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ctivities and Cooperation in Nuclear Data Field in China During 1999（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贾辉[2]（2021）在《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全球外商投资的金额呈增长趋势,中国对外投资也呈持续增长态势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然而,中国对外投资近年来也出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忽视环境问题将成为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也在增加。本文包括前言、正文、结论三大部分。正文包括六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第二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第三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第四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第五章（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本文通过综合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探讨了预防原则,包括双边/多边投资协定与预防原则、国际投资项目环境评估与预防原则、绿色金融与预防原则。关于国际投资协定与环境保护,本文围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研究了NAFTA、USMCA、CPTPP、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比较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对中国所参与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环境事件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之后,该章节介绍了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指出环境影响评价是减少投资建设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的重要预防措施,结合《埃斯波公约》等多边国际条约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与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相比较,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进行了讨论。最后,该章节探讨了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从绿色金融的定义和重要意义出发,梳理了绿色金融相关之国际法体系,结合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关于绿色金融的立法实践,比较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探讨了绿色金融在中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方面的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构成要件,本文探讨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将国际投资行为区分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两种情形讨论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其次,该章节探讨了私人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比较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环境损害国家归责之要件分析,讨论了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国家归责问题。本文还从投资国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分担机制、免责情形等内容。关于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本文首先讨论了核电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核电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核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再结合中国核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和中国国内立法分析,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英国政府签署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参与英国核电项目为例,分析了中国核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核事故之国家责任。其次,该章节探讨了航天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航天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航天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营救协定》、《月球协定》等,结合中国航天企业“走出去”之概况,以假设案例的方式,探讨了“走出去”的中国航天企业一旦发生航天事故,是否会引发中国的国家责任等问题。最后,该章节探讨了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石油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石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设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勘探、开发海底矿产资源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再结合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石油污染之潜在风险,并区分事故造成海洋污染和陆地污染分别就国家承担相关赔偿责任进行了分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应重视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本文分别在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中国特定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方等方面,分别提出了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议。
王丽[3]（2021）在《美印民用核协议达成的动因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认为,美国主要是从安全性的角度出发选择与印度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而核问题是印度最迫切、最核心的利益关切,所以选择通过与印度达成《民用核协议》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本文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明确在历史上美国与印度的核合作最主要就是安全利益的需求,导致美国在不同阶段对印度的核问题进行不同程度的妥协。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由于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主要受到中国崛起的安全性威胁,需要调整新的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从而必须要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印度同样因为冷战后自己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同时又面临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以及中巴关系改善的困扰,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担心所以对美国有着迫切的需要,因此多次向美国提出想要通过核领域的合作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再次,本文通过对美、印国内因素的分析,明确了是两国的国内因素影响了该协议达成的进程,增加了该协议达成的难度。最后,因为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坚持,以及整个高级决策层的共同努力,才推动了该协议的最终达成。
