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不能沦为艾滋病大国（论文文献综述）
骆明婷[1]（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杨旭[2]（2021）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问题及应用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基因编辑技术作为现代医学领域一项重大突破,本身具有巨大的医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当这种技术发展到可以应用于人体时,由于技术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编辑基因这种过于突破传统伦理思维的做法,大量的争议也随之而来。但现阶段,我们也不可能将发展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红利让渡给西方国家,既然要发展,如何发展?怎么发展?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文章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即寻找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现实发展之路,确保技术能够正向健康发展。第二部分从技术自身,社会安定和权利侵害三方面,综合概括技术的缺点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分析发展技术和应用技术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第三部分是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涉及问题的反思。通过多方面反思,认清基因的本质,明确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的主体性不能动摇的立场,人类不能沦为技术的附庸也必须引导技术立场向“善”发展。并且肯定技术价值,承认在当前阶段我国有发展基因编辑技术的需要,但在发展技术时要警惕“自由主义”的误区,不能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并且把人类尊严作为发展技术的伦理底线。第四部分尝试从实践方面,提出中国发展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现实对策。要想确保技术成果能够造福人类,这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于思想上要确定伦理共识;于制度上要健全技术应用保障;于教育中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学科间的对话交流;于监管上要加快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专项立法的脚步等等。最后一部分则对全文进行总结。梳理全文的思想脉络,并得出结论,我国有必须要发展基因编辑技术的理由,也可以借鉴西方现有的伦理共识、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弥补自身不足。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是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如此改革才能切实有效。
何妤如[3]（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杨祖赓[4]（2021）在《冷战后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后,卫生治理全球化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议题之一。当前世界各国面临诸多卫生健康的挑战,尤其是新型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卫生治理赤字。在此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卫生援助国在卫生治理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后,对外援助政策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政策工具。美国在对外卫生援助议题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人力和物力,使得卫生援助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大特色。在此阶段,美国对外卫生援助经历了低谷、转型、高潮和停滞四个阶段。其中,美国国会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立法部门,美国国会掌握财政权、审批权和监督权等关键性权力。不同于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卫生援助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为提高其软实力,美国通过巨额的卫生援助投入,为其赢得在受援国,尤其是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即使这样,美国国会与政府在卫生援助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相互转换立场。卫生援助的立法程序,受到利益集团、国会制度、以及政党协商等多个因素影响。其中既包括美国财政危机的具体因素,也有美国政治体制的宏观因素。冷战后,新制度主义范式逐渐成为研究美国国会的主要路径。对此,本文针对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背景进行细致梳理,并分四个阶段对冷战后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进行阐述和评析。本文通过历史梳理以及层次分析两种研究方法,以更为清晰明朗的视角对美国国会参与美国对外卫生政策进行整体性探究。由此得出,美国国会作为相对稳定的立法机构,通过国会委员会进行议程设置,拨款审批,以及过程监督三个具体方式参与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事项。此外,通过探究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的现状趋势,分析对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相关启示和未来展望。
顾盼[5]（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黄冰[6]（2020）在《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国际关系研究一般认为,大国竞争会导致合作困难、体系动荡,甚至国际冲突。但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验观察发现:虽然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但是该区域却出现了整体上合作与发展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良好局面。为什么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大国竞争能够促进地区合作呢?大国竞争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促进体系层面的合作?又是如何促进合作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认为国家间利益是冲突的,大国竞争会带来负面效应。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大国竞争带来的各种制度现象持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但未能具体解释大国竞争何时促进合作、何时阻碍合作以及二者之间如何转化。自由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等认为大国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合作,却没有具体回答合作是如何得以推进的。总之,既有文献各有灼见,但关于大国竞争与国际合作的学理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继承与发展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提出大国竞争促进区域合作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大国无战争以及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与时代背景。该模型涉及的核心概念是“制度竞争”。制度竞争是当前大国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上述前提下,大国通过发起、主导和维持国际制度,来追求获得更大相对收益、提升制度权力和增加自身影响力的一项国家战略。本文认为,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性,其既是一种大国为实现自身私利而推行的战略工具,又是一种服务于区域公共利益、满足小国公共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且可以在实践过程中重新塑造和界定所有参与国的身份、偏好和利益。正是因为国际制度的这种多重性,大国之间才可以国际制度为载体展开对区域合作主导权与区域影响力的争夺,制度竞争也有了持续发挥促进区域合作效用的可能。该模型的具体作用机制包含两个过程。