其四,黑河流域的气候变化还对流域内的野马、野骆驼等分布及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黑河下游古遗址出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与气候的好坏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关于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研究,文章从农牧业开发、水利建设,人口数量与结构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弱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游水环境以气候变化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效应也已初步显现;中游水环境以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土地利用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已经完全掩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游则受到气候变化和中下游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人类活动影响逐步上升为主导驱动力。

赵东月^[10]（2016）在《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体质人类学的新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以往学者多从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从文化属性方面对汉民族的形成进行探讨,将汉民族的前身追溯到华夏族,然而对于更早的历史,则由于材料所限多力有不逮。本文拟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在现有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古人种学的方法与理论,对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进行探索。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绪论。首先梳理了汉语中“民族”一词的源流及其内涵的变迁,回顾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历史,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2章,现代汉族的体质特征。对现代汉族体质特点的研究是探讨汉民族起源和形成的基础,本章主要拟解决两个问题:一、现代汉族的体质特征如何,是否具有同一性;二、时间比较晚近的明清时期的汉族,在体质上有什么特点,与现代汉族是否具有一致性。第3章,史前时期居民体质特征及其演变。本章主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人骨资料的基础上,在先秦时期古人种类型的框架下,通过与现代汉族居民体质特征的对比分析,找寻现代汉族体质特征形成的起点和来源。第4章,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的变迁。现代汉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是新石器时代居民与现代汉族在体质特征上还有较远的距离,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与现代汉族开始有了直接的联系。本章主要通过对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和人群的迁徙、互动,探讨现代汉族居民的初始形成过程。第5章,秦汉-宋元时期居民体质特征的变迁。本章主要对秦汉-宋元时期居民体质特征的演变和人群的移动进行了分析,大规模人口的频繁迁移是现代汉族形成的重要条件。“汉族”作为民族称谓在汉朝建立后出现,但现代汉族的体质特征并没有随之立刻形成,直到宋代,现代北方汉族的体质特征才基本形成。第6章,结语。对全文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二、2000年西夏学研究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西夏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西夏民族政策对河西走廊民族关系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夏家庭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图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体质人类学的新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0年西夏学研究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D]. 姜馥蓉. 兰州大学, 2020(12)
• [2]西夏时期儒学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传播研究[D]. 许艳丽.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3]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D]. 左攀. 兰州大学, 2019(02)
• [4]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D]. 杨冰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西夏民族政策对河西走廊民族关系影响研究[D]. 杨平平.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6]西夏家庭问题研究[D]. 郝振宇. 西北大学, 2019(01)
• [7]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D]. 彭汉宗. 上海大学, 2019(02)
• [8]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图像学研究[D]. 苟爱萍. 中央民族大学, 2018(01)
• [9]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D]. 史志林. 兰州大学, 2017(12)
• [10]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体质人类学的新视角[D]. 赵东月. 吉林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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