杨真[4]（2020）在《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驱动路径研究 ——家庭投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总和,教育、培训以及医疗保健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途径。本文的人力资本指通过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指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无论以高等教育入学率衡量还是以测试成绩衡量,我国城乡青少年的人力资本均存在差距。促进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补齐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短板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为“三农”注入内生发展动力、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公共教育投入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均有利于青少年的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城乡公共教育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我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同样存在城乡差距。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所以在加强农村公共教育投入的同时,也要注重引导农村家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结构方程模型、sobel中介效应检验模型、tobit模型和二值选择模型等计量方法,探讨了引导农村家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包括物质性人力资本投资和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对象重构路径和教育价值认知提升路径。参照对象是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参考、模仿和对标对象。老师、其他家长和子女的同学都可能成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对象。根据Coleman的社会资本理论,老师、家长和学生之间会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家长可以与其他家长、子女的同学以及老师进行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与其他家长的交流有助于家长掌握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信息,从而其他家长可能成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参考和模仿对象;与子女同学的交流有助于家长掌握其他家长的投资信息,也有助于家长掌握子女同学的在校表现,从而子女的同学可能成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参考和对标对象;与老师的交流有助于家长掌握子女的在校表现,从而老师可能成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参考对象。家庭根据参照对象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的的动机可能是为争取更好的学业成绩、也可能是对自身行为和选择具有不确定性时的模仿、还可能是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教育价值认知指个体预期能够从教育中获得的效用数量,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随其教育价值认知提升而增加。首先,以城区就读和家校合作为例探讨了参照对象重构路径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城区就读有助于农村家庭结识新的老师、家长和学生,以家长会为代表的家校合作有助于农村家庭加强与老师、其他家长和学生的联系与交流,从而重构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城区就读提高了参照家庭对教育的平均重视程度、提高了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提高了参照家庭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以家长会为代表的家校合作有利于家长认识更多其他家长和子女的同学,提高了家长与老师相互联系的频率。因此,城区就读和家校合作重构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对象。这提高了农村家庭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投资,并最终促进了农村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然后,以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为例探讨了教育价值认知提升路径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而且得益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提供的丰富数据,在机制检验部分还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对青少年学习态度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有助于缩小城乡间的距离感,为城乡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有助于扩大城市文化传播范围,增强现代思想观念的可及性。城市文化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冲击农村家庭原有的观念体系,使其更加认同教育的价值,从而提高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研究结果表明:以公路和公交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讯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对子女的学历期望,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付出意愿和责任感,因此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教育价值认知;进而激励农村家庭提高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投资;这在直接影响子女学业成绩的同时,也有利于端正农村青少年的学习态度;并最终有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的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最后,以随迁入学和新型城镇化为例探讨了同时影响参照对象和教育价值认知的综合路径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农民工子女随迁入学一方面意味着父代进城务工,这有利于农村居民接触和融入城市文化,从而提高教育价值认知;另一方面意味着子代进入城镇接受教育,这与城区就读类似,有助于重构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对象。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这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价值认知。同时,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大量农村儿童进入城镇接受教育,有利于重构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对象。研究结果表明:随迁入学提高了参照家庭中城镇家庭的比重,提高了参照家庭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了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提高了农村家长对子女的成绩要求;新型城镇化提高了农村学生进入城镇接受教育的概率、提高了农村家庭参加家长会的频率和联系老师的频率,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对子女的学历期望、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付出意愿和责任感;因此,随迁入学和新型城镇化有助于重构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对象及其教育价值认知;这提高了农村家庭对子女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投资;最终有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如何促进农村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现有研究往往强调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教育投入,本研究则侧重于引导农村家庭提高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促进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对两大路径、六条子路径的探讨,本研究有助于为政府和学校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及对策启发,也有助于提高家庭对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同时,家庭的支持和配合是提高学校育人效果的重要保障,本研究也有助于提高公共教育投资效率。