过程一:小国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随着自身发展与现实情况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由于大国竞争的存在,相关大国得以敏锐感知到这种需求的变化,并结合自身相较于其他大国的比较优势积极迎合需求,从而推动了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过程二:制度竞争可以通过调动和激发小国能动性推动大国社会化与制度建设,进而促进区域合作;小国能动性是指小国平衡大国和借重大国的能力;大国被社会化意味着大国逐渐内化了地区合作规范,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尤其是将自身私利转变为区域公共利益,实现了私利与公利的认同;制度建设包括制度化、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务实合作。在制度竞争过程中,制度建设与大国社会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区域合作与发展得以不断前进。本文以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竞争为案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冷战结束以来,湄公河地区的跨境水资源开发、非传统安全以及经贸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公共需求随着时间更迭、区域发展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等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感知与迎合这种公共需求变化,中国参与并主导了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以及澜湄合作等国际机制,美国发起并主导了湄公河下游倡议与湄公河下游之友等国际机制,日本参与并主导了GMS合作机制与日湄峰会。中美日与湄公河国家的双向互动共同推动了湄公河地区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2010年湄公河流域爆发重大旱灾,将该地区跨境水资源管理需求推向前台。在这次突发自然灾害中,美国和日本以此为机,渲染“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则反应迅速,采取多项措施尽力缓解负面影响。而湄公河国家既借美日之手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没有因此疏远中国,同时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明确传达了自己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共同推动跨境水资源管理进展的需求。该事件使中国、美国和日本充分认识到了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调整了各自的政策和利益认知。中国、美国和日本相继发起并建立了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湄公河水数据倡议以及绿色湄公河论坛等专门的水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并积极与湄公河国家开展多项务实合作。最终,大国制度竞争推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水资源管理议题的发展,使该领域区域合作得到加强。未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大国竞争仍将持续存在,仍然不乏产生分歧和冲突的可能,但是被社会化后的中美日已不再仅是各自为政,而是已经开始开展大国彼此间的协调和沟通。制度竞争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仍然有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昝瑞语[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为南南合作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连心”,在加强政府间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外民间交流合作。社会组织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对外友好合作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整合社会资源、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贡献颇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通过社会组织从事对外援助,既是提高援助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其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效。201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如何引导社会组织在民间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已经具有较长时间援助非洲的基本经验,通过梳理总结其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援助领域、实践模式以及面对的现实考验等问题,可以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民间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参考借鉴。论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理论资源,回顾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及影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论文的框架结构由6个章节构成。第1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这一章首先对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然后阐述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即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转型、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最后,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第3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国际合作理论、社会共同体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例如参与式发展理论、西方现代慈善理论、第三部门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本选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工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为参考借鉴。第4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人道主义类援助、医疗卫生类援助、教育类援助与能力培养类援助等4种主要援助类型和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程虽然不长,但对非洲的援助涉及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显着成绩,这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第5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影响。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主要有4种,即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与中资企业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独立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等。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深化了中非间合作、提高了中国国际形象、改善了被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第6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社会组织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暴露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公信力整体不高和海外行动能力不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也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即对外援助相关法律政策缺失,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被援助国家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差等。