游启明[5]（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王胜男[6]（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王雯佳[7]（2020）在《北极核污染治理的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磨灭曾经拥核大国对北极地区环境造成的伤害,核威胁一直存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曾经的封闭海洋会因融化的海冰改变自有的洋流循环,进而使北冰洋中放射性污染物流入其他大洋影响全球。人类对北极资源和航道的开发更是直接导致了北极地区的再军事化。北极问题已不再是区域性问题,北极环境关乎全球生态环境的未来发展,影响着人类健康与生存发展的空间。北极地区核污染的治理问题也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世界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灾难面前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世界各国携手一道,休戚与共才是全球性问题治理的良策。本文试图从法律角度来探讨北极核污染治理的机制完善。通过对现阶段北极地区核污染治理相关机制的梳理,分析出现有机制发挥作用有限,表现在国际公约、区域性文件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中将军事污染来源排除、国家责任存在不当豁免、生态环境保护与核能发展存在矛盾等问题。基于上述问题,完善治理路径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条约的修订以及缔结来增强治理机制的实效性,建立新型军事论坛以弥补军事污染来源的缺乏;协调不同法域间矛盾要兼顾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明确合作原则、预防原则及通知原则等基本准则以此避免国际责任的不当豁免;预防机制可通过设立全球性的核污染防治国际环评制度来防止跨界损害,倡导建立北极地区“无核化”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北极地区核污染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北极地区核污染治理应从中国北极战略、利益攸关国身份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出发,通过加强与北极区域内国家开展双边务实合作,以“合纵”的方式分化北极国家的排斥力量。积极推动并响应联合国合理合法的决策,以“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理念为构建稳定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习惯法和相关条约贡献中国智慧。
杨晨[8]（2020）在《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朝核问题是指朝鲜因为发展核电站项目获取核技术和核废料,并逐渐有了开展其核计划的能力和意愿,给地区安全和国际防止核扩散带来冲击并引发地区危机。朝核问题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联援助朝鲜核反应堆并帮助建设核电站,之后朝鲜不断派技术人员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并开展本国的原子能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苏联要求朝鲜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且采取措施限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行为。此后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向朝鲜提供核保护伞但限制对朝核技术援助,可以说苏联因素显着影响朝鲜核技术的水平。苏联解体对朝核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苏联解体让朝鲜彻底丧失了最重要的政治同盟和安全保障,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的结束反而恶化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拥核以自保并扭转自身实力不足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并在随后转化为自力更生的核武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核技术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苏联的技术援助。苏联的限制和管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朝鲜向核武计划迈进的步伐。苏联解体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发挥苏联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从本质上来讲,苏联的解体彻底地让朝核问题失去了约束。
刘欣[9]（2019）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有关科技精英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精英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关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从学科角度进行科技精英的研究相对偏少;物理学是推动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密切关联,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学科之一;中国物理学院士是物理学精英的代表,探讨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路径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和培养提供相关借鉴;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这一问题,按照“变量——特征——要素——路径”的研究思路,引入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物理学院士这一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计量研究,文章主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以“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955年和1957年遴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1993年后推选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1994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外籍物理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的搜集整理,筛选出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构成本次计量研究的样本来源。第二部分（第二至九章）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进行计量研究。首先,以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归国工作,学科分布、获得国内外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为变量,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分类,主要对中国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这五个分支学科的院士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对其他一些分支交叉学科,诸如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地球物理学、电子物理学、声学、物理力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群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性别比例,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发展趋势和师承关系等;再次,在对各分支交叉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领域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科间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进行趋势分析。第三部分（第十章）在第二部分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呈现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近些年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同时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他们科技贡献突出,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这种“集聚性”逐渐被打破等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等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代际演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政策支持相得益彰,21世纪以来物理学院士个体对从事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特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特征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宏观层面,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观层面,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微观层面,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可见中国物理学院士受社会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受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导向影响有所减弱,而受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和物理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导向逐渐增强,进而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社会分层总体符合科学“普遍主义”原则的结论。最后,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发展展望中,提出须优化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和培养跨学科物理科技人才,辩证看待中国物理学院士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和师承效应,发挥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优势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和完善科技奖励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对物理学的支持力度等建议,以促进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良性发展和推动我国从物理学大国发展为物理学强国。
鄢骁[10]（2018）在《第二太空时代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可信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进入第二太空时代,在这一时期,太空态势由两极对抗逐渐发展成“拥挤、竞争、对抗”,美国认为其太空霸权及太空安全的稳定性正在被削弱。为了慑止其他国家挑战其太空霸权,保护太空资产免受“威胁”,美国对太空威慑战略进行构建与调整,加强对其他太空行为体的威慑力度。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核心是可信性,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首先,基于美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战略文本,对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环境（即第二太空时代）、目标、手段进行阐述。第二,通过构建定性分析模型对影响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上述因素分析该战略在威慑手段和对象两方面存在的可信性问题。第三,论述美国提升其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相关措施。最后,从战略本身和太空实力发展面临的挑战方面评估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问题的根源以及未来走向。
二、Activities and Cooperation in Nuclear Data Field in China During 1999（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Activities and Cooperation in Nuclear Data Field in China During 1999（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前言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问题 |
| 一、国际投资与其环境效应问题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问题 |
| 三、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的法律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律制度 |
| 一、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和案例 |
| 二、投资国关于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三、东道国关于外商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四、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之法律协调 |
| 第三节 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及其问题 |
| 一、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介绍 |
| 二、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与预防原则 |
| 一、预防原则之概述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国家预防责任之体现 |
| 三、中国境外投资中预防责任之体现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 |
| 二、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相关之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 |
| 二、各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协定环境条款中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之环境条款 |
| 二、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现状 |
| 三、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完善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一、传统国家责任理论 |
| 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致国家责任 |
| 三、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之具体构成要件分析 |
| 四、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分析和完善建议 |
| 第二节 私人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一、域外私人行为之国家归责 |
| 二、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 |
| 一、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相关国家责任的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一、跨界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三、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机制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之免责情形 |
| 一、同意或重大过错 |
| 二、不可抗力 |
| 三、危难和危急情形 |
| 四、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 |
| 第五章 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第一节 核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核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责任分析 |
| 三、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二节 航天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航天领域事故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三、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石油产业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赔偿责任分析 |
| 三、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美印民用核协议达成的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美印核关系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历史上美、印的核诉求及政策 |
| 第二节 美国对印度核政策的历史回顾 |
| 第三节 美印民用核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
| 第二章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印度核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美国对国际形势的认知 |
| 第二节 美印核协议中的美国国内影响性因素 |
| 第三节 美印核协议中领导者层面的影响性因素 |
| 第三章 辛格时期印度的核政策 |
| 第一节 印度对国际形势的认知 |
| 第二节 美印核协议中印度国内的影响性因素 |
| 第三节 美印核协议中领导者层面的影响性因素 |
| 第四章 美印核协议签订后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印民用核协议签订后的实施情况 |
| 第二节 美印签订民用核协议后对美印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美印签订民用核协议后分别对美、印的影响 |
| 第四节 对全球核不扩散秩序及亚太安全的影响 |
| 结语 |
| 缩略表 |
| 参考文献 |
（4）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驱动路径研究 ——家庭投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逻辑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促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 |
| 2.1.1 经济增长视角 |
| 2.1.2 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