对此,必须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社会组织国际化的能力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资助网络,加强对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综上所述,论文的学术观点创新是:（1）论文强调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转型发展、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论文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教育援助、能力培养,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与中国政府合作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模式、与海外中资企业合作模式、独立运作模式,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模式;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助非洲的能力、深化了中非间的合作内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了受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3）论文强调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海外行动能力不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还存在着国内外环境的约束,即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舆论环境不佳、资金渠道有限、受援助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等。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的法律法规,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资助网络,加强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从而,从整体上做到了学术观点的创新。
孙天宇[8]（2020）在《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北极地区安全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深刻影响着环北极地区的北极与近北极国家,并逐渐外溢至全球。北极安全已被部分国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伴随美国与北约回归北极,美俄全球博弈关系被投射到北极地区,“北极例外主义”（Arctic exceptionalism）受到挑战,美俄欧在北极的安全互动越发频繁,并呈现出强烈的地区化趋势。基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北极地区安全化基础上,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不仅能弥补哥本哈根学派在北极地区安全研究的不足,而且为中国塑造新的北极安全认知,推进北极政策的修订与完善,更好的履行北极治理中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的北极安全利益提供借鉴。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主要是对行为体在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进程中无法分割的相关安全议题展开探讨。地区安全复合体正是建立在由不同行为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安全互动所构成的“安全组群”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的地区研究不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安全”界定为所有政治之上特殊的政治,将“安全化”界定为一般政治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建构过程。将“国家”界定为“领土—政治—社会”的结合体,将“安全组群”描述为由国家、地区、地区间与全球四个彼此互动的层次而形成的完整模式。提出“无政府结构”“边界”“极性”“社会性建构”四个内核结构变量,依据内核结构变量的不同,划分出无结构地区、被覆盖地区、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大国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超级复合体等多种类型,并提出维持现状,内在变革,外在变革三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前景。“环北极超级复合体”是建立在北极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安全化基础之上,由北美洲、欧洲、环俄罗斯地区安全复合体及其“内环”的北极地区构成的,超地区（地区间）层次上的跨领域“安全组群”。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北极合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对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形成提供了地区化动力。超级大国美国与全球层次大国俄罗斯、欧盟是超级复合体内的三个“极性”国家。美欧与俄罗斯在全球的竞争关系,外溢至双方在北极地区的“社会性建构”,对超级复合体的国内与地区、超地区、全球层次的安全态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建构尚处于形成阶段,从近期看,美国与北约的回归,将进一步加剧超级复合体内部美欧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进一步促进超级复合体的形成。从中期看,美国将北极升级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完成相应的北极军事部署,在超级复合体内部可能会出现美国式“单极”取代美俄欧“多极”结构,在外部与周边地区安全复合体互动能力和强度会不断提升。从远期看,随着北极安全互动逐渐频繁,现有的北极治理与合作机制将逐渐发展成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也将进入相互协调的安全机制阶段。受理论局限、现实流变与实践博弈的多维影响,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依然面临着不小挑战。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北极安全事关中国“战略新疆域”的安危,北极地区安全化切实影响中国的北极资源、航道、环境、科研等利益。“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构建,对中国的北极身份,北极安全,北极合作带来了安全化的潜在风险,也对中国的北极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北极身份,要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不断丰富其政治与国际法内涵;对于北极合作,要顺应北极国家期许,务实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北极安全,要构建新型北极伙伴关系,加快建设“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对北极治理,要响应北极理事会改革号召,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坚决扞卫开发北极,利用北极的合法权力,切实履行治理北极,保护北极的大国责任。
原婕菲[9]（2019）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呈现都受到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本论文对20世纪中德关系进行了历史学的回顾,主要针对中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两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找到了新时期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利用中文报刊和德文报刊资料、中德关系历史资料,以及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详细分析了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对中国眼中的德国形象和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打开了“两国互视”研究的全新视角。首先,本文提出了“互视”这一新概念。互视,即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方式进行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得到基于各自所获信息的稳定的认知。除了一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发展演变,国家间互视不平衡是制约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德国的两国互视情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中西方国家形象互视的典型案例。但因为语言、文化等原因的制约,有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数量较少,较缺乏深度,本论文以“两国互视”的新视角研究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德关系,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次,本文回溯了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互视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基调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强大,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进行包围和封堵,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国际舆论形势始终处于西强中弱的态势,新中国的发展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许多国家发生政变,顷刻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爆发使得80年代“理想化”的互视认知遭受冲击而不复存在。