| 2.1.3 代际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视角 |
| 2.2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青少年的影响 |
| 2.2.1 物质性人力资本投资对青少年的影响 |
| 2.2.2 非物质性人力资本投资对青少年的影响 |
| 2.3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状况 |
| 2.3.1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与城镇家庭的对比分析 |
| 2.3.2 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与城镇家庭的对比分析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机制分析和数理模型 |
| 3.1 参照对象重构路径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 |
| 3.1.1 理论基础 |
| 3.1.2 机制分析 |
| 3.2 教育价值认知提升路径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 |
| 3.2.1 理论基础 |
| 3.2.2 机制分析 |
| 3.3 数理模型 |
| 3.3.1 基准模型 |
| 3.3.2 九种情形下的拓展模型 |
| 第四章 参照对象重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1 引言 |
| 4.2 子路径1: 城区就读的实证检验 |
| 4.2.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
| 4.2.2 城区就读、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 |
| 4.2.3 城区就读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检验 |
| 4.3 子路径2: 家校合作的实证检验 |
| 4.3.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
| 4.3.2 家校合作、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 |
| 4.3.3 家校合作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检验 |
| 4.4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教育价值认知提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1 引言 |
| 5.2 子路径1: 交通基础设施的实证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实证方法 |
| 5.2.2 交通基础设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 |
| 5.2.3 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3 子路径2: 通讯基础设施的实证检验 |
| 5.3.1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
| 5.3.2 互联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 |
| 5.3.3 互联网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4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同时影响参照对象和教育价值认知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1 引言 |
| 6.2 子路径1: 随迁入学的实证检验 |
| 6.2.1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
| 6.2.2 随迁入学、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 |
| 6.2.3 随迁入学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检验 |
| 6.3 子路径2: 新型城镇化的实证检验 |
| 6.3.1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
| 6.3.2 新型城镇化、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 |
| 6.3.3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检验 |
| 6.4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结论和政策含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7）北极核污染治理的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写作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写作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北极核污染治理的概述 |
| 2.1 北极核污染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核污染的概念 |
| 2.1.2 北极核污染治理的区域界定 |
| 2.1.3 北极核污染治理法律机制的界定 |
| 2.2 北极核污染的污染来源 |
| 2.3 北极核污染的治理主体 |
| 2.3.1 环北极国家 |
| 2.3.2 北极域外国家 |
| 2.3.3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北极核污染治理的法律机制现状与问题 |
| 3.1 北极核污染治理相关法律制度 |
| 3.1.1 全球层面的法律制度 |
| 3.1.2 双边、多边及区域层面的法律制度 |
| 3.2 北极核污染治理国际合作框架 |
| 3.2.1 北极理事会 |
| 3.2.2 国际原子能机构 |
| 3.2.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能机构 |
| 3.2.4 联合国原子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 |
| 3.3 现有北极核污染治理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3.1 既有治理机制中军事污染来源规定缺乏 |
| 3.3.2 国家责任存在不当免除 |
| 3.3.3 国际合作水平有限 |
| 3.3.4 生态环境保护与核能发展间的矛盾突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完善北极核污染治理机制的路径展望 |
| 4.1 解决缺乏军事来源规定的难题 |
| 4.1.1 通过条约的缔结与修订完善军事污染来源 |
| 4.1.2 建立专门性的地区军事论坛 |
| 4.2 限制国家责任豁免 |
| 4.2.1 协调国际环境法与国际军控条约间的冲突 |
| 4.2.2 突出合作原则、预防原则及通知原则 |
| 4.3 提升国际合作水平的举措 |
| 4.3.1 增进国家间对北极核污染防治的合作 |
| 4.3.2 优化国际核能组织的职能 |
| 4.4 设立全球性的核污染防治国际环评制度 |
| 4.4.1 以软法为基础的环境影响评价标准 |
| 4.4.2 环评信息交流制度 |
| 4.4.3 国际环评监督机制 |
| 4.5 倡导建立北极无核武器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参与北极核污染治理法律机制的设想 |
| 5.1 中国参与北极核污染治理的意义 |
| 5.1.1 北极地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价值 |
| 5.1.2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法理依据 |
| 5.1.3 参与北极核污染治理是中国的权利和义务 |
| 5.2 中国参与北极核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路径 |
| 5.2.1 积极创新与环北极国家双边与多边合作 |
| 5.2.2 积极构建北极核污染治理相关条约法和习惯国际法规则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档案解密情况 |
| 三、主要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苏联与朝鲜核计划的缘起 |
| 第一节 苏联扶持下的朝鲜核能源开发 |
| 第二节 苏联的核管控与朝鲜核开发规模受限 |
| 第三节 朝鲜的核发展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
| 第二章 苏联解体后走向失控的朝核问题 |
| 第一节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 |
| 第二节 苏联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
| 第三节 作为冷战遗留物的朝核危机 |
| 第三章 从苏联因素看朝鲜核意图变化 |
| 第一节 冷战期间的朝鲜核意图分析 |
| 第二节 苏联解体后的朝鲜核意图分析 |
| 第四章 结论 |
| 一、苏联基于国家利益援助及限制朝鲜核项目 |
| 二、苏联解体对朝核问题的影响 |
| 三、苏联因素分析视角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朝核问题起源大事年表 |
（9）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与本土化 |
| 1.1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 |
| 1.1.1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 |
| 1.1.2 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物理学会员 |
| 1.2 当代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土化 |
| 1.2.1 中国科学院推选产生物理学学部委员 |
| 1.2.2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与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的发展 |
| 1.3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 |
| 1.4 中国物理学院士名单与增选趋势分析 |
| 1.4.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名单汇总 |
| 1.4.2 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总体增选趋势 |
| 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总体特征的计量分析 |
| 2.1 中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1.1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 |
| 2.1.2 院士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
| 2.1.3 出生地域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 2.2 中国物理学院士教育经历的计量分析 |
| 2.2.1 学士学位结构 |
| 2.2.2 硕士学位结构 |
| 2.2.3 博士学位结构 |
| 2.3 中国物理学院士归国工作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3.1 留学物理学院士的归国年代趋势 |
| 2.3.2 国内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2.3.3 物理学院士的国外工作单位 |
| 2.4 中国物理学院士从事物理学分支交叉学科的计量分析 |
| 2.4.1 物理学院士从事分支交叉学科的归类统计 |
| 2.4.2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2.4.3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3.1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3.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3.1.2 博士占比52.83%,地方高校理论物理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 3.2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3.2.1 主要分布于凝聚态理论和纯理论物理等领域 |
| 3.2.2 20 世纪后半叶当选的理论物理学院士内师承关系显着 |
| 3.3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3.3.1 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3.3.2 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4.1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4.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4.1.2 博士占比57.83%,国外博士学位占比将近80% |
| 4.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
| 4.2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4.2.1 主要分布于半导体物理学、晶体学和超导物理学等领域 |
| 4.2.2 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内师承关系显着 |
| 4.2.3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集聚于若干研究中心 |
| 4.3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4.3.1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4.3.2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光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5.1 中国光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5.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61—70 岁” |
| 5.1.2 博士占比54.84%,本土培养的光学博士逐渐增多 |
| 5.2 中国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5.2.1 研究领域集中分布于应用物理学和激光物理学 |
| 5.2.2 光学院士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5.3 光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5.3.1 光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5.3.2 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6.1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6.1.1 老龄化问题严重,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6.1.2 博士占比53.85%,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85% |
| 6.2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6.2.1 高能物理实验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分布较均衡 |
| 6.2.2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工作单位集聚性与分散性并存 |
| 6.3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6.3.1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趋势 |
| 6.3.2 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7.1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7.1.1 老龄化问题严重,80 岁以下院士仅有3 人 |
| 7.1.2 博士占比48.84%,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
| 7.1.3 女性院士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
| 7.2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7.2.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
| 7.2.2 参与“两弹”研制的院士内部师承关系显着 |
| 7.3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7.3.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下降趋势 |
| 7.3.2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其他物理学分支和部分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 中国天体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1 天体物理学院士本土培养特征明显 |
| 8.1.2 天体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 |
| 8.1.3 天体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2 中国生物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2.1 群体年龄较小,当选年龄集中于“41—50 岁” |
| 8.2.2 生物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3 中国工程热物理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3.1 工程热物理院士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显着 |
| 8.3.2 工程热物理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4 中国地球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4.1 主要分布于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领域 |
| 8.4.2 地球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5 部分分支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5.1 电子物理学和声学院士的增选呈下降趋势 |
| 8.5.2 中国物理力学由应用走向理论 |
| 8.5.3 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呈迅速崛起之势 |
| 第九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计量分析的比较研究和趋势分析 |
| 9.1 各分支交叉学科间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 |
| 9.1.1 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物理学院士年轻化趋势明显 |
| 9.1.2 21世纪以来本土培养的物理学院士占比一半以上 |
| 9.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实验物理领域分布较多 |