90年代,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道均以负面为主,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的负面中国形象。中国成为了西方媒体视角下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挑起核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系列有关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负面舆论,强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宣扬“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西方互视不平衡的特点是在各大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都多多少少的遭遇了妖魔化,西方站在极其防备和不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再次,在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详细的研究了中国视角下的德国形象和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特别着重研究了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互视认知问题。主流媒体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利用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作为研究中国的德国形象的材料,《南德意志报》、《焦点》作为研究德国的中国形象的材料,并结合作者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两国互视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分专题描绘出了两国互视认知的景象,为接下来进行两国互视比较研究作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最后,本文的第四章对中德两国互视进行了比较,对互视不平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对策和建议。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并得出他们心目中合理的结论。中国国家形象虽然起着变化,逐渐向好发展,但近30年来未有明显转变,总体呈负面的不平衡的状态,即中国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较为正面,德国对中国的认识较为负面,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产生崇洋媚外、丧失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缓慢。中国国家形象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都处于重要的变化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塑造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北京举行;2010年,世博会成功在上海举行,诸如此类突出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质和原则立场并未改变,同时,中国的形象在2008年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中国应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夺回塑造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越来越重视,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现代化的姿态构建出了许多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陈旧的、单一的、神秘的敌对形象进行改造和反击,一个具有时代感和新气象的中国形象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
翁怀昌[10]（2019）在《俄罗斯卫生外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系列的卫生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俄罗斯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早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就开始了卫生外交,因此俄罗斯在卫生外交领域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但是俄罗斯的卫生外交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其国内的卫生体系建设问题,同时也面临着资金与技术问题。本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分析了俄罗斯开展卫生外交的动因。同时,综合运用了层次分析法,文献分析法以及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俄罗斯卫生外交展开了分析。俄罗斯参与到卫生援助领域里来受到了国内以及国外因素的影响。就国内因素来说: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曾建立了相对高效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保障苏联民众的健康安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经济的衰落,俄罗斯国内的卫生体系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俄罗斯需要通过对外开展卫生外交。一方面为了转移国内卫生领域的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在开展对外合作的同时积极的利用和引进外部资本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就外部因素来说:首先,俄罗斯卫生援助的主要对象国为中亚各国,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但这些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蔓延,同时通过中亚各国的毒品运输问题已经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针对这一问题俄罗斯必须要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一问题。其次,地缘政治的需要,俄罗斯通过对外开展卫生援助,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俄罗斯的国际形象,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增强了俄罗斯在受援国家民众心中的亲和力,同时增强了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以及为俄罗斯争取了广泛的国际政治支持。我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在国际政治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都面临着一系列的卫生安全问题的威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不断增强,我国逐渐从国际社会的受援国形象不断的向国际社会援助国的角色转变。加强与俄罗斯在卫生领域的合作,对我国卫生体系的建设以及参与国际卫生援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不能沦为艾滋病大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不能沦为艾滋病大国（论文提纲范文）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问题及应用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阐述技术价值的文献 |
| (二)提出技术问题的文献 |
| (三)寻求现实对策的文献 |
| 三、论文研究方法、框架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三)创新点 |
| 注释 |
| 第二章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技术自身问题 |
| (一)技术发展问题 |
| (二)技术应用问题 |
| (三)技术保障问题 |
| 二、社会安定问题 |
| (一)人类基因风险 |
| (二)优生主义复活 |
| (三)公共安全问题 |
| 三、权利侵害问题 |
| (一)人类尊严问题 |
| (二)基本人权问题 |
| (三)后代权益问题 |
| 注释 |
| 第三章 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引发问题的反思 |
| 一、对基因本质的反思 |
| (一)基因的内涵 |
| (二)基因与进化 |
| (三)基因与物种 |
| 二、对人与技术相关问题的反思 |
| (一)“人”的定义 |
| (二)技术立场之争 |
| (三)人与技术的关系 |
| 三、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反思 |
| (一)从功利主义角度思考技术价值 |
| (二)从自由主义人权观思考技术应用误区 |
| (三)从人类尊严理论思考技术应用底线 |
| 注释 |
| 第四章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策略 |
| 一、寻找普遍伦理共识 |
| (一)重视生命伦理原则 |
| (二)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 |
| (三)划定基因编辑禁区 |
| 二、建立全面监督管理机制 |
| (一)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
| (二)建立专项实验伦理审核机构 |
| (三)做好技术核心数据加密工作 |
| 三、推进教育改革 |
| (一)设立新型文理交叉学科 |
| (二)大力扶持生命伦理学科 |
| 四、完善法律制度建设 |
| (一)寻找法律监管短板 |
| (二)明确法律改革方向 |
| 注释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冷战后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理论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的内容与行为主体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的内容 |
| 一、对外卫生援助的定义 |
| 二、对外卫生援助的分类 |
| 三、冷战后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的特点 |
| 第二节 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的行为主体 |
| 一、行政部门与美国卫生援助政策 |
| 二、美国国会与美国卫生援助政策 |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国会参与对外卫生援助政策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建立与发展 |
| 一、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度化建立 |
| 二、美国对外援助体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在对外卫生援助政策中的作用 |
| 一、议程设置 |
| 二、拨款审批 |
| 三、过程监督 |
| 第三节 冷战后美国国会参与卫生援助政策的四个阶段 |
| 一、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会:过渡与调整 |
| 二、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国会:转型与升级 |
| 三、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国会:改革与矛盾 |
| 四、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国会:冲突与停滞 |
| 第三章 美国国会参与对外卫生援助案例——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
| 第一节 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形成背景 |
| 一、国际社会背景 |
| 二、美国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在PEPFAR中的作用 |
| 一、分配模型——议程设置 |
| 二、信息模型——拨款审批 |
| 三、政党模型——过程监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一)何谓布克奖 |
| (二)英国中心论的衰微和文学浪潮的交织 |
| (三)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 |
| (四)选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以布克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综述 |
| (二)以布克奖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综述 |
| 三、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布克奖的设立及其经营模式 |
| 一、二战后的英国文坛与布克奖 |
| 二、布克奖的设立与运营策略 |
| (一)布克奖的设立 |
| (二)“布克效应”与运营策略 |
| 三、布克奖的发展模式 |
| (一)英国出版业的转变 |
| (二)当代英国文学的媒介 |
| (三)评选模式的“钟摆运动” |
| (四)布克的帝国主题 |
| 第二章 异域文化与后殖民历史重写 |
| 一、帝国审视和后殖民意象的重写 |
| 二、英国式的思乡病 |
| 三、轮回与重构 |
| 四、后殖民的话语革命 |
| (一)异国情调和不可靠的历史叙述 |
| (二)被打破的二元范式关系 |
| (三)叙述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对立 |
| (四)多元文化身份的探索 |
| 第三章 在人性深处透视战争罪恶 |
| 一、战争扩张与非人世界 |
| 二、苦难的英国记忆 |
| (一)献祭文化的永续 |
| (二)与创伤记忆的对话:一个愿景 |
| 三、西方文明的塌陷 |
| (一)中心与边缘的失衡 |
| (二)“距离背后的哀伤” |
| (三)权力转换的隐喻 |
| (四)对帝国中心的批判与篡权 |
| 四、帝国建构的精神失落 |
| 第四章 新历史视域下的洞察与反思 |
| 一、元叙事的终结 |
| 二、历史的戏仿与浸入 |
| (一)反讽时代与自觉的文化反思 |
| (二)“罗曼蒂克”与后现代叙事的平衡 |
| 三、时间和空间的消解与重构 |
| (一)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 |
| (二)不被定义的小说家 |
| (三)作者之死 |
| (四)历史和现实的调解与谈判 |
| (五)“小叙事”对元叙事的拆除 |
| 第五章 女性的生存与意识图景 |
| 一、“他者”的再商榷和布克奖女性文学 |
| (一)“他者”的性别投射 |
| (二)女性作家的文学声音 |
| 二、疏离的孤独流亡者 |
| (一 ) “乌龟”姑娘与流亡者 |
| (二)自我边缘化 |
| 三、女性主体性的僭越与透视 |
| (一)“欲望中的暴力” |
| (二)“他者”身份的漂移与回归 |
| 第六章 在自我与他者中身份认同困惑 |
|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 |
| (一)人性的危机 |
| (二)文化聚合力的断裂 |
| (三)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人性图解 |
| (四)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文化话语 |
| 二、裂隙中的自我身份认同 |
| (一)创伤性崇高下的身份认同重塑 |
| (二)性别身份中的裂痕与平衡 |
| (三)种族身份中的错位与和解 |
| (四)介入他者的叙述方式 |
| 三、美的哀悼 |
| (一)阶级身份的桎梏 |
| (二)主体身份的追寻 |
| 四、身份符号的隐匿与错置 |
| (一)文化身份的分歧与同化 |
| (二)宗教与信仰息争的可能性 |
| (三)从“他者”中读取新身份 |
| 第七章 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 |
| 一、布克奖的声望经济 |
| (一)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是对立且共存的 |
| (二)声望经济是象征性的文化资本 |
| (三)英国中心的文学场域 |
| 二、文学领域的资格竞争 |
| 三、语种守望与世界性文学意图之间 |
| 四、小说与语言的权力 |
| (一)小说的权力和语言的力量 |
| (二)小说的文化身份 |
| 五、窄意图与宽冲击的当代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1969-2019 年布克奖获奖小说名单 |
| 附录2:1969-2019 年布克奖入围小说短名单 |
| 附录3:1969-2019 年布克奖评委名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东亚区域主义与区域合作 |
| 二、研究问题:大国竞争可否促进区域合作 |
| 三、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大国竞争的体系后果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冲突分歧与合作困难 |
| 第二节 制度主义:关于阻碍或促进合作的综合分析 |
| 第三节 规范、过程与网络:合作进化与小国能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模型:制度竞争与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大国无战争、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 |
| 第二节 制度竞争的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三节 制度竞争促进区域合作的作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缘、进程与需求概况:GMS公共需求分析 |
| 第一节 GMS的地缘意义与概况 |
| 第二节 GMS开发合作的历史进程与公共需求发展变化 |
| 第三节 GMS公共需求概览及域内合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日博弈:GMS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 |