| 9.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 |
| 9.2.1 各分支交叉学科内的横向发展趋势分析 |
| 9.2.2 各分支交叉学科的纵向年代发展趋势分析 |
| 9.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分析 |
| 9.3.1 第一代物理学院士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 |
| 9.3.2 第二代物理学院士完成了中国物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奠基 |
| 9.3.3 第三代物理学院士在国防科技和物理学科拓展中有着突出贡献 |
| 9.3.4 第四代物理学院士在推进物理学深入发展方面贡献较大 |
| 9.3.5 新一代物理学院士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 |
| 第十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特征 |
| 10.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 |
| 10.1.1 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 |
| 10.1.2 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 |
| 10.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科技贡献突出 |
| 10.1.4 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集聚性”逐渐被打破 |
| 10.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
| 10.2.1 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
| 10.2.2 物理学科中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 |
| 10.2.3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 |
| 10.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 |
| 10.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 |
| 10.3.2 20世纪80 年代以来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支持政策相得益彰 |
| 10.3.3 21世纪以来院士个体对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
| 第十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成长路径 |
| 11.1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宏观要素 |
| 11.1.1 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 |
| 11.1.2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 |
| 11.1.3 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 |
| 11.1.4 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潜移默化的影响 |
| 11.2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中观要素 |
| 11.2.1 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 |
| 11.2.2 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 |
| 11.2.3 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 |
| 11.3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微观要素 |
| 11.3.1 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 |
| 11.3.2 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
| 11.3.3 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 |
| 11.4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第二太空时代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可信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概念介绍 |
| 1.1.1 威慑 |
| 1.1.2 核威慑理论与太空威慑理论 |
| 1.1.3 威慑理论的核心——可信性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太空稳定性的变化 |
| 1.2.2 太空威慑理论的发展 |
| 1.2.3 美国主要太空威慑理论流派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理论意义 |
| 1.3.3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二太空时代的美国太空威慑战略 |
| 2.1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背景——第二太空时代 |
| 2.1.1 太空战略由依附核战略转变为自主领域 |
| 2.1.2 太空力量多极化 |
| 2.1.3 国际合作与太空商业化加强 |
| 2.1.4 太空不稳定因素突显 |
| 2.1.5 太空地缘战略意义强化 |
| 2.2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目标 |
| 2.2.1 维护“美国优先” |
| 2.2.2 慑止太空“威胁” |
| 2.2.3 慑止地面冲突 |
| 2.3 美国遂行太空威慑战略的手段 |
| 2.3.1 凭借强大的太空实力 |
| 2.3.2 展示决心与明确传递信息 |
| 2.3.3 构建太空安全机制 |
| 第三章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理论分析 |
| 3.1 以定性分析模型探究影响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因素 |
| 3.1.1 太空威慑战略的可信性问题 |
| 3.1.2 太空威慑可信性定性分析模型 |
| 3.1.3 影响太空威慑可信性的因素 |
| 3.2 针对不同手段的可信性问题分析 |
| 3.2.1 “重要性”对威慑手段的负面影响 |
| 3.2.2 报复性太空威慑的可信性问题 |
| 3.2.3 拒止性太空威慑的可信性问题 |
| 3.3 针对不同对象的可信性问题分析 |
| 3.3.1 以国家行为体为对手的太空威慑可信性问题 |
| 3.3.2 以非国家行为体为对手的太空威慑可信性问题 |
| 3.3.3 针对潜在对手的太空威慑可信性问题 |
| 第四章 美国确保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措施 |
| 4.1 给威慑对象明确传达信息 |
| 4.1.1 给威慑对象明确划定红线 |
| 4.1.2 根据威慑对象量身制订威慑方案 |
| 4.2 强化对外宣示 |
| 4.2.1 改变泛化的太空保密文化 |
| 4.2.2 加强政策宣示 |
| 4.2.3 加强实施宣示 |
| 4.3 加强太空实力建设 |
| 4.3.1 加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建设 |
| 4.3.2 加强太空攻防能力建设 |
| 4.3.3 加强太空技术创新 |
| 第五章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评估 |
| 5.1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固有缺陷 |
| 5.1.1 将威慑对象设定为完全理性行为体 |
| 5.1.2 战略目标可行性问题 |
| 5.1.3 太空威慑缺少核威慑领域的强制性 |
| 5.2 美国太空实力构建过程中面临严重挑战 |
| 5.2.1 太空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
| 5.2.2 太空技术要求高 |
| 5.2.3 太空项目时间拖延严重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Activities and Cooperation in Nuclear Data Field in China During 1999（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D]. 贾辉.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3]美印民用核协议达成的动因研究[D]. 王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4]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驱动路径研究 ——家庭投资视角[D]. 杨真. 山东大学, 2020(09)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7]北极核污染治理的法律机制研究[D]. 王雯佳.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5)
- [8]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D]. 杨晨.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9]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D]. 刘欣. 山西大学, 2019(01)
- [10]第二太空时代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可信性研究[D]. 鄢骁.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