| 第一节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澜湄合作 |
| 第二节 亚太再平衡与美湄合作 |
| 第三节 美日同盟、政治大国梦想与日湄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跨境水资源管理:GMS制度竞争与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GMS跨境水资源管理议题分析 |
| 第二节 2010 年重大旱灾、中美日竞争与GMS国家能动性 |
| 第三节 中美日制度竞争与GMS水资源管理发展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区域发展与大国协调 |
| 一、中美日竞争背景下的GMS区域发展 |
| 二、大国协调与未来议程 |
| 三、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框架及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1.4.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对外援助 |
| 2.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客观背景 |
| 2.2.1 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
| 2.2.2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 |
| 2.2.3 中国对外援助发展转型 |
| 2.2.4 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 |
| 2.2.5 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 2.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历程 |
| 2.3.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起步阶段 |
| 2.3.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发展阶段 |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国际合作理论 |
| 3.1.2 社会共同体理论 |
| 3.1.3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对外援助理论 |
| 3.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2.3 公益慈善理论 |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 3.3.1 参与式发展理论 |
| 3.3.2 西方现代慈善理论 |
| 3.3.3 第三部门理论 |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 |
| 4.1 人道主义救援 |
| 4.1.1 紧急救援 |
| 4.1.2 日常援助 |
| 4.2 医疗卫生援助 |
| 4.2.1 基建与物资援助 |
| 4.2.2 义诊活动 |
| 4.2.3 防艾宣传和抗击疫病 |
| 4.2.4 医疗技能培训 |
| 4.3 教育援助 |
| 4.3.1 援助教育基础设施 |
| 4.3.2 学龄儿童营养改善 |
| 4.4 能力培养 |
| 4.4.1 社会组织能力培养 |
| 4.4.2 个人发展能力培养 |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与影响 |
| 5.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 |
| 5.1.1 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 |
| 5.1.2 参与国际机构对非援助模式 |
| 5.1.3 与中资企业合作援非模式 |
| 5.1.4 独立运作援非模式 |
| 5.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影响 |
| 5.2.1 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 |
| 5.2.2 深化了中非合作内容 |
| 5.2.3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
| 5.2.4 改善了受援地区教育和医疗状况 |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6.1 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 |
| 6.1.1 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 |
| 6.1.2 中国社会组织海外行动能力不强 |
| 6.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国内外环境约束 |
| 6.2.1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 |
| 6.2.2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 |
| 6.2.3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 |
| 6.2.4 受援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 |
| 6.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对策建议 |
| 6.3.1 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 |
| 6.3.2 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 |
| 6.3.3 完善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法规 |
| 6.3.4 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舆论环境 |
| 6.3.5 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资助网络 |
| 6.3.6 强化受援国国情研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既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辨识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一)“安全”和“安全化”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国家”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三)“安全组群”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框架的阐释 |
| (一)理论内涵阐释 |
| (二)内核结构变量 |
| (三)类型划分及标准 |
| (四)演进与变革前景 |
| 第二章 北极地区关键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安全议程 |
| (二)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政治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二、经济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经济安全议程 |
| (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经济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三、军事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军事安全议程 |
| (二)军事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军事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四、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环境安全议程 |
| (二)环境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环境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第三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动力及安全态势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提出与内涵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边界的构想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极性分析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地区化动力 |
| (一)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 |
| (二)北极合作机制建设及完善 |
| (三)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安全态势的多层次研判 |
| (一)国内与地区层次 |
| (二)超地区层次 |
| (三)全球层次 |
| 第四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发展前景和挑战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前景分析 |
| (一)近期前景 |
| (二)中期前景 |
| (三)远期前景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面临的挑战 |
| (一)理论层面:“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局限性 |
| (二)现实层面:英国“脱欧”与欧盟“极性”的再确认 |
| (三)实践层面: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的复杂博弈关系 |
| 第五章 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中国战略抉择 |
| 一、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分析 |
| (一)开发并利用北极航道的通道利益 |
| (二)依法且合理开发北极的资源利益 |
| (三)保护北极生态与气候的环境利益 |
| (四)不断探索与认知北极的科研利益 |
| (五)北极治理与国际参与的责任利益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对中国的潜在风险 |
| (一)对中国北极身份的“安全化”塑造 |
| (二)对中国北极安全利益的可能性威胁 |
| (三)对中国参与北极合作的现实性挑战 |
| 三、中国的北极战略定位与政策路径抉择 |
| (一)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的战略定位 |
| (二)务实推进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
| (三)长效推动建设新型北极伙伴关系网络 |
| (四)进一步提升北极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 一、有关中德关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二、有关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三、媒体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 |
| 四、国家形象比较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二、新概念引入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溯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德关系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德关系 |
|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德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关系 |
| 四、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经济关系 |
|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文化交流 |
| 六、中德国家形象的民间互视历史 |
| 第二节 1949年至1990年的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 |
|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方针 |
| 二、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回溯 |
| 三、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回溯 |
| 第二章 中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德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国主流媒体涉德报道的量化分析 |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二、涉德报道的数量变化 |
| 三、涉德报道的议题分布 |
| 四、涉德报道的态度倾向性 |
| 第二节 中国主流媒体中涉德报道的内容分析 |
| 一、德国的政治形象 |
| 二、德国的经济形象 |
| 三、德国的社会形象 |
| 四、德国的文化形象 |
| 第三节 中国主流媒体镜像中的德国国家形象 |
| 一、中国的德国形象构建方式 |
| 二、中国主流媒体构建德国形象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德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
| 第一节 《南德意志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数据分析 |
| 一、材料选择 |
| 二、《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总量分析 |
| 三、《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
| 第二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政治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
| 二、德国的中国大国关系形象 |
| 三、德国眼中的台湾问题 |
| 第三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中国经济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
| 二、德国眼中的“一带一路” |
| 三、德国眼中的中国海外投资 |
| 四、德国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
| 第四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人权形象 |
| 一、德国眼中的中国新闻及言论自由 |
| 二、德国眼中的西藏问题 |
| 三、令德国不解的其他中国人权问题 |
| 第四章 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的互视比较 |
| 第一节 德国民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
| 一、德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调查 |
| 二、基于调查结果的中国形象分析 |
| 第二节 中德形象的比较 |
| 一、跨文化沉默的螺旋 |
| 二、中德两国互视应有的变化 |
| 第三节 中德国家形象认知的不平衡 |
| 一、德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 |
| 二、德国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原因 |
| 三、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必要性 |
| 四、塑造与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法则与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俄罗斯卫生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俄罗斯开展卫生外交的背景 |
| 第一节 ：全球卫生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国内的卫生状况的需要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发展的需要 |
| 第二章 ：俄罗斯卫生外交的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沙俄时期的卫生外交的初试 |
| 第二节 ：苏联时期的卫生外交的发展 |
| 第三节 ：当代俄罗斯卫生外交的状况 |
| 第四节 ：俄罗斯卫生援助的程序和实施机构 |
| 第三章 ：俄罗斯开展卫生外交的动因 |
| 第一节 ：俄罗斯卫生外交的政治因素的推动 |
| 第二节 ：俄罗斯卫生外交的经济利益的驱使 |
| 第三节 ：国家安全对俄罗斯卫生外交的影响 |
| 第四章 ：俄罗斯卫生外交合作的维度 |
| 第一节 ：俄罗斯卫生外交的双边合作 |
| 第二节 ：俄罗斯卫生外交的多边合作 |
| 第五章 ：中俄两国的卫生合作 |
| 第一节 ：中俄开展卫生合作的原因 |
| 第二节 ：中俄开展卫生合作的具体举措 |
| 第三节 ：中俄卫生合作的前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中国不能沦为艾滋病大国（论文参考文献）
-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问题及应用对策研究[D]. 杨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4]冷战后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外卫生援助政策[D]. 杨祖赓.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5]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D]. 黄冰. 外交学院, 2020(08)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D]. 昝瑞语. 吉林大学, 2020(08)
- [8]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D]. 孙天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9]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D]. 原婕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俄罗斯卫生外交政策研究[D]. 翁怀